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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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丽斜阳洒讲台

武汉客车厂退休职工 文行礼

1989年退休后,我一直在老年大学任教,如今我已是古稀又二之年。

1999年10月,我忽觉吃饭吞咽困难,遂对孩子们说:“我食管有新生物,要去医院检查,若是癌症,尔等不必惊恐。”经病理检查,果然是“二级鳞癌”。当时家里积蓄只有4000余元,买张进医院的“门票”即行告罄。单位又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根本无法解决我的医疗费用。要进行手术治疗,首先要预付2万元,当时这笔钱对我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天文数字,看来只好回家坐以待毙了。

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老年大学几个班的学员和亲朋们得知此情后,纷纷解囊相助。一位家境非常困难的学员,将自己身上仅有的35元悉数拿出;还有一位朋友处于贫病交加的境地,也送来300元强行要我收下。拿着这些钱,怎不催人泪下!市书法家协会的领导、老年大学的领导、亲朋们、学员们川流不息地来医院探视。“祸兮福所倚”,我得到如此深切的关爱,不亦幸乎!有感于斯,当即在病榻即席写下一首七律:

恶疾临身不震惊,唯嗟书剑两无成。庸才难树圣贤志,陋质偏承学友情。且补残躯酬白发,还争寒露对青灯。人生价值知多少?完善精修是历程。

写这首诗仅用了20分钟的时间,创造了我写诗的最快纪录,大抵是激情所致。

做过胸腔大手术后,疼痛自不待言,可听不到我一声呻吟,我对同房的病友们说:你要觉得疼痛不过如此而已,那也就不怎么疼了。我这种态度对他们术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出院后,我谢绝了孝顺儿孙的伺候,自己动手做饭和处理自己日常生活。如果认为自己是一个重病号似乎“应该”得到所有人的照顾与同情,显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样子,那就俗而可鄙了!

按常规,应该在家休养一年半载的,可我出院不久,老年大学就开学了。尽管身体还非常虚弱,我仍然“抖擞”起精神走上了讲台,学员们问我:“您讲课还是精气神充沛,一点都不像才出院的病人,原因何在?”我笑笑说:“课堂是神圣的,一站在讲台前犹如打了一剂强心针,大概是沾点这圣洁讲台的光吧。”

依然的读书、教书、写诗、听京戏、听音乐,平时的正常生活一点也不去改变它。每当寒暑假,我则依据经济状况或远或近出去旅游,自然界的无穷魅力,足以涤荡和净化自己的灵魂与疾病,让大自然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占据着我的身心,让生活无限地美好起来。

患病,似乎还让我出了点名气,有的患者到我这儿“取经”,如何与癌魔抗争。我说了两点:一是尊重科学,提高自身免疫能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二是要有豁达的心境,精神不能崩溃,否则免疫力会急剧下降而导致癌细胞乘机扩散。

图为文行礼在第三届“抗癌博士”颁奖会上展示书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4年5月,我发现大便有习惯性改变,去医院一检查,“直肠腺癌”四个字赫然在目。当时,病理科医生以困惑的眼神望着我说:“您看到了结果为何不紧张,还面带微笑?”我笑着淡然回答:“这有什么。”随即是住院、检查、手术……

这年9月1日开学时,我一脚出了医院的门,随即就走进了学校的门,依然是抖擞起精神担任4个班的教学工作,还承担了一些临时的讲学。有些好心朋友对我说:“您又不是愁饭吃,一个重病人,好好休息,安度晚年,不教书也罢。”对此,我却不以为然。

据说老年人有四种类型:工作型、学习型、娱乐型、等死型。前三种我都要占有,唯独不做“等死型”。

教学,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趁着这橙黄橘绿时的美好夕阳,为把我国的书法、诗歌及文学艺术发扬光大,我愿在我热爱的三尺讲台一直站到生命的终结。

(现代健康报2008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