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帝王之谜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谜

秦始皇（前259—前210年），即嬴政。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军事家。他首次实现了中国的统一，是秦朝的开国皇帝，秦庄襄王之子，13岁继承了王位，39岁称皇帝，在位37年。秦始皇创立了皇帝的制度，在中央实施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废除了分封制，实行了郡县制，统一了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等，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了万里长城，为建立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开创了新的局面，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赞誉为“千古一帝”。

虽然秦始皇对中国历史有很大意义，但是他也犯了很大的错误——“焚书坑儒”。他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实行文化专制，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焚书坑儒”，数以百计的儒生被坑杀活埋。但是，很多人对此事抱有怀疑的态度，认为秦始皇坑儒的地点不明。为什么史书从没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就这样，秦始皇一手制造的千古冤案，给后人留下了众多的谜团。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施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加强了中央集权。当政治上加强控制举措后，秦始皇便开始了对人们思想上的钳制。因为受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的影响，秦初的儒生们还保留着敢于直言、相互争鸣的学术传统。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的第九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有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摆着酒宴要求群臣参加，文武官员全都出席了，有70个在学术思想上有名望有地位的博士（中国古代学官名，始于战国）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宴会进行中，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众儒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丞相（是古代中国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王绾、博士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博士周青臣举酒颂扬秦始皇的功德：“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秦始皇听后喜形于色。淳于越听周青臣说分封制（即狭义的“封建”，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贵族和功臣分封领地）不好，郡县制（中国古代继宗法分封制度之后出现的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制度）好，心里十分不舒服。他赶快往前走几步，急急忙忙地对秦始皇说：“陛下！我听别人说，商周两代的国王传了1000多年，他们分封子弟功臣做诸侯，像众星拱月那样护卫着中央，那个制度本来就好得很。如今陛下统一了中原，子弟却毫无地位和实权。将来万一出个像当年齐国田常那样谋篡王位的乱臣贼子，又有谁能挽救得了那种局面呢？我听老一辈人说过：事情不照老规矩办而想要长久，根本就不可能。现在周青臣又当面奉承陛下，加重陛下的过错，我看他不是忠臣。陛下还是应当重新考虑关于分封子弟的事情才好！”

淳于越重提分封的事情，秦始皇听了心里有些厌烦。而丞相李斯等认为“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他还是主张实行郡县制，并指责淳于越等人“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这一点对秦始皇触动很大。最后，秦始皇赞同李斯的观点，并采纳了李斯“焚书”的建议，下令：除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经典、诸子著作和其他典籍，一律限期缴官销毁。同时，禁止谈论《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处以黥刑乃至死罪。焚书之后，百姓如果想学法令，可拜官吏为师。

当时焚书的具体办法是：除了那些讲医药、占卜、种植一类的书以外，凡不是秦国史官所记的历史书，不是官家收藏而是民间所藏的《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在命令下达的30天之内，都要缴到地方官那里去焚毁。以后还有偷偷谈论古书内容的，处死刑；借古时候的道理攻击当前政治的，全家都要处死；官吏知情不告发的，判处同样的罪；命令到达后30天不烧毁书籍的，在脸上刺字后罚去做4年修筑长城的苦工；凡有愿意学习法令的人，只许跟官吏去学，不许偷偷地照着以前的古书去学。

这样，从都城咸阳到边远的乡村，四处都是焚书的烈焰，大批文化古籍在无情的烈火中全都化为灰烬，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灭绝性的大浩劫就这样开始了。焚书的恶果不仅使许多先秦重要典籍遭到破坏，同时也给春秋战国以来活跃的思想领域及理论探索者们以致命的打击，堵塞了秦代学术自由探讨之路，阻碍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文化融合的进程。

焚书之事刚过，又开始了“坑儒”的风波。“坑儒”的直接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等人讽议秦始皇，继而逃走。

战国以来，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它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动下滋生、发展和变化；并认为木、火、土、金、水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之说盛行，一切方术都用阴阳五行来推演。在燕、齐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讲神仙方术的方士（尊崇神仙思想而推奉方术之士），他们宣称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上的宫阙用金银筑成，住着很多长寿的神仙，山上生长着长生不老的妙药。秦始皇称帝后，为求长生不老，迷恋仙道，不惜重金，先后派徐福、韩终、侯公、石生等人前去寻求仙药。由于多方未果，引起秦始皇的不满，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乖戾、暴躁，喜怒无常。

侯生与卢生当时都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由于他们长期求仙人和仙药终不可得，他们内心也惴惴不安。按照秦国的法律，求药不应验就会被处死。他们从博士们的前车之鉴，感受到自身命运将会不济。他们从秦始皇的暴戾无常，感受到自己的末日也将到来。他们讥议秦始皇“天性刚愎自用”,“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他们互相商量：像这样以靠刑罚和杀戮而建立威势并且贪婪权势的人，不能为他求仙药。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带着从秦始皇那里领来的钱财，相约逃走了。秦始皇知道这件事情后大为震怒，他认为自己对卢生等人的赏赐丰厚，而侯生、卢生竟然用这样恶毒的话来诽谤自己，还居然逃走了，于是他决定要狠狠地惩治他们。于是秦始皇下了一道命令，叫御史大夫去查办那些在背后诽谤他的读书人。被抓去审问的人，因为受不了残酷的刑罚，为了给自己开脱，就一个一个的牵出其他人，攀来攀去，一下子查出来有460多个方士和儒生犯有嫌疑。秦始皇一怒之下，也不详细审问核实，就叫人在咸阳城外挖个大坑，把他们全都给活埋了。其实460多人当中，真正反对秦始皇的只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是含冤死去的。秦始皇的长子扶苏觉得这样做太残暴了，就对秦始皇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尚未安定，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秦始皇对自己的残暴不仅没有一点点醒悟，相反还将扶苏贬到上郡。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史书的记载上来看，事实比较清晰。但有人认为，这件事情的经过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秦始皇究竟坑的是哪些人？

章太炎、顾颉刚等大师指出，“焚书”确是事实，但是“坑儒”是没有发生过的。秦始皇发怒是冲着方士的，按情理来说当时埋葬的460多人是方术之士而并非“诵法孔子”的儒生，至少可以说在这400多人中，儒生很少。《盐铁论》说：“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术，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这些坑杀者中没有方士，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秦始皇时期，儒生在社会上的地位比战国时期更有所提高，埋葬了这些方士之后，对儒生的社会政治地位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之后秦始皇东巡，齐鲁地区的70位儒生被任命为博士，跟着他到泰山举行封禅（中国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的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到了汉代，儒家学派的人对这件事也不十分介意，很少有人再谈起。到了西汉中期时，当人们谈到这件事时，也仅是说“坑杀术士”，没有人说是坑杀了儒生。

首次将这件事说成“坑儒”的是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的桑弘羊（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然而这时离此事件的发生远达100多年，说法的准确性是令人怀疑的。但这种讲法却为后代许多人继承，而且越传越烈。尽管如此，一些儒学大家对此还是比较谨慎，如韩愈、苏轼等人仍然称其为“坑杀学士”、“屠术士”。

大多数人认为坑儒是存在的，这400百多人中儒生占了大多数。而且从一些史料的记载来看，秦始皇的坑儒好像还不止一次。唐朝颜师古（唐初儒家学者，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历史学家）的《汉书·儒林传》中和孔颖达（对中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的《尚书正义》中引录东汉著作家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中的话：秦始皇焚书以后，担心天下人不会按照他颁布的法令去做，遂召诸生，凡是到咸阳的一律拜为郎，前后有700人。不久密令冬天在骊山坑谷比较温暖处种瓜。等到瓜结果成熟以后，他就诏博士、诸生谈论这件事情。冬天种瓜，儒生们实在搞不清楚，各人谈各人的观点，乱哄哄的。于是秦始皇让大家前去察看，预先派人在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机关。诸生贤儒来到后，大家仍是互相论难不止，秦始皇命人触发机关，从上面将土往下填，不一会儿众儒生全部被压在下面，没多少时间就没有声息了。卫宏的记录，当然是根据传闻得来的，而且这件事情《史记》对此并没有记载。骊山温谷从此又叫坑儒谷，汉代又把这里叫愍儒乡，有学者考证，该谷在今临潼县西10千米的洪庆堡，洪庆堡过去又叫灭文堡。又据刘修明先生实地考察认为，坑儒谷当在今临潼西南250米处的一个狭长幽深的山谷里，其地“温泉水脉纵横，瓜果能不按季节而生”。山谷两边都是高坡峻岭，只要投下黄土石块，守住谷口，进去的人，别说是数百人，即便是数千人也同样逃不出来。

也有人认为秦汉时期的儒生兼事方术，方士也可能兼事儒术。侯生、卢生为秦始皇寻仙药，显然他们是术士，但他攻击秦始皇的那段话，口气与儒生一模一样。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秦始皇迷信方术，单纯的儒术根本就行不通，所以儒生兼习方术或弃儒专事方术应该是很有可能的。

“焚书坑儒”对社会发展是否有利，也是从说纷纭。

有许多人认为“焚书坑儒”没有什么好的作用。我国著名文学家郭沫若认为：“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林剑鸣等秦汉史专家指出秦始皇下令焚书，使中国文化遭到巨大损失，先秦许多重要文献古籍被付之一炬。秦始皇为追求长生，大施淫威，肆意杀人，充分表现了他的愚蠢和残暴。有人进一步认为：“焚书坑儒”乃是秦王朝由盛及衰并迅速滑向灭亡的转折点。“焚书坑儒”的出发点是错误的，但是秦始皇的方法、手段既残暴又愚蠢，效果是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所以应该彻底否定“焚书坑儒”。

有人认为对“焚书坑儒”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走向评价的极端。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指出，“焚书坑儒”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但是在当时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里，秦始皇用这种手段打击复活封建贵族政治的反动思想，又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有的学者认为，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进步作用的，但我们并不应该毫无批判地讴歌秦始皇的这种措施。采取把书烧掉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毕竟对文化的发展十分不利。

也有部分人对“焚书坑儒”是持肯定的观点。著名学者何兹全就认为秦始皇的焚书，不能单纯地从“焚”的观点上来看。秦始皇焚书，是两种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当时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斗争的结果，是进步派和反动派政治斗争的结果。焚书是禁止“是古非今”反动思想的手段。为了禁止反动思想而焚掉古代的文献，手段是粗暴了些，但它却是有进步意义的。坑儒是焚书事件的延续，它的意义和焚书是一样的。有学者指出，秦始皇的政治方向在那一历史阶段是对的，只是在施行的方法上不够合理。李斯的“焚书”建议并未完全化为秦始皇的制书，并未完全付诸实行。“焚书坑儒”之后，秦代包括儒术在内的文化学术的师授并没有中断，《史记》的真实可信被逐步证实，也就从正面否定了“焚书坑儒”对于古文献的保存和文化学术的传授造成了极大损失的说法。至于“坑儒”事件，那是秦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典型表现。

从现在看来，秦始皇之所以“焚书坑儒”，目的是想统一思想，压制那些反对中央集权制的思想和言论，但是他的做法既过分又残暴。焚书毁灭了秦代以前长期积累起来的文化财富，而“坑儒”杀害了许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此以后，秦朝宫廷里真正有学问的人大大减少，而那些专会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奸贼如赵高（中国秦朝二世皇帝时丞相，著名宦官）之流，逐渐成了秦始皇身边的重要人物，秦朝确实从此开始走下坡路。秦始皇是一个完成伟大统一事业的了不起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个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