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探险 壮怀激烈

科学考察和科学探险既有许多共通之处又不能完全画等号。科学考察是以发现和揭示还不为人知或不太为人知的诸多自然现象，并通过考察收集资料，进行总结分析，最后得出某些比较科学的结论，来较为合理地对这些自然现象进行解释。

科学考察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环节，也是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探险偏重于旅行，而科学考察则偏重于科研。前者主要以体力活动为主，后者则在体力活动之外，还必须付出更为艰辛的脑力思维活动。不过由科学家组成的科学探险则既兼顾探险旅行，又兼顾科学研究，甚至更偏重于科学研究。几乎所有的科学考察都必须伴随着科学探险的一切经历和必备元素。

几十年的科学考察和科学探险生涯，使我积累了太多太多与大自然零距离接触的心得与体会。在极端条件下生存，在艰辛环境中完成科研任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观察、了解、记录、剖析和感知我们人类赖以繁衍进化的这个星球中最原始、最敏感、最纯净、最天然、最环保的一方又一方水土。

值得欣慰的是，在经历了那么多古木寒鸦、西风瘦马，又有风霜雨雪、山洪泥流、高山缺氧等的考验之后，我还能安然无恙地在自己屋顶小室中，将自己几十年的见闻感受如实地整理、书写出来。我数年之内完成了数百万字、十余本科普散文和学术专著，让我的家人、朋友、师长、同学、同事以及广大读者与我共同分享我在南极、北极、雅鲁藏布大峡谷、珠穆朗玛峰、希夏帮马峰、南迦巴瓦峰、天山、喀喇昆仑山、西昆仑山、喜马拉雅山、横断山、长江之源等人迹罕至的地方神奇而平实的经历。在完成一部又一部科学考察、科学探险纪实专著的过程中，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许多在考察中的种种经历以及与我生死与共的朋友，还有那些长眠于斯的，虽不一定熟识但却令我难以忘怀的英雄和他们令人景仰的事迹。

我第一次参加的科学考察是1973—1976年期间由孙鸿烈先生任业务队长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我所在的冰川组组长是李吉均先生，副组长是郑本兴先生。李先生主要负责全组业务，主攻现代冰川与环境，郑先生主攻第四纪古冰川与环境。组内还有研究冰川地貌的牟昀志先生、研究水文的杨锡金先生。郑本兴先生和我来自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在所里，郑先生是我的学科研究组组长。李先生、牟先生和杨先生来自兰州大学，我在兰州大学上学时，李先生、牟先生和杨先生都是我的老师。

在那次大型的综合考察中，我和冰川组的人都很熟，但对我将要从事的科研业务却十分陌生。正是这几位领导和老师以他们的言传身教为我打开了冰川与环境的科学研究圣殿之门，带我踏上了令我心仪、让我有无限享受的科学探险之路。在那几年的青藏科学考察中，我第一次乘车走过川藏公路，第一次见到现代冰川，第一次进入西藏的江南——林芝地区的波密县和察隅县，第一次参观了布达拉宫、大昭寺、扎西伦布寺、哲帮寺和色拉寺，第一次见到雄伟壮丽的雅鲁藏布江，第一次乘坐飞机从拉萨飞往兰州……在这些老师们的带领下，我先后考察了藏南的枪勇冰川、藏东的阿扎冰川、藏东北的波戈冰川，还有若果冰川、卡青冰川、珠西冰川以及羊卓雍湖、泊莫错湖……我学会了考察和观测现代冰川的基本方法，熟悉了对第四纪数百万年以来各次冰川前进和后退时留下的各种遗迹的辨认方法。郑本兴先生对各种第四纪古冰川侵蚀和堆积地貌的特征真可以说是烂熟于心；李吉均先生对藏东藏南现代冰川的分布、发育特征以及近代中外科学家对这些冰川的研究历史完全掌控于胸。从他们的一言一行和每次业务小结的发言和文字中，我学到了许多学问和知识。

1977—1978年，我又跟随苏珍、王立伦先生赴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参加登山科学考察。苏珍、王立伦是我在兰州冰川冻土所同一个研究室中同一学科组的同事和朋友。在这次科考中，苏珍既是考察队副队长也是冰川组组长。他的名字听起来像女同志，出野外前去兰州医学院体检时，我们俩人一组，小窗口里面的女医生看到我们两人的名字，头也不抬就问：“你们是来结婚体检的吗？”“就是的。”苏珍一口甘肃临洮话，医生这才抬头一看，原来是两个大男人……苏珍先生对人没架子，在野外考察中善于组织和协调。托木尔峰考察结束后，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们共同撰写的《天山托木尔峰地区冰川与气象》，并获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

王立伦先生是当时对现代冰川物质平衡、成冰作用基础理论研究得最精通的专家之一。我们俩人结绳成组攀援托木尔峰东坡，在危机四伏的台兰冰川海拔4000～6500米的裂隙区，挖雪坑、采样品。跟着他，我弄懂了渗浸成冰作用、冷渗浸成冰作用、暖渗浸成冰作用、重结晶作用、渗浸重结晶作用等冰川物理的基本理论。后来去珠穆朗玛峰、天山博格达峰，又在谢自楚先生、伍光和先生的帮助下，对冰川成冰作用和成冰过程有了深入的了解。然而那最初的基础真的要感谢在天山最高峰几个月朝夕相处的王立伦先生。

杨逸畴教授是我的忘年交，我在1975年青藏考察时就认识了他。1982—1984年的西藏南迦巴瓦峰登山科学考察时，他是队长，我是他领导下的冰川组组长。他在地貌考察之余，只要条件许可，就会来到冰川组帮我进行冰川考察观测。在我现场资料采集时，他还为我做记录。队上有什么决定时，他总是先征求我的想法和看法。我第一次去墨脱徒步考察，他为我画出了考察路线图，列出了时间表，还告诉我每到一地要住什么地方，找哪个部队或地方领导，因为他对南迦巴瓦峰、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自然、人文和社会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不仅是我，其他专业的同志在南迦巴瓦峰登山科考中都得到了杨逸畴教授许许多多的帮助和支持。

杨教授身高1.85米，喜欢打篮球、排球，20世纪50年代在南京大学就读时还曾经作为江苏省排球队主力队员参加过全国比赛。在科学探险考察中，他又是一位十分细心、严谨和勤奋的科学家，他每天都要记日记而且记录时笔触清晰，字体端庄，一丝不苟。考察结束后，除了科研论文，他总要为各种杂志撰写科普散文。正是受他的影响，我每天再苦再累也必须把当天的经历尽可能记下来，也学着开始写科学小品、科普散文，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看到我发表的文章和专著后，杨先生还十分谦虚地对我说：“你的科普文章中有许多合理感人的故事情节描述，我不如你。”这当然是他的鼓励之辞。后来在杨先生的带领下，高登义、李勃生、卯晓岚和我共同参与编写了一部图文并茂的大型科普图书——《神奇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由河南省海燕出版社出版，获得了国家“五个一”工程大奖。在杨先生指导运作下，由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科学探险系列丛书（其中《青藏高原二万里》一书由我撰写）获全国科普图书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高登义教授也是我要特别感谢的老大哥、好朋友、好领导。在天山托木尔峰登山科考中，我们就认识并多有接触。在1982—1984年的西藏南迦巴瓦峰登山科考中，他是科考队副队长，在那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我们谈天气、谈冰川、谈家事、谈国事，工作中取长补短、生活上互通有无。高先生也是四川人，考察间隙，他会为大家贡献出几道川菜，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蚂蚁上树”。我也是烧四川腊肉的高手，每次烹饪腊肉时总是由我主厨。我先用柴火将腊肉皮烧焦，然后刮去皮毛，表层呈金黄色时截成几段，置入锅中加海带、蘑菇等煮熟后将腊肉捞出切片回锅，回锅时最好有新鲜蒜苗和豆豉煎炒，吃起来喷香可口，肥而不腻，也深受高教授和队友们的表扬和赞赏。

在1998年举世瞩目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徒步穿越科学考察探险中，高先生是总队长，我是瀑布分队的分队长。白天，我们攀爬在悬崖峭壁上，一个脚印跟着一个脚印，一根古藤接着一根古藤，彼此鼓励，互相接应；夜晚，在悬崖上、古树下，我们同住一个帐篷，在即将入睡的那一刻还不忘互相叮嘱，在明天攀爬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雅鲁藏布大峡谷徒步穿越成功之后，由高登义教授和杨逸畴教授领衔，经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科学探险丛书”，其中由我撰写的《大峡谷冰川考察记》获得了全国科普图书三等奖。

高登义在任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副主席和主席期间，先后组织了北极建站科学考察和西南极科学探险考察，我都有幸受邀参加。尤其是北极建站考察让我最终实现了我的地球三极科考之梦。

渡边兴亚教授是我结识并长期保持友谊的第一位日本冰川学家朋友。1981年，受施雅风所长委托，我负责组建中日天山博格达峰冰川联合考察队。日本方面派出两位科学家，其中一位就是日本名古屋大学水圈研究所的冰川学家渡边兴亚教授，另一位是水圈所的冰川气象学家上田丰助教授。

1985年，渡边兴亚教授再次来华，对中日西昆仑山冰川联合考察进行侦察考察。受时任冰川所所长谢自楚教授委托，我再次陪他和另一位日本冰川气象学家中尾正义博士同去新疆，经喀什、叶城，沿新藏公路转战数千千米，对西昆仑山的多塔冰川、崇测冰川进行考察。无论是在天山博格达峰还是在西昆仑山，我们都精诚合作，互相学习，让日本朋友在中国度过了虽然十分艰苦但却又非常愉快的时光。博格达峰中日冰川联合考察是改革开放后冰川冻土所第一次与外国科学家进行的大型合作考察，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冰川科学家首次来华进行的科学考察，中日双方高度重视，都视之为中日长期冰川与环境科学合作研究的良好开端。作为国际合作研究开端的见证人、组织者和参与者，我感到十分荣幸。为了感谢我对日本朋友提供的帮助，渡边兴亚在1987年他出任日本南极第29次地域科学考察队队长之际邀请我参加了那次日本南极科学考察，实现了我首次登临南极大陆的美好愿望。渡边兴亚在出发之前赠送了我一部厚厚的《南极记》，这是日本南极探险后援会编辑出版的有关日本南极科学探险考察的经典书，是我最喜欢的书籍之一。

在那次赴南极科学考察中，所有的日本科学家和考察船上的海上自卫队官兵对我都十分友好和关照。第28次越冬队的山内恭先生、酒井美明先生还为我远赴南极内陆飞鸟站、瑞穗站考察给予了许多方便。山内恭先生毫无保留地向我提供了日本南极昭和站、瑞穗站自建站以来的所有气象资料和冰雪积累、消融等资料。酒井美明还细心地将他在上一年越冬期间从花岗石中剥离出来的石榴子石装入一个玻璃小瓶中赠送给我。对于这件中日友好的见证物，我完好无损地保留至今。森永由纪博士（第29次队队员）和日本第28次南极越冬队队员赤松纯平先生后来还和我在中国进行了长达3年的西藏东南部冰川灾害合作研究。

香港原港事顾问、著名的三极探险女强人、作家李乐诗女士也是我多年科考探险的好朋友。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北极，我们都曾经共同战斗过。在1998年雅鲁藏布大峡谷首次徒步穿越考察探险中，她将自己用的一柄登山手杖和一顶九成新的帐篷送给了我。在北极的朗伊尔1号冰川上，我们手持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迎着北冰洋徐徐吹来的海风合影留念。她每次来成都都要打电话约我聚会。李乐诗是位环保素食主义者，很瘦但很健康。每次见面我与她握手时都象征性地隔着我的手亲吻她的手，她却推开我的手，主动示意让我直接亲吻她的手背。她写了不少考察纪行书，比如《珠峰密语》《南极物语》《北冰洋细语》《雪域红尘》等，出版后她都会寄送给我。我也送过几本我写的书，她看后总是十分谦虚地说：“张教授写得非常好，我要向您学习。”其实，每当我提笔写新书时，总要拿起朋友们送给我的书翻阅翻阅，从中受到启发，其中就包括阿乐的书。

总之，几十年的冰川野外科学考察，几十年走南闯北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而难忘的记忆，这促使我在科研之余不经意之间写成了数百万字，发表了100多篇科考散文，出版了十几部冰川科考散文集。在自我“欣赏”之余，总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在那些长篇叙述之中，总有许多亲身经历的难忘的精彩片断仍然不能完全包揽进去，因为这些片断不仅仅“弃之可惜”，而且还是“食之味道极浓”的考察旅程中的精华。这些“精华”片断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胸臆之间，甚至在一些梦中也明白如实地一一再现，于是每忆起一条，我便将它记录在一个专门的小本子上，并编上了号。记得多了，一看号数，竟多达500余条。

我决定拿起笔，将这些亲身经历的故事片断扩展开来，赋以科学普及的知识，在自己回忆、学习和提升的同时，也想与一些朋友分享我几十年科学探险考察的经历和快乐，这就是呈现在亲爱的读者面前的《走进多彩的冰川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