走出兴盛衰亡的历史循环
不久前，新华出版社编辑张谦小姐寄来一部书稿，希望我写几句话以为序。书稿题为《危世图存》，是福建知名作家冯敏飞先生“历史随笔·王朝三部曲”之三。厚厚一大摞，数十万字。工作之余，我抽看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部分，也渐渐形成了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写出来与作者、编者，以及各位读者一起思考，也期待各位同好批评。
冯先生这部书体大思精，以十五个章节描述了自少康中兴、盘庚中兴、武丁中兴、光武中兴、万历中兴、同光中兴等十几段历史故事，并以文学笔调描绘这些中兴留给后世的经验、教训与启示。这些中兴故事的定名，多从传统史学一般看法，反映了那时历史学家对那段历史的观察与思考。中国历史学从孔子开始就树立了“资治通鉴”的传统，书写历史并不简单地记录事实，而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至少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如此。现代史学当然不止于此，现代史学已渐渐成为一个正常职业，以追问历史真相为目标。没有真实，就没有经验、教训，或启示。甚至，现代历史学并不认为历史的创造者在进行重大决策时会考虑历史因素：历史给人们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来都不知道吸取历史教训。熟读中国历史没有哪一位政治家能够超过毛泽东，但看毛泽东毕生重大决策，不论成功，还是失败，有多少与其历史知识有关？中国历史文献无不强调王朝初建后与民休息，但看毛泽东，在新政权建立后，直至其去世的二十八年间，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斗争。是毛泽东不知道历史吗，显然不是。因此，现代史学以求真为目的，自有其道理。
人们无法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是因为历史活动太复杂，每一件事就如同世界上每一个人一样，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两件事、两个人。历史确有因果关联，也有相似性、相近性，但如何认识历史因果关联，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掌握，乃至操控历史关联，可能还得存疑。
历史发展具有偶然性，决定偶然性的那个具体因素，才是历史学要寻找的东西。但对于大历史来说，也不能否认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大致可循，比如，通观三千年中国历史，不论怎么演化，基本上就是一个又一个王朝“兴起、鼎盛、衰落、灭亡”的四部曲。没有例外，“兴盛衰亡”四个字，说尽了中国王朝政治的全部规律。
中国政治家、思想家当然想过如何超越“兴盛衰亡”的历史循环规律，自周公、孔子以来的思考，尤其是浩如烟海的道德箴言，无疑都期待所在王朝千秋万代。在“家天下”的背景下，政治家理所当然具有深沉的忧虑，没有哪一个帝王不像秦始皇那样想，让自己的王朝一世二世以至于永远，皇权永固，江山不变。但为什么历朝历代都找不到出路，历朝历代都没有逃出“兴盛衰亡”的历史循环率呢？
写到这儿，不由自主想到了黄炎培先生与毛泽东1945年的一次对话。那年7月，抗战胜利指日可待，国内问题再次凸显，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人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往访延安，在不到一百个小时的时间里，所见所闻让黄炎培感慨万千，对共产党统治下的新气象充满期待。7月4日下午，黄炎培一行到毛泽东家作第三次正式商谈（《黄炎培日记》卷九，57页）。闲聊中，毛泽东询问黄炎培在延安参观、交流的感想，黄炎培脱口而出：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一生。继而环境好转了，精力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闻言欣然对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之后暗想：
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延安归来》,65页）
毛泽东的自信是对的，黄炎培的想法也是对的。中国完全有可能打破“兴盛衰亡”的周期律，可以“长盛不衰”，可以“兴而不亡”。
近代以来，许多国家逐步走上了这条路，不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大致上都是毛泽东所说的那些原则，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我们去看英美法德日，以及后起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北欧诸国，不论是继续奉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就是大家的事大家做主，政府有自己的权力边界，政府始终处在被监督的地位，因而这些国家或许因为经济周期出现某些困难，然我们很难想象这些君宪、共和国家会发生根本逆转，或发生颠覆性事件，会重蹈“兴盛衰亡”四部曲。
对于近代域外经验，中国人一直密切关注，从法国大革命至苏联解体，中国人对世界变化都是全程监督，反躬自问。在确有把握的前提下，中国也曾毫不犹疑地进行尝试，本书所描写的“同光中兴”，就已不再是传统帝国背景下的中兴运动。同光时期中国政治变动之大，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在同治初年，中国启动了现代化运动，这个运动在最初阶段谨守“中体西用”的原则，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模仿西方，迅速提升国家竞争力。
清廷最高统治者在决定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意识到了西学的整体性，意识到学习了西方的器物，就不可能完全拒绝器物背后的思想、制度以及一切文明。清廷最初强调“中体西用”可以做多重解释，但不管怎样解释，都表明那时的人意识到了西学的整体性、复杂性。可惜的是，最高统治者沉迷于器物层面的成功，没有及时将改革引向深入，以致有甲午战败，三十多年辉煌毁于一旦。
痛定思痛。甲午战后，中国人不仅没有停止学习西方，而且开始向先前的敌人日本学习，开始将改革引向深入。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不久渐渐兴起的维新运动，以及维新运动失败后重启的新政，后来的宪政，都是清廷主导的政治变革，清廷统治者至少在1906年预备立宪开始时，已清醒意识到只有宪政才能让清帝国走出“兴盛衰亡”四部曲，才能克服人亡政息的周期律。可惜的是，清廷宪政改革还是晚了一些。当一个坏政府开始向善并要从事改革时，历史留给它的时间永远都不可能无限多。人们在不改革时可以容忍严酷的统治，可以为了存在不要自由，不要人权。但当坏政府开始改革时，如果不能抓住机遇，大刀阔斧，尽快进行，那么革命往往就在这样的时间点发生。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对此有很好说明。
冯敏飞先生的这本《危世图存》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国版，或者说是中国例证、中国范式。过往几千年，中国始终在“兴盛衰亡”的四字诀中周期循环，近代中国工业发生后，中国试图走出这样的历史怪圈，寻找一条“兴而不亡”、“盛而不衰”的新路，晚清的改革、北洋的实践、蒋介石的探索、毛泽东的期待，都是例证。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能够走上毛泽东所说的这条新路。
这是阅读冯敏飞先生大作后的一点感想，不对之处，敬请作者、编者、读者赐教。
马勇，2015年12月21日
（本文作者系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