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刊发了一篇长长的书评,评论一部新出版的但丁·罗塞蒂传记。书评显然不看好那位年方24岁,名不见经传的传记作家“伊夫林·沃小姐”(Ms. Evelyn Waugh)。
这一称呼上的错误,在这篇书评刊出后不久,便将永不会有人再犯。
因为,仅仅几个月之后,伊夫林·沃便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名字。而引发伦敦文学界这场轰动的不是那部罗塞蒂传记,而是讽刺小说《衰亡》(Decline and Fall)——英国文学史上毫无疑问的一部幽默杰作。
《衰亡》讲述了一个叫作保罗·潘尼费热尔的年轻人所经历的一系列不幸而怪诞的遭遇,充满了黑色幽默,残忍讽刺,以及令人难忘的人物。通过这本书的出版,一位20世纪最为人知也是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开创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它比同时代任何其他小说都更体现出漫画般的小说形式在20世纪20年代文学中的回归,它提供了对待战后世界的价值崩溃和秩序混乱的最理想方式。
从小说一开始,读者就能感觉到,书中有两种对立的情绪贯穿:顽童的胡闹和道德家的捍卫。令人兴奋捧腹的荒诞不经、顽皮滑稽的故事,被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道德家暗中调遣,使得情节的推进和人物的命运,都是对作者所认同的那个文明价值的捍卫。
尽管作者自己站在秩序这一方,却又忍不住被对立面的无序和混乱所带来的精彩所吸引。那在诺亚和洪水之前就存在的,从来就没有被击败过,也许永远也不会消失的野蛮,就像这个故事里及时行乐、自我放纵,却好似获得了永生的格莱姆斯上尉。格莱姆斯与自己身上的原始的人性和谐相处,用今天的话说,他从不纠结,不对自己进行任何道德审判,他的快乐来源就是“去做我想做的”。正是在这样的“不纠结”中,格莱姆斯获得了一种奇异的、能让自己“站起来”的力量,他就是人类文明史上“永远没有被击败过的野蛮”的象征,有着诱人的生命力。他的混乱顽皮,都会让人忍不住去喜欢他,认同他。就像佩特在《文艺复兴》一书中所分析的蒙娜丽莎一样,是新异教徒的典型。
书中有一段关于格莱姆斯的人生总结,几乎就是一幅描述野蛮人历史的漫画,在一连串的“死亡”事件中,他无一例外地活了过来。在无序的偶然之中游刃自如,展示了什么是不朽,什么是蛮荒生命力。在沃的眼里,历史就是秩序和野蛮的厮杀,永无结果,直到他这个天主教徒眼里的“最后的号角”。但是我们在《衰亡》一书中看到的历史,是野蛮的胜利,以及秩序的肤浅、虚伪和衰亡。
《衰亡》荒诞离奇的情节,将主人公保罗在令人眩晕的旋涡中抛掷。从牛津到威尔士北部阴暗潮湿的赫兰勒巴公学,再到伦敦梅费尔区的上流圈,再到埃格顿荒原的犯人流放点,最后回到他出发的原点——牛津,变身为自己的远房堂弟,做回故事开头时那个老实巴交的神学院学生。追随保罗这一趟离奇遭遇,精英教育体制、英国教会、上流社会、法制体系、政治和政客、刑法系统,以及19世纪观念里的绅士,无一幸免被伊夫林·沃不动声色地讽刺了个遍。
透过他敏锐观察所带来的不羁而残忍的讽刺,创造出一个荒诞而自成一统的虚拟宇宙,处处魔幻,却处处让人觉得熟悉。没有人逃过了他审视的眼睛,尤其是代表着伟大光荣正确的精英阶层,他们的造型是高举酒杯,用精巧词汇说出来的话全都带着醉意。小说一开场就直击主题,在那低调却才华横溢的序幕中,牛津大学的两名学术小官僚藏在暗处;与此同时,是由贵族子弟组成的布灵吉尔俱乐部(真实生活中的布灵顿俱乐部,传说中卡梅隆首相玩猪的场合)正在进行的年度晚宴,完全失控的骚乱中,展现的当时英国社会未来国家栋梁的无与伦比的野蛮。而担负着塑造和教育栋梁之重任的最高学府的官员,因为“高级职员休息厅的地窖里,有些昂贵的波特酒,只有在学院罚金数目达到了五十镑时才会被送上来”,而在祈祷“哦,主啊,请让他们去冲击教堂吧”。
简朴而平凡的神学院学生保罗,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普通文明人,成为栋梁狂欢的受害者。他被他们脱光了衣服,不得不在牛津的学院方庭里裸奔而“有伤风化”之后被开除。这种“碰巧”,就是机会控制社会中的典型事件,下一个就是你,而后因为你仅仅是“不太重要的一个人”,而让其他所有人松一口气。
父母双亡的保罗,因失学的理由,又被监护人吞掉他父母留下的遗产,走投无路之下来到北威尔士一所公学赫兰勒巴城堡当老师。公学的校长和主人,是一位费根博士。费根这个名字绝非偶然。
伊夫林·沃的父亲亚瑟·沃,是著名的文学出版社查普曼与霍尔出版公司(Chapman & Hall)的董事总经理,这家公司最重要的作者是狄更斯。在父亲的影响下,沃从小熟读狄更斯。用《雾都孤儿》中教唆流浪儿童行窃的老骗子来比拟一位以教育家自居开办精英学校的老学究,其讽刺含义不言而喻。费根衣着讲究,沉迷于风格,重视“视野”大过实质,他那可怕的学校“建立在一种理想的基石之上”。这样一个炫耀的机会主义伪君子,就像他那模仿出来的领主庄园一样,呈现出两面,“取决于你从哪一侧来”。
在那有如监狱一般的赫兰勒巴城堡里,保罗遇到两位同事,一位是放纵享乐的格莱姆斯,另一位是恰恰相反的普伦德尔高斯特先生。这两位,一位遵从彻底的无序,一位遵从错误的秩序。保罗在格莱姆斯的无序和普伦德尔高斯特先生的错误的秩序之间摇摆,而其实什么是正确的秩序,他原本也从来没见过。他从气质上更接近黯淡乏味的普伦德尔高斯特先生,然而在这荒谬不经的新环境里,格莱姆斯那种颠覆性的影响,一下子让保罗找不着北,很快他便朝着无序的世界偏离了去。保罗与美丽富有的学生家长恋爱订婚,就在几乎要当上“上流社会新郎”的当天,以贩运白奴罪锒铛入狱。他在狱中忽然感到的轻松和自由,将特权即是锁链的关系又揭示出来。所以他刚刚还在心中自得的“今天在丽兹,明天在马赛,下一天又到科孚,再往后,整个世界都像一个大酒店,对他敞开大门”这种国际化的,世界都在我手中的自由感觉,恰恰将他引向了与自由相对的囚徒生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其实从来就不曾动过,因为牛津、赫兰勒巴城堡,以及他几乎要成为主人的庄园大宅“国王的星期四”,这些代表了英国社会,尤其是精英社会的所在,通通都是无形的囚笼,正如书中戏谑地说:“毕竟任何一个上过英国公学的人,在监狱里都会比别人感到更适应。”
如此的辛辣书中比比皆是。沃从整体上厌恶维多利亚文学中满带着感性情绪的幽默,他认为讽刺是不能带有对角色的同情或者共情成分的,因而整个19世纪的讽刺都太弱。前面说到的狄更斯,对他的影响当然是明显的,但是这个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也仅仅局限在人物的塑造和对幻想情节的设计上,一旦狄更斯在小说中开始抒情,他马上就不耐烦读下去。他认为小说家的责任,仅仅在于创造角色,推进故事,所有的情绪、道德思考都应该留给读者自己去进行。没有了代替读者去思考这一层责任,小说家沃带给我们的阅读快感才能如此丰富而多层面,甚至激发出成年人内心深处的胡闹快感。在“国王的星期四”被拆毁时,在布灵吉尔公子哥们的骚乱聚会中,都有那么一层隐隐的难以抑制的兴奋,和破坏欲得到满足的快乐。相反,谭金特小爵爷的死,这种任何作家也不会放过的流露情感的机会,他却一笔带过。保罗那位白富美未婚妻的南美洲皮肉生意,招聘“女职员”时的门庭若市,他只字未提。但略有历史常识的读者都会知道,那时一战刚过,而一战是英国之殇,其死伤之惨重,造成一代剩女,号称十个中间只有一个嫁得出去。这种看似视若无睹的无情,只让现实的残忍双倍沉重。这是小说家的高明。
这种风格,也许中国读者会觉得似曾相识。欧洲的一些比较文学学者认为,钱钟书留学英国期间,正是《衰亡》出版后几年,伊夫林·沃声名鹊起之时。《围城》之英式干冷讽刺,以及不动声色的有趣,深受《衰亡》的影响。这个说法肯定会有争议,但若知道有此一说,可以令熟悉《围城》的读者多出一个角度来欣赏本书,未尝不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了解作家之间相互的借鉴影响,不为了分高下。伊夫林·沃自己说,他在这本书里借鉴了不少海明威笔下喝醉酒的人怎么讲话。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沃在处理种族和阶层冲突时的写法,可能会令当今的读者感到不适。但若读者能留意到作品中对白人和上层社会的加倍不留情面,那些政治不正确也就算不上不正确了。
今年是伊夫林·沃去世50周年,尽管在英国,他名声赫赫,丘吉尔1928年给家人点名要这本“才华横溢,充满恶意讽刺(brilliantly malicious satire)”的书作为自己的圣诞礼物,而中国读者将之误称为“沃小姐”的可能性兴许还在。作为伊夫林·沃之“脑残粉”,对于漓江出版社沈东子先生主持出版沃的系列小说中文版一举,感激之情实难言表。
本书原著名为Decline and Fall,得名于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历史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by Edward Gibbon),所以中文译名几番纠结之后,还是决定遵从原著取名之原则来相应提取,是为《衰亡》。
黑爪
2016年12月
献给
哈罗德·阿克顿
带着敬意和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