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征途

高原趣话

第一次进西藏，我想乘飞机

1975年4月下旬，我随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队（简称青藏队）来自全国几十个科研单位及大学的近200名考察队员在成都集中，科考队决定分两批，分别乘汽车和飞机进西藏开展科学考察活动。

此次考察活动开始于1973年。受中国科学院委托，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委员会（简称中科院综考会，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前身之一）组织实施了这次科学考察。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对青藏高原的自然资源进行的多学科综合性科学考察，也是在十年“文革”中进行的为数不多的大型科学研究活动。我有幸代表冰川冻土研究所（简称冰川所，中科院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前身之一）参加了这次难忘的科学考察。

我们冰川组由兰州冰川所和兰州大学派人组成，组长是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讲师李吉均，副组长是冰川所冰川室地貌组组长郑本兴助理研究员，其他几位组员都是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的老师，有研究第四纪冰川的牟昀志老师、研究水文学的杨锡金老师，还有一位是气象专业的单永翔同志。

20世纪70年代，乘坐飞机简直就是一种政治待遇，是当时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天大好事，差不多可以和当下杨利伟乘宇宙飞船进入太空相比拟了。按规定，我这种刚参加工作的一般研究人员从兰州出差去北京去外地，乘火车都只能坐硬座，坐硬卧还得事先得到批准，否则不予报销，更别说乘飞机了。

名单公布下来，冰川组7个人，6个人乘飞机，1个人乘汽车，乘汽车的就是我。组里除了单永翔，其他队员都是我的老师，因此我只有对着单永翔发泄我的“不满”。可是单永翔却故作得意地说：“出门三步，小的吃苦，谁叫你比我小两岁呢！”单永翔虽然是工农兵学员，但却是“文革”前就已参加工作的中专毕业生。还是牟昀志老师善解人意：“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川藏路上有许许多多值得考察、值得领略的景观风光，就是一辈子在川藏地区跑，你也不会后悔。”

牟老师的话竟成谶语。在随后几十年的考察生涯中，我在川藏线上进进出出，藏东南、雅鲁藏布大峡谷、帕隆藏布大峡谷、若谷冰川、米堆冰川、贡嘎山、海螺沟冰川……无一不与川藏公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青藏高原二万里》《大峡谷冰川考察记》《追寻冰川的足迹》《情系冰川》《海螺沟科考纪行》等科考散文集，差不多都是自川藏公路开始又到川藏公路结束。

我学会的第一句藏语

第一次去西藏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想在第一时间学几句实用的藏语。

同车中有一位叫索多的藏族小伙子，浓眉大眼，说话面带七分笑，一路上十分讨大家喜欢。索多是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二年级工农兵学员，祖辈都是居住在西藏当雄县著名的纳木错湖畔的牧民。大学毕业后索多被分配到昌都某运输单位当了干部，后来我们见过一面，再后来就失去了联系。其实草原系在西藏是个十分对口的专业，不知为什么他没被分配到农牧业部门而去了交通运输系统。

我请索多教我说藏语，看似老实的索多开口就来：“泊莫，得晓，古吉古吉！”我问他什么意思，他笑着说：“你见到姑娘就这么讲，保证是好话，毛主席。”“毛主席”是当时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藏族地区最流行的一句口头语，是“向毛主席保证，此话当真”的简洁语。

“泊莫，得晓，古吉古吉！”当我们行进到西藏境内一个叫岗托的村寨下车休息时，见到一位身材修长、面色红润的美丽牧羊姑娘，我现炒现卖，讲出了我平生第一句从索多那里学来的藏语。

“阿迷，阿迷！”那位淳朴的藏族姑娘听到我的话以后，脸色变得更红了，一边用羊皮衣袖遮挡着脸庞，一边还偷偷地闪着一双又黑又明亮的大眼睛瞧着我，嘴里“阿迷，阿迷”不停地喃喃着。

后来才知道我上索多的当了，原来我竟对着一位素不相识的藏族姑娘说：“姑娘姑娘快过来，求求您。”弄得这位美丽而纯朴的藏族姑娘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好奇又害羞、半遮半掩地说：“哎呀，哎呀，不好意思羞死了。”原来“阿迷、阿迷”就是“哎呀、哎呀”的意思。

自那以后，我又学会了不少藏语，但每学一句话或一个词语，都要反复核实它们的真正含义。

藏语和汉语同属汉藏语系，不少语法十分近似，词语结构、意相特征非常一致。比如汉语中的“日”既表示太阳，又是一天两天中的“天”的意思。藏语中也是这样，太阳叫“尼玛”，一天叫尼玛吉（吉是藏语“一”的意思），两天就叫尼玛尼（尼是藏语“二”的意思）。一次在南迦巴瓦峰登山科学考察中，我要去西坡的那木拉冰川考察，在一个叫格嘎的村子里找当地群众了解去那木拉冰川的相关情况时，一位稍微会说点汉语的藏族中年男子对我说：“那木拉，两个太阳！”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百思不得其解，那木拉怎么会有两个太阳呢？是不是那木拉冰川末端有个冰蚀湖叫那木拉错（错，即湖的意思），太阳照在湖中，天上的太阳加上湖中的倒影就是两个太阳呢？后来还是我的大峡谷老朋友德钦老汉笑着解释给我听：“他是说去那木拉要走两天的时间。”我这才恍然大悟！

藏语是一种发展比较成熟的语种，它不仅已成为比较现代的拼音文字，而且还包含不少外来语言的词语。汉语自不必说了，现代藏语中汉语元素十分普遍，即使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就已经融入了不少的汉语元素了，比如白酒叫“大酒”，比如钱中的“元”叫“大洋”, “角”叫“毛子”，一元一角就叫“大洋吉毛子吉”。此外，藏语中还有不少来自西方的词汇，比如警察，藏语叫“颇里兹”（来源于英语的police），干部叫“卡德尔”（来源于俄语Кадры），等等。至于和当年我国北方蒙古族的渊源那就更深了，不仅藏传佛教中的达赖、班禅大师的名号为蒙古语，西藏的不少地名都被深深地烙上了蒙古族文化的印迹。比如纳木错又称腾格里海，即蒙古语“天湖”的意思。更何况藏族的八思巴大师还是蒙古文字的创始人呢！

在许多时候、许多场景中，将汉藏语言混合使用时可以达到趣味十足的语言效果。

汉语中“你辛苦啦！”是一句十分常用的问候语，可是在藏语中却变成了“让我背柴禾，当然辛苦了”的调侃语了。因为“辛”同“薪”，在古汉语中的“薪”就是木柴的意思，而“薪”字又早在唐宋时期被移植用到藏语中，一直到今天藏语都称柴禾和木料为“薪”，而“苦啦”正是背负、背运之意，所以一句“辛苦啦”在藏胞听来就成了“背柴禾”的意思。

不少西藏人的名字的汉语谐音也十分有趣。比如有人叫罗布次仁，有人开玩笑地问：“什么萝卜那么厉害还会吃人哩？”有人叫尼玛，打电话时一头问：“请问您是谁？”“我是尼玛。”“你是我妈？怎么听起来是男人的声音呢？”另一头大惑不解地半天回不过神来。

在西藏待得时间长了，随着对藏语的深入了解，我不仅从中学到了十分丰富的地方文化、历史、宗教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还在多种语言交融的海洋中体会到了无穷的乐趣。

晚上一觉醒来，头上满天星

在一次考察途经西藏山南地区浪卡子县的时候，我们被安排在新落成的县卫生院砖砌白铁皮屋顶的大房间内住宿。那个时候的冰川考察，能不住帐篷已是难得奢侈而优越的条件了。

晚饭是萝卜炖羊肉。香甜甜的大萝卜，每个都有十几斤重，像个刚出生的又白又胖的婴儿。高压锅炖羊肉，喷香可口，加上刚刚被邀请欣赏完难得的豫剧《智取威虎山》演出，大家挤在一个大通地铺里热热乎乎，那感觉比现今的五星级大酒店还舒适呢。

大约到了后半夜，一阵紧跟一阵的冷风不知从什么地方灌进了房间，渗进了鸭绒被里，让人觉得该起夜小解了。我睡眼惺忪地随着先醒的人披衣外出，门外就是一片荒寂地，一阵放松之后大家随即又回到屋内倒身睡了起来，不知是谁突然失声叫了起来：“头上怎么这么多星星呀！”大家不约而同地抬头仰面望去，果然原先的屋顶不见了，透过支撑铁皮屋顶的椽檩，只见满天繁星，还有不时划过夜空一闪而逝的流星。

这是在做梦吗？可是大家都是那么清醒。

原来这新房看上去虽然已经落成竣工，但铁皮加盖的屋顶却还没有最后完全加固。浪卡子县城与雅鲁藏布江仅一山相隔，面对的又是一片汪洋不见边的羊卓雍湖，昼夜温差大，夜里容易刮大风。大凡铁皮盖顶的房屋，除了用必要的铁钉将铁皮钉在椽檩之上外，还必须用铅丝系上重重的石头加压在铁皮顶的屋脊两侧，这样才能防止大风掀顶。我们住宿的新房刚好还未完成铅丝系石块加固这一道工序。夜里三四点钟一阵大风刮起，将我们住房的铁皮悉数卷走，所幸屋顶椽檩还比较密，铁皮全部顺势被卷到了房屋的外面，里面的考察队员无人受伤，甚至连惊吓都没有。事后想起来虽然有些余悸，但又觉得非常有戏剧性，因为这种故事也只有我们考察队在西藏这种无奇不有的高原上才会遇上。

帐篷中的霜花

说到无奇不有的事情，我不禁又想起在海拔5000米以上冰川区的一些生活琐事来。

1980年我带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殷虹导演一行赴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拍摄《中国冰川》电影时，先后扎营在海拔5200米的登山大本营、海拔5900米的3号营地以及6400米的4号营地。3号营地是建立在东绒布冰川冰塔林中间的一个登山中转营地，4号营地是建立在东绒布冰川粒雪盆，也就是冰川积累区中的一个登山前进营地。只要是晴天，人们在这几个营地中都不会感到十分冷，尤其在3、4号营地中，由于冰雪面对太阳光反射作用非常强烈，在无风的情况下甚至还有一些暖洋洋的感觉。每次登山考察归来，有些人看到登山队员满脸黑红掉皮，总以为那是被冻伤的结果，其实绝大多数是太阳光通过冰雪面反射对皮肤造成的灼伤。真正容易被冻伤的是耳、鼻、手指、脚趾等身体上突出而又不易活动的地方，尤其在夜里睡觉，这些部位处于运动基本停止状态，最容易被冻伤。

尽管我们夜里睡在封闭的高山尼龙帐篷内，下面铺着雨布、毛毡和狗皮褥子，身上裹着厚厚的鸭绒睡袋，但呼出的废气中含有的水汽会在鸭绒被子外套上、帐篷的顶上甚至自己的眉毛、头发上结下一层美丽的霜花，翻身时那些冰冷的霜花被折断，一部分掉到脖颈中，钻心地凉，我们都有一种睡在冰箱中的感觉。为了避免和减少形成霜花的环境，我们有时也会将尼龙帐篷的密封拉链（前门和后窗上都有拉链可启可合）拉开一个缝，便于空气的流通，同时也可以保持帐篷中氧气的含量。可是夜里气温有时低至零下30多度，又会让人冻得难以入眠，所以往往也会顾此失彼，受到人为霜花冰冻的困扰。

不过在西昆仑山冰川考察时，我们会利用低温的冰雪体建造起别有风味的“防护墙”。原因是西昆仑山冰川属于冰温在零下14℃以下的大陆性冰川，如此低温的冰雪体，其成冰作用比较缓慢，尤其在积累区的冰雪体中很少有融化现象，因此它们的密度小，用铁锨挖雪坑时一刨一大块。我们会像北极因纽特人一样，将干酥的雪块砌成块垒在雪坑的四周，垒成临时的冰雪房屋。雪坑既是我们现场研究、观测的地方，也是休息睡觉的地方，晚上将帐篷安放在雪砖围成的雪坑内，竟有雪中温室的氛围。到目前为止，我国现代冰川积累区中类似西昆仑山冰川这种低温、干酥特征的冰雪体在其他冰川区似乎还没发现过。温度越低，雪层越干，比重越小，但酥而不碎，照样具有比较高的强度。当我们考察结束时，在那冰雪屋内早已是布满冰挂的水晶洞了。在南极大陆内陆腹地一铁锨下去，可挖出21寸彩电那么大的一块冰块来。考察队员也常常用干雪块垒在雪坑四周，将帐篷搭建在雪坑中。在南极雪坑中安营扎寨，晚上睡觉时更是不能排除帐篷内冰霜四挂的情景，一般情况下，冰川考察队都是两人合睡一顶帐篷，早上起床彼此一看，我们都变成了白发白须的圣诞老人了。

戒烟斗争

野外科学考察队中有不少吸烟的人，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分子。

我吸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8年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正是“文革”武斗最激烈的一年。一方面为了躲避学校的派系纷争，同时应同窗好友秦大河之请，我和另外几位同学乘火车到甘肃武威黄羊镇原甘肃农业大学秦大河的家。那时武威地区也正是武斗最激烈的时期，甘肃农大又是当地“文革”的“重灾区”，附近几所中学、中专的红卫兵闹得鸡犬不宁。秦大河的父亲秦和生先生又是农大的教授，秦母心脏不好，我们几个同学都是人高马大，又是从省会兰州去的“红卫兵”，正好给秦家起个“保护”的作用。当时正值夏末秋初时节，听说那几天附近的水电校有人要冲击农大的“反动学术权威”，所幸秦和生教授已被下放到河西走廊的腾格里沙漠农大农场去“劳动改造”了，但秦母一听到外面有响动心跳就会骤然加快。于是到黄羊镇的当天晚上我们就一夜未睡，注意着家属院外面的动静。就在那担惊受怕的漫漫黑夜中，秦大河找来了几盒海河牌香烟，我原本不会吸烟，但同行的董国敏、谭榜元还有秦大河都早已是“烟民”了，经不住他们的劝说和烟熏火燎的影响，于是我也就试着抽了起来。本来说好下不为例的，可是天亮吃完秦母为我们准备好的早餐后，我下意识地又点燃了一根香烟。一看那牌子是“大前门”，味道更香更浓，从此之后，我一抽就是12年！

1970年大学毕业后，几经周折我被分配到心仪已久的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从事冰川与环境的研究工作，后来先后参加过著名的“青藏高原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 “天山托木尔峰登山科学考察”, 《中国冰川》科教电影拍摄，以及对珠穆朗玛峰、藏东南、横断山一带的科学考察和后来的“南迦巴瓦峰登山科学考察”、“新疆博格达峰中日联合冰川科学考察”、“西昆仑山中日冰川联合科学考察”、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地区“叶尔羌河冰川洪水科学考察”、青海长江之源“中德联合冰川科学考察”，还有两次南极考察、一次北极考察等。在1980年以前的科学考察中，我都是一位“烟民”。那时候每次出队时，除了必要的科研仪器装备之外，最关注的就是在考察期中需要带多少烟、带什么烟。为了防备万一接济不上，便另外购买一些又耐抽又方便携带的烟丝。在新疆考察时更偏爱新疆生产的“莫合”烟丝。那种烟拌有香料，香味浓、劲道大。听说新疆许多省级领导干部都爱抽“莫合”烟丝，将烟丝用纸片顺手卷成喇叭状，又省钱，又方便，抽完了连烟屁股都不剩。

我的戒烟决定始于1978年天山托木尔峰登山科学考察，那是那次活动的第二个年头了。1977年，由于登山活动在一个月之内便以成功登顶而胜利结束，为了赴京接受中央首长的接见，全体考察队员也随登山队员一起撤队回到首都北京。先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中国科学院方毅院长以及胡克实副院长等领导接见，然后又是李先念、方毅、陈锡联、万里、余秋里等领导人的接见、宴请。本来邓小平同志要接见大家，但当天基辛格博士突然到访，接见被临时取消，邓小平同志还特意指示安排专列送我们去北戴河疗养度假。在这期间正是凭烟票购烟的时候，考察队员都可以享受到疗养院的特殊供应，什么大前门啦、中华啦、凤凰啦，反正那时候的生活补贴费不发现金，但吃饭、抽烟都可以。

疗养本是一件很舒心的事，那时正是8月天气，每天去海滨泳场游泳两次，还可以吃当天打回的海鲜。可是每个科考队员却老是放心不下还未完成的托木尔峰科考任务，因此原定两个月的疗养日程不到一个月，大家便陆续返回各自单位，准备来年的补点考察。

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的补点科学考察中，我们冰川组一行近10来个人重新开进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海拔7435.29米）东坡的台兰冰川，除了继续量测上一年各种项目的观测数据外，还重新布置了不少新的观测仪器和断面。此外，我和王立伦教授还必须攀爬到海拔3900米的3号营地上，每天去冰川上量测冰川消融运动过程变化、冰面形态变化、冰川地貌景观特征等数据。

虽然老王抽的多是十分便宜的烟，包括每盒8分钱的“经济”烟，但每天的抽烟量相当惊人，至少在两包以上，超过我的两到三倍。后来组内其他同志转移后，营地上剩下我们两人，老王的烟抽完了，就抽我的烟，后来我的烟也抽完了，就到营地中寻找原来抽剩下的烟屁股打散卷起来抽。营地中的烟头捡完了，就去营地边的简易厕所附近去拾烟头。营地附近曾经住过大批登山和考察队队员，烟民都有边蹲厕所边抽烟的习惯，果然在那些蹲坑前又拾到不少早已毫无烟味却有许多别的味道的烟屁股。老王不嫌，我虽然想抽却觉得那些残烟剩草中浸入过别的物质（我自责烟民竟有如此低贱的狼狈境况），于是我决定戒烟。

戒烟过程是痛苦的，连晚上做梦都在想烟抽、找烟抽，有了烟又四处找火柴、找打火机！弄得觉也睡不踏实。

我的戒烟一直延续到1980年。当时我受施雅风院士所托，协助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殷虹导演一行去西藏、云南、四川一带拍摄科教电影《中国冰川》。为了彻底戒烟，从兰州出发时我就宣布此行坚决不抽烟。殷虹先生是坚决反对抽烟的，我们一路行进、一路工作，在他的严密监管下，我真的做到一根烟也不抽了。1980年5月上旬，正当我们全队人马上到珠穆朗玛峰北坡绒布冰川区拍摄外景时，见到日本山岳会的一帮日本朋友来华登山，其中一位名叫智片健二的年轻朋友，送给我两条日本七星牌香烟。那时的七星烟每条12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00元左右，也就是说两条烟钱相当于我的3个月的工资。我本想带回家里自己抽，或转赠他人，可是在场的殷虹先生一定让我当场送人，说监督我戒烟是他此行的责任之一，否则就当场替我销毁。我说我保证不抽总可以了吧，但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曾是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以拍摄过《泥石流》《西藏的江南》等科教片闻名的导演兼摄影死活不依！没办法，同时也为了表示我与烟彻底决裂的决心和信心，我把两条价值不菲的外国香烟送给了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制片人了。

不过从此我真的彻彻底底地戒烟了。戒烟后，我多年的咽炎也终于彻底地好了，现在一见抽烟人，我就躲得远远的，我也反对别人抽烟！

不晕车不晕船的“秘诀”

长期的科学探险考察，必须要学会适应各种各样的生活环境，否则不仅自己不方便、难受，也会给别人带来许多麻烦。

1975年的“青藏队”科学考察中，有位搞孢子花粉研究的同志在出发前便明确提出了一个并不算过分的要求：他晕车，因此必须在任何时候保证他坐在汽车的最佳位置。比如坐卡车时他一定要坐在驾驶室内，乘北京吉普时他一定要坐在前排。虽然他的年龄不是最大，但既已提出了明确要求，别人也不好再说什么。其实，野外长期的汽车颠簸，谁都不舒服，我也有呕吐、头昏恶心的时候，有时晚上连觉都睡不着。几个月的考察，包括出队、收队，还有转移大本营地，都要乘很长路程的汽车。一般情况下，男的照顾女的，少的照顾老的，学生照顾老师，队员照顾队长。要么别出野外，要么绝不好意思提出因为自己“晕车”需要大家都礼让他一个人的要求。

我在几十年考察生涯中的的确确没有晕车、晕船、晕飞机、晕火车到需要别人都来礼让自己的时候，尽管我也难受过，也呕吐过，甚至连水米不想不沾。

克服晕车晕船最好的办法就是每次出差前或每天出发前一定要休息好。如果头天晚上翻来倒去胡思乱想，越想越精神，越想越明白，甚至明白到可以编一出电视连续剧来，那第二天一上汽车、火车或飞机，尤其上轮船，准保“晕菜”！那些编好的“连续剧”也早就还给梦中的周公了。

有的人一上车便东瞧西望，话语不断，指指点点，不一会儿工夫便会发生耳半膜不平衡，一旦发生耳半膜不平衡，你不晕车谁晕车，那就必然会尝到晕车之苦了。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无论乘车赶船，先是闭目静养，最好是入定入眠，哪怕小眠几分钟，就可以进入心清气爽的境界。

无论去西藏、新疆，去南极、北极，几乎每一次野外冰川或环境考察，我和我的同事们来回所乘坐的汽车、飞机、轮船的里程数都在1万千米以上。1987年第一次南极考察时，我更是乘远洋科考船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南极海中连续航行过70多天，尤其进入被称为“疯狂”的南纬45°～55°的西风带后，8级以上的飓风掀起十几米高的海浪铺天盖地扑上巨轮。站在高高的三层甲板上都能轻而易举地触摸到溅起的大海波涛。随着海浪的掀涌，还有一股股浓烈的海腥味让人的五脏六腑犹如翻江倒海。每当这个时候，船上的许多人都会抑制不住那无法克服的“晕船反应”，不停地到卫生间去吐去呕，直到把腹中的黄胆都清了出来，又接着干呕干吐，觉睡不着，饭吃不下，连说话的念头都没有，连听别人说话都会感到极度的厌烦！

然而我却在那大风大浪中表现得自己满意、别人羡慕。其实不是我不难受，不是风浪对我毫无影响，我的最好办法就是闭目养神，边养神边喝开水，直到一身冷汗之后再出一身热汗，便能最终保持平稳过渡。在大起大落的航行中能吃能睡，还能帮助别的队员。

当然，在最难受的时候，还可以服用适量的抗晕车晕船的药，以降低难受的程度。

有了第一次南极考察的经历之后，无论是后来的北极北冰洋航行还是第二次西南极考察的大西洋航行，我都能笃定自如，尤其在2005年西南极考察时，同室的刘嘉麒院士一遇风浪便呕吐不止，除了帮他清理打扫之外，我还去餐厅为他取来水果食品，好让他在风浪平息之后补充体能，恢复体力。

俗话说“心静而安”，尽管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也有许多爱激动的时候，但在艰苦的野外或极地科学探险中却独独能保持一种超乎常人的平和心态，这也是我战胜晕车晕船的最佳法宝。

雪上摩托驰骋在冰原上

西昆仑山的冰川属于高原极大陆型现代冰川。无论是著名的多塔冰川、多峰冰川还是崇测冰川、古里雅冰川，在它们的积累区都是面积达几十甚至上百平方千米的莽莽雪原。尤以古里雅冰帽冰川的积累区雪原面积最大，达到50平方千米，崇测冰帽的积累区雪原面积也多达2l平方千米。

在1987年的考察中，日本朋友带来了4辆雅马哈雪上摩托，由于是履带式的全自动操作系统，从来没有驾驶经验的人都能一学就会。日方的中尾正义博士自然是驾轻就熟了，起初他在前面驾驶，我坐在他的身后。经不住风驰电掣的诱惑，我说我要自己驾驶一番，果然一开就会。扇形倾斜的雪原，莽莽无垠，雪晶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现出晶莹的银光，阵阵清新的雪风迎面扑来，仿佛我们就在西王母的后花园中嬉戏游玩，不过花园中的花却只是洁白的冰花和雪花。在大队伍来临之前，我已将数十根不同海拔高度上的测雪测温花杆断面按规范要求从冰帽的边沿一直布设到了冰帽的顶部。在布设花杆断面时，连辅助我的民工都因剧烈的高山反应停留在半途的雪地中，是我一个人单枪匹马一边用几种仪器校正着海拔高度、经度、纬度，一边将花杆深深地埋入雪层之中，每根花杆上面还要系好红白两色标志旗，同时还要作准确无误的记录。后来日本学者和中方同行都以不可思议的目光和口气询问我一个人是如何完成这项平时需要三五个人花一两天工夫才能完成的工作？答案很简单：首先是热爱自己的事业，其次是实实在在的艰苦付出，当然也需要几分灵气。反正几十年的野外考察和冰川研究，我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过，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把那所谓的困难当作过困难啊！

当我们驾驶着雪上摩托逐一地将每个花杆断面上的雪面变化值重新测量、记录在册的时候，真有一种渔民收网、农人归仓、作家“杀青”的快感。尤其是在那海拔6000多米的西昆仑山冰帽雪原上骑着轻盈的摩托车，真有一种神仙巡天的感觉呢！

我与科教片《中国冰川》

“文革”期间有一部在当时非常流行、国人非常熟悉的科教电影《泥石流》，该影片通过现场实拍、解说，将泥石流的分类、分布、发生原理、形成机制、爆发过程以及防治方法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广大观众，深受群众的欢迎，在科研、教学和交通水利等工程运用中起到良好的作用，至今仍然有一定的市场。《泥石流》电影的导演兼摄影就是我的忘年交殷虹先生。殷虹先生是《泥石流》电影的摄制单位——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兼编剧。

每次参加科学考察之后，我总是被大自然的无限美景所深深地吸引。每次大型考察都有记者现场采访、拍摄，如拍摄《世界屋脊》《西藏的江南》《无限风光在险峰》等科教片时，我也积极参与配合过，但独立和一个科教片摄制组全程配合协作，一直到后期解说词的撰写等则是不曾想过的事情。可是偏偏就有大好机会不期而遇地光顾了我。

1980年新年刚过，受施雅风先生指派，我参加了当年由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派出的《中国冰川》摄制组赴西藏、云南、四川等地的野外拍摄工作。队长兼导演和摄影的正是拍摄《泥石流》的殷虹同志。

记得1980年3月l8日，兰州的天空还飘着雪花，施雅风先生亲自送我们踏上赴珠穆朗玛峰等地拍摄考察的征程。兰州冰川所除了我还有另外4人，其中两位是开大车和北京吉普的司机，另外一位是《中国冰川》剧本的最初撰稿人迟先生。担任现场科学顾问的谢自楚教授将乘飞机在拉萨与我们会合，然后同去珠穆朗玛峰地区考察指导。

在珠穆朗玛峰和希夏帮马峰拍摄考察任务结束后，谢自楚先生另有任务离开了摄制组。不久之后，迟先生也因病住在成都休养，于是我便成了《中国冰川》唯一的现场科学顾问和技术指导了。从珠穆朗玛峰和希夏帮玛峰下山后，我们又沿川藏公路去林芝的南迦巴瓦峰、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入口附近考察、拍摄，还在海拔5400米的某部雷达站驻守一个星期，就为了完成对喜马拉雅最东端南迦巴瓦峰冰川的环境拍摄。此外，我们还两赴西藏的江南——察隅县的阿扎冰川，历经千辛万苦拍到了海洋性暖型冰川上的地貌景观以及“冰跳蚤”、“冰蚯蚓”和“冰老鼠”的实体，还有它们的冰川生活环境。后来我们又沿滇藏公路去了云南的梅里雪山、玉龙雪山和丽江古城，最后沿川滇公路到成都，再沿川陕公路和甘川公路返回兰州，野外前后历时八个月的时间。

在整个现场拍摄的间隙中，我也不忘自己的科学研究，完成了一篇《西藏南部某些冰川的变化及若干新资料》的研究论文和一篇《阿扎冰川上的“冰老鼠”》的科学研究报道文章，发表在《冰川冻土》杂志上，而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则投入到《中国冰川》电影的现场摄制中。每次拍摄前，我都要用当时所掌握的冰川科学知识将要拍摄的对象用电影的语言书写出来交给殷先生，然后步行跋涉到冰川上去寻找、定位所要拍摄的每组镜头。然而有的拍摄对象或由于天气、冰川消融或迷路等原因并不是上到冰川就可以找到的，甚至转悠了一天结果还是无功而返。这时殷导演就特别地不高兴了，其他诸如副摄影小江、照明小李等就会随即“跟进”对我“发难”，平时的朋友在这个时候便成为被“围攻”对象，“你那个冰蚯蚓真的会有吗”“冰川上会生出跳蚤来吗”“冰川上会长出‘冰花’来吗”……他们急，我更急，但我心中有数，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再上冰川，直到“功德圆满”胜利而归。

野外拍摄工作完成后，我们快马加鞭，继续作战，回到兰州时已经是1980年底了，不久就收到殷虹的来信，他让我加工、改写电影分镜头的解说词。

那时没传真，没手机发信息，更没有电子邮件，连快件专递也没有，通信往来全靠写信寄邮件，每次收到殷导演的邮件后，我便连夜加班改写解说词，最多一天后寄回上海，上海的老殷在我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要求，然后在一两天之内将修改意见再寄给我，如此反复五次以上。为了谨慎起见，最后一稿解说词分别寄送给冰川冻土所有关领导，尤其是施雅风先生、谢自楚先生和其他几位当时在冰川专业上颇有建树的同志，经认定后由我集中意见统一修改后迅速寄往上海。不久之后，一部29分钟的科学教育片在《喜马拉雅交响曲》的音乐声中正式上映了。

《中国冰川》主题音乐的曲作者是上海动画片厂著名作曲家金复载先生，他是《三个和尚》《阿凡提》等动画片音乐的曲作者，在1980年参加完珠穆朗玛峰现场拍摄后即返回内地，因为他要上北京去参加当年全国青年作曲家颁奖大会，他是获奖人之一。

后来，《中国冰川》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国家荣誉奖。对于未在《中国冰川》电影上署名，我当时没什么感觉，但殷虹导演似有愧疚之情，他专门给我寄了一盘《中国冰川》电影胶片小拷贝，还给我寄来了一份国际大奖的获奖证书。2008年6月5日，在他80岁生日前后，又将他一生拍摄的几部有影响的科教片一一拷贝制成光碟寄给了我，并在《中国冰川》光碟上面亲笔书写了“张文敬同志指导拍摄《中国冰川》纪念殷虹赠”。

此外，殷虹先生还曾建议和我合作独立拍摄一部《木扎尔特冰川古道》的科教电影，后来由于我连续参加一些重大的冰川科学考察，竟未能如愿，不无遗憾。年届80多岁的殷虹先生虽比我年长17岁，不过和殷虹先生的这段忘年之交日久弥坚，每次电话中都能听出老先生的动情言语。

差点儿，我就要横穿南极

1988年夏初，我从南极科学考察归来，在北京向中国南极委员会办公室汇报工作时得知，我国将派人员参加1989—1990年度南极大陆徒步横穿国际活动。该活动拟由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日本和中国各派一人参加，从西南极的南极半岛罗斯冰架出发，越过南极点之后朝东南极继续穿越，最终在苏联和平站结束全部穿越任务。

最初，南极办公室选定了一位从事测绘专业的同志参加这一活动，但该同志在前期训练中扭伤了腰，因而决定从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等单位另外选人。兰州冰川冻土所领导征求我的意见，准备根据南极办的通知推荐我参加这一活动，我当即表示十分愿意参加。于是冰川冻土所在1988年6月9日正式向南极委员会办公室发文，推荐我参加1989年穿越南极大陆的国际活动。

同年的7月下旬，我赴北京出差，向南极办汇报并且提交1987—l989年度参加日本南极29次队科考原始资料汇编时，见到时任南极办副主任贾根振同志、科研处副处长陶丽娜同志、后勤处处长刘书燕同志，他们都认为我是参加徒步横穿南极国际活动的合适人选，只是最终决策人时任南极办主任郭琨同志出国考察未归，后勤处刘书燕同志告诉我说我的大学同学、好朋友秦大河和郭琨主任关系好，“你不妨打电话请秦大河写信或打电话请郭主任最终认定料无问题”。当时秦大河同志正在中国南极长城站任越冬队队长。热心的刘书燕处长带我去国家海洋局海事卫星电话室直接与正在南极半岛中国长城站的秦大河通电话。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通信设施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打海事卫星电话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据我所知，当时连中国科学院似乎都未安装这种电话。

电话一拨就通，南极那头的秦大河十分高兴听到来自祖国首都的老同学、老朋友的电话，一阵问候寒暄之后通话切入正题：我被冰川冻土所推荐参加徒步横穿南极国际活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是决策者郭琨主任不在国内，请老同学或打电话或写信在郭主任面前美言推荐，不胜感激。那头的老秦满口应承答应帮忙。

对于一个从事冰川与环境以及喜欢科学探险的人来讲，这种机会无异于在新千年后中国人的太空旅行。不过我也深深地知道，如果秦大河同志主动请缨的话，他和我比更有明显的优势，那就是他先后受中国南极委员会办公室派遣赴澳大利亚凯西站进行过越冬科学考察，当时还担任中国南极长城站越冬考察队队长。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从事冰川与环境研究工作，师从施雅风先生、李吉均先生、谢自楚先生、郑本兴先生，多次重要大型科学考察也是施雅风先生亲自安排。不过自从分配到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的第一天起，我就十分关心还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中学任数学教员的秦大河同学。大学同班5年，上下铺低头不见抬头见，全班男女同学17人，我与老秦关系处得像铁哥们一样。我写信请他来兰州亲自带他拜望施雅风先生、谢自楚先生，同时还带他拜见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李吉均先生，帮助他在争取调冰川冻土研究所的同时再报考李吉均老师的研究生，以达到双管齐下、万无一失的效果。记得第一次带他到李吉均老师的家里时，李老师似乎认不出老秦是谁了，我连忙作了必要的解释，尤其讲到大河同学一心要从事冰川研究的决心和信心，李吉均老师终于同意大河同学报考他的研究生。总而言之，希望秦大河一家尽快调回兰州，尽快从事与我一样的事业。后来真的双管齐下、双管有用，在谢自楚先生的大力帮助下，老秦一家调到了冰川冻土所，同时又接到了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我真心为这位老同学、老朋友能如鱼得水感到欣慰和由衷地高兴。

不过，老秦那时的身体状况似乎不及我，牙齿也极不好，听南极办几位领导告诉我，老秦自感身体不行，曾经表示不会去报名横穿南极的。

回到兰州后我告诉秦大河夫人周钦轲，在北京打电话请老秦帮忙的事。周钦轲是四川人，是我的老乡，从兰州医学院毕业，我们也是十分熟识的朋友。周钦轲也说秦大河身体不好，她才不主张秦大河徒步横穿南极呢。

可是，老秦同样是一位十分坚韧、十分执着、十分优秀的科研人员。后来他自己主动要求参加横穿南极的任务，南极办最终也选派了他去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在他横穿南极的电视、新闻报道中，我为我的这位同学克服困难、勇于探索、胜利完成穿越和科学考察任务感到自豪和骄傲。

在后来的1992年，中国科学探险协会请我任中挪（威）珠穆朗玛峰科学联合考察队队长，由于当时我正与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合作研究川藏公路冰川灾害（西藏波密、古乡沟和米堆沟等冰川活动诱发冰川泥石流等灾害），不能抽身，于是在秦大河的主动要求下将赴珠峰的任务再次让给了他。当时在北京我们都住在中科院地震棚招待所，老秦说他没去过西藏，并且说要是记者采访他，他都不好意思回答。后来却因不适应高海拔地区气候与环境条件，上到冰川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工作就昏倒在帐篷里，差点发生生命危险，在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维高级工程师的精心救护下，被及时送回内地，再后来又受到挪威方面的邀请去了北极的斯瓦尔巴地区旅行，终于在我之先完成了他的三极之梦。

有人问我，没有了却自己徒步横穿南极的心愿，后悔吗？有什么遗憾？我当然不后悔，也不遗憾，而且十分释然。这是真心话。因为我也不但去了两次南极、一次北极、两次珠峰、一次长江源头，还曾徒步穿越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而且每次归来，不仅都有科研论文发表，还有科普著作问世，都有科普著作出版，这几百万字的著述全都是我自己一个字—个字地写出来，几十年笔耕不辍，从不假手他人，所以我很自信，也很自得，更是自乐，因为我自以为我是一个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自己生命的学者，一个终身都不忘记勤奋学习、勤奋工作的人！

人一生的机会很多，但即使对一个十分有心的人而言也不可能抓住每一个机会，因为每个人的机遇、机缘有限，而且人的精力和时间更是十分有限，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对得起家人，对得起朋友，对得起国家，那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就可以说：我终于对得起我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