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医结合，双管齐下

张老认为，中医结合西医在经历了临床与实验研究开创阶段、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深化发展阶段后及20世纪90年代后，中西医结合学科建设发展阶段后，已经全面显示出中西医结合的优势。中西医结合作为针灸学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及科研意义。对于如何结合，张老师则认为当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西结合疾病的诊治、中西医诊断方法的研究、中医结合治法治则的研究及针灸及经络研究入手。

例如疾病诊疗过程中结合中医的望、闻、问、切与西医的视、触、叩、听，既遵循了中医整体观念辨证施治的原则，同时充分应用现代科学的诊断手段，两者结合相得益彰。中西医双重诊断，既有中医的辨证，又有现代医学的确切病名、病位，甚至病变性质。这样，一方面可以规范临床带教、还更利于学术思想交流，有利于中医四诊实现仪器化、客观化和规范化、对临床运用大有裨益。

除此之外，张老中西医并举的思路也体现在了对于疾病的认识方法的进步上，张老认为“辨证论治”乃中医精髓所在，是中医治疗疾病取得良好疗效的先决保证，即使是对现代医疗也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个体化医疗”观点的盛行就是“辨证论治”理论的延伸。但是张老认为单纯的“辨证论治”也存在诸多缺陷。例如辨证论治的主导者在医师，不同医师的思维方式、用药习惯均不相同，这就导致同一种疾病的有两种甚至多种病名、证候和治疗方法。由此可知，单纯辨证论治的临床重复性差，不利于临床经验总结和传授，更将不利于中医临床的研究。

因此，张老提出将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的相结合的理论成为必然。“辨病论治”即根据不同疾病的各自特征，做出相应的疾病诊断，并针对不同疾病，进行相应的或特异的治疗。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记载的病名已达300多个，对许多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发展转归、传变及预后和治疗原则有较详细的论述；同时还有诸如“热论”“痿论”“疟论”“痹论”等专病专篇的讨论。除此之外，《内经》尚有13首中药方剂，如生铁落饮治癫狂、乌骨丸治血枯等，均体现了专病专方的辨病论治思想。张老临床诊治中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提倡中西结合、互相取长补短。在二者结合过程中，对于疾病的中西医双重诊断则显得尤为重要，疾病的诊断中不仅有中医的病名证型，还应有现代医学的确切病名。只有明确了疾病发生发展的机制规律，而后针对病因治疗，这样在取得较好疗效的同时还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伤寒论》中太阳病篇根据太阳中风证发热、恶寒、有汗的主症设立了“桂枝汤”主方。既识病，又辨证，则既可把握疾病的发展规律，注意不同疾病的不同特点，又能考虑到患者的个体差异，并注意到不同疾病在某些阶段所表现的共同证候。主要是根据医生对该病主要症状做出疾病的临床诊断而做出相应的治疗即是辨病论治首先要求疾病和损伤的正确诊断，这是由于诊断的正确与否将决定医生对该病例的认识，决定治疗方法的应用。

针灸不同于药物，其治疗效果主要依靠对穴位的刺激产生经络感应，从而激发人体固有的调整和自愈能力来治疗疾病。其治疗效果不仅与疾病的诊断、针刺手法的施用有关，更与腧穴的选择存在密切的相关性，故针灸治疗必须讲究辨经论治。张老曾以“肚腹三里留”为例为我们讲解，“肚腹三里留”之言虽来自几百年的临床实践，但亦并非所有的肚腹疾病都首选足三里。《灵枢根结》即有腹痛病位分别在胃、大肠、小肠、三焦的描述，而其取穴除病位在胃时取足三里、其余均未作为首选穴位，而是分别取用了与病位相通的巨虚上廉、巨虚下廉和委阳。由此可见，三者结合方可取得桴鼓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