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红卫山上红旗飘(2)
陆陆续续有消息传来，志愿稳妥的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村里已经传开，我填了不该填的学校，眼看银子化成水，煮熟的鸭子要飞。瓜田李下，村里人从旁边大路走过都轻手轻脚、细声细语，唯恐疑心说了闲话。难熬的日子最难熬，日子熬得差不多我也觉得快熬不住了，突然有一天晚上，公社公安员老徐跑到我家，一脸不知该是喜还是忧的样子。老徐说接到县公安局通知，要我本人第二天早上八点赶到地委二号楼，省公安厅有人等着政审。
“公安厅？！政审？！ ”在那个“文革”遗风还影影绰绰的年代，这几个字眼无异于晴天霹雳。若干年后我都还记得那个场景：父亲带着我连夜赶到万县市，一路上一言不发，我笃笃跟在后面，大气不敢出。大热的天，父亲却抄着手颓坐在地委门口一棵高大的棕榈树下，脸色更阴郁了。我站在他身边，第一次看到父亲头上有了几根白发，从前山一样的他此时显得那样的矮小和无助。我真的后悔了。
所谓二号楼，其实就是地委招待所。八点钟，父亲照着传达室说的房号，战战兢兢推开二楼一间房门。屋里的景象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省厅那个政审干部是个瘦小的老头儿，没穿警服，正在收拾东西，一副要出门的样子。抬眼见父亲和我进门，嘟囔了句：“老朱你出去，我和小朱说两句话。”父亲愣了片刻，突然嗫嚅着开了腔：“同志，我以我二十多年老党员的党性发誓，我这娃儿是个好娃儿哟！”“呃？”老头儿定睛看了眼父亲，轻轻挥了挥手。只一挥，父亲就倒退着出去了。
屋里只剩下我和老头儿，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到，相信门外的父亲肯定也能听到。老头儿埋头折一件白色的衬衣，头也不抬闷声问道：“小朱，你成绩不错，特别是语文历史不错嘛！为啥要报公安校呢？”听口气倒好像我吃了暗亏一样。
“我想当公安抓坏人！”我赌气一样回答。
“呃？”老头儿重又抬起头打量了我一眼，低声说，“你这身体条件不行啊！身高、体重、视力，还有年龄……”
“读书苦，饭没吃饱，等我上学校吃好了，我还要长！”我腰杆一硬说。
“呵呵！”老头儿咧嘴一笑，突然上前一步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我拍到门边了才说，“好嘛！回去等到嘛！”……
“就这两句？”
“就这两句。”
回到家，母亲祥林嫂一样向我和父亲盘问了千百回，也揣摩了千百回后，最后决定认命。高中是不能再上了，家里拖累大，再供不起。父亲带我到村小认门拜师，准备下半年当代课老师，教语文。八月的最后一天中午，我在村小和几个老师有搭无搭说着话。公社邮递员来了。“请客请客！”邮递员抽出一封挂号信递给我。
“四川省公安学校！”我一眼就瞅到了信封下的七个红色大字。
艳阳高照。我手拿信封沿着田间小路向家里飞奔而去。秋日的风热烘烘地摩挲着我的脸庞，我伸展双臂如鸟雀的翅膀，轻浮而灵动；田埂两旁稻花飘香，稻芒滑过脚踝手臂痒酥酥的；周遭杂花生树，蝗虫蟋蟀狂飞乱舞，蛙鸣蝉声不绝于耳，老屋屋顶飘出几缕袅袅炊烟……
老屋再见！泸州，我要来了！
少年壮志不言愁
1979年，中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诞生，刑警作为独立的警种与治安分离，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纷纷组建专业的刑警队序列。为适应这项重大变革，四川省公安厅决定，四川省公安学校新招录的80级250个学生清一色一个专业——刑事侦查。这意味着我们将是未来的刑警，未来的侦查员。
警校年年，芳草萋萋，烈火春风，向上而生。
踏上红卫山的当晚，一段破茧化蝶的过程其实就开始了。学员从四面八方聚来，有的甚至还远在甘孜阿坝凉山。在等待开学的一段时间，我们除了看电影还是看电影。我喜欢电影，正好乐在其中。电影全是与公安有关的反特片和警匪片，一场接一场，由不得你不把自己往警察这个角色上靠。这些电影分为两个时间段。“文革”前的有：《国庆十点钟》、《神秘的旅伴》、《寂静的山林》、《羊城暗哨》、《秘密图纸》、《山间铃响马帮来》……“文革”后几年拍摄的“伤痕”电影有：《戴手铐的旅客》、《405谋杀案》、《第十个弹孔》、《雾都茫茫》，当然还有那部把我带上红卫山的《神圣的使命》。自然，这些主人公的每一次亮相、每一次的举手投足对我们这些警界的后来者、明日之星都犹如电光石火，只一闪便能瞬间照亮我们荒芜、空洞的心灵深处。
电影看到差不多丢不了手的时候，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学校正式开学了。
开学仪式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毫无繁文缛节。校长伍烈光，一个精瘦精瘦的小老头儿，他发表了一番还算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时间也不长，里面还夹杂些将来在学校学习生活的注意事项。好像他不是校长而是总务主任一样。校长前脚刚走，跟着就有老师上台讲《公安概论》。第一节，公安工作的方针和路线是“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第二节，刑事侦查工作的方针是：“依靠群众，抓住战机，积极侦查，及时破案。”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堂课老师就讲到周总理说：“和平时期，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说：“进了公安门，埋座公安坟！”人还在迷迷瞪瞪，却已是血脉偾张了。
下午由公安校本部来的一个操纯正普通话的老师讲反特反间谍，绝对的“高大上”。听说这讲课的老师在苏联留过学，更是格外的神秘肃然。讲了些啥，基本听不懂。还不让做笔记，说是保密。中苏关系还没解冻，我们还在管苏联叫“苏修”，印象比美帝英帝还不如，这个老师讲的所谓反特反间谍其实就是反苏反台。听不懂自然记不全，只记得他讲到苏联特务机关，说契卡之父捷尔任斯基为苏联克格勃制定的“反动信条”是，“干净的双手、冷静的头脑和火热的心灵”。我心里却在想，这个苏修特务头子说的也没啥错吧，当个好刑警不也需要这几样东西吗？终不敢举手提出疑问。
晚上又看电影，不过这是一堂观摩课，有老师点评。电影是新编昆剧《十五贯》。剧情是这样的：肉铺老板尤葫芦借得十五贯本钱做买卖，开玩笑对女儿苏戍娟说是卖她的身价钱。苏戍娟信以为真，连夜离家出走。深夜，赌徒地痞娄阿鼠闯进尤家，杀死尤葫芦抢走十五贯钱。苏戍娟出逃后，与素不相识的布店伙计熊友兰同行。邻居发现产生怀疑，将两人扭送县衙见官，而熊身上正巧带钱十五贯。知县过于执认定苏戍娟勾结奸夫、盗钱杀父，判两人死罪。监斩官况钟发现疑点，力争缓斩。况钟亲自到现场勘查，又通过调查发现娄阿鼠可疑，便乔装成算命先生，巧妙套出娄阿鼠图财杀人的口供，带回县衙，升堂问罪，澄清了是非曲直。娄阿鼠伏法，苏、熊二人昭雪。
电影看完，老师让同学举手发言。我们哪看得出子丑寅卯？没一个敢举手。还是老师总结：一，公安人员要学习况钟注重调查研究、重事实、重证据、秉公执法，不要像过于执那样偏听偏信、走马观花；二，公安人员手里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一定要慎之又慎。生杀予夺，这不是阎王爷的权力吗？冷不丁地我就有了这权力？忍不住打了个冷噤。
第一天就被灌了满肚子的迷魂汤，迷迷糊糊，晕晕花花。以后一段时间，课程大都这样一路开下来。没有花花草草、穿靴戴帽，一切直奔主题，让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却又天天翻新，让人满怀期待。就在这样的节奏中，不经意间，我们很快从青少年学生、社会青年不知不觉向一个未来的警察开始了渐变，也养成了那些年警校学生独有的精神气质：敬业守纪、荣誉至上、阳刚正气、责任担当。
一切都那么美好那么新鲜，只一样让人心烦，爱做梦尤其是白日梦。
刚上山那阵，分明上着课看着电影踢着正步，却突然就幻想自己成了王公伯、陈明辉，或是骆特派、况钟啥的。跟踪啊、抓捕啊、搏斗啊、受伤啊啥的，搞得自己脸红脖子粗，虚汗长流。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人又一个个鲜衣怒马、宛若天神，踏梦而来……我想扑过去跟上他们，他们却一掠而过、绝尘远去……往往一个激灵，悚然惊醒，好几次差点“月亮落土”。班长住我下铺，疑心我有夜游症，和我换了铺位。我也疑心自己得了啥病，写信告诉父母，父母来信说我是太紧张太兴奋了。我留心观察身边一些同学，尤其是那些和我差不多从乡下来的小不点儿。偶尔也见他们在发呆，没来由地涨红了脸。我相信，他们也一定是喝下红卫山这些“迷魂药”后短暂中了邪。
谢天谢地，在最初莽撞无知的日子，红卫山没有出现抢险救灾啥的，要不然十六岁的我一定会义无反顾冲上去，拼将一死也在所不惜的。
迷糊大半月，略微缓过神，我开始打量红卫山，打量它所在的这座城市和山上的这群人。
说来丢丑，直到十六岁，我到过最远最大的城市就是万县市了。想到要去的泸州，必定是大码头，必将大开洋荤，心情激动，一路上只顾看车船外的远山近水，目不转睛。到重庆改乘火车从隆昌转客车到泸州，车过泸县沱江大桥，首先见到的是傍城而过的长江和依山而建的高楼低檐。天空欲雨还晴，一切都罩在灰蒙蒙、稠嘟嘟、湿漉漉的潮气中了。心里有些许失落，泸州实在就是小一号的万县市，一样晦涩的天空、一样的江城、一样的粉墙碧瓦。四川省公安学校本部所在的花园路是绝对的市中心，大门前是泸州最宽最长的街道，街道尽头一端是刚刚路过的泸县，又叫“小市”。四川著名的歇后语“泸州过泸县——小事（小市）一桩”就来源于此。从市区到红卫山，景象也与万县近郊差不多。道路泥泞不堪，坑坑洼洼，除了泸州医学院有大片虬枝盘曲、浓荫如盖的香樟树，以及红卫山腰片片柑橘林、桂圆树果实累累之外，景色真是乏善可陈。天气好的时候，从山顶极目远眺，沱江水黑黝黝死水一般没半点涟漪，长江也没有万县段那样的激流翻滚、波澜壮阔。两江江水懒洋洋流淌着，间或有孤零零的帆船和小火轮驶过，全然没有万县市江面帆樯林立百舸争流的繁忙景象。龙透关遗迹外山脉蜿蜒的尽头是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和泸州天然气化工专科学校，那里高大的烟囱飘出味道怪怪的奶白色烟雾，终年不散。
招生简章说，学校实行封闭式半军事化管理，但水分太大。半军事化没啥问题，封闭式却完全谈不上。学校的大小建筑全都杂乱无章地散落在山上，砖瓦房和村民的土坯房错落交织，学校自有的土地和村民的自留地犬牙交错。省第三监狱留下的几段围墙铁丝网只是象征性地把几座主要建筑和外界隔开了。警民混居，难免有些磕磕碰碰，更多发生的还是一些趣事和笑话。
警校有劳动课，所有土地按每个班级分配下去，由学校一个劳动老师垂直指挥，班里的劳动委员分发锄头、粪桶这些劳动工具，组织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我们班的劳动委员是来自丰都县农村的谭晓东，按他的话说栽秧打谷犁田磨田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两年下来，我们班油菜红苕的高产量足以证明他没有吹牛。好点的土地被村民长期蚕食鲸吞，早已是支离破碎。要命的是，村民长期霸占学校几座公厕，正是庄稼需要施肥的时候，好粪水早被他们挑到自家茅坑储存起来了，只留些肥不了地的“清汤寡水”给我们这些产出者用。“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没办法，前两届的师兄们为保丰产丰收只有下山到医学院挑粪，受了不少医学院女生的白眼。好在我们这届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对产量并没硬性要求，这才免了下山挑粪之苦。村民对霸占粪池并无半点愧疚，我们在操场草地上擒拿格斗挥汗如雨，他们挑着粪桶旁若无人扬长走过。我们懒得理论，甚至还巴心不得。第一次听说种地，都懒心无肠。城里同学嫌脏嫌累，农村同学想，我好不容易甩掉这把锄头，这不是要我走回头路受二遍罪吗？都不待见。别看劳动老师整一个老农形象，劳动课的重要性他可以上升到毛主席那儿去。“你们莫小看这劳动课。晓得毛主席50年代为什么要取消军衔么？毛主席说了，就是怕解放军军官们肩膀上扛了硬牌牌，为老百姓挑水、干活啥的不方便，影响军民鱼水情。你们将来是刑警是侦查员，侦查员不能下地干活，不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他们凭什么相信你们为你们提供情况？”劳动老师这样一说，我们汗颜了。
劳动课虽苦，可以说也不算一个问题。
我们这250个学生虽然来自巴山蜀水四面八方，但大都是吃过苦饿过饭的工农子弟。这当中有当过兵下过乡的，也有像谭晓东这样种过地代过课的，还有在馆子打过杂在工厂当过临工的，甚至毕业后有人自我揭发是结了婚生了小孩混上红卫山的。有出身富贵由北京吉普专门送上山的，也有贫困不如我者连路费都是靠卖猪卖粮食凑齐的。其中还不乏高人奇人。一个比我高不了两公分的大哥说他刚从部队复员，在广西边境和越南小霸闹摩擦时开枪打死过一个混混。我们都不相信，疑心他吹牛。不想没多久，学校请当时著名的哈尼族战斗英雄山达作报告，山达提出要见这个战友大哥，我们这才晓得人是不可貌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