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前卫防守由来已久

回过头看，拦截型中前卫的角色似乎已经隐藏在金字塔阵型中，只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被普遍接受。当两个235阵型碰到一起，就职责分配而言，比赛本质上可被视为五个前锋对付五个防守者。总是由中前卫盯对方的中锋，至于其他对手怎么盯，有些队喜欢让后卫盯防边锋，让边前卫盯防内锋，另一些队是反过来，即后卫盯防内锋，边前卫盯防边锋。谢菲尔德联右前卫布雷尔斯福德提到，如果后卫盯防边锋，那么“后防线容易被冲散”，但他也承认，边前卫能更快地逼抢对方内锋。换言之，跟许多事一样，两种体系各有利弊，哪种体系更可取是取决于当时的情形。

不论哪种体系，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前卫就至少承担了一定防守职责，保持前卫线攻守均衡的思想牢牢确立起来。“有时候我怀疑，一支球队有三位能给前锋娴熟喂球的前卫到底是不是好事。”布雷尔斯福德在1914年1月写道，“他们都乐此不疲，结果防守容易遭殃。在我眼中，最好的前卫线应合理地结合活力和技术，但三个人不应风格完全一样。如果你有两名一流的喂球手，那么需要给他们配备一位坚决的拦截手；如果你拥有两名强力的破坏型球员，那么就需要一位喂球一流的。”

早在一战前几年，一些中前卫便已专注于防守。例如，以前卫线攻击力强著称的纽卡斯尔在1909年从阿伯丁低价签下中前卫威尔夫，此举似乎是为了掩护那些创造力更强的球员。《星报》体育特刊1914年的一篇回顾性文章写道：“整个赛季（1910-1911赛季），几乎每个碰上他的中锋都颜面扫地。”

毫无疑问，大趋势是中前卫比两侧的边前卫承担更多的防守职责。谢菲尔德联后卫伯尼·威尔金森写道：“中前卫应更注重防守，边前卫应更注重进攻。”布里斯托尔城中前卫韦德洛克解释道：“中前卫应当提防对方中锋。如果他尽职尽责、表现优秀，那么世界上最好的前锋也没法大放异彩，因为被猎狗般的拼抢者纠缠着。”

早在1897年，C·B·弗莱就提到了让中前卫只承担防守职责的战术。他在《体育和运动会百科》中写道：“有时当一方一球或两球领先时，可取的战术是全面退守，减少前锋数量，将后卫增加到三名……说到撤回前锋、增加后卫，这其中蕴藏着不少道理：三后卫很难攻破……但除非改变位置的球员是多面手，能够在新位置上拿出令人满意的表现……否则踢三后卫是不明智的，除非额外的那名球员擅长这个位置。”

当然，撤回前锋和撤回中前卫不一样。但就连弗莱这样的传统主义者也准备支持增加一名防守球员，表明235阵型并不像有时看起来的那样神圣不可侵犯。从20世纪的头十年开始，在艰苦的客场比赛中后撤中前卫似乎已经不是稀罕事。例如，切尔西主帅考尔德黑德1933年接受《汤姆逊周刊》采访时表示：“我记得自己还在踢球的时候，三后卫就已经是行之有效的客场对策。这种战术最出色的执行者是前诺茨郡和邓迪的中前卫丹蒂。”

各俱乐部偶有为中前卫部署具体防守任务的时候，但查普曼的哈德斯菲尔德有独到之处：他们的风格别具特色，建立在查普曼对两翼齐飞的不信任上——而两翼齐飞在英国被推崇备至。查普曼提出，相比“愚蠢地沿边路突进、下底传中，与对方后卫争抢成功的概率只有一成”，中路传切“不那么大开大合，但更加致命”。《检查家报》在1924年哈德斯菲尔德夺冠后提到：“利兹路这家球会的地面传球和纵向打法已经出了名。”

查普曼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清楚足球应该怎样踢，还在于他有条件实施自己的设想。至少在英国，他是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主教练（manager），是第一位完全掌握俱乐部运营的人，从转会到排兵布阵，再到赛前和中场时播放哪些唱片取悦观众，都由他拍板。在哈德斯菲尔德1925年的卫冕征程中，《体育纪事报》发问：“当今的俱乐部是否完全认识到，聘请谁来掌控俱乐部是多么重要？他们愿意为一名球员付出四五千英镑的高价。那么，对于那个掌控球员的雇员，他们是否也赋予了同样的重要地位？从俱乐部的角度出发，那位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幕后寻找球员、训练人才、充分利用阵容的人，才是足球中最重要的人。”

翌年哈德斯菲尔德完成联赛三连冠，彼时查普曼已经不在队中。他看到阿森纳潜力更大，便欣然南下。但不得不说，这潜力不算明显。阿森纳只是堪堪保级，俱乐部主席诺里斯爵士性格古怪、飞扬跋扈。当时3000英镑的转会费已是司空见惯，但按他的要求，查普曼的前任奈顿不得引进任何身价超过1000英镑的球员，身高低于5英尺8英寸（约1.72米）的也不能买。1923年，奈顿不顾身高禁令从沃金顿签下了5英尺高、外号“矮人”的莫法特，结果球员一场联赛都没打上，便被诺里斯打发到卢顿。奈顿在1924-1925赛季末被解职，诺里斯表示是因为战绩不佳，但奈顿说原因是俱乐部不想付给他一场慈善比赛的奖金。

查普曼事先告知对方，赢得冠军要花上五年时间，并开出条件称，必须解除上述限制自己才肯接过教鞭，诺里斯勉强答应。查普曼第一个签下了查理·巴肯，桑德兰为他估价4000英镑，主教练鲍勃·凯尔坚称，一位单赛季保证能进20球的内锋理应值这么多钱。诺里斯回复说，既然凯尔如此自信，不如将转会费跟巴肯的进球数挂钩：先付2000英镑，加盟后首个赛季每进一球便再加100英镑。凯尔应允，巴肯进球21粒，桑德兰乐呵呵地收下4100英镑。

但9月球队负于纽卡斯尔时，此事似乎还遥不可及。巴肯性格乖张，加盟阿森纳的第一天便愤然离开，因为他觉得球衣装备准备得不够好。第二天他又罢训，因为在据称是刚刚洗熨过的球袜里发现了一块凝固的凡士林。一些主教练可能会视之为有意捣乱或过分挑剔，查普曼却认为这表现出了高标准严要求，还欣赏巴肯对足球的独立思考，这在当时的球员中可不多见。当过裁判的约翰·刘易斯在1914年提到：“我们的职业选手没有表现出对足球理论的求知欲……大多数球队没有预先安排战术或深思熟虑的策略。”尽管查普曼努力鼓励讨论，但收效甚微。

巴肯从前桑德兰队友查理·汤姆森身上观察到防守型中前卫的作用。汤姆森职业生涯最初踢中锋，后来改打可以后撤至防线的中前卫。巴肯在赛季初便提出，越位规则改革意味着中前卫必须承担更大的防守职责。值得注意的是，阿森纳作客圣詹姆斯公园告负时，纽卡斯尔的中前卫斯宾塞后撤很深，他在进攻端贡献寥寥，但屡次将阿森纳的攻势扼杀在萌芽中，使得主队牢牢掌握住了控球和场面。查普曼终于折服，但让人捉摸不透的是，既然他历来青睐反击，为何没有早点这么做？查普曼不会轻易向当权者屈服，但他清楚足总在解除自己终生禁令时帮了忙，再加上足总在1922年足总杯决赛之后的言论，或许这两个因素影响了他的战术选择。

其他人也已得出相同结论。当时人们对足球战术的兴趣和意识都很淡薄，导致证据难以搜集，但比较清楚的是，三后卫的出现远早于越位规则改革。不过，改革确实也有功劳：它振奋了战术试验的勇气，促使各队探索采用三后卫在中前场引发的连锁反应。

例如，在1925年10月3日，即阿森纳负于纽卡斯尔一役萌发诸多启示的同日，在《南安普顿足球回声报》的《樱花》专栏中，乔治·怀特写了篇题为《W阵型》的文章：“周六（9月26日）在小山谷球场输给布拉德福德城的圣徒（即主队南安普顿）是被战术击败的。在我看来，主队比客队水平更高，对足球的演绎也更优秀——这是在越位规则改革之前的背景下。但客队处理球很聪明，剩下则是战术的功劳，以至于他们攻入两球，圣徒只能打进一球。当时，各队更衣室里经常讨论所谓的‘W’进攻阵型，它能够应对新规则引发的变化。在这个阵型中，中锋和两名边锋位置非常靠前，距离越位线只有一码左右，左右两名内锋回收，居于距离本方球门八分之五个球场的位置，换言之就是在靠近前卫、三名突前前锋之后的区域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