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张光年
改革难。写改革也难。不但工业现代化是带着沉重的翅膀起飞的,或者说是在努力摆脱沉重负担的斗争中起飞的;就连描写这种在斗争中起飞的过程,也需要坚强的毅力,为摆脱主客观的沉重负担进行不懈的奋斗。
这方面动笔较早的作家,体会较深,受到的磨炼也较大。张洁同志是其中的一个。
近日在病房里陆续读完了张洁同志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第四次修订稿(复印件)。我既从作品中改革者的百折不挠的精神,也从这位女作家自强不息的劲头受到鼓励。作家歌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献身于工业战线体制改革的人们,热望以自己的笔促进改革;在创作实践中,她自己也从思想上和艺术上进行日新月异的改革。这种努力是值得称道的。
《沉重的翅膀》最初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下半年的《十月》杂志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争论,成为首都文坛上(还不只是文坛上)一个惹人注目的事件。我读时,不禁联想到此前看过同一作者的几个短篇。张洁同志的文笔是细致的,敏感的,长于人物的心理描绘,但有时流露出感伤情调。现在,这位女作家从自己织造的精致的、时而织进淡淡哀愁的纱幕中走出来,大踏步地走上新时期工业战线新旧斗争的战场,这是应当鼓掌欢迎的。我们看到,作家的视野开阔了,心胸开展了,笔底也显得挺拔泼辣了。所惜的是,作家在走上这个广大战场从事时代画卷的综合描绘时,缺乏洞察复杂矛盾的思想准备,也缺乏统御众多人物、众多场景的熟练的调度经验,特别是保留了、或者放任了以主观表现干扰客观描写的不良习惯(不是主客观有机的有效的结合)。有些人物的心理分析是绝妙的,有些则几乎是作者心理、情绪的化身。人物对话中议论过多,作者还迫不及待地随处插进许多议论。固然有些议论是精彩的,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但有些是不必要的,不妥当的,有的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引起严重的责难。
“你好容易把读者吸引到你精心织造的形象世界中,读者可以同人物共喜忧了,又跟着来一段议论,把读者从情景中赶了出来……你多次多次地这样折腾读者,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我终于直率地向张洁同志面谈了自己的读后感。引号中的这段话,可能是较有说服力的;其他的未免生硬些,说不定是泼了冷水。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当这部长篇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不同的强烈反响时,《文艺报》召开了专题讨论会。我没有参加会,只看到记录。这两天我重新阅读了发表于同年《文艺情况》第二十期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讨论会纪实》,内容很丰富。会上从事评论工作的十多位同志踊跃发言,谈得多么好啊!同志们都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对缺点从各方面提出具体的恳切的批评;这些意见是中肯的,有些是相当深刻的,并且都对作者怀着更上一层楼的热望。他们都比我谈得好,谈得深。我心里想,一位作家发表了一部引起争议的长篇著作,能得到这样恳切的评论和热情的期待,她应当感到幸福和宽慰。
此后不久,得知张洁同志考虑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先就那些不妥当不必要的议论部分,做了一百多处删改。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一贯给予作者热情帮助与支持的韦君宜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书已付型,在纸型上挖改完毕,她要签字付印了。
《沉重的翅膀》出书了,它的母体的阵痛尚未了结,有时还相当沉重。据说因为长期的连续的挫折,这位作家一度在南方卧病。创作的路本来是很不平坦的,这就不必多说了。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终于看到了这部小说的第四次修改稿,可以想见作者付出了不少心血。说起修改,我也曾给作者出过难题,考虑到她在这方面还有不少潜力,我建议对全书做较大的改写,使人物集中一些,枝蔓减少一些,主题突出一些。虽则是一片好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了。
现在这个修订本,虽说还未能充分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包括作者自己的要求,但经过大幅度的去芜存菁功夫,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韦君宜同志告诉我,全书三分之一是重新改写的。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除了内容上的修改加工,作者还在很多地方做了语法修辞上的推敲与润色,使这些地方的语言简练挺拔了。在中青年作家中间,一部长篇作品发表出书后,还下大功夫进行反复修改加工的,如今并不多见。这种艺术上认真负责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今年是改革年,在党和政府大力推进下,改革的新风已吹遍祖国的沿海和内地,乡村和城镇。社会主义的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批披荆斩棘的创业者、改革者,向作家艺术家们发出热情的召唤。为歌颂工业战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精神指引下的改革之风,为描写不辞艰苦地开创新局面的社会主义新人,不少作家正在进行可贵的努力。张洁同志是较早的尝试者之一,备尝了甜酸苦辣的况味。自己的、别人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经验,对今后的展翅奋飞都是宝贵的。相信她将以改革家的精神激励自己,继续关注并参与工业战线除旧布新的斗争,使自己思想上艺术上越发健壮成熟,使作家的彩笔与笔下的新人物同步飞腾!
为别人的小说创作写序,我太无能了。只因我曾冒昧参与了这部作品的苛求者的行列,如今此书以新面目重新问世,欣喜之余,写几句聊表微忱。序文中仍然写进了一些不甚得体的话,敬希作者和读者原谅。
一九八四年五月九日于首都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