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那年夏天的晚些时候，我和父亲一起乘火车去芒特基斯科。我提议下一年去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就像哥哥比尔那样），父亲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比尔在智识上还太年轻，太不成熟，无法将欧洲社会问题纳入自己的思考，而我也是如此。不过，他告诉我，他能够理解我为何想要离开瓦萨，如果我要去这个国家的任何城市，他都不会干涉。我很困惑，根本想不到伦敦之外的其他选择。但我觉得必须立刻答应下来，而非像往常那样瞻前顾后，于是草草做出了决定。我想起了芝加哥大学，但这不是因为突然心血来潮，想要认真学习，而是脑海中浮现了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的形象，我是在翻阅《红皮书》杂志时看到的他的照片——芝加哥大学年轻、英俊、活力四射的校长。照片下附加了一则简短介绍，说他正在改革学习程序，以新颖、有趣的观念颠覆大学教育，该校正在酝酿一场智识的革命——或者类似的东西。我翻阅杂志时并没有太留意它，但现在我很快把事情拼凑到了一起：它地处中西部（我从未离开过东部沿海地区），男女合校，而且身在城市之中。“好的，”我说，“我就去芝加哥了。”
事实上，我也没有能够思考更多，距离火车上的对话不足一个月，我便来到了芝加哥。我没有预见到这次决定的重要性，也没有意识到等待着我的会是怎样的生活，直到完全置身其中。父亲陪同我来到芝加哥，帮我办理入学，寻找居所，但他离开后，我要独自一人面对陌生的环境，在这成千上万个学生中只有一两个泛泛之交。幸运的是，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展望孤单生活；否则，我很可能早已经退却了。我向自己保证，只在这里待一年，并可以随时回到瓦萨——事实上，我告诉学校我还会回去，以此来给自己留出后路。然而，生活逐渐步入了正轨，这所大学也让我感到惬意。最终，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一天天地爱上这个地方，并一直留到了毕业那天。
我住在校园边上的国际公寓中，里面都是外国学生、研究生以及我这样的转校生。我们都在自助餐厅吃饭，坐在圆桌边，这制造了结交朋友和认识各色人等的机会。不久之后，我遇到泰洛·汉纳福德，并和她成了室友。泰洛来自温内特卡，从莎拉·劳伦斯学院转校而来，我和她志趣相投，我们逐渐聚集了一群好朋友。我和泰洛都迷上了研究生西德尼·海曼，他经常出现在公寓里。起初，我和西德尼谈论起了我们都钟爱的托马斯·曼，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这加深了我们的友谊，并在此后伴随我许多年。我们这群人的“乐趣”就是谈笑、交流思想、合唱歌曲以及在学校汉利啤酒店坐上几小时。啤酒店里有个很长的吧台，前面摆了一排小方桌子，上面铺着红白相间的格子桌布。你可以和朋友们坐在那里，点上一两瓶啤酒，慢慢地品上一整夜。
几个月后，两家不同的俱乐部，“学位帽”和“四边形”的成员开始接触我，并建议我加入他们。两家社团都类似于女学生联谊会。我去参加其中一家俱乐部的会议，许多女孩围坐在一起，有很多在打桥牌。这不是我所习惯的氛围，甚至在瓦萨时也非如此。不久之后，我的一位好友——“学位帽”俱乐部的成员，询问我是否真的有意加入，并说如果我有兴趣，她会支持我：她愿意为我的犹太人身份而战，但倘若我并无此意，她也就不去耗费精力了。我一直没发觉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是个问题，所以感到非常震惊，我向她保证我并不想加入。后来，有朋友告诉我，“四边形”已经因为争执接纳我为会员的事情而解散。这是早些年间，反犹主义直接触痛我的少数几个例子之一，而且我的震惊多过悲伤。
芝加哥当时是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芝加哥大学是无可争议的城市学校，大多数学生都不富裕，某些教职工颇为优秀，具备极高的知识水准。哈钦斯痴迷于一种理论，认为教育的关键是阅读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吸收他们的思想，因而学校的课程体系与大多数大学都差异巨大。哈钦斯受到了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和圣约翰学院的影响，其中阿德勒是那些思想的主要鼓吹者，而圣约翰学院则曾经践行那种理论。哈钦斯还彻底废弃了橄榄球和其他运动项目。整件事情有些异乎寻常，但却让人兴奋——一所独树一帜的大学，且对我而言尤为重要的是，与瓦萨相去甚远。
我决定主修美国历史，因此报读了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概论课程，以及阅读伟大著作的课程。阅读课由哈钦斯和阿德勒联合授课，这多少让我有些战战兢兢。这门课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讲起，中间历经圣·托马斯·阿奎那和其他哲学家，最后结束于弗洛伊德、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门课每周一次，每次连续讲上两小时，有时会让人备受折磨。它被认为是在教授你“如何阅读一部作品”，这也是阿德勒后来为自己著的书所取的名字。我们大约有30人，围坐在椭圆形的桌子旁，哈钦斯或者阿德勒或者两人一起运用苏格拉底问答法讨论我们所读的著作，并测试我们。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两个男人苦心孤诣、毫无怜悯地对我们穷追猛打——“嗯，迈耶小姐，用你自己的话阐述一下亚里士多德是如何看待此事的。”“你如何看待他所说的话？”“你真的认为好的行为源自好的价值观吗？”“什么是好的价值观？”“如果那是你的观点，这些事情发生了应该如何？”
这种教学法很多时候都教会了你如何反击，如何勇敢地面对哈钦斯和阿德勒，如何挑战他们，最重要的是在这样做时利用热忱和才气取悦他们，这样他们才能心满意足。倘若你学会了应对他们的教学法，那么，你就能够生存下来。当我做得不好时，沮丧挫败之感就会涌来，因为你的表现能影响许多事情。当我做得好时，那种欢欣鼓舞之情就会延伸到所有正在做的事情上。
尽管会有畏惧，但这门课令我获益匪浅，第一学年结束时，我还得到了一个A。父亲极为认同芝加哥的教育理论，我的成绩也令他惊喜，于是寄来了一张100美元的支票，而我则表示会把这些钱用在购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书上，以纪念此事。我提醒他有些反应过度了，因为分数在这里说明不了什么，阿德勒打分通常都不合情理。他教授逻辑学，但行事却不依循逻辑。我还补充说，“这个分数可能是乘他车回家途中随手打的，我告诉过你，我们相处得很好。”
我仍旧觉得很难在社交生活和学术活动之间找到平衡。凯洛格·费尔班克（Kellogg Fairbank）是母亲的好友，她曾向我介绍说，她是那个在芝加哥为兰登投票的人。除泰洛外，凯洛格是我与校外社会活动的唯一联系。她居住在风格别致的湖边豪宅中，偶尔会邀请我共进午餐或晚餐，以及在她家过周末。这些活动过后，我总是会留下卡片以示礼貌。我常常担心应该留下一张还是两张，是否应该将卡片的一角折起。即使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且外部世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还是会介怀自己是否依循了恰当的行为方式，做了正确的事情，展现出了得体的态度。
借由姐姐弗洛里的年长情人，我见到了移民而来的古典主义教授杰赛普·安东尼奥·博尔杰塞（Giuseppe Antonio Borgese）；我读过他的著作《歌利亚》Goliath），且非常喜欢。我发觉他有些疯疯癫癫，但非常有趣，充满智慧。不久之后，博尔杰塞邀请我去吃晚餐，这让我受宠若惊。我们在芝加哥市中心用餐——非常惬意，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几乎只生活在芝加哥南部的学校周围地区。吃完晚餐回来的路上，博尔杰塞盘问我觉得还有多少同班同学是处女，这个问题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我甚至无力去猜测。他还问了一些其他暗示性问题，之后便邀请我去参观他的公寓。那时我仍旧太年轻，完全没想到卑劣的博尔杰塞将我的接受视为答应同他发生性关系。当这位著名的教授挑逗我时，对性关系完全懵懂的我非常错愕。我反抗了，他纠缠我，我开始绕着桌子跑，而他则继续追逐。最终，我坚持离开，他开车将我送回家。令人惊讶的是，他打电话再次约我出去。我非常惊惶，不敢冒犯这位大人物，于是跑到学校的医务室，坚称得了阑尾炎。医生向我保证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我不得不告诉教授我无法同他出去——这对我来说怪异而艰难，几乎令我耻辱而死。
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我的政治观念进一步成熟——主要热情集中在反法西斯主义和支持劳工运动上。尽管热衷于自由主义思想和活动，我依旧非常保守。在来到芝加哥前，我从未遇到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里的美国学生联合会与我离开的瓦萨大相径庭。瓦萨的学生联合会由女孩儿们掌管，她们只是初涉政治，也没有太大的激情——至少政治层面上是如此。我受到芝加哥分会的热情欢迎，分会成员主要由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成，思维方式僵化无趣。年轻的英国研究生诺尔曼·布朗（Norman O. Brown）是其中的一个例外。布朗是英联邦奖学金获得者，他带我参加了一些会议，还邀请我吃晚餐。他不断怂恿我加入青年共产主义者（Young Communists），理由是他们以及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反法西斯力量。那时，随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崛起，以及佛朗哥与西班牙民主力量的对抗，他的提议还是有些打动我的。斯大林的恐怖罪行尚未暴露，而著名的审判（指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译者注）已经开始时，大家至少在最初阶段对他们的感受是相当矛盾的，甚至我们中间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
我没有被说服，还怀疑布朗本人就是共产党党员，被委派来改变我的信仰。为了回应他的劝说，我最终给他写了封信——后来，我在一本课本中找到了这封信，也许它从未被寄出——我在信中表示，尽管不同意父母做的某些事情，但我爱他们，感激我所出生的环境，重视我所拥有的一切，无意去反抗任何东西。我不想要推翻我心知自己所从属的体制，尽管，我的确知道有些问题理应被解决。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许多朋友都加入共产党时，我却有决心拒绝它。也许是我寻求平稳的弱点在发挥作用，很早之前它就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那种天生的对顺从、取悦和循规蹈矩的欲望；如果可以的话，还要成为好女孩。不管怎样，麦卡锡时代的《华盛顿邮报》是非常幸运的，当各类选民不断斥责我们是“赤色分子”时，我从来都不被包含在内。
在芝加哥的第一学年的春天，我选择了保罗·道格拉斯（他后来成为参议员）的劳工关系课程，并逐渐关注起劳工关系问题。那是一个钢铁、煤炭和汽车公司以强有力，甚至暴力的方式抵制大型工会组织的时代。我支持劳工的组织权，尽管对某些工会领袖及其手段愈发怀疑，但这种同情没有改变。在此刻，工业地区的大规模工人无力联合起来对抗雇主。
我和拉尔夫·贝克（Ralph Beck）成了好友，他当时为《芝加哥日报》（Chicago Daily News）工作，正在报道芝加哥钢铁工人罢工事件。芝加哥南部的共和钢铁公司离我们学校不远，且正遭受罢工的影响，拉尔夫打电话告诉我，罢工者和企业之间将会出现某种对抗，邀请我随同他一起去观看。我满怀热情地答应了。纠察队员面对的是手持武器的芝加哥警察。我站在远处，并没有什么危险，但却感到恐惧。拉尔夫将我留在后方以策安全，他自己则走近现场。钢铁工人向前移动，守卫和警察突然向他们射击，七人死亡，还有些人受了伤。现场一片混乱，对被捕的恐惧开始蔓延，甚至我也感受到了那种恐慌，我们全都挤入了任何可用的车辆中，逃离了这个可怕的地方。
从这起创伤性事件恢复后，我们曾经又回到那个受罢工影响的工厂，想要弄清楚其中的状况。拉尔夫建议我查出个究竟。我以《华盛顿邮报》和《芝加哥日报》的名义请求进入工厂，期间了解到了华盛顿媒体的巨大力量，即使《邮报》当时的影响力还非常之小，这是令人铭记于心的一课。我们获邀进入，并在管理人员的陪同下参观工厂，这令我有些尴尬和惊讶，因为我们两人不过是大三学生和特约记者。
我写信给凯西·琼斯，向他解释使用《邮报》名义进入工厂的事情，并表达歉意。他回复说我们的经历令他颇感有趣，他认为大罢工现场所学习到的东西抵得上一年的经济学课程。他还贴心地寄来介绍信以备我今后使用。
许多年以后，我会亲身体验劳工关系问题，对其获得更加生动的认识。
我和父亲通过信件保持交流，《邮报》是我们经常谈起的话题。尽管《邮报》在新闻编辑方面已经有所提高，甚至吸引了更多的广告，但父亲仍旧在为摆脱亏损这一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而伤尽脑筋。支出在提高。《先驱报》垄断了蓝领读者群体，部分原因在于其著名的第三版——性与犯罪版。《时报》是《先驱报》的下午版。斯克利普斯·霍华德（Scripps Howard）拥有稳定、花哨、有效的销售布局——报摊和午餐推销——《明星晚报》似乎占据了整个市场和整座城市。它是值得尊敬的传统报纸，充斥了大量广告。
到1938年，父亲已经为《邮报》取得成功苦苦挣扎了五年，他写信告诉我，他得到了那些会不时出现的好运。他获得了《先驱论坛报》的服务，这意味着《邮报》获得了沃尔特·李普曼、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和马克·苏利文（Mark Sullivan）的专栏，一些受欢迎的漫画和周日专题，每日纵横字谜游戏和桥牌谱，以及许多书评——他抓住了丰富的宝藏。《星报》原本拥有《论坛报》的服务，但因为价格分歧而落入我们的怀抱。《邮报》还从《先驱论坛报》的华盛顿分社那里获得了一些常规报道，这减轻了国内新闻记者人手不足的问题。此外，我们还从他们的驻外记者那里获取国外新闻，当时我们还负担不起外派记者的费用。
父亲在信中写道：
昨天，《星报》的纽博尔德（Newbold）先生拜访了我，他对我说，失去《先驱论坛报》的服务让他们非常烦恼，他们希望能够同我们均分那些稿件。可他们拥有稿件时没有提议与我们分享，因此，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要同他们分享，你看出来了吗？
父亲描绘了与《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Arthur Krock）、《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弗雷德·埃塞里（Fred Essary）、《邮报》的社论版编辑费利克斯·莫利、《泰晤士报》（London Times）的威尔莫特·刘易斯（Wilmott Lewis）爵士以及“来自《邮报》的我自己”，在法国大使馆共进午餐的场景。他愉快地补充说，“这样的场景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名副其实的媒体人。发行量10.85万份，且还在上升，很快就会到达11万份，超乎你的想象。”然后，他动情地说，你尤其要考虑到《邮报》的规模如此之小，挣扎求生如此之艰难：
如果你不赶快来《邮报》努力工作，那么，除了保住地位的日常工作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壮举了。你应该来做那些将它推向顶峰的工作。努力拼搏去达至顶峰，比达到顶峰并留在那里要更加有趣味。等我们到达了顶峰，我会去外面找些麻烦，好让你、你母亲、凯西·琼斯和费利克斯·莫利保持紧迫感。
他的用意是怎样的，我又是怎么想的？回首往事，我只能假定我想要成为记者，而他拥有一份报纸。我确信他没有给我的姐妹或哥哥写过这样的信。我同时也确信，我们都没有将我视为管理人才。令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还有我——会认定我将会成为记者。
我的确为《邮报》做出了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在始终至关重要的漫画领域。我告诉父亲芝加哥人都在谈论连环漫画《泰瑞与海盗》（Terry and the Pirates），而且这部漫画是新近才有的。他发现这部漫画版权还在，于是就将它买了下来，结果收获了巨大的成功。
1936年，罗斯福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很快地，有人写信给《邮报》，建议欢迎凯旋的总统回到华盛顿。第二天，《邮报》刊登了头版文章“让我们给予总统热烈的欢迎”。读者的反应引人注目：早上八点钟，两万人聚集在联合车站欢呼“王者”（The Champ）。罗斯福则使用特殊的手势，向站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二楼窗户口的父亲致意。
事后，我给父亲写了封信，用词尖酸，说这种做法毫无新意，不过是在两面讨好，而且对于我而言，这是《邮报》最不光彩的时刻。父亲立即做出回应，且态度激烈。他认为这是很好的主意，并指出其他报纸也都参与其中。他进一步辩护说，美联社报道了这件事情，甚至《时代》（Time）杂志也提及了此事。他补充道：
恐怕是芝加哥的氛围和距离消弭了你敏锐的新闻洞察力，我相信，如果在现场的话，你一定能够真正理解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曾有过的一次明显的争执。甚至在批评我的判断时，他也总是温和而善解人意。他没有为这样的分歧而困扰，这体现了他的冷静沉着。事实上，他将不同的观点和尖锐的争论视为人们有主见的象征。例如，从我们出生起，他就为我们设立了小额信托基金。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自己的父亲曾用金钱来控制孩子们，而他不想要做相同的事情。他希望我们能够不受他的意志的支配。
我当时没能领会到父亲的偏爱，以及他的关切之深。母亲曾暗示说他如何宠溺我，还收藏了我的信，我都没有留心思考。如今回首往事，我才看到我们彼此间浓厚的亲情，以及他对我的人生规划和思想的巨大影响。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意识到，但现在我很清楚他信任我；随着我的成长，这种信任成了巨大的情感资产，给予了我迫切需求的安全感。
与母亲的关系迥然不同。她正变得愈发难以亲近和以自我为中心。询问她私人问题或寻求建议是不可能的：她已经建构了一幅图景，其中描绘我们的样子，我们的生活的样子，并且，她从未真正去审视现实是否符合其想象。
1936年的大选过后，母亲回到了华盛顿，略有些沮丧，却也更加智慧。父亲不是那种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的人，但他的确因为建议母亲脱身兰登的工作，而感到些许安慰。我和母亲的候选人见了一面，这完美地印证了我所穿梭往复的两个世界的截然对立——共和党父母的世界和更加自由的大学环境。大选过后仅仅几周，我就乘坐通宵列车回家过感恩节。西德尼·海曼和其他朋友来到火车站为我送行，他们还送给我用红色领结扎在一起的真锤子和镰刀作为告别花束。我不知如何应对这个尴尬的玩笑，只得默默将它们带在身上。第二天早晨，我回到华盛顿的家中，身上依然带着这些笨重的工具。男管家开了门，我看到父母与失意的候选人阿尔夫·兰登在书房谈话，于是匆忙放下镰刀和锤子，加入了他们的商谈。
20世纪30年代，母亲开始认真对待起演讲事业，涉足各类问题，尤其是福利和教育。她写给我的信比以往充斥了更多关于演讲的事情——听众规模，她收到的热情回应，以及听众希望得到演讲稿的请求。母亲对知识有着广泛而浓厚的兴趣，写作各种主题的文章。事实上，此时她的生活重心就放在写作上。许多年来，她经常独自前往“小木屋”（Cabin）——父母在弗吉尼亚州的波多马克河河畔建造的小房子，可爱而现代，距离市中心有半小时左右的路程。母亲在那里写作关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马斯·曼的著作。
正是在这段时期，母亲开始了另一段与男性间的热情友谊——有一段友谊给予了她能量，丰富了她的生活，却也耗竭了她的情感，破坏了她的心情平宁。这段友谊便是与托马斯·曼之间的，甚至在见到曼之前，母亲就已经因为他的作品而迷恋上了他。我自己之前就注意到了他的小说，并成了他的仰慕者，但母亲走得更远。1937年4月，母亲终于亲眼见到了曼，当时她去纽约新学院听曼关于瓦格纳的讲座，完全被曼的丰富学识所折服，表示“即使得不到回应，也会完全倾倒于他”，钦佩他的才华和为人。第二场关于弗洛伊德的讲座，只是强化了母亲的第一印象——他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几个真正伟人之一。母亲欣喜于寻找到了“这个贫瘠时代的伟大灵魂”，于是立即决定为《邮报》采访他。母亲（自称）对社会名流嗤之以鼻，她形容自己“宁愿遇到诚实的鞋匠，也不要碰到平庸的艺术家”，但当她筹备这次采访时（用德语进行），却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觉得无法胜任这一工作”。在真正见到曼的那一刻，她的兴奋之情已经展露无遗。她给我写了封信，翔实而露骨地描述了这次经历：
他的妻子接待了我，那是个有着明亮而迷人的眼睛，年纪稍大的女人。等我意识到必须在她的面前采访曼时，我更是感到心慌意乱。三个男人被送走后，我才获准进入，而且，我能看到其他人在焦躁地等着我出来。这确实无益于采访的氛围，加上英雄崇拜情绪的干扰，当这位伟人上前和我打招呼时，我竟然说不出话来。为了让采访继续，我必须拿出所有自控训练的成果。我准备了一个非常巧妙的问题，可现在听起来却像是学生在背诵课文。有那么一瞬间，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问题切中了要害，接着，我几乎是看到了他进入思维的特定领域，那里储藏着正确的答案。15分钟的时间里，他像机关枪一样用流利、精妙的德语说个不停，其中夹杂了完美的长句和段落，如同他的书面语般准确和复杂。我从未抬起头看他，因为我必须疯狂地记下他的某些词语和观点。等他说完时，他的妻子示意时间到了，我们交流了一些观点，这更是暴露了我几近弱智的识见，在与他的妻子短暂寒暄了几句后，我带着破碎的心和受伤的自尊走到了街上。
母亲采访完返回华盛顿后，仍旧为曼的话语和人格魅力兴奋不已，她相信曼对整个世界的自由思想都至关重要，还给他写了封个人版本的仰慕信。第二天，她表示“自己的情绪风暴”令她疲惫不堪，但她仍旧要着手整理采访，确保其按时出现在《邮报》上。与曼的此次经历，或者更重要的是，对于他的炽烈情感，驱使母亲向我建议说：“凯，做个女记者，唯有如此，你才能在激情骤然点燃时，立刻寻得思慕的对象。”
母亲的身体状况总是大起大落，一如她的情绪。她对曼愈发迷恋，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我们最初发现她有严重问题是在1937年的夏天，在怀俄明州的大牧场家中。那年夏天，我完成了芝加哥大学的课程后，父母来接我，带着我和露丝去大牧场放松一段时日。暂居期间发生的事情令人悲痛。母亲正经历生活的剧变，我猜想，抑郁加剧了她原本已经高度易激动的情绪状态。就是从那时起，她开始了酗酒。
某天，我们一起去美丽的山谷骑马，母亲的马带着她跑了。露丝骑术高超，远胜过我，同时也与母亲最近，她一直追逐着母亲，牛仔们也紧随其后。母亲的马被截停下来，但某些事情却彻底改变了。这是一次情感应激，她彻底崩溃了，与父亲打了一架，还躲到自己的屋子中以逃避父亲。就是在那里，她真正地酗起酒来。我们都深感不安。
父亲对母亲无能为力，帮助她的责任落到了我的肩上，我必须去找出事情的缘由，并让她冷静下来。出事的第二天，她登上了附近的山峰。我跟踪她，非常担心她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她是那样的心神不宁。最终，我在临近山顶时追到了她，我们坐下来开始聊天。有时，我在说话，而她在流泪。她是如此地炽热迷恋着曼和他的作品，曼似乎占据了她全部的思想和情感。等到她说话时，内容全部集中在曼是如何的优秀，他对她的意义如何重大，他是多么勇敢和敏锐，她有多了解且能够帮助他，这是多么糟糕的一个世界——他被放逐异国，甚至美国人民也不理解和欣赏他。幸运的是，我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因而也能够和她谈论——在最不可思议的情景中——曼的作品和伟大之处，并最终使她平静下来，带她下山。但在牧场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多少还是会躲藏起来，一言不发地躺在床上或者喝酒。她尤其拒绝和父亲交谈。
从那时起，我做事情越来越像成年人，照料仍旧在马德拉读高中的露丝，以及时常出问题的母亲。我必须给予母亲支持，却鲜少能得到她的反馈。露丝的境遇要更为艰难，她在家的时候被要求依循母亲的需要和希望行事。母亲没有意识到的是，她一直在与露丝为伴。
我发觉自己其实非常享受这份责任，且能够帮得上忙。在这段时期，我和父亲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们对新闻和公共问题拥有共同的兴趣，这无疑增加了我们的亲密感，此外，我在母亲的问题上付出的许多努力也是原因。
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学年即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不回瓦萨，而是继续留在芝加哥。我找到了能够激发智识的学术环境，觅得了优秀的朋友，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并且非常享受生活。然而，我还是会体验到“我是谁”，以及如何忍受家庭的强大力量和影响的普遍焦虑。我偶尔会有浪漫的调情——有时是我主动，有时是年轻男孩主动，但很少会两情相悦。这些情事的其中一次是与政治学家哈尔·温克勒（Hal Winkler）的奇怪恋情。温克勒比我矮小很多，但却情意绵绵。我总是会被聪慧所吸引，而他就非常聪慧——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但我仍旧羞涩而单纯，不知如何处理暧昧举动。我显然还需要寻找更多的指导，和更多稳定可靠的恋情。
大四那年秋天发生的最重大的事情，就是姐姐碧丝的来访，当时她在加利福尼亚工作。我在华盛顿、瓦萨和芝加哥的时候，碧丝已经去了欧洲、纽约和好莱坞，所以，我总是热切盼望能够见到她。她的朋友都魅力四射，甚至声名显赫。在欧洲，她不知以什么方法与罗马尼亚王后玛丽及其女儿伊丽娜公主交上了朋友。在纽约，她与剧作家山姆·贝尔曼成为朋友，贝尔曼甚至还追求过她，并且，她经常与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奥斯卡·莱文特（Oscar Levant）以及哈勃·马克斯（Harpo Marx）见面，拜访过著名的赫伯特·斯沃普（Herbert Swope）及其妻子，认识亚历山大·伍卡特（Alexander Woollcott）、桃乐丝·帕克尔（Dorothy Parker）和其他阿岗昆派（Algonquin）评论家。碧丝认真地谈过一段恋爱，对方是电影导演，碧丝还曾想要嫁给他——母亲认为不合适，阻止了这一举动。母亲曾骄傲地告诉我，她是如何劝阻碧丝前往好莱坞，嫁给那个年轻男子。她说她跑去我们在纽约的寓所，碧丝就住在那里，她和碧丝争论了一整周。碧丝始终不屈服，直到母亲说，“碧丝，你这么做会杀死你父亲。”母亲满意地说，这阻止了碧丝。
我和碧丝在芝加哥度过了一段美妙时光。我们详细讨论了身为迈耶家族成员的复杂性，它的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以及我们的人生理想。在火车上，甚至火车刚刚出站，碧丝就开始给我写一封长信，其中充满了她的深刻思想和对家庭关系的洞察，我一直保留着这封信。信写于1937年11月20日：
我希望有时间谈论一下你的个人问题，依据我的经验，你的问题似乎非常困难和复杂。弗洛里的所作所为，其根源就存在于我们所有人都在面对的最大难题。弗洛里认识不到这一点，也不存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可能，更不消说去解决它了。这个难题就在于：从孩童时代起，我们就从家人的明言和暗示中了解到，我们生来就是要做大事的！问题只在于选择最适合我们发展的方向——甚至可以不是我们最喜欢的方向！无论这个方向是什么，我们都要做到最好。记得吗？妈妈甚至曾经说过，“我不在乎你们这些孩子做什么，即便你们之中有人想要做演员，她也得是个好演员！”
我们都感受到了可怕的压力！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我们很难真正尽全力去做那些低级、渺小、无关紧要的事情。一直以来，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很优秀，若是要跌落谷底，我们很难舒适自在。我们唯一能够长大的方式，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攀上高峰。
我几乎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写好回信，这封信总结了我对工作、家庭、《邮报》，尤其是父亲的想法。碧丝保存了我的回信，并在数十年后又还给了我：
对于迈耶家族的问题，我有许多话要说，尽管我不会妄言已经全盘了解它，无论是它的信仰还是影响。显然，它可以被比作章鱼，其触手伸得又长又广，最糟糕的是，深入肌理。换言之，如果你试图逃脱它的话，你只会更加深陷其中。形象地说，这就是它目前左右我的方式。
为了在循环中找到一个起点，我想让自己投身报刊业。这是因为我有特定的政治观点（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改变），并且，我喜欢写作……
先将难以回答的问题弃置一边，我有能力成为优秀的记者，这是上天赐予极少人的天赋，我是说真正优秀的记者。我最感兴趣的是劳工报道，以后可能还会逐渐转向政治报道。
正如你所看到的，这对父亲没有帮助。他想要且需要某个愿意掌控大局的人，从新闻报道到发行管理，再到社论写作，并最终成为他的助手。这其中存在关键性的问题。第一，我极其憎恶广告和发行，而这恰恰是报纸行政人员耗费最多时间来处理的事情；第二，如果我在父亲手下工作，立场分歧问题可能会令事情更趋复杂；第三，我怀疑自己的能力能否承担起《华盛顿邮报》这样的重担；第四，我知道父亲需要的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我得像是他手下的机器人；第五，我非常清楚那样的生活将会光鲜而辛苦……
还是暂时将与《邮报》有关的事情放在一边，我们仍有许多理论成果有待质疑和验证。就像我在信的开头所说的那样，迈耶家的触手紧紧攫住了我。从父亲的角度来说，我想这是有其意义的；我也许是在夸饰自己，但我的确认为这里存在几项重要意味，如相互陪伴，与下一代密切的关系，以及父亲辛苦积累的知识不会随他而逝。
从我的立场来说，如果拒绝这份工作，我就是在放弃数千人为之竞争的显要职位，这毫不夸张。《邮报》是世界上最重要国家的首都的一份重要报纸。至少现在如此。除此之外，放弃这份工作还意味着失去有价值的帮助、陪伴和建议，这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也是我所高度重视的……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我发现自己不适合从事媒体工作，这也可能发生在其他事情上——我工作起来有些迟钝，这可不太好——那么，我应该坦然退出，且不以此为耻。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成功理念，因为仅仅适合，我意思是说称职，并不能激发你的聪明才智。天赋决定了许多东西，但我认为它是可以借助实践来解决的，只是我目前身处于象牙塔之中，还找不出那个方法。
某一天，我想我会嫁给一个男人。这是因为就本性而言，我不喜欢独自生活。我想要和某个人一起生活，并且，如果你要和某个人生活，最好还是和他结婚。因此，也许我应该将自己托付出去，正如弗洛里过去经常大声笑谈的那样，生16个小王八羔子，抚养他们，教他们不成器，让他们像野兽一样去欲求，尽量不要带有任何理性人所特有的品质。
四年的大学生活后，这封信似乎总结回答了我是谁以及我在想些什么的问题，将近60年后的我都无法比这做得更好。我和父亲就我的教育、新闻职业生涯和《邮报》的进步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交流，而我却对于为他工作的问题如此顾虑，这不禁令我茫然不解。我想问题就在于我的矛盾情绪，父亲也可能是如此，因为我和他后来都热情地支持我丈夫掌管《邮报》，而我则退而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参与慈善事业。
1938年6月，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生活结束了，在父母面前，我称呼它为“崇高的学府”。我在芝加哥大学期间的成绩不好也不坏。我认为这并不重要，尤其是因为在那里的两年期间，我觉得自己学到了许多东西。不论毕业典礼如何，我似乎都没有和父母谈论参加典礼的事情。我不觉得自己会认为毕业是很重大的事情，但在各类记述中，父母没来参加典礼的事情还是被形容成了一种伤害，甚至有一次还描述说我流泪了。事实上，我不记得为什么他们没有来，说实话，我也不记得参加过自己的孩子的毕业典礼。或许，我继承了父母在这方面的懈怠，又或者，60年代的人轻视这样的活动。
我们的毕业典礼在洛克菲勒修建的美丽教堂中举行，主持人是哈钦斯校长。接着，与朋友们欢聚过后，我离开芝加哥前往芒特基斯科，身后是接受过的正式教育，前方则是茫然无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