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载忘我工作生命无悔
1970年4月，正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开始出现大便脓血。同年5月，我回城到医院检查，当医生告诉我得的是直肠癌，需要手术治疗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当年，我只有19岁。19岁，如花的年龄，风华正茂，充满幻想的年龄，而残酷的现实摆在我面前，我完全不能接受直肠改道。我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意改道。第一次手术在我的坚持下，做了直肠吻合术，不幸的是，半年后原位复发。
1971年5月，我到北京协和医院，做了直肠根治术，即直肠改道。经过一年的病痛折磨，当我一颗伤痛的心在慢慢恢复之中，病魔再次向我袭来，我发现左下腹有一个鸡蛋大的肿块，且长势迅猛。1972年4月，我不得不再次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医生曾先后三次穿刺，怀疑直肠癌再度复发，因检查结果无法确诊，只有剖腹探查，所幸的是，包块完整切除，病理报告为：左侧卵巢良性肿瘤。在3次手术后，我只想早点参加工作，不想靠父母养我一辈子。
1972年10月，在街道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我来到一家街道企业武汉氧气表厂，我满怀喜悦地来到工厂，开始了新的生活。可面对我这个癌症病人，人们并不是热情地欢迎，而是怕我成为企业的包袱，我从人们的眼神中看到了疑惑。当我第一次准备化疗需要病休时，大家一下子议论开了。刚来不久，就化疗、病休，那以后还不知道怎样。从那一刻起，我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得到别人的承认，不成为社会和企业的包袱，我必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勤奋、努力地去工作，赢得人们的理解和信任。
我毅然决定放弃这次化疗，悄悄地回到了工作岗位，人们怎么也没想到一个癌症病人，一个瘦弱的女子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刚进厂时，我搞校表工作，表有高压和低压之分，高压表强度大，精密度高。当时我搞的是高压表，我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定额任务，甚至有时比别人的产量高出一倍。后来搞检验，我还兼管统计，一人干两人的活。担任生产组长，我把生产安排得井井有条，兼任团支书，我更是各项活动的积极分子。进厂5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图为余焕彩。
生活的路总是不平坦的，对于我一个患直肠根治术的病人来讲，生活中的不方便可想而知，我也曾经自杀过，我一次服下5T氟尿嘧啶100片（一个疗程的化疗药），以死来解脱疾病的痛苦和折磨，可是事与愿违，我没有死成，药物是慢性中毒急性发作，在一夜间，我掉光所有的头发，发烧让我不省人事，当我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没有死，一个生命又活下来了，从那以后我常想，既然连老天爷都不要我，那我只能好好活着。
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学习步入正轨，我由一名普通的工人、检验员、团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生产副厂长，到厂党支部书记，尔后，调到宝庆街办事处劳动服务公司任副经理、经理（2000年四街一委合并为现在的汉正街办事处）。每一次的工作变动，说明了人们对我工作的认可和信任，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可是病魔再一次降临，1983年，我发现右下腹有一肿块，便住进了湖北省肿瘤医院，再次做了右侧卵巢、子宫及子宫附件切除术，4次手术，使我的肌体不健全，我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爱情、婚姻、家庭都与我绝缘了，至今我仍然孑然一身。我常想，虽然我的肌体不健全，但我有一颗健全的心，我生活中的不幸在工作中得到了补偿，在工作中我尝到了生活的乐趣，在奋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参加工作30多年来，不管工作怎样变化，我总是干一行，爱一行。
一个人不要去计较命运之神对自己是否青睐，更不要去计较社会对自己是否公正，而要多问问自己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又究竟为社会做了些什么？2006年，在我退休前，我完成了多年的愿望，办理了遗体无偿捐献手续，我想在我死后，我的遗体解剖一定会对祖国的肿瘤医学有着研究价值，我无怨无悔。
（现代健康报2008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