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

奖杯和现代化相辅相成。骨子里就保守的足总阻止了给球衣印号和在照明灯下踢晚间比赛，但有些创新仍得以实施。阿森纳将球袜颜色从黑色改成蓝白相间，海布里球场装上时钟，吉莱斯皮路地铁站改名为“阿森纳”站，全红色的球衣配上了白色袖子（俱乐部认为，比起其他颜色，白色更容易被眼角余光注意到）。最有成效的创新，或许是查普曼在周五的训练后将球员聚在磁性战术板前，讨论下一场比赛，解决上一场的遗留问题。在哈德斯菲尔德时，查普曼就鼓励球员为自己在场上的定位负责；到了阿森纳，他每周都要开展讨论。《每日邮报》的一篇文章解释道：“他破除旧传统，是第一位井井有条安排制胜之道的教练。”

1930年4月26日

伦敦温布利球场

足总杯决赛

阿森纳2-0哈德斯菲尔德城

这些做法挺管用。阿森纳1931和1933年两度折桂联赛，1932年足总杯决赛因为争议球憾负。格兰威尔写道，阿森纳“运转起来近乎机器般精确”，快速的由守转攻，干净利落的实用主义风格，好似有意与海布里周围的装饰派艺术融为一体。“机器”的比喻十分生动，令人想起柯布西耶“房子是居住的机器”一说，这就是现代主义足球。同样，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将诗称为“词语组成的机器——像机器一样，没有一个零件是多余的”。这句话几乎成了他所理解的现代主义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查普曼的阿森纳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象征。乔伊曾如此评价阿森纳的球风：“20世纪的代表，简洁、令人兴奋、精彩、高效、破坏性强。”

这或许不是意外。毕竟，查普曼是1870年福斯特《教育法》的第一批受益者，该法案规定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至12岁，从而使得空前数量的工人填补了因一战而空缺出来的管理职位。他们的耳旁或许没有萦绕着埃兹拉·庞德“日日新”的催促，但毋庸置疑，这个新的管理阶层比起守旧的前辈来说更乐于接受创新。不应忘记，与查普曼几乎同时代的，还有来自诺丁汉郡煤矿地区的另一位现代主义天才D·H·劳伦斯。

足坛也不乏怀疑者，或许最为敏锐的当属《每日邮报》署名“卡拉瑟斯”的评论员，此人在1933年阿森纳夺冠后评价道：“如果说其他俱乐部想模仿他们，那么他们恐怕不是个好榜样。当今只有一支阿森纳，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有第二支阿森纳，因为没有哪家俱乐部拥有合适的球员来执行同一套理念。”

不论如何，理念未能得到充分认识，1931年的一幕便暴露出这一点：英格兰队迎战苏格兰队，选拔委员会挑选了罗伯茨，他成了第一位被召入国家队的拦截型中前卫，但英格兰阵中的两名后卫古道尔和布伦金索普都不习惯WM阵型。结果就如L·V·曼宁在《每日简报》所记录的，苏格兰队“在开阔的空当里如野餐般闲庭信步”，最后以2-0获胜。

苏格兰的分歧一样严重：一方认识到现代化体系的实效，另一方仍然浪漫地迷恋短传。“绣花”打法的最后一次胜利发生在1928年3月31日，场上的那支苏格兰队以“温布利巫师”的美名永载史册，他们5-1重创英格兰，亚历克斯·杰克逊独中三元，亚历克斯·詹姆斯梅开二度。在《晚间新闻报》的报道中，桑迪·亚当逊称杰克逊的第一粒进球是“Z字形曲折推进，理应作为典范而流传千古”，又描述称：“得意洋洋的苏格兰人玩着猫捉老鼠的把戏……皮球在脚下酣畅地运动着。心神烦乱的对手被耍得摸不着头脑、徒劳挣扎、败下阵来。在一次令人眼花缭乱的配合中，苏格兰队连续传递11次，没有一个英格兰人碰到皮球，直到蒂姆·邓恩以一脚高射炮结束了进攻……”

《格拉斯哥导报》更含蓄，在报道中写道：“苏格兰人的成功从本质上再一次证明，比起有欠美观、较为简单，主要依赖速度的英格兰风格，苏格兰人的技术、才艺和花活仍然更为优越。”边前卫吉米·吉布森和吉米·麦克马伦与内锋邓恩和詹姆斯交相辉映，在潮湿的场地上发挥出毁灭性的威力，但应当记住的是，这场比赛其实是英伦冠军赛中争倒数第二的附加赛。苏格兰风格所谓的明显优势，在0-1负于北爱尔兰和2-2战平威尔士的比赛中并未体现出来。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苏格兰队场上11人中的8人效力于英格兰俱乐部：虽然传球能力出色，但适应英格兰比赛的节奏也是明显的利好因素。可无论如何，从球风来说，这场比赛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复古之战”。中前卫布拉德肖被赋予防守职责，盯防迪克西·迪恩。所以说，两队踢的或许不是成熟的WM，但至少均未采用经典的235阵型。

俱乐部对WM的使用有先有后。前格拉斯哥流浪者球员乔治·布朗回忆起“1930年左右”一场流浪者-凯尔特人联队与哈茨-希伯尼安联队的慈善赛：“迈克尔约翰打右前卫，我打左前卫，凯尔特人的麦克斯泰打中前卫。”他说，“上半场我们踢得不好，中场时我们一球落后。中场休息时，迈克尔约翰跟麦克斯泰说：‘问题都在中路，因为你的位置太靠前了。我们流浪者队让吉米·辛普森拖后，这样能缓解后卫的压力。’麦克斯泰答应试试，结果我们轻松获胜。从那以后，他在凯尔特人也踢相同的位置。”但就像阿森纳的杰克·巴特勒一样，麦克斯泰也不是天生的后卫，直到拦截型中前卫威利·莱昂从女王公园加盟后，凯尔特人九年无冠的纪录才宣告终结。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问题：找到优秀的防守型中前卫，远比找到优秀的进攻型球员容易。“查普曼等式”的创造力角色更难填补。亚历克斯·詹姆斯这等能力的内锋寥寥无几，但赫比·罗伯茨那样的冷静拦截手俯拾皆是。“其他俱乐部试图模仿查普曼，”吉米·霍根表示，“但他们没有合适的球员。在我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破坏了英国足球，强调防守和大脚开球将耐心组织毁灭殆尽。新踢法让我们的球员失去了脚法和球感。”

衰落的种子或许在越位规则改革之前便已播下，但种子的生根发芽得益于查普曼对改革的回应。正如格兰威尔所说，三后卫养成了教练和球员精神上的懈怠，因而“加强、恶化了已有的弱点”。毕竟，往前锋所在的大致方向大脚开球，要比创造机会容易得多。但查普曼毫无歉意。“我们的体系被其他球队大加效仿，最近却成了反对和讨论的对象……”他对胡戈·迈斯尔表示，“比赛场上只有一个球，某一时间点只有一个人在踢球，其他21个人都是看客。因此我们只要处理持球者的速度、洞察、能力和踢法。至于其他的，人们对我们的体系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已经毫无疑问地显示出来了，这个体系最适合我们队员的特点，为我们带来一场场胜利……为何要改变一套能赢球的体系？”

查普曼从未遇到过球员换代的问题，之后也不会了。1934年1月1日，他在伯里进行的比赛中着凉，仍然决定翌日去观察阿森纳的下一个对手谢菲尔德星期三。他发着高烧回到伦敦，又不顾队医的建议，前往吉尔福德观看预备队的比赛。他回家后卧床休息，但肺炎已经发作。1月6日，查普曼早早告别了人世，此时离自己的56岁生日尚有半个月。

阿森纳没有泄气，再接再厉夺得冠军，次年完成三连冠。查普曼的文集在他去世几个月后出版了。有意思的是，对一个竞争不那么激烈的时代的逝去，他似乎也表达出惋惜。“球队再也没必要踢出漂亮足球了，”他说，“无论如何，他们必须进球，必须拿分。积分榜的位置才是对他们本领的实际评判。”

如今这一点几乎已成公理。但在当时，足球比赛的“玩票”心态仍然十分普遍，以至于查普曼也觉得有必要为获胜而道歉。“三十年前，”他继续写道，“人们在场上充分享有展示技艺禀赋的自由。但如今，他们必须为一套体系做出贡献。”对胜利的皈依最终完成了，足球认识到了战术的价值，明白了需要将个性束缚在团队框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