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献回顾

世界一般性游牧社会的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除了中国以外，主要有两个学术传统。一是，欧美人类学界的游牧社会研究，另一则是俄罗斯民族学者的游牧社会研究。两者在田野、研究方法与问题旨趣等方面都有些差异，也有相同之处。东非、西北非、阿拉伯世界、西亚、中亚等地是欧美人类学游牧研究的主要田野。俄罗斯学者的田野，则主要是其境内与边缘的游牧人群。俄罗斯民族学者的研究较宏观，长于结合多学科，进行具历史深度的理论探讨。欧美人类学者则在其民族志研究传统下，长于深入参与观察，作细腻的民族志描述及相关社会理论探讨。他们共同之处则是，强调游牧是一种环境资源、动物与人之相互依存关系、人群社会组织与结构，以及牧民与外在世界之关系，四方面紧密结合的人类生态。

虽然我的学术传承主要来自欧美人类学的游牧研究，由于本书探索的主要田野——蒙古草原及其周边森林草原、高山河谷草原的早期游牧人群——与俄罗斯学者研究的区域、人群有相当重叠或接近，后者的研究成果自然是我在研究及写作本书时的重要参考资源。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学者的历史研究倾向也与本书的主题相合。除了一些考古文献外，与本书关系最深的是两本已译成英文的俄文著作——阿纳托利·哈扎诺夫（Anatoly M. Khazanov）所著的《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以及谢维扬·魏因施泰因（Sevyan Vainshtein）所著之《南西伯利亚的游牧人群：图瓦人的牧业经济》（Nomads of South Siberia: 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哈扎诺夫这本结合俄罗斯与欧美游牧社会研究的巨著，除了讨论一般性的游牧社会特质外，主要探索不同地区、类型之游牧社会与其外在世界（主要为定居人群国家）之互动关系。他最主要的观点是：游牧是一种不能自给自足的（non-autarchy）经济生产模式，因此游牧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人群有各种的互动模式，以获得外来资源。在本书中，我将说明匈奴、西羌、鲜卑的游牧经济，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他们与汉帝国间不同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本书许多论述，都是在哈扎诺夫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探讨。魏因施泰因的著作，除了北亚游牧经济的历史背景外，对我而言最珍贵的是这本著作的田野地区“图瓦”（Tuva，中国文献所称的萨彦岭地区），其地理环境包含森林、森林草原、高地草原等不同的游牧生态区，因此对于探索、比较不同生态环境中的游牧经济有相当大的帮助。

有关战国至汉代中国北方游牧人群的历史、考古、艺术之研究，中、西方及日本学者之著作卷帙浩繁。这其中，许多都是本书的重要参考文献，但是以游牧经济生态观点探讨此一时期游牧社会的著作却不多。1940年左右出版的两本巨著，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所著的《草原帝国》（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与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著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仍为非常有价值参考的文献。尤其是，拉铁摩尔之书中许多问题的探讨及见解——如他强调经济生态与历史的关系，如他分别探讨蒙古草原、满洲、西藏等地不同的人类经济生态，如他注意到华夏之扩张与北方游牧世界相生相成的关系，等等——都对我有相当的启发。在本书中我将延续拉铁摩尔的相关研究讨论。1950年代汉学家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所著的《征服者与统治者》（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该书将中国周边游牧社会以其牧养动物种类不同而区分为三种类型：藏系（Tibetan）、蒙古系（Mongol）与突厥系（Turkish）。他说明此三者社会结构之差异，如以牧马为主的突厥系民族较进步，社会分化程度高，也最有能力建立游牧国家，等等。虽然这样的分型过于简化，但他注意到牧畜种类、游牧移动类型与游牧社会组织的关系，并以此探讨游牧国家的形成，这也是我在本书中将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沿承拉铁摩尔之研究议题的还有托马斯·巴菲尔德的著作《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巴菲尔德是有中亚游牧田野研究经验的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他以人类学所称的游牧社会“分支性结构”来解释历史上中国北方游牧帝国的形成与消亡。他指出，在历史上当华夏帝国统一时北方游牧部落也凝聚为游牧国家，以胁迫或掠夺中国来得到物资；当华夏帝国分崩离析，北方游牧国家则散为一个个的游牧部落。这是尝试对北亚游牧国家的形成与崩解，以及游牧国家掠夺中原王朝的策略，提出一种人类学的解释。他也注意到，出于北方草原的和出于东北森林草原的游牧国家，两者与中原王朝间有不同的互动模式，也因此造成不同的历史发展。扎奇斯钦（Sechin Jagchid）与凡杰·西蒙斯（Van Jay Symons）合著的《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 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也是这方面的巨著。该书主旨在于，对历史上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间的战争与和平提出一种游牧经济生态上的解释；强调贸易对于游牧经济非常重要，因而中原王朝是否愿与游牧部族保持贸易关系是双方战与和的关键。这也是强调“游牧”经济的不能自足性，以及长城作为华夏资源封锁线所造成的资源分配失衡及扰动，该书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不过此观点可能忽略的是，稳定的贸易关系建立在可供交换物资的“盈余”概念上，然而对许多游牧人群来说，哪些畜产为“盈余”却是很难估量。在本书中我将作详细说明。

较晚近的一本著作，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较着力于说明早期游牧人群在整个欧亚草原的出现，游牧经济及其文化的传播，以及在此背景上说明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过程。在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方面，作者解释匈奴帝国的形成，中国对匈奴和亲政策的意义及其失败原因，以及分析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匈奴的描述。这是很具雄心的著作，探讨游牧社会研究中的两个大问题——游牧起源以及游牧国家的形成。作者对前人之相关研究作了很好的综理，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在匈奴国家的形成方面，他提出危机背景（crisis）、武装化（militarization）、中央化（centralization）以及领袖个人才能与魅力，在此国家形成中的重要性。我认为，文献所记载、描述的匈奴国家形成过程中之武装化、中央化“事件”及相关英雄事迹，皆为历史表相；但这并非是说它们不重要——将之视为表相，我只是强调其背后还有更基本的人类生态本相。在本书中我将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