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总设计师（1982—1989）(3)
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在邓小平一再倡导和呼吁下，培养接班人的问题逐渐为全党所接受。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决定》，在废除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981年7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这个问题提得更高，并适时地提出了老干部离退休的问题。他说，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他提出，退休制度，也应该有个年龄限制。不仅年龄有限制，干部的名额也有限制。并提出，要把这个事情当作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完成。
邓小平在倡导和推进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妥善解决老干部的离职问题。
由于当时老同志刚刚恢复工作，在领导班子中是骨干力量，工作热情很高，马上让他们退出工作岗位，许多人一时难以接受。加之多年来我们党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干部经验少，压不住阵脚。
从我们党当时干部队伍的状况来看，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在一段时间内也确实离不开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的传帮带。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在短时间内全面实行退休制度有一定的难度，也是不现实的。鉴于这种状况，邓小平向中央提出，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一种过渡办法。这样，既可以使老同志适时地退出第一线，以利于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增强活力，提高战斗力；又可以使老干部在第二线过渡一段时间，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起一个传帮带的作用。
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的建议。他说，中央正在考虑再设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党的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年7月2日，邓小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又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在前一段时间，中央曾经设想，将来除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外，再设两个委员会，一个是顾问委员会，一个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容纳一些老同志。中央委员会成员比较年轻一点，这是为后事着想。”这次会议之后，设立顾问委员会的问题开始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1982年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如何解决新老干部交替的矛盾问题时，引用了聂荣臻提出的一个建议。他说：“聂荣臻同志提出步子要稳当，我赞成。他有一个好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
1982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中共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邓小平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说：
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
1982年9月1日至12日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决定并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了各自的性质和权限。“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
大会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
党的十二大闭幕后，中央顾问委员会于9月13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第一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选举出24名常务委员。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谈到顾问委员会成立的原因和目的时，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其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在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之日就郑重宣布，不久的将来要取消它，并紧紧抓住它的过渡性这一性质和特点，来规定它存在期间应起的作用。这就为顾问委员会开展工作定下了基调，明确了工作方向和行动准则。
邓小平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他说：“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他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形式，稳妥地解决好干部新老交替的问题，把退休制度建立起来，然后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他说：“顾问委员会今天刚成立，就宣布准备将来取消，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
中央顾问委员会怎样做工作、怎么起作用？邓小平说：“总的说就是要按照新的党章办事。”他指出：
顾问委员会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老同志要自觉，我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牌子大、牌子硬啊，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牌子硬啊。以后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是我们的后辈。我们的态度正确，对推动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的工作，很有好处。如果搞得不适当，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不仅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工作，也不要妨碍下面各级的工作。
他告诫道：到省里去了解情况，不要随便发表意见。首先要认真调查研究，学习下面的实际经验。要注意起传帮带作用，而不是去发号施令。我们讲话是有人听的，有分量的，所以要慎重。从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他要求“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可以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深入地了解情况，这样就可以对党中央更好地起到参谋和助手的作用。到联系的单位还可以做一个报告员，把我们国家的事情，我们党在每个时期采取的方针政策，国际情况和我们的对外政策，及时地给群众讲讲，可以讲现在，也可以讲历史。作报告本身就是传帮带。他还提出：顾问委员会要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他说，我们这些老同志下去，人家是非常尊重的，生活上是会照顾的，我们自己要注意不要过分麻烦人家。总之，中央顾问委员会怎样做工作，怎样起作用，是个新问题。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会处理得很好。
中央顾问委员会建立以后，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老同志们在为党发挥余热的同时，也逐步地开始淡出，到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后，中央先后有141位老同志退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有180万老干部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有330万年轻干部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1987年，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辞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委员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1989年又辞去了军委主席的职务，完全从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中央顾问委员会，凭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和率先垂范的作用，顺利解决了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带动了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
到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们党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取得了预期的进展，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和充实，明显增强了活力。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基本确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已基本上完成了它的任务。根据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党的十四大决定，从中共十四大起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正如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之初的那篇讲话中所设想的那样，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中央顾问委员会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光荣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下苏杭
1983年2月5日，邓小平离开北京，踏上南下的列车。此行的目的地，他选择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州和杭州。
选择苏州和杭州，邓小平有他的考虑。
中共十二大开过以后，“翻两番”“奔小康”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议论的中心话题。这个目标切不切合实际，到底能不能达到，会不会成为一个空的口号，人们都在议论，党的高层领导人也在思考。
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当选为主任。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号召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学习各地的实际经验，深入了解情况，宣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主要在农村。
邓小平最关注的就是农村。他说：“中国有80%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的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的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的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首先要看这80%的人口能不能达到。”
1982年12月1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宋平谈话时曾说，本世纪“翻两番”的目标靠不靠得住？党的十二大说靠得住，我也相信是靠得住的，但究竟靠不靠得住，还要看今后的工作。
邓小平心中装着“翻两番”“奔小康”的问题，在北京坐不住了。春节将至，他想到实际生活中去获取“翻两番”的第一手资料。此时，他把目光投向了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杭地区。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地区地处长江三角洲，背靠上海，历来比较富庶，近几年经济发展尤为迅速。特别是苏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800美元，像这样的地方能不能在2000年再翻两番？如果能，到那时的社会又将会是什么样？
带着这样的思考，邓小平第一站就直奔苏州。
2月6日下午2时31分，一辆乳白色丰田面包车驶进古城苏州，来到位于城南的南园宾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就下榻在宾馆的新平房。
2月的江南，春意盎然，宾馆的庭院内垂柳已经吐芽，迎春花含苞欲放。邓小平的到来又给这里增添了新的融融春意。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来苏州。
二十多年前，他曾来过这里，那是三年困难时期。
时过境迁，苏州已今非昔比。整洁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品，特别是喜气洋洋的人群，再加上新春佳节前的祥和气氛，这一切确实令这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心旷神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