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轻时的困惑

（一）20世纪70年代的延安记忆

1969年下半年，年仅16岁半的我应征入伍，到了毛主席故乡湖南长沙，事隔几个月应中央军委一号命令全军大转移到陕西延安驻扎，其原因是为了防止苏修超级大国入侵。在延安几年时间里，野营拉练走遍了毛主席当年转战陕北的山山水水，也曾在南泥湾从事军事活动以外的农田劳作，还曾带领几名战友在裴庄支农。那段岁月里仗没打起来，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以后才知道的一个概念，“三农”记忆。

1．农民很苦为什么还很懒。毛主席曾经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陕北是一个土地贫瘠的地方，由于农作物产量极低，长年靠国家救济粮食，即使这样农民一年有近半年时间要吃野菜、草籽充饥。每次野营拉练只要做饭就会有许多老乡围观，他们饥饿的眼神让我们只有转让。为避免尴尬，只好半夜做饭，还会有不少人围观，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但令人不解的是农民很穷却很懒。在与农民共劳动的日子里，我们经常从田头刨到田尾，农民们却慢悠悠边干边聊天，我们拖了许多车土，农民一车也难拖走。收工后或不出工的日子里，人们宁可双手插袖、席地而蹲聊天，也不把自己很破很脏的家园整理干净。1972年周总理陪外宾到延安，我有幸参与保卫工作。总理曾对陕西省和延安领导说：希望你们5年解决吃饭问题，到时我还来看望大家。遗憾的是总理没能再回延安，延安在5年时间里也没解决吃饭问题。

后来当我具备了较为扎实地经济学知识时，我才知道农民天生不会穷，也不会懒，而是制度设计的缺陷使他们失去了与天地奋斗的经济原动力，而我们那时之所以肯干，是因为吃饭、穿衣基本不愁，只追求政治荣誉的制度安排的结果。

2．有知识的人为什么还要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在延安的岁月，正值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期，那里我认识了不少比我大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的北京知识青年，经常与他们交谈，了解了他们心中的不少苦闷，他们是一群有文化、心中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他们和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无法沟通，除了接受劳动的折磨和饥饿，许多女青年还要忍受性的侵犯，真不知他们接受的是怎样的再教育。后来中央为了保护知青安全，派了大批干部去延安，其结果许多干部借上学、参军、招生之机，利用职权侵害女生。当然这些人都受到了惩罚。

在延安的日子，在与知青的接触中学到了不少知识，看了不少他们从北京带去的书籍。其中有一位女知青，她的父亲好像是北京广播局的领导干部，她借了一本《卡尔·马克思传》给我看，我才知道马克思写了一本《资本论》，是为穷人说话的书。再后来我托在一所学校支左的副指导员借到一本《资本论》第一卷，尽管当时看不懂，但我知道了一个道理，没有交换，生产力不可能发展。由此开始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和神往。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一生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对《资本论》更是情有独钟，在我学术生涯中每当遇到难题总要重新阅读，已经记不清看了几十遍。我从不像一些没读过原著的轻浮的经济学人无知地指责马克思这也不对、那也有错。我总是觉得我永远是马克思的学生，《资本论》之谜是我们永远难以破解的难题。当然我也十分注重对现代经济学流派各种理论观点地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理论水平。

（二）改革初期的激情

1974年我回到武汉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同年偶遇一名政治经济学专业大学指标考试，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考（许多史料称工农兵大学生没考试入学，这只不过是政治上的一种表达。我不仅经历了严格政审，而且还在40多人的考试中脱颖而出。当然那时的考试形式与现在不同，主考教师是武汉水院的一位女教师，他当场提了许多物理、数学问题，老师多次说只有我答对了。除外还需当场写一篇文章。）由于考试中的表现，负责招生的领导希望我调换专业，我拒绝了，因为我对经济学有点了解，很舍不得这个难得的机会。事隔多年后每当回忆这个选择时还真有点后悔，如果我选择水电专业，也许现在的中国会多一个大师，而现在我在文科的经济学大道上走得如此艰辛却表现平凡。

在武汉大学经济学系读书的日子里，碰到了当时和现在都很优秀的老师，受益匪浅。我现在文章中的观点还受到恩师伍新木教授学术思想的影响。在即将毕业的时候，中国迎来了改革的浪潮，特别是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创新，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洗脚上岸的农民开天辟地有了活钱。因为这一切都与经济学内容相关，我不仅为改革欢欣鼓舞，而且也庆幸自己选择了一个有用的专业。

（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崇阳印象

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了企业改革与管理的研究，也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在《经济评论》等报纸杂志。这期间与农村、农民接触较少，以为农村改革是成功的，农民生活是好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崇阳一个地方参加省经委的一个活动，住在一个省直部门各自修建的休养宾馆里，我心里又添堵了一层厚重的迷惑。这里的宾馆酒楼为什么修得这么好？相隔一米宽小溪旁农村学校为什么这么破？孩子们吃用之水都需自己到小溪里去舀。我和时任湖北省商校沈姓老先生漫步山头，看到农村老伯穿得破烂而艰难行走，不竟与老人攀谈起来，得知老人外出借钱为孙儿读高中。为了得到更多信息，我告知老人沈姓先生是省里来的干部，有事尽管找他。忽见老伯下跪，方知事情不妙，我们不可能帮他解决问题，急忙把老人扶起，说了一些安慰话后告别了老人。农村孩子读书不是一个家庭的幸福，而是一个家庭的痛苦！农民老伯为什么下跪之谜一直停留在脑海许久、许久。

直到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总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之后，才知道农村改革政治价值不可估量，经济意义却不敢苟同，才知道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而且由来已久。

由此我也踏上了研究“三农”问题的学术之路。

2004年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出版，书中写道：“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想象不到的悲壮……”初读让我一惊，连夜看完全书，无数次情绪翻涌，心浪澎湃掩卷深思良久，我以为这段话几乎描绘出我复杂的阅历和心中的苦闷。在高唱农村改革取得伟大成就时，我们的农民却过着这样的生活。简直令人难人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