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中，父亲建议我陪同他前往加利福尼亚，这也是他年轻时待过的地方。我几乎对家族在加利福尼亚的分支一无所知，但我很快就爱上了他们，还有美丽的旧金山和那里的人们——市民的那种友善而不拘礼节的气氛。很快我就想，如果能够在这样融洽的氛围和优美的环境中工作，一切定然会非常美妙。正因此，我下定决心留下来。我告诉父亲，如果他能够帮助我在那里找到工作，我将会收敛娇气，并放弃自己先前在芝加哥找到的工作。
当时，旧金山有四家报纸。早晨，《纪事报》（Chronicle）是最主要且最受敬重的声音。与之竞争的是赫斯特的《考察家报》（Examiner），这也是他当时仍旧辉煌的报业帝国中最出色、最强势的报纸。两家下午发行的报纸例证了典型的旧式街头新闻风格——哗众取宠的巨大标题，新鲜爆料出来的报道，以及比晨报更多的性与犯罪内容。父亲打电话给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系的好友乔治·帕克（George “Deke” Parker），正是在他们的报纸《旧金山新闻》中，父亲为我找到了一份为期两个月的工作。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另外一家下午发行的、赫斯特的报纸——《旧金山呼声报》（Call-Bulletin）。
父亲没有求助于他在《纪事报》的朋友，这让我很诧异。《纪事报》的名气更大，也更为传统，不过对于我而言，在《旧金山新闻》工作同样是一种恩宠，因为它是典型的人手不足的午后小报，很不正统，喧嚣热闹而又趣味横生——初学者涉足新闻界的理想之地，因为它为我提供了结构严谨、等级森严的环境中所没有的机遇。但事情的开始并不是那么顺利。我在新闻编辑室没有任何认识的人，更糟糕的是，我不知道工作的基础知识。我没有做过多少打字工作，当然也没有写过多少新闻报道。我对这座城市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如何去熟悉它。一切事情仿佛突然倾倒过来。我兀自坐在桌前，心中充满对于失败的恐惧，尚未开始工作便已感到迷茫和挫败。
父亲在此地逗留了数日，一天晚上，我来到他的房间，含着泪水告诉他，我担心自己力有不逮，难以胜任工作，也无法对报纸做出贡献，当然更配不上每周21美元的薪水；我想要和他一起回家。父亲只是淡淡地说，每个人都要学习，在决定放弃工作前，我应该付出更多的时间，也许我现在配不上每周21美元的薪水，但我以后的价值会远高于此，因为我会逐渐学会那些令我气馁的一切。我不清楚是什么说服了我，但我还是同意留下来，我知道以后有的是放弃的机会。
仅仅是在我伤心落泪、意图逃离的一个月后，我的新生活开始变得充满乐趣。等到八月中旬，我开始感到生活中的高潮多过了低谷。一丝抱负感开始占据我的内心，并且，我可以看到更加遥远的未来。我认识到不只是《旧金山新闻》，旧金山这座城市本身都是我开始事业的好地方，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与新闻业大亨有关系，即便有些人知道了，他们也会不以为意。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华盛顿邮报》，我有时还会怀疑，其中的某些人甚至没有听说过华盛顿。
工作中，我学习写作和改写。我写作新闻的耗时仍旧过长，但严苛的新闻部编辑们对我的报道的修改已经越来越少。我还在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如跟踪某人拍摄照片。我甚至报道过一次酒业联合会的会议。我第一项严肃任务是某个编辑安排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要在市内集会，那位编辑建议我引诱某些会议代表前往酒吧，而借口就是让她们观察自己所谴责的罪恶场景。我则要为这次采访写一篇报道。我按时地完成了任务，并将整件事情记录了下来。
工作后没多久，我在编辑室的邻桌、《旧金山新闻》经验丰富的专业劳工报道记者鲍伯·埃利奥特俯身对我说，他听闻我对劳工报道颇感兴趣，问我是否有意做他的“外勤记者”。当时，埃利奥特正在报道两个重大新闻：一个是码头区不断升级的冲突，其中仓库管理人联合会（Warehousemen's Union）可能会宣布停工；另一个是零售商店店员威胁罢工，以抗议这座城市的百货公司。我欣然且斗志昂扬地回应了埃利奥特的请求，并开始撰写长篇报道。此后数周的时间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旧金山的码头区，采访了许多牵涉其中的重要人物。
在我开始接触这次停工时，码头工人和仓库管理人：前者负责装卸货物；后者负责将港口货物存储在仓库中，并在之后将其运走。他们组成了一家大型联合会——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管理人工会（ILWU）。各个行业的批发商早已厌倦了被这个日益强大的联盟逐个击破，并致使行业内耗不止的事实，他们聚集在一起组成联合阵线，决定通过闭厂的方式来向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管理人工会施压，好让他们得以为整个码头区协商出一份主合同（master contract，指不依赖其他合同的存在即可独立存在的合同——译者注）。
罢工在伍尔沃斯仓库发生了。批发商协会（Distributors Association）开来了一辆货车，并下令卸货。该货车由非工会成员装载。这辆货车被称为“热车”，意指由破坏罢工者装载的铁路货车。它被派遣到码头区，在每个仓库前停下，并要求工人为其卸货。工会会员如果拒绝卸货，就只能选择出厂罢工，或是被停工。
身为报道此事件的记者，我的工作之一是跟踪这辆热车，伴随它一路进入码头区，观察每个仓库对它的回应，以及随之而来的停工斗争，然后再将我的见闻报告给埃利奥特。因此，码头成了我的采访区域，而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管理人工会、批发商协会和太平洋海岸劳工局（Pacific Coast Labor Bureau）则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太平洋海岸劳工局是整个事件中另外一方强大势力。劳工局由一群激进经济学家和专业谈判人员组成，他们为工会服务，领导人是亨利·梅尔尼科夫。山姆·卡格尔是劳工局中最有才干、最强硬且最有魅力的成员。他代表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管理人工会进行的谈判非常成功，但不喜欢媒体人员。不过幸运的是，所有报道码头区事件的报纸中，《旧金山新闻》是卡格尔最不讨厌的一家。在卡格尔看来，《旧金山新闻》是所有公开反对工会的媒体中，最公正合理的一家。
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管理人工会由亨利·布里奇斯率领，他是激进的澳大利亚移民，曾于1934年领导暴烈的码头工人大罢工。仓库管理人的领袖是另外一位强势人物——尤金·巴顿。巴顿来自码头区的一家真正的大家族，他们整个家族都在那里长大，并在船只上或港口附近谋生。巴顿是个无比浪漫的人，周围人都昵称他为“帕特”。巴顿聪慧、有趣且直觉敏锐，他没有接受任何正式教育，但却是位勇敢的领袖，拥有超凡的个人魅力。
这次事件的所有各方都告诉我，我可以自由出入他们的办公室，此外，如果事情有进展的话，他们会通知我。每一天即将结束之际，他们会聚集在一起交换信息，放松身心。他们通常会来到沙加缅度街街尾的酒吧中，而我也开始参与其中。与卡格尔、巴顿和偶尔现身的亨利·布里奇斯一起，我不断穿梭于码头和三个街区距离的一家狭小、黑暗的酒吧中。我们往往会要掺有威士忌的啤酒——一杯啤酒和少量威士忌——25美分一杯。倘若你购买两杯，第三杯就是免费的——对于21岁的女孩来说，这样很容易喝醉。
我们全都成为了好朋友。事实上——以一种最为不谙世事的方式，我现在意识到——我和帕特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友谊；他是我早年的恋爱对象。我同时还认识到，他有严重的酗酒问题。帕特的勇敢和非凡的领导才华在“二战”中展露无遗，当时，在突出部战役（Battle of the Bulge）中，他所有的上级都战死了，他也从二等兵晋升为军官，开始指挥战斗。不幸的是，战后他仍旧生活困顿，且终日酗酒，最终从金门大桥跳下去自杀了。
我特别留心掩饰身份，劳工领袖仅仅将我视为来自《旧金山新闻》的记者，直到我在这家报纸的实习期结束。巴顿谈到了未来的计划，我说自己不确定是否会留在这里。“为什么，”他说，“他们要解雇你了吗？”我告诉他事情并非完全如此，他们只是应我父亲的要求雇用了我两个月，而我父亲是东海岸的办报人。当然，他们想要知道我父亲是谁，发行哪家报纸。我告诉了他们事实真相，经过短暂的错愕和困惑后，他们便接受了这件事情，我们又开始依照往常的模式交往。
让他们知道我与《邮报》的关系是一件幸事，因为此后梅尔尼科夫——这个毫无幽默感又多疑的家伙——告诉他们，“小心些，我们中间混入了间谍。”不知怎的，他查出我是资本家的女儿，并怀疑我是资本家间谍。因为我已经承认了身份，朋友们只是笑道，“是的，没关系，我们知道她是谁。”
在新闻报道中，我没有隐瞒这些新朋友的任何秘密，尽管我们的夜间活动也许并不为人所知。我努力做到光明磊落。我告诉了报社和家人这些事情，并且觉得自己在报道中保持了客观性。这样的行为是如今的我所无法容忍的：我私人不应该与冲突的一方过从甚密，无论这些新朋友们能够为报道带来多大的贡献。
码头区的事件最终陷入了僵局，并进入了调解程序，此时，新闻报道转变成了调解室外长久的等待。任何时候感觉到会有突破时，我们之中的六个人就会闲坐在那里等待上数个小时。有一天，记者们仍旧在房间中等待，而负责人已经开始落座。头天晚上是歌剧的开场，它是旧金山一年之中最盛大的社会事件，每个人都要精心打扮。我已经被姑姑邀请，并找出了去年最好的衣服——那是一套长长的黑色天鹅绒衣服，带有豹皮吊带，前面形成了V字形，后背的V字则较低。一张显示我后背大片区域的照片出现在了这次事件的大规模报道中。突然，令我惊愕的是，山姆·卡格尔抬起头来对桌子对面的布里奇斯说，“嗯，亨利、黑色天鹅绒豹皮小姐，你们怎么看这件事？”一桌人爆发出哄堂大笑，我害羞地逃跑了。
停工结束后，我被委以新的任务——零售店员罢工事件。在报社看来，这次纠纷要比上次的更加重要，而我也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报道中。这次事件和旧金山的所有劳资纠纷一样，漫长而暴烈，对当地的经济繁荣造成了巨大破坏。此时，我在报社的两个月实习期已经期满，过去的兴奋感令我感到挣扎，我非常想要留下来，但情况已经变得复杂，零售店店员罢工引发了报业的开支紧缩。我给父亲写了封忧虑不安的信，就下一步行动征求他的意见。他迅速做出回应，打电话给我的老板，感谢他过去几周对我的照顾，好让他可以轻松结束此事。后来的事情令人愉快，老板告诉我，他想要我留下来，我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们愿意一直聘用我。父亲有充分的理由为我感到骄傲。他告诉我，从这一刻起，我要独立留在这里了。而我也下定决心，直到收益递减拐点到来的那一刻再离开这里。
我在旧金山的生活既奇妙又开心。我的朋友有工作上认识的，有来自码头区的，有家人介绍的，也有少数几个是旧相识，每一类朋友都完全清楚其他人的存在。罗莎莉姑姑凭着对艺术和市政的广泛兴趣，成了旧金山社区的领导。借助她的人脉，我认识了优秀的艺术家毛里斯·斯特恩，以及他的妻子薇拉，并通过他们认识了墨西哥艺术家科瓦鲁-比亚斯。比亚斯当时正在旧金山为即将到来的展览会创作壁画。我到剧院去观看葛楚德·劳伦斯主演的《苏珊和上帝》（Susan and God），还在艾伯特·本德为劳伦斯举办的派对上见到了她。艾伯特·本德是年长的艺术收藏家，也是姑姑的单身汉好友，后来，他也成了我的朋友。正是艾伯特给予了安塞尔·亚当斯第一架摄像机，而卓越的西部风景摄影师亚当斯及其妻子弗吉尼亚是我在那里的另外两位好友。我曾经与比尔·休伊特来到优山美地峡谷，与在那里经营摄影店的亚当斯夫妇共度新年夜。比尔·休伊特后来成为了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 Company）的首席执行官。亚当斯夫妇只有一间客房，且被我占用了。高大英俊的比尔只能睡在摄像工作室橱窗后的简易床上，亚当斯夫妇悬挂下窗帘，以遮掩住正在睡觉的客人，避免被路人看到。
我还与简·尼兰成了密友，她是我交往过的最迷人、最有趣的年轻女性朋友。简是赫斯特集团的律师兼密切合伙人约翰·弗朗西斯·尼兰的女儿，她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加老于世故，而我比她圈子中的大多数人都更加严肃且热衷工作。我们几乎是一见如故，且友谊持续至今。我还从马德拉的朋友珍·罗林斯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许多个周末，我和罗莎莉姑姑前去史坦树林参加音乐会和野餐。罗莎莉姑姑在这座城市的这个山腰上种下了桉树林，树林形成了天然的圆形露天剧场，其中搭建了音乐会舞台，姑姑在此地出资举办免费的周日午后音乐会。有广口瓶子素雅地安置在树林四周，如果观众觉得有趣的话，他们可以向其中捐款。音乐会结束后，罗莎莉姑姑往往会留下来计算捐款额，这些金钱是公众表达赞赏的有形方式。
滑稽之处在于，我借助父母与旧金山以外的世界保持联系。父亲要求我把所有自己撰写的新闻报道寄送给他，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内容，还敦促我持续给他写信，以此作为另外一种练习写作的方式。同样也是父亲让我保持对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关注——他尤其担心德国日益加剧的反犹主义情绪。父亲帮助应对这种恐怖的方式之一，就是支持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好友马里恩·肯沃西通过一项可以收容两万难民儿童的立法计划。
相较于父亲对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审视，于我个人未来更为重要的是他对《邮报》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评估。华盛顿的所有报纸都在缩减版面，但《时报》和《先驱报》是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而《邮报》受到的影响最小。然而，《星报》的广告版面是我们的两倍多。父亲对发行量的增长持乐观态度，同样地，在一段平稳期后，他也许能够带领《邮报》创造大幅度的收益增长。我们目前的发行量是11.7万，我们的期望是在增长放缓前达到12.5万。我几乎从不曾有时间阅读完整份报纸，但《邮报》在我看来始终是最好的。
1939年2月，父亲对《邮报》的忧虑无疑开始加剧，彼时，茜茜·帕特森将午后的《时报》和早晨的《先驱报》整合到一起，创建了一份全天报纸，尽管，当时茜茜首先要解决她意图解雇的员工联合促成的罢工威胁。母亲告诉我茜茜正卧病在床，还说，“我觉得她坚持不了太久了。”我不知道这句话是指茜茜本人，还是反映了母亲对茜茜的报纸的潜在愿望。
母亲的生活一如既往地延续着。她最新的精神俘虏是德威特·华莱士，这位先生是《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拥有者以及她在芒特基斯科镇的邻居。母亲见到了安东尼·艾登，并形容他是民主制度所依靠的纤细芦苇；母亲对许多被视为世界领袖的人所表现出的气概不足感到沮丧，她断言如果民主制度将会得救，那么，这个拯救者必然会是美国。母亲和父亲一样，正竭尽全力帮助犹太儿童进入巴勒斯坦，或者，至少是离开欧洲。她频繁地在妇女俱乐部发表演讲，并积极地主张反对法西斯主义。
与此同时，在整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托马斯·曼一直是母亲大多数精力投注的焦点。曼对母亲充满敬畏，而母亲也觉得有些惊吓到他。有人曾询问曼我母亲是不是德国人，他回答说，“嗯，非常像。她是瓦尔基里式（Valkyrian）的女人，身上还混杂了一些其他的特质，是瓦尔基里和朱诺（Juno）的混合体。”母亲对这种评价非常满意，她觉得应该将此记录下来，留给子孙了解，因此，这段话出现在了这里。
曼夫妇经常拜访我父母位于华盛顿和芒特基斯科的家。1938年，在他们最初的几次来访中，我遇到了曼，且感到有些失望，因为我觉得他冷漠无情，难以亲近。但母亲很仰慕他。她给我写信说：“他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人物，再无他人了。”父亲非常温和体贴，对母亲的大多数男性朋友都毫无怨言，但他相当厌烦自己被丢下和曼太太一起，而两个结婚的人却外出交流思想，而且大多数还是用德语进行。
母亲对曼的仰慕是公开的，但曼对此却颇为羞怯。尽管如此，母亲仍旧抱持着“我是他所喜爱的少数几个人和少数几位女性之一”的想法。事实上，母亲似乎是太过一厢情愿了。曼的传记作者唐纳德·普拉特形容曼“天性冷漠”“对他人毫无兴趣，且缺乏真正的感情”。根据普拉特的说法，曼往往会因为一己私利而利用他人。他很可能无情地保持着与母亲的关系，因为他知道母亲会为自己带来很大的帮助，并且，他还可以利用母亲的资源。
事实上，母亲曾多次援救曼。在他们多年的友谊中，母亲无数次地帮助曼及其家庭。她努力想要让曼更容易为美国公众所了解；她翻译曼的作品，为他的书籍撰写长篇评论，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刊登在《邮报》上。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曼提到了美国给予他的过多荣誉，并表示他真正需要的是经济上的支持。母亲立即回复说：“如果我在智识上的努力可以任你驱使，那么，我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又有何不可呢？”她立刻着手行动。母亲首先帮助曼在普林斯顿大学谋得了一个学术职位，这个职位只需承担极少的工作，这样曼就有了充足的时间来写作，后又令自己担任董事的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聘请曼为“德国文学顾问”，每年的薪俸为4800美元。还有许多其他的殷勤周到之举，包括帮助曼的孩子们获取护照。
普拉特说我母亲想要的远不止于曼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也成了他的负担和烦恼。曼一度写道，他感受到“几乎无法控制的欲望，想要向这个主宰着我的女人表达不满”。而在后来写给母亲的直言不讳的信中，曼似乎的确这样做了。他说自己忠诚而小心翼翼地“侍奉”着他们的友谊：
侍奉是最恰当的词语。多年来，我为它付出了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关系都更多的思考、焦虑情绪、伏案工作。我已经让你以就我所知的最佳方式参与我的内心和外部生活。你来拜访时，我花费了数小时的时间来为你大声朗读其他人尚未看过的新作品。我已经为你的爱国主义和社会活动展现出最由衷的赞美。但没有什么是正确的，没什么是足够的……你总是想要我表现出非我所愿的举动。你毫无幽默、毫无敬意、毫不审慎，不能就我所是地接纳我。你想要教育、支配、改造、拯救我……
显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母亲所有的亲密关系一样，也异常复杂。
三个主题主导了我自己的信件：对欧洲迫在眉睫的战争的忧虑，工作，以及消遣。无论我如何沉浸于后两者之中，我都很难遗忘欧洲的关键性事件，尽管欧洲距离加利福尼亚要比东海岸更加遥远。某天早上，我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讲，并于随后写道，“广播听起来有点像是你误入了动物园，那种不时被咆哮声所打断的刺耳声音，像是一群发疯的动物。”国外的形势愈是严峻，我愈是觉得有必要努力工作，以更加了解游戏规则。我并不觉得我或其他任何个体能够改变时局，但如果不尽我所能按部就班地做些事情的话，我会疯掉的。
劳工报道逐步结束后，我期待着再次写作。由于在芝加哥过着高度理论化的生活，外勤记者所负责的日常活动以及四处流浪的生活让我觉得颇为有趣，不过，我已经准备好成为真正的记者。最初，我报道了一些多愁善感的故事——小女孩的圣诞树被烧毁了，《旧金山新闻》为她送去了礼物；金门大桥上的自杀事件；采访一位女性，她因为丈夫不再爱自己而意志消沉，试图掐死自己的婴儿。
来自欧洲的新闻占据了旧金山各大报纸的版面——上流社会的美丽金发女郎遭遇奸杀。接触犯罪新闻的机会来了。我和一名摄影师被指派去报道一起显然乏味至极的事件：垃圾车在城市垃圾场倾倒垃圾时发现了一具尸体，它属于一名至少已经死去一周的男子。我的祷告起效了，殡仪员先于我们而到达，并移走了尸体，让我幸免于恐怖的场景。还有一起报道并非我负责：一名女性被残忍杀害，发现尸体时，双乳已经被切去；身体上还有用她的唇膏写作的文字，“亲爱的，我爱你”。母亲对我的工作深表同情，她哀叹那些留存在我的心灵中的丑陋之物。她以其独特的方式建议我采用叔本华的客观性法则：“扰乱意志，直至你既不憎恨也不畏惧。”
我的工作的进展并非一路坦荡，有许多的起起伏伏。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感到抓住了写作新闻的技巧，然而，即便我觉得可能正在掌握速度与效率的窍门，优秀的极致似乎仍旧遥不可及。效率尤其令我感到烦恼。每当犯下愚不可及的错误，我都能听到那些年法国女教师回荡在我耳际的声音，“Etourdie, veux-tu mettre les accents? ”——“心思涣散之人，你能抓住重点吗？”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仍旧停驻在原地，不知如何把握重点。
我担心被抢先爆出独家新闻，但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过。我还担心自己可能是赖着不走，担心自己能够被留下来是因为自己的家世。不过，回想起我的首个工作日，一个小时才写了三行字；如今我一天可以撰写两篇半的专栏，报道羊毛生产商会议和一场火灾，并以某个可怜傻瓜的名义写作每周的教会专栏。《旧金山新闻》长期缺乏工作人员，尤其是我在那里工作的那段时间。等到晚上，乘坐有轨电车回家时，我总是感到疲乏至极。我为这家报纸报道的最后一个新闻是在旧金山金银岛举办的金门国际博览会。这次博览会的目的是庆祝新的金门大桥和奥克兰海湾大桥的落成。我一整天都在报道这次博览会，晚上还与建筑师朋友比尔·沃斯特闲逛，他为这次博览会设计了艺术大楼。
1939年的春天，父亲过来探访我，并提醒说，我承诺过要回《邮报》工作。事实上，父亲的到访时机正好。《旧金山新闻》正值另外一个经济困难期，显然，某些人不得不下岗了，这其中我的资历最为浅薄，似乎就位于候选之列。除此之外，我还担心自己侵占了需要这份工作的人的位置。因此，我答应父亲回到华盛顿，我并非完全不情愿，但却有着复杂的情绪感受和某种失落之感。我热爱那些在旧金山度过的时光，它是我人生中少有的美妙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