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议题及章节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三种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分别为：（一）正北方以草原游牧为主的匈奴（及较晚期的鲜卑）；（二）西北方青海甘肃河湟地区，以高原、高山河谷游牧为主的西羌；（三）黄土高原之东北方，以丘陵森林草原游牧为主的鲜卑、乌桓及其前身东胡。

第一章“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介绍西方人类学对游牧社会之研究，以及其与本书有关的一些议题，譬如游牧经济的人类生态意义，牧畜种类构成，游牧迁徙模式与季节韵律，“移动”的人类生态与政治功能，等等。在这一章中我也将探讨游牧究竟是否为一种能自足的经济手段，为何有些游牧社会内部极端分散、各自为主、人群关系平等，有些却出现游牧国家与胁迫性政治威权等问题。

第二章“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探讨游牧作为一种经济生产与社会形式，在中国北方的起源与形成过程等问题。在1992年的博士论文中，我曾讨论青海河湟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后来我又在两篇论文中，分别探讨鄂尔多斯以及辽西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这些论述稍晚被综合纳入拙著《华夏边缘》中，借此我说明，华夏认同的形成与黄土高原北方边缘人群之全面游牧化有密切关联。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及少数西方考古学者）在此方面有丰富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本书第二章将在此基础上，对我的旧说作补充、修订及进一步阐述，并以长时段与宏观角度，在整个欧亚大陆游牧经济起源与传播的背景中，说明中国北方游牧世界的形成过程。我也将说明，长城之建立与此后两千余年沿长城地带游牧与定居农业世界互动之人类生态意义。

第三、四、五章是本书的主体，分别说明汉代匈奴、西羌、鲜卑（与乌桓）的游牧经济与社会政治组织，以及他们与汉帝国往来互动之历史。汉代北方各游牧部族之社会政治结构，以及基于此他们与汉帝国的互动，可以说都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北方各游牧社会专化过程（specializing process）的一部分。匈奴之“国家”组织学者已论之甚详；西羌是些聚散无常的“部落”；鲜卑则先由各部落大人所领导的几个“部落联盟”所构成，后来发展为与匈奴类似的权力集中化国家政体。为何同样为游牧社会，匈奴、西羌与鲜卑的政治社会组织会有如此不同？在本书中我将说明，“部落”“部落联盟”或“国家”都是游牧经济的一部分，它们是为了配合各种特定游牧经济所产生的政治社会组织。

在这方面，哈扎诺夫的意见值得我们注意：他指出，基本上游牧的生产方式不能自给自足，它不能离开辅助性经济活动，也不能脱离人们为克服经济片面性而从事的政治与社会活动。这的确是精辟见解。在本书中，我的主要论点也是针对哈扎诺夫以上观点的补充。我认为，各种狭义的“游牧”经济活动的确皆无法自给自足，因而游牧人群须以其他生业（如农业、采集、狩猎、贸易或掠夺等等）来补足。农业、采集、狩猎与生计性掠夺（subsistence raids），主要是在本地生态区内获得资源的手段。以此获得与争夺辅助性资源的游牧人群（如西羌），较倾向结为一个个平等自主的小型游牧群体，只在必要时暂时组成较大的群体。贸易与政治性掠夺，则是向外扩张以得到资源的办法。以此获得辅助性资源的游牧人群（如匈奴与鲜卑），其所接触的多为定居城邦、国家或不同环境生态的游牧群体，涉外事务较复杂，因此他们须组成较大的政治组合与之对应。

第六章“游牧部族与中原北疆历史”，我说明北方人群为适存于华夏边缘形成所造成的资源情境，在秦汉时期逐渐发展成种种专化游牧生计，并配合着特定社会政治组织以与汉代华夏帝国角逐资源——草原、高原河谷、森林草原三种环境中的游牧人群，其游牧生计及其与汉帝国间的互动皆成为一种模式，在往后的中国北疆历史中延续与变迁。在西北及西部的青藏高原东缘，历史上本地游牧人群多处于分裂性结构的“部落”中，不断进行各部落间的争夺与仇报，难以产生大的游牧汗国。正北的蒙古草原则不断产生中央化、阶序化的游牧“国家”，以掠边、和亲、岁给、贡赐、关市贸易等方法突破华夏之资源界线。东北的森林草原游牧人群的“部落联盟”，则吸收各种生态背景之人群，包括汉人，以此混合人群、混合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一波波西移、南移争夺较好的农牧资源，或有时得以进入中原成为王朝统治者。

我视这些在特定资源环境与人群互动下产生的种种华夏边缘为“历史本相”（historical reality），它不断产生类似的历史事件——我们可视之为“历史表相”。虽然如此，不同于历史学者所称之“历史循环论”或人类学者的“历史结构”之说，我认为处在资源环境与各种政治社会结构与因此形成之社会本相中，人们在追求较安全或较优越的社会身份与现实利益之动机下的个人行动，其作为表征、表相皆涓滴地形塑与改变着“本相”。也就是说，通过个人追求更好或更安全的立身之道，人们有能力以其抉择与行动，来塑造及改变种种社会结构与现实规范。

在结语中，我以“边界·移动·抉择”为主题，以本书中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人群为例，说明人们如何生活在种种“边界”之中，说明为何人们“移动”与跨越边界的动机与能力有别。我的目的并不在于“解构”边界，不在于鼓励盲目的移动、无知的抉择与任意的跨越边界，而是期许我们能在对人类生态与长程历史的了解中“反思”边界，以此成为有抉择能力的社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