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读书不忘政治”

在今日的中国，学生与政治的关系应该如何，确是一个大问题。十余年来，几经讨论，还没有解决。似乎蔡孑民先生说过：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这种兼容并纳的意思是很好的；但“不忘”二字，究竟不忘到何种程度，蔡先生并没有告诉我们。从实地加入革命工作起，到每天涉猎重要的政治消息止，这其间种种程度，有哪一种可以算作“忘”了政治的？所以仔细看去，这一种的话听上去虽觉顺耳，但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似乎并没有帮助。

这“不忘”二字，也许早就有了公认的注解的。自从“五四”运动以来，许多人的意见虽未必以为个个学生应当加入实际的政治活动，才算得“不忘”政治；但若是在求学时代，大家只做到看报或关心政治消息的程度，他们又觉得不够了。

向来讲政治改革的人，总以为加入的人越多，改革事业的成就便越有希望；甚至拾了亚里士多德的牙慧，制为“人人是政治动物”的标语来劝勉人加入改革事业。但如今看来，这种观念似乎是错的。我们不妨提出一个不寻常的问案来：安知近来中国政治的紊乱，不因为作实际政治活动的人太多了也太杂了呢？

这个问案，不特不寻常，并且有人要当他是胡言乱语。不过我们提出他来，也不无些许理由。十多年来，加入政治活动人虽一天比一天多，但改革事业并不一天比一天良好；这是有目共睹，无待讳言的。有人说，这因为加入的人还嫌不多，所谓全民政治或全民革命本来是指望着人人参与的。这话也许很对。不过我们接着不能不怀疑的是：若是每个农民、工人、商贾及其他本在谋生而有职业的人，都抛弃了职业来营所谓政治工作，姑不问政治工作的成功如何，社会上固有的安全和秩序，怕就先要受重大的打击了。要知政治外的业务大都和生计问题有密切关系，政治工作也是一种业务，但在理论上，他和人民生计的关系，是很间接的；政治可以调节种种生利的业务，但本身不是直接生利的。（中国政治工作的职业化和生计化，本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如今有许多人脱离了职业，不再直接为社会生利，却悉数的往不生利的一条途径去活动，社会治安又安能不发生问题呢？

有人说，这种社会生活上的纷扰是暂时的，过渡的；有一天，因为这许多人的出力，政治可以清明了，政治的力量就可以把种种职业的身份重新奠定起来。但有了这许多人出力之后，政治究竟能否清明，我们还不能没有怀疑。从别种业务转到政治工作的人，也许根本不宣于政治工作。对于政治改革事业，他可以有十分热诚，十分趣味，但未必有一百分真实的能力。这种能力，我们即自因推果言之，也不能决定人人都有，何况二十年来个别心理学的成绩早就证明给我们看：不论何种能力，在人群中的支配是作有规则的等差的呢？如今不论一人政治工作能力的有无多寡，却勉强他，或容任他做政治工作，而所勉强或容任的又何止一二人，结果的不能良好，便可想而知了。有句俗话说：老大多了要翻海船。大家都是老大，海船还不免于倾覆，何况不都是老大呢？

总之，政治工作在乎得人，而不在乎人多，并且似乎根本不宜乎人多，因为有政治才能的决不会很多。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而竭力主张专家政治，也许便是此意。实际的政治工作应该托付给这种专家去做，一般人只居督察和进退他们的地位。

上文种种是为一般有生计业务的人说的，为学生呢？我觉得这一番话也未尝不适用，并且似乎适用得还要密切些。已有职业的人，在生活上多少已有些预备，观感上，多少已有几分成熟；所以他们对于政治事业，不妨有些表见。但是对于尚在预备时期和培植时期的学生，社会不宜责成他们太深，只须指望他们对于当代的政治状况，能加以比较精密的观察；学生们自己，也人人应当以精密的观察者自期，因为我们虽不都是“政治动物”，我们却都是政治社会的一分子，多少是忧戚相关的。读书不忘政治，“不忘”二字，应作如是解释。

作实际政治活动的人减少起来，作细密观察的人加多起来，同时安于其业务——学业也是一种——的人也加多起来，我们的政治问题也许可以略见松动。十年来闹得很热烈的，其实不全是政治问题，一半是政治上“人才”挤挤，透不过气来的问题；位置的不够支配，也是一个问题，但还算是次要的。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