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墨子》与可持续发展

201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并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作重要讲话，在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作了这样的表述：“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他们的学说深入思考研究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即“可持续发展”问题。《墨子》建立在“兼爱”“大义”基础上，以“墨子十论”为主框架形成的政治思想体系直至今天仍富有现实意义。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切合现实的需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扬弃”的功夫，对这“墨子十论”进行解构，然后围绕“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围绕自党的十八大，到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九大都始终坚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重构“墨子方略”体系，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全面、健康、有序、持续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让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古今结合、古为今用，在今天仍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这既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又回应了复杂、尖锐的社会问题，这应该是今天墨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的任务。

一、“兼相爱，交相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987年，世界环境及发展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把“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该报告同时还指出，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在发展的问题上，往往仅仅着眼于本国利益而无视它国乃至全人类的利益 。于是，各国乃至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不得不聚焦在“利益”冲突问题上。一国之内，是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冲突，是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个别事业的利益与全部事业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国际上，是这个国家的利益与那个国家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少数国家的利益与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一些国家的利益与全世界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因而，解决“利益”冲突问题，是各国乃至全世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那么，墨家的学说是如何来解决这样的利益冲突问题的呢？其实用非常简单的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兼相爱，交相利”。具体而言，这一墨学体系的核心理念，主要包含着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并因之具有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暨“墨子方略”指导思想的意义。

一方面，天下“兼爱”，构建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其基本要义，那就是消除在更大化“发展”的“利”的同时，最小化乃至消除对“资源”“环境”之“害”，这不就是墨家的“大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在“可持续发展”这个具体问题上的现代诠释吗？因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必“上同而不下比”，从思想意识到执行力都高度集中，以推行可持续发展的“兼爱”国策；于天下而言，把可持续发展的“兼爱”当作总纲领，“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尚同上》）。进而言之，于一个国家或全世界中，这种“兼爱”形成一种向心力，把举国或全世界之心力整合在一个体系中，把所有的资源、手段、方法或步骤都调度在一个体系中去运作，把所有相关事项都放置于这个体系中去加以处理、完成，那么，一国或全世界，就成了一个统筹兼顾、始终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系统”，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来看，从我们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到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而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这一切其实都闪耀着墨子智慧的光芒，都显现着“墨家方略”之“兼爱”指导思想的灵魂。

或许正是因为2000多年前墨家奉行“兼爱”的政治思想理念，并不是局限于一地或一国，乃是期望于全天下的宏大方略，“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法仪第四》）。到了晚清，梁启超才有了“墨子之政术，非国家主义，而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也”这样的认识。梁启超所谓的“世界主义”其实讲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更为准确，至于所谓的“社会主义”，或是因为墨家讲“兼爱”而不讲“私爱”，讲“公利”而不讲“私利”的原因吧。但无论怎样讲，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于世界而言，特别是于中国而言，把墨家“兼爱”理念发展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奉行，标志着较长时期以来的“零碎片面的反应模式”开始被打破，应对措施也开始脱离“治标”而不治本的“因果环”，一种“看整体，观大局”的“系统思考”已见成效，数年前期盼的“全球化”的国家联动也开始看到了希望 。

另一方面，“爱无差等”“交相利”，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面临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有能洞穿本质且行之有效的理念或办法。结合墨家“兼爱”之“大义”“兼相爱，交相利”的考察，我们发现，这理念或办法举其大要者，莫过于讲求“平等”“互利”，并加以贯彻落实。在“可持续发展”上的“平等”观念，实际上必须从两个方向转化为实际行动，即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先说“空间维度”的观念与行动，从《墨子》的时代开始，人们都意识到诸如文明历史、资源状况或环境条件等诸因素造成的地区或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也即所谓“综合实力”的不平衡，往往会造成“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这样不平等的生存发展状态，于是“祸篡怨恨”迭起，争端不断（《兼爱中》）。今天看来，这种不平等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往往表现为资源分配、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资金投入和发展规划的不平等，特别是贫富差距的越来越大。这种不平等于世界范围内，则更多地表现为经济上贫富的悬殊差距、国际政治地位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最后都聚焦在资源和环境的问题上，只不过于资源而言，先是资源换算为经济价格的合理或不合理问题的纷争，最后升级为战争；而于环境而言，则是许多发达国家转移高污染、高危害产业到发展中国家，加剧不平等而已。

那么，这些争端或不平等，根源在哪里呢？“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兼爱上》）“不相爱”，是各种不平等现象的病根，也是各种争端，特别是国际争端的思想根源。因而，要改变各种不平等状况，要消弭祸乱争端，必须以“兼爱”代替“偏爱”，即完成墨子所谓“兼以易别”（《兼爱下》）观念的转变，“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于是“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兼爱中》）。

我们再说“时间维度”的观念与行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界定，其实颇类似于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用墨子的话来表述，就是“兼爱之有相若，爱尚世与爱后世，一若今之世人也”（《大取第四十四》），就是消除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代际差别，为后人计、为长远计、为可持续发展计，绝不能端祖宗的碗，断子孙的粮。于是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实现个人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以及我们与子孙之间的“平等”，在“环境危机”等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同命运、共祸福”，远离因为排他而带来的危及“命运共同体”的各种“不幸”。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中的“兼相爱”，是着力倡导“无差等”即“平等”的观念，并于时空维度上加以贯彻的话，那么“交相利”就是这种贯彻或者说施行的着力点。就墨家的逻辑讲，“爱无差等”必然置于利人、利己的双赢之上，“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无论是从广义的还是从狭义的语汇学的层面来理解，“兼爱”的社会伦理观最终要通过经济伦理观来维系或实现。在我们看来，既然全球化的资源和环境的危机把地球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生存与发展之道，那么寻求“利益”的共赢，则是一种必然。可以理解的是，谋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是任何社会团体乃至国家、地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于是“利益”的共赢，就面临你多我少、厚此薄彼等实际问题了。绝对平等的观念，无论是经济上或是政治上，都只是一种理想而不能存在于现实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墨家的回答就显示出了其学说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强大了：“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正也。……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大取》）在墨子师徒看来，当出现利益纠葛、不能绝对“平等”的时候，要运用“权”这个标准去衡量，即以极大限度的“趋利避害”为前提，当利益发生冲突，可能会带来危害，那么“两害相权，避其重”；而利益发生冲突难以取舍时，则“两利相权，取其大”。也即梁启超所谓“利”比“害”多即“有利”, “最大多数”人获利就是“有利”，反之就是“有害”。于是，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一国之中，地区间、国家间的利益问题的处理，便有了准绳，基于共赢、共享原则的“互利”才能真正地落到实处。

正因为有包括墨子学说在内的诸子学说的“精神财富”的强大支持，“中国智慧”，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略”逐渐成为国际共识。2017年9月11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把中方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纳入了“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决议中，并获得一致通过。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无比自豪地宣称：“‘共商、共建、共享’是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指导原则，将这一原则纳入联合国决议，说明中国声音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合其志功而观”, “可持续发展”

如前所述，墨家政治哲学思想体系是“实用主义”的。如何处理好“大义”理想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关系呢？《鲁问》篇中提出了“志功合一”的行动原则。据《鲁问》记载，有次鲁穆公问墨子：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喜欢读书，仿佛明理有大志的样子，而另一个喜欢把自己的财产分给需要帮助的人，仿佛很善于干实事的样子，应该让他们中的谁来做太子，将来好继承国君的位置呢？“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在墨子看来，在人的身上，行为背后的动机最难揣摩，就像钓鱼的人那么严肃，并非是因为鱼会给他赏赐，实际上是怕弄出声响吓跑鱼儿；用毒虫做的肉饼喂老鼠，并不是因为喜欢它们，相反是厌憎得想杀死它们。因此评判人的优劣，一定要“合其志功而观”，即结合他们的动机和效果综合考察。加以迁移，就是做事的“志功合一”的行动原则，即结合动机和实际效果来看一件事情的好坏，特别是判断“大义”践行的结果，判断“兼相爱，交相利”的落实与否，因而是“墨子方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第一要义，在于追求那种动机与效果，或理想与行动统一的完美状况，“志功正也”（《经说上》）。以此方略来观照，我们就能理解我国政府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绝不只是停留在“大义”之观念或未来理想的层面上，而是对这种谋划充满希望，同时也做好了践行的全部准备。因而，作为“中国智慧”先后写进联合国决议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的指导原则，既是理想，也是战略，而上文提及的“一带一路”，则是践行这一理想、实施这一战略，并取得初步成就的重大举措。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由习近平同志分别于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的倡议，2016年11月17日，被写入联合国大会第A17119号决议。在这4年中，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国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在2014年至2016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同这些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此，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哈·罗迪热情洋溢地盛赞：“‘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有助于各国实现双赢、多赢、共赢，联大通过这个决议对加强全球治理具有指引作用。”从“一带一路”的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再到“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中国政府，在致力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充分运用“中国智慧”，为全球综合治理、协调持续发展提出的包含墨子学说精髓在内的“中国方略”，并身体力行地加以践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作为“墨子方略”的一部分，其“志功合一”的行动原则，最难能可贵的是，它的第二要义就是提出了一种类似于“二律背反”的推断。《大取》中说“志功不可以相从也”“志功为辩”，即动机与效果不一定一致，有时甚至截然相反。墨子用伦理学即逻辑学的方法加以阐论：“以臧为其亲也而爱之，爱其亲也；以臧为其亲也而利之，非利其亲也。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欲之，爱其子也；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误认为臧是父亲而爱他，是真爱；而误认为臧是父亲而给他好处，得到好处的只是臧，而不是他真正的父亲。同理，认为音乐对儿子有好处，而替儿子着想想让他听音乐，是真爱他的儿子；而认为音乐对儿子有好处，替儿子谋取听音乐的设备及条件，这就不一定会对儿子有利了。因此，真正践行“大义”，谋求“兼相爱，交相利”理想的实现，就应该努力避免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况的发生。

以此为原则，我国政府特别是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总是“志”“行”并重，“志功合一”。一方面，针对我国资源、环境、社会及经济等的实际情况，与时俱进地做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统一规划、调整充实以及宣传落实工作，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意志，都统一到“可持续发展”上来：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把我国建成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而面对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党的十八大报告则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的五大发展理念，坚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实现可持续发展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最终建成“美丽中国”；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习近平同志报告中最震撼人心的话语之一，就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美好目标”,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打赢蓝天保卫战”。

另一方面，“口言之，身必行之”（《公孟》），党中央和我国政府，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总是体现在行动上，各阶段性的目标，总是脚踏实地地加以完成。近十多年主要的成就在于，首先是全民发展观念的更新，“可持续发展”理念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当初“只要金山银山不管绿水青山”的发展观念，变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最后上升为“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这一全中国更高的认识。其次，中国人均寿命在30多年间提高了8岁，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HDI）从20多年前的0.45提高到了0.66，意味着一方面包括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保障制度在内的我国的民生措施成效显著，另一方面包括对人的关怀，对民生投入的加大。再次，中国的资源、能源、环境和生态服务，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基本支持了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需求。近10多年来，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21%，二氧化硫下降了11%，化学需氧量（COD）下降了14%，财富却大幅度上涨；一大批重大的生态工程的建设，最严格的耕地和水资源的保护制度的实施；20年来累计建成人工林9.25亿亩，森林面积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最后，中国的反贫困在整个发展中国家走在最前列，是在世界各国当中最早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正如2014年10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扶贫日”新闻发布会上所指出的那样，采用新的贫困标准之后，2013年年底，仅仅3年的时间，中国减少了近4000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也从12.7%下降到了8.5%。在制定战略后，总是“行动至上”，这是我党和我国政府“可持续发展战略”“志功合一”行动原则的一大特色和资本 。

奉行“志功合一”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原则，“墨子方略”指向的第三要义，就是坚持不懈，只在乎贡献大小，不在乎别人是否知晓。儒家信徒巫马子曾经批评墨子：“子之为义也，人不见而耶，鬼而不见而富，而子为之，有狂疾。”“而耶”, “而”，你；“耶”, “助”字之误；“而耶”即“助你”。“而富”即“福而”，保佑你。巫马子以为墨子为仁义的事业而奋斗，别人看不见还坚持着，简直是有神经病（《耕柱》）。墨子就问他如果有两个人，一个你看到就做事，看不见就不做，另一个人不管你是否看到，都坚持做事而不停止，你更喜欢哪一个，将巫马子引入彀中，代自己回答了他的批评：“我贵其见我亦从事，不见我亦从事者。”践行“大义”，特别是“可持续发展”这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义”，最重要的是做，是贡献，而不是给人看的，也不必在乎别人的评价，包括荣誉等等的认知，这很有点儿鲁迅先生所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意思在里面。进而言之，正因为不求人知，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因此即便有万千险阻，即便是大家都不做，但只要是对他人，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有利的事情，中国也会义无反顾地去做，且做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万事莫贵于义。……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贵义》）没有比“义”更重要的，即便是天下没有人做，你更应该勉励我，为何反而要阻止呢？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其底气不正在这个“义”对我国人民乃至对全世界人民有“利”吗？

2005年，英国《卫报》中提出了一个历史命题：“19世纪，英国教会世界如何生产。20世纪，美国教会世界如何消费。如果中国引领21世纪，它就必须教会世界如何可持续发展。”这个命题隐含了两个问题，首先是“教会世界如何……”是不是对中国这个日益强大、繁荣且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提出了要求或寄予了厚望？其次是“引领21世纪”的潜台词是什么？当时改革开放的中国，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由于对中国的种种误解，这种关注有的变成了“中国威胁论”的庸人自扰，或者“中国崩溃论”的妄加揣测。而时任《卫报》专栏作家和英文编辑的马丁·雅克，在其4年后的专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则提出了“中国统治论”。时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的胡鞍钢在《我是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文中，对此作出了回应：正如毛泽东同志所预言的那样，“进入21世纪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我是持‘中国贡献论’的……过去30年中国已经对世界做出了‘三大贡献’，即经济增长贡献、贸易增长贡献、减少贫困贡献；今后30年中国将对世界做出‘三大贡献’，即绿色发展贡献、知识创新贡献、文化创新贡献”。是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绩，对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且必将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这里所谓的“绿色发展贡献”，即“可持续发展贡献”。只求建设更加美丽的中国，只求让人民生活更加的幸福，只求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至于是否被人误解，是否真的被人看作是造福人类的善举，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三、“非攻”“节用”，顺应自然

解读墨家“大义”，必须抓住“爱”与“利”或“义”和“利”两个关键词。正因为“义”“利”的高度融合与统一，“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耕柱》），所以墨子政治思想体系的实用主义特征才那么突出，其崇尚“功利”的价值观才迥异于诸子其他各派。因而，就墨子一派而言，在其“大义”的旗帜下，坚持“兼相爱，交相利”的指导思想，坚持“志功合一”的行动原则，以“尚同”“尚贤”“天志”“明鬼”“非命”等为政治措施或信念规约，以自苦为极，甚而不惜锐身赴难，坚持不懈地做好“非攻”“节用”“节葬”“非乐”这些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存亡续绝的大事，又满足“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这些百姓生存的基本要求的一件件的实事，才是最值得躬身践行的。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以有裨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为鹄的，我们可以把墨子这些“务实”主张按照其性质和程度，分为两个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类别，加以考察研究，从中总结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奉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可资借鉴的“墨子智慧”或“墨子方略”来。

这个“实务”体系的第一个类别，就是“非攻”，即反对战争。如前所述，一切战争都是政治的延伸，都是“利益”纠葛极端化的表现方式。墨子的“非攻”，是其“兼相爱，交相利”之大义主张的贯彻和实施，他反对那些伤生害命、破坏生产、掠夺土地和财物的不正义的侵略战争。他认为战争不仅直接损害被侵略国家的利益，而对入侵者来说也是只有害而无利的。墨子是以控诉战争罪恶的方式来发表自己的“反战”主张的，在这些控诉中，除了戕害人民生命，今所谓人道立场不容许外，有三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无论侵略者还是被侵略国，首先是造成大量的百姓和士兵死亡，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和平宁静的社会生活状态，“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 “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非攻中》）。二是战争耽误农时、荒废收获，对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在那个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时代，耽误农时就意味着颗粒无收，也就意味着累及很多人丧失了生活资料而无法生存，而荒废收获，也就意味着极大的浪费，所有农事工作都白费了。三是战争必然给交战双方带来资源的极大破坏和难以估量的浪费，“入其沟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以御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牷”（《天志下》）, “今尝计军出：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拔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非攻中》）。这三个地方都指向了“伤害”“破坏”“浪费”这些墨子认为属于大“不义”的、天下之“大恶”的归属，所以我们对墨子坚决反对战争的主张，应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2000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战争造成的破坏，特别是对资源环境及经济发展的破坏，尚且如此巨大，更何况现在核武的时代。从最明晰的认识来讲，“非攻”旗帜下体现的不只是和平主义的意义，因为战争是一种非人性的极端状态，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最大破坏，是对经济发展的极大破坏，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极大破坏，我们必须坚决地加以反对。并于此认知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为我国所奉行的外交上“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而自豪；为我国内政上提出“一国两制”，使得香港、澳门能够和平、顺利地回归而感到自豪；同时，也还要能理解为何我们在南海等问题上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的、谋求共同发展的初衷；也还应该理解为何当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国家进入我们的领海、领空和领土，肆意挑起事端时，我国政府能够一再忍让，绝不开第一枪的良苦用心了。这固然源于从古至今我们中华民族对战争的清醒认识，“夫兵者，不祥之器”（《道德经》第三十一章）, “大为非攻国”（《非攻上》）；更在于我党、我国政府对我国人民生命财产的高度尊重和爱护，对今天各项改革成果、经济发展成就的珍惜和保护，对我国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生存、发展环境的坚守和保护；当然，也在于维护世界和平，更好地推行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的贡献。

进而言之，从“非攻”的理论和实践层面上讲，墨子告诉我们，我们反对一切不正义的战争，但我们并不惧怕战争，我们时刻准备着捍卫我国的领空、领海和领土，捍卫我们来之不易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成果，捍卫我们和平宁静、幸福安康的生活。以战止战，以杀止杀，是“非攻”的更深入一层的精神所在。只有自己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增强了，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我们的家园，守护我们的青山绿水和蓝天，守护我们的资源、环境，使我国的各项事业绿色、健康、有序、持续地发展下去。因而，加快军队建设的现代化步伐，实施陆军诸兵种结构和战术的改革，加快各种武器的更新换代，特别是发展航空母舰战斗群、五代战机等国之利器，坚决执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十六字方针，“我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备城门》），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墨子学说“实务”体系的第二个类别，就是以“节用”为中心的包括“节葬”“非乐”在内的“勤俭节约”理念和方法。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以尚俭贵朴为特征的那些自苦为极的“节用”“节葬”“非乐”等大事小情，一样体现着“可持续发展”的古代智慧，一样是“墨子方略”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而可以这样讲，没有这些一般人难以忍受的尚俭贵朴的生活自律，没有这些以节约开支为规约的大事小情，没有坚持做这些的精神和行动力，那就没有我们所知道的墨家学派。当然，也就没有我们所知道的墨子的思想学说了：“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可废也。”诚然，如司马迁所言，在墨子的那个时代，人民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满足其基本的生活水准并维持一家的用度开销。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2000多年前，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尚俭贵朴，坚决节约用度，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最重要途径。那么时移世易，于今日之中国，于今日之世界，于今日之“可持续发展”，可资借鉴的“墨子方略”的具体意义何在呢？我们该如何做呢？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在深察墨子“节用”精神的本质在于“大义”、肯定“勤俭节约”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现实意义基础上，应对我们实际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资源问题，超越单纯的伦理道德层面，而寻绎其方法论意义，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与正确的答案。

如前所述，在那个时代，以墨子的眼光来看，厚葬久服、为乐用乐皆不“中民之利”，乃至反为“天下之大害”，因此以“节葬”“非乐”为切入点，以反对一切形式的铺张浪费、以厉行节约为核心，墨子大力推行“节用”的经济措施。他的这些措施主要包括：

首先，宣扬“节用”的出发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因为按照辩证法，“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即只要实行“节用”，一国的财富就能成倍增加。于是，“节用”就“中百姓之利”, “切于实用”，使得“节用”方法与“义利”观一体化，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逻辑，只要“节用”就是增加财富，增加了人民的财富，就是奉行“大义”。并以此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调适团体或阶层的心理承受能力：“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节用上》）使用财物不浪费，民众有所得而不劳苦，于是圣王兴办的利益就多了，进而言之，百姓得到的利益也就多了，所以“兼相爱，交相利”就能实现了。

其次，制定标准，严格用度，使得百姓“节用”有法可依。我们来看墨子对满足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所制定的标准，无不体现了“实用”“节制”的原则：衣，“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凊者，芊[注1]不加者去之”（《节用上》），即穿戴以冬天保暖，夏天凉快为标准；食，“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节用中》），即饮食以能补充虚损，强健体魄，头脑清醒为标准；住，“冬以圉（“御”）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芊不加者去之”（《节用上》），即以能避寒暑、风雨，防盗贼为标准；交通，“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芊不加者去之”，即以能快捷、顺利到达目的地，有利于通达四方为标准；安全，“以圉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凡为甲盾五兵，加轻以利、坚而难折者，芊不加者去之”，以坚固耐用、方便好使，能防范侵扰为标准；葬，“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节用中》），即下葬时穿衣三件，棺木三寸，墓穴不必过深，只要不致发出腐烂味就行了，反对活着的人久服和太长时间哀伤。

[注1]（清）俞樾认为，“芊”二字凡四见，疑当作鲜且，意即华美、楚楚之貌，为形容词。下同。

再次，树立反面教材，时刻警醒教育。在墨子的时代，阶级剥削和压迫非常严重。墨子思想代表着小生产者的利益，一方面，从主观上讲，墨子看到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里，而这些人的铺张浪费正是最大的不义，且会转移到下层百姓身上，“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辞过》），所以坚决抵制；而另一方面，从客观上来讲，儒家奉行礼乐文化，除了其浪费而不中于百姓之利外，更为重要的是，可能对百姓产生不良的影响，因而无论是在《节葬》还是《非乐》中，墨子明确指出“厚葬靡财”“久服伤生”和“为乐害利”，并力数贵族们讲丧葬之礼和为乐之礼，过“度”腐败，甚至以活人殉葬的恶行，以此来告诫下层百姓，千万不能养成贵族那样的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的坏毛病。在我们看来，这些贵族，饮食上“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辞过》），即各种美味佳肴列于前，权位越大浪费越多，甚至到了满眼都看不到、手也不能全取到的方丈大桌；服饰上，“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辞过》），即穿锦绣戴金玉；住所则“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辞过》），即雕梁画栋的宫殿；出行则“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辞过》），即用华丽的车船；葬则“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节葬下》），重棺、厚葬甚至杀数十以至数百人殉葬，非常残暴。而这一切与“百姓”之“度”相比，实为大过；再加上那些贵族们，从上至下，“左右皆法象之”，借所谓的“礼”“乐”大肆挥霍，腐化浪费之风愈演愈烈，贵族阶层的集体腐败，必将从诸如生活习惯、对待消费品的态度等方面影响到下层百姓，这是墨子绝对不容许的，必须加以遏制，并教育百姓引以为戒。

我们今天学习墨子“节用”的观念及方法，第一要义当然就是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任何时期，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都要把它当作优良传统来弘扬和提倡，勤俭持家、兴业和建国是我们度过艰难困苦时期的法宝。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人心里的“节约”的弦松了，而浪费挥霍的风盛了，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坚持“俭以养廉”的理念，自觉限制私欲膨胀的同时，可以参照墨子的做法，为我们的衣食住行等正常生活消费，定立一个实用且利于大多数人实施的标准，合理用度，不贪图享受，既把腐败堕落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减少对不必要商品的消费，在生活中做到类似于“节约一滴水，节约一度电”这样的，以生活“小节”成就可持续发展“大义”的事情：“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辞过》）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日积月累，锱铢必较，这样于自己则可以相对地富裕起来，于国家则可以从善如流，大家都厉行节约，社会风气就会变得淳朴，奢侈浪费之风就会被遏制，社会治安状况就会好转。而如果大家都致力于生活资料、商品消费的节约，相对而言，商品废弃物、工业废弃物就会大幅度减少，而原材料等资源消费也就会大幅度降低，“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节用上》）。

我们今天学习墨子“节用”的观念及方法，第二要义就是要把它放大，扩充到资源节约的战略性问题上。应该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人，就倡议改革殡葬制度，为今天中国风生水起的“可持续发展”开了个好头。现在看来，以火葬取代土葬的意义不仅仅是去除了数千年的陈规陋习，更重要的是，把节约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深深植入到全中国人民的心底。然而这只是个开始，在我国“人口和资源总量大国、人均资源小国”的这样的国情背景下，学习墨子“节用”的观念和方法，进而上升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墨子方略”的高度。

我们今天学习墨子“节用”的观念及方法，第三要义就是要以“实用”“利民”为“度”，搞好资源的合理开发、合法管理和科学利用，切实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打赢“蓝天保卫战”，建设好“美丽中国”。从党的十五大开始，在土地资源上实施的退耕还林，在海洋资源上实施的休渔养鱼，在国土、森林等有限资源使用上的法规化；倡导和建设低碳经济，大力发展诸如水电、核电等绿色电力产业，大力推广新型动力汽车；不遗余力地发展地铁、高铁等大型、快捷的运输设施，以缓解交通工具的压力，节约不可再生的油料资源等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因而，不能不说是受到“墨子方略”中基于“实用”“利民”考量的“节用”观念和方法的启迪。将“墨子方略”的“节用”措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融合在一起，就是要为资源的开发、管理和使用，小则定标准、规范，大则建立法律、法令保护和管理机制，进而把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挂钩，把经济发展与自然和谐相处结合起来。

如前所述，在整个墨子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天志”“明鬼”“非命”诸篇，特别是“天志”3篇，裹着宗教的外衣，起着证实“大义”天经地义，串联《墨子》全书的灵魂的作用。因而，在可持续发展的“墨子方略”的实务体系中，“天志”也起着灵魂的作用，是“大义”的同义语。同时，我们梳理《墨子》中的相关文章，就会发现，既可以把“天志”理解成“天道”，具有所谓的“天德”，把“天”当作“人格天”，又可以把“天”当作“自然天”来看待。而这一视角的转换，“天志”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规律”，于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也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仁义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则顺天之意也。”（《天志下》）只要顺应“天志”，即“利天”，按照墨子的逻辑，也就是“爱天”，也就是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兼以易别”；而“利鬼”之说，毋宁是指合于“道德规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道德标准与规范；而“利人”乃是与“自利”相对，是“利他人”。于是，一个新的象征，或者说一个新的“命运共同体”产生了：爱护“天”如爱护“我”自己，爱护“他人”如爱“我”自己，谨守道德法则如同维护自己美好的品德，我们便受人尊重、诸事顺遂。而因为我们把这种品德之爱等同于自然之爱，彼此无差等，“物”“我”间、“天”“人”间就和谐相处、交融一体了。在此“共同体”的作用下，就形成了各因子共赢的局面：“以磨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为四时春秋冬夏，以纪纲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长遂五谷麻丝，使民得而财利之；列为山川溪谷，播赋百事，以临司民之善否；为王公侯伯，使之赏贤而罚暴，贼金木鸟兽，从事乎五谷麻丝，以为民衣食之财。”（《天志中》）

斗转星移，哲人已远。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已经模糊在历史的长河中了。然而他们的智慧，通过《墨子》一书珍藏在中华民族的知识宝库中，和儒家学派、道家学派等诸子百家学说一起，经过数千年的淬炼，凝结成了一种思考和研究生存与发展问题的人类共同的“中国智慧”。我们相信，经过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融合，经过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助推，这“中国智慧”不仅仅会在建设“美丽中国”“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战役中大放异彩，而且还会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经济和文化“共商、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让世界惊喜的作用，成为科学、先进、有广阔前景、可操作性强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