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学》的主要思想与价值
《大学》与大学从表面来说，写法相同，读音一致，似乎完全没有区别，但实则二者意义差别较大。虽然如此，二者之间却还是有着一定的联系。首先，二者都是走向成人阶段的教育教学，属于高级教育阶段，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高中大学阶段。其次，《大学》中很多经典的论述后来成为现代大学在制定提炼校训时的钟爱，这也说明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如，东南大学的校训是“止于至善”，河南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香港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格物”，台湾“国立”成功大学的校训是“穷理致知”等，东南大学和河南大学的校训源自《大学》的三纲，香港大学的校训一半出自《大学》的三纲，另一半出自《大学》的八目，而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校训中的“致知”也是《大学》八目之一。由此可见，《大学》在古代乃至在今天的重要性。
《大学》的主要思想和核心价值体现在“三纲”“八目”。所谓“三纲”，是指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所谓“八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八目”的叫法出自朱熹，他在《大学章句》里对“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注解完后作了定性评价，“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这是“三纲”的由来。接下来在对格物、致知等内容作注后写道，“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这是“八目”的由来。下面，我们首先对“三纲八目”进行简要解析。
“三纲”：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彰明伟大的德行。亲（新）民，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指要亲近民众，走向群众；另一种理解是把“亲”作为“新”，意为使民众弃旧图新，日进日新。止于至善是指到达最完善、最完美的境界。那么，什么是最完善、最完美的境界呢？具体而言，就是要达到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至善境界。“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是《大学》提出的教育纲领和培养目标。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称之为《大学》的“八条目”，这是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事物的原理推究明白了，然后才会拥有渊博的知识，才能彻底了解事物。拥有渊博的知识，彻底了解事物，然后意念才会诚实。一个人的意念诚实了，内心才会端正而无邪念。内心端正无邪念了，才能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自身的品德提高了，家庭才会整顿好。家庭整顿好了，国家才会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推而广之，才能使天下太平。“八条目”的中心环节是修身，格物、致知是修身的外部途径，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内在前提，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
“八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属于内修的层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外治的层面。而“八目”的重心就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不论你是皇帝外戚、高官贵族，还是寻常巷陌平民百姓，做人的根本是一样的，都要从修身做起，这是为人的基础和前提。
那么，什么叫修身呢？中国传统文化的修身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狭义的，身指的是形体，修身是指修正自己的身体、言行；另一层是广义的，身指的是人本身，由于古人认为人不但有形体，而且含有气和精神，因此修身是指修养自己的形、气、神，当然，这一层意义首要的就是指人的道德修养。在《大学》里，兼顾了狭义和广义两层含义的修身。
广义的修身包含了形、气、神三个内容。其中，“神”是指人的意识活动。在这三者当中，谁是主宰？古人认为意识活动是主宰，因此不论是狭义的修身，还是广义的修身，都可以而且应该以修养意识活动为主。《大学》的修养意识活动的重要途径就是诚意和正心，因此也叫修心。通过修心来达到修正人的形体和言行，进而提高人的生命状态的质量和水平，是中华传统经典身心整体观在儒家经典《大学》里的体现。
《大学》的修身实质和途径是从身心关系角度来谈的，即通过诚意、正心来修身。按照古人的看法，修身还可以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来修身。前者是修小身，后者是修大身，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所以二者之间不是割裂的，也不完全是前因后果，前后二者之间具有有机的联系。《大学》是以修身为本，修身的实质在于修心，而修心的主要特征是内求自修，所以说，内求修身是《大学》的核心之所在。
我们前边已经对“内圣外王”作过简介，这其实最早是由道家提出来的。《庄子·天下篇》:“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此即“内圣外王之道”。在庄子看来，“内圣外王”是天下之治道术者所追求的，“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外王”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后来儒家用它来指代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在儒家看来，“内圣”的内涵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于“内圣”内容，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外王”的内容。从三纲的角度来看，前者属于明德，后者属于亲（新）民；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前者属于知内，后者属于达外；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前者属于内求，后者属于外求；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前者属于修己，后者属于治人。
《大学》认为，八目之间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后者以前者为条件，如修身是齐家的前提，齐家是治国的前提。推而广之，“内圣”是“外王”的前提，认识自己是认识别人的前提，管理自己是管理群体的前提。这就意味着个人与社会是同构的，人可以通过调整自身来影响环境。这其实是先秦儒家整体观的另一种体现：人与社会是一个整体。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儒家的学说最后是要落实到社会活动中去的，正心修身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内圣”是为了“外王”。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就不会被后人忘记，这就叫“三不朽”。而“三不朽”的顺序是先立德，后立功，再立言。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三不朽”呢？古人认为需要从修身、用世、治学三方面下功夫，立德与修身有关，立功与用世有关，立言与治学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在做这几件事，在《左传》中“三不朽”有先后之分，但对于中国传统文人而言，由于受到外在形势等诸客观因素的制约，立德、立功、立言的顺序可以自由调整，甚至有时可以有所偏废，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在昏君当朝、小人当道时是舍弃用世的，不提倡做无谓的牺牲。当然，有的文人甘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自然是可歌可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