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开放视野与具体语境中的作家思想研究

至此，我们简单回顾了围绕索尔仁尼琴一生多变的思想立场，俄罗斯与西方已有的一些研究思路，显然，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从苏联到西方，再到解体后的俄罗斯，索尔仁尼琴不断发出反抗声音，尤其是反抗自己此前的立场（至少从表面看如此），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通过这一系列反抗，他是否也试图去捕捉和建立一些什么？或者说，在他一生形象的诸多断裂背后，到底有无某种一贯的追求？同时，为什么他和他试图影响的对象之间，会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而如果相信他的发言并非故作姿态、毫无建树，那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这些反抗和冲突，从中又能够得到怎样的启发？

相较这种迷雾重重，索尔仁尼琴及其作品在近年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的遭遇却令人惊心。1984年还在为索尔仁尼琴的“备受争议”而烦心的爱德华•E.艾力克森当时大概并未料到，仅仅二十余年后，他需要解释的已经是为何作家会在其本人最看重的一个领域“备受冷落”——在2007年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索尔仁尼琴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毫不避讳地指出，当前俄罗斯文学方向的学者和学生对这位著名作家的研究“令人惊奇地严重不足”。一年后，爱德华•E.艾力克森在一篇长文中给出了自己思考的结果。他相信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是作家与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的严重“脱节”：在20世纪晚期的西方文学研究中，“（有时以大写形式出现的）‘理论’成为学者们主要的兴趣所在”，而人们会追问，“对种族和性别的强烈关注”是否有益于阐发索尔仁尼琴道德观点的核心；“作者死了”这样的理论如何能与索尔仁尼琴那些主要根植于自传的作品相协；那种以相对性假设为基础展开的批评怎样能进入一位献身于“道德生活的非随意性”的作家的作品；同样，在一位认同“人类本质和客观道德秩序”这类超历史普遍原则的作家与一位认为“可以用历史偶然性来解释一切个人信念”的批评家之间，能够建立的关系也是让人怀疑的。所有这些问题，可能最终会导向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文学系的人要花费他生命中的宝贵精力，去研究这样一位所持观念如此明显地与批评家及批评行业所珍视的那些观念格格不入的作家？就像特雷德戈尔德（Donald W.Treadgold）所说的，对于特定的某种批评家而言，索尔仁尼琴是个谜。”

艾力克森的这番评论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提醒着我们，当研究对象思想与创作中的“特异”之处变得更容易激起不耐和反感而非最基本的好奇和探讨欲望时，首先要检省的，或许应该是那些引导我们批评活动的流行观念和理论范式。在帮助我们迅速找到那些“适合”研究的对象的同时，它们可能也让我们轻松地跳过了一些至少同样“值得”研究的东西。而无论是知识界和东、西方社会曾围绕索尔仁尼琴形成的那种剑拔弩张却始终未得要领的论争局面，还是当代文学研究对作家及其作品的直接屏蔽，往往都与研究者某些失之狭隘的先定判断相关。索尔仁尼琴本人着力发挥的俄罗斯“大文学”传统的确与现代文学（研究）潮流格格不入。但和作家珍视的其他俄罗斯民族传统一样，这种将文学之公共职责置于首位，且认为“作家所写即为其所思”的文学观念并不会因为它的“不合潮流”就必然失去全部价值，甚或成为某种谬误。事实上，笔者相信，索尔仁尼琴本人的经历恰恰证明了这一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不过，这种证明首先需要我们引入一个多维而开放的讨论空间。在此空间中，索尔仁尼琴和他的诸多论敌将被有效地综合到同一段历史当中，并获得更多公平论战的可能。而这正是在过往研究以及作家的现实经历中所缺乏的。

本书正文部分的论述，将依照（不十分严格的）历时顺序展开。如前文所言，索尔仁尼琴的生命史具有“超常”性质：曲折多变，富有戏剧性。就他经历的俄罗斯政治的几轮变迁而言，我们还可以再加上“超长”这一项。这些特点都让“历史性的叙述”成为最容易操作的一种方式。而且，如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在为另一位以“多变”著称的思想者所写的那部经典传记中所指出的，历史性地写一个人，包括其“矛盾言行”，就是为了说明他的所作所为是“合乎推理”的。由此，才能给予其“恰当的历史地位”。从这一主旨出发，我们也需要完成一次涵括了前后“矛盾”与“连贯”之处、相对完整的历史叙述。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由于索尔仁尼琴写作内容的特殊与敏感，他的形象在正、负两面都经历过“神话化”过程。关于其生平的许多经历，迄今为止都是众说纷纭，有着多种叙述版本。这种混乱局面，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和风险。这其实也是近年人们在研究苏联时期的许多作家时，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障碍。而除了尽量多地比较不同说法、谨慎引用外，本书的论述还将更多地建立在对索尔仁尼琴作品的具体分析上。尤其是考虑到受“地下写作”这一形式的影响，作家许多作品的创作都经历了较大的时间跨度（可参阅本书最末提供的附录），本书将对它们在不同时期的修改状况进行细致考察，以从中找到更多作家思想变化的线索。至于当前颇为流行的经典人物“揭秘”，或者走向空洞的庸俗化“解构”，则并非笔者的论述方向。毕竟，就一位作家在文学传统与思想史中的存在而言，他表达出来的并且产生了实际影响的那些感觉和观念，并不会比他的所谓“真实”经历和面貌要“虚妄”，或者不重要。

而本书的更多篇幅将用于描绘索尔仁尼琴进行每一次反抗性写作的具体语境。笔者将从社会、历史、文学、政治以至于外交等各个维度尽可能地还原这些语境。正是它们不断地带给作家新的、不无偶然性的人生经验。语境的迅速变化及其压迫性，给索尔仁尼琴的发言带来了巨大影响。不过，相较于此前类似的研究，本书将更多地涉及个人与历史之间的交互关系。个人并非历史浪潮中束手待命的木偶。就索尔仁尼琴个人而言，需要特别关注的，有其先天的禀赋、鲜明的性格，更有俄罗斯宗教与知识分子精神传统赋予他的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与理想诉求。这些个人“气质”与历史结构之间，可以有激烈的冲突，也可以有互相的渗透和塑造。只有弄清楚这些动态的关系，才能同时理解索尔仁尼琴立场的滑移和连贯。

另一方面，对索尔仁尼琴的这种研究，又将反过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在作品中追溯和构建的那些历史：索尔仁尼琴连续创作了《古拉格群岛》、《红轮》以及《同行两百年》（Двести лет вместе）等一系列篇幅浩大的历史性作品。如此强烈的历史意识，即使在有着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作品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中，也是格外突出的。这一倾向当然与索尔仁尼琴个人的兴趣和才具不无关系，但从每部作品的创作时间与选题来看，它们更对应着索尔仁尼琴对所处语境的一次次回应和反思。作为一位作家，他不仅在被历史塑造，同时也必然会带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去想象和叙述历史。通过对其具体的作品的分析，我们将看到他如何一点点地去追溯20世纪俄罗斯灾难历史的根源，看到他如何去挖掘和呈现那些从传统中自然衍生、本来不应被轻易放过的历史可能性。而所有这一切，又绝不只是一种纯粹属于“历史”的写作。如俄罗斯谚语所说，“过去比未来更难以预测”。未来如何，往往取决于人们怎样认识和组织自己的过去，想从而且能从过去获得什么。俄罗斯作家们对历史写作的这种特殊迷恋，多少也可以看作他们对过分不确定的“未来”的一种努力把握。至少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这种写作就不仅仅是个人兴趣的反映，甚至也不仅仅是他反抗当前困局的一种途径。他晚年对“新俄罗斯”的构想，便直接建立在他对上述历史可能性的认识基础之上。

而在呈现个人与历史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时，本书还将特别关注索尔仁尼琴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跨文化因素。此前的研究很少注意到，索尔仁尼琴身处的历史语境，其实就是由不同文明板块拼接、撞击形成的：从苏联的现代化急行军以及与之伴生的精神异化，到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又一次快速“西化”造成的动荡危局，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里，索尔仁尼琴比此前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更加深刻地见证了俄罗斯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的剧烈摆动——在各章的论述中，我们将引入索尔仁尼琴与诸多思想前辈就不同主题展开的对话。在对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耶夫、斯托雷平以及路标派等人思想的认同或挑战中，作家对“俄罗斯事业”背后的西方与现代性因素也将形成越来越明晰的认识。

毫无疑问，这一认识过程的关键点出现于索尔仁尼琴流亡西方时期。而这场引发巨大争论的西方之行，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跨文化案例。要解释索尔仁尼琴在西方的奇特经历，除了对具体语境的考察外，更需要探究由他和他的受众挟裹到对话场中的不同文化背景、话语机制。它们之间的冲突，不断地刺激着作家，为他提供了发言的动力。但同时，这些冲突也构成了其言论在传播过程中所遭遇的主要障碍。所有这一切，共同参与了索尔仁尼琴形象的塑造。而最为重要的是，它们将有力地揭示出，索尔仁尼琴日趋“保守”的文化立场不仅不是一种向壁虚构，反而恰恰是通过与异质文明的碰撞、比照而逐渐厘定的。

最后，还不能不提到笔者作为一位中国研究者探讨索尔仁尼琴创作与思想的一些特殊考虑。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创作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20世纪的中、俄在政治文化方面存在明显的亲缘性，甚至有着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封建君主制经由集体化时代走向混合经济体制的共同经验（当然，具体情势与内涵有所不同）。索尔仁尼琴的许多作品对于中国人而言，绝不只是虚构意义上的“文学”，更是具体可感的“历史”。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最先是在1960年代以“内部发行”的形式进入中国。《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斯人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后来更被评为对“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思想历程发生过极大的影响”的四十部内部读物之一。虽然发行者的原意，是为了更深入地批判“修正主义”思潮，但读者却绕过要求批判阅读的序言，看到了对历史的另一种解读。按照当事人的各种回忆，索尔仁尼琴（以及同样有作品入选的托洛茨基、爱伦堡、西蒙诺夫等人）曾经是“革命的‘同志’”，又“幡然醒悟为‘革命’的怀疑者与反对者”，这一思想历程和许多读者自身的经历十分相似，因此，其“话语系统也具有更大的可接受性”；同时，《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作品的“抒发特点都在于揭露正义旗帜下的专制和阴暗的权力斗争，尤其是对斯大林清洗内部的揭露和对人性、人道的‘解冻’的呼唤，更触发了这些红卫兵们的强烈共鸣”。完全可以想象，“广泛地目击和承受了这一‘革命’的黑暗性与残酷性”的这一代人在阅读这些“苏修”作品时，内心会产生怎样的震动。

除了这种情感和思想上的一致外，索尔仁尼琴那种特别的英雄气质，他在祖国与西方同时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也都一度助其得到中国知识界的高度认同。在文学界更曾出现对他的模仿。这种模仿不仅直接表现在创作的主题、文体样式方面；同时，也许还多少体现于作家的反抗姿态本身，以及读者、批评家对这种反抗姿态的辨识与接受预期上。

相对而言，当代中国学界对索尔仁尼琴的研究却显得比较单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风险；世界范围内对索尔仁尼琴思想与文学成就评价的极不确定；前文已经提到的，其创作与目前流行的“文学”观念之间的格格不入；甚至主要作品动辄百万言、千万言的庞大规模等，都可能构成了研究的障碍。其中，索尔仁尼琴流亡西方后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批判、晚年对俄罗斯重建的构想，得到的关注和译介尤其之少。即使是对索尔仁尼琴一生转变有比较完整的认识和论述的研究者，也大多沿用了上文提到的几种研究思路和观点。和俄罗斯侨民的态度颇为相似，因为心目中已经存在一个不容置喙的“理想模式”，中国研究者对作家的“保守”提出了特别严厉的批评。论者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的思想陷阱，可能正是（同样来自一个重要的非西方文明的）作家努力提醒人们避开和反思的。

而研究与译介的相对薄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索尔仁尼琴在今日中国的阅读和接受。当然，消费时代的人们是否还愿意读并且能读懂这样的作家，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索尔仁尼琴的形象仍然定格在“古拉格斗士”的阶段。同时，也正因为并未将索尔仁尼琴及其写作放置于文明之中以及文明之间进行完整解读，在各种公共讨论中，人们常常只是以其作为一个有力证据，支持自己明显带有价值预判的某种中外文化比较（例如，认为是“没有宗教意识”导致了索尔仁尼琴身上的那种承担感在中国知识分子这里集体缺失）。而有意思的是，在正文中我们将看到，恰恰是类似的文明中心观与漫画式的比较思维，造成了索尔仁尼琴本人当年在西方遭遇到的许多困境。

概言之，上面提到的种种研究与接受现象正好从不同角度说明，索尔仁尼琴提出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还远未“过时”。这里所指的，当然包括怎样彻底地、真正地反思过往的政治灾难，以至于整个中国革命；如何清理和重塑被暴力中断的民族历史与记忆。但与此同时，还更应上升到：（像俄罗斯与中国这样）有着丰厚传统和独特历史的文明共同体，如何来应对如今已成席卷全球之势的现代性浪潮？在快速变动的文化边界中，知识分子究竟根据什么来选择自己的位置？尽管写作的是一部索尔仁尼琴思想研究专著，但就写作的根本动机而言，笔者试图深层追踪的，毋宁说还是作家接连遭遇的这一系列同样在影响着中国命运的重大困境与问题。相通的问题意识，而绝非研究对象做出的每一次具体选择，才是这一“外国”文学研究课题最为关注的。诚然，本书涉及的不少问题，如“文明冲突”、“文明对话”、“文化多元”、“传统的创造性转换”等，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国学界乃至官方宣传中的某种时髦，甚至套话；但笔者希望，“索尔仁尼琴的反抗”这样一个充满痛苦、紧张、压抑等极端生命体验的个案，可以逼迫我们真正去面对那些被理论、术语简单带过的选择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