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与其移动模式

牧民对其牧产之经营，除了在动物品类与数量上作适当选择与安排外，最主要的活动便是“游牧”。

对于“游牧”（nomadic pastoralism），人们往往只注意“牧”（pastoralism），而忽略其“游”（nomadic）的一面，或只是以“逐水草而居”来了解牧民日常生活中的经常性迁移。事实上主要便是游动、迁徙，使得“游牧”与其他各种人类经济模式中的牲畜饲养有本质上的不同。对游牧社会人群来说，“游动、迁徙”不只是让牲畜在各种季节皆能得到适宜的环境资源，更是人们逃避各种自然与人为“风险”（包括权力掌控与阶级剥削），以及利用更广大外在资源（如贸易与掠夺）的手段。因此“游动”深深影响游牧人群的族群认同、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以及其社会道德与价值观。20世纪上半叶国民政府时期的一篇康区视察报告中称，四川西北炉霍罗科马居民都以游牧为生。当时地方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是：“上牲税任其自便，政府不敢强迫也，否则迁家驱牛，逃往野番。”这说明本地牧民可借其迁徙、移动的能力，来脱离当时政治威权的掌控与剥削。

游牧人群的迁移因气候、地形、植被、畜产、水源、社会结构与人力配置，以及农区、市镇与国家威权等外在世界因素等而有不同的模式。一般而言，气候是南暑热而北严寒，低处湿热而高处凉爽。因此，最基本的移牧方式分为两种：夏天往北而冬季往南的水平移动，以及，夏季往高山而冬季向低谷的垂直移牧。事实上，其中又有许多复杂变化以及异例。俄罗斯学者谢维扬·魏因施泰因曾提及，欧亚草原的“突厥——蒙古族系”牧民约有四种游牧模式。一是，平原——山区——平原型：冬季住平原，夏季移往山区，秋季下移至平原，然后逐渐移往平原的冬场。部分的土库曼人、卡尔梅克蒙古人，13世纪部分的蒙古族人，皆曾行此种游牧模式。二是，山区——平原型：冬季住山区，夏季移往河、湖边放牧。许多东部哈萨克牧民行此种游牧。三是，山区——山脚——山区型：冬季在山区避风处，春季移往山脚，夏季又往山区放牧，秋季下降至离春草场不远的地方，冬季再回到山区。萨彦岭地区的图瓦牧民，部分蒙古与阿尔泰山牧民，以及多数吉尔吉斯牧民，皆行此种游牧类型。第四种为山区型：夏季在接近山脊处游牧，冬季下降到山谷森林中，整年不离山区；这是东图瓦驯鹿牧人的游牧方式。如此的分类叙述，可以表现一地之游牧传统与许多牧民的共同选择。然而实际上影响游牧迁移的因素很多，各地牧民的季节移牧也远较此复杂。以下我由几个例子来说明。

在蒙古草原游牧中，出冬场一般是3月下旬；此时牲畜羸弱，草资源不丰，且有春雪的威胁，因此是最困难与危险的时节。5月至9月进入夏季，此时最好的放牧场所是在大河边上或沿溪谷的山坡上，这也是牧人生活较清闲的季节。9月至11月为秋季放牧时节，一般而言，此时为了抢膘（利用好的草地及运动，让牲畜脂肪厚、肌肉实）人畜移动较多，又须打草储备为冬季之用，因此相当忙碌。冬季定居不移动，但部分家人偶尔仍须领着马、羊在覆雪薄的山坡上放牧。如蒙古国纳罗奔琴（Narobanchin）地区的喀尔喀蒙古族人，在20世纪中期，牧民的牧畜主要是绵羊、山羊、牛、马与少数骆驼。他们的游牧是“山牧季移”（transhumance）模式。冬场在向阳的高山南坡下，或在河边低地。春天3月牛羊由冬场出来，进入春季草场。随着气候渐温热，牧民赶着牛羊移往山区，夏季草场在高山有山泉、山溪的地方。秋季10月，返回冬场。如此，一个牧群（camp）在一年中有4—5个驻牧点，夏季他们的移牧多一些。夏草场是公有的，冬场则为各牧户私有。此外，有的牧民还兼种一些田地；春季翻地播种后，较富的牧人继续进入夏季草场，而穷的牧人常受雇留下照顾作物。

在青海东南部黄河上游地区，据埃克瓦尔报道，藏族牧民盛夏在接近植物生长极限的高山石坡上放牧。秋季他们下移到较低海拔处，在接近冬场的地方放牧。冬场有围起来的储草场所的牧民，才可能在秋季“打草”（割牧草）以备冬季作为牲畜草粮。此时（秋季）除了留一人看守牲畜外，所有人力都用在打草上，有时还得雇工。打草在冬场附近，冬场一般都在较低且接近农业聚落的地方，如此才能由农村中得到雇工。打草工作从清晨持续到夜里，这得花上约半个月。然而并非所有藏族牧民均打草；不打草而靠让动物养膘以过冬，似乎才是本地的老传统。据埃克瓦尔报道，有些牧人不但不备草过冬，连固定的冬场都没有；在冬季，他们找寻草好且能避风的地方过冬。出冬场的时间约在4月中到5月底之间，出发前还要派探哨去看看附近是否有抢匪，以及草长的状况如何。刚出冬场的游牧通常不远，移动缓慢。这是由于此时牲畜体力虚，离冬场远的地方草也不多，加上有新出生的幼畜要照料。此后草长的速度愈来愈快，牧民的移牧迁移也较快，但在一地停留的时间则愈来愈长。秋季，可能在一个点上就停留一个月。由出冬场开始，一年的迁徙最少3次，最多约8次。但当年若情况危急，一个牧民聚落也可能迁徙10多次。以上都是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

20世纪上半叶，川西北之若尔盖地区之各藏族部落都有一定的游牧疆域；草场为部落公有，只有冬房（冬场）打草备冬的地方为各家私有。每年的11月至来年4月是牧民住冬房的时段，牲畜利用冬场的草。5月出冬场，由土官与老民议定出冬房的日期，分配各寨游牧路线与驻牧点。一年游牧期间（5月至10月）迁移帐房约五六次，每次约5—10公里，停留20—40日。9月至10月割冬草。在夏秋放牧时，牛就放在帐幕附近吃草；冬季则几家的牛聚集在一起，派人带到较远的地方放牧。牧马，也是全寨的马合群放牧。羊则是各家自己放牧，冬季羊不回冬房，由青壮年人带帐幕在山谷中放牧。略北的果洛藏族地区，同样是牧场归各部落所有。牧民夏、秋在高平之处放牧，冬、春在较低可避风之处放牧。其季节性约是，4月至5月出冬场移至春草场，6月移牧至夏草场，10月至秋场，12月进冬场。本地没有修圈储草过冬的习俗，动物靠着秋季养膘来过冬。一般而言，牧民若要让动物靠养膘过冬，则须秋末尽量在外游牧利用秋草，让牲畜多动、多吃；如此一方面延迟进冬场以保留冬草，另一方面牲畜体健膘厚也较容易活过冬。

游牧路线有时须考虑外来资源，对游牧人群来说，此经常涉及农区与城镇。如前所述，青海东南部的藏族须靠农区人力来协助“打草”，以储草过冬。又如，伊朗南部的巴涉利人，每一个主要部落都有其传统游牧路线，称作il-rah。在此路线上，何时出发到何地，停留多长，然后又到何处，都有传统的时间、空间季节划分。因此il-rah被部落民众视为本部落的财产，当地其他民众与地方政府也承认他们这项权力。然而他们并不“拥有”相关土地，因在这路线上有私人农地、水井，也有其他游牧部落在不同时间来利用此土地。他们的游牧模式一般是南北向迁徙。当冬天北方山区都被雪覆盖时，南方还有些草可被利用。春天低地及低山地区牧草丰盛，然而由3月起，这些草就由南往北逐渐枯黄，牧人也赶着牲畜逐渐往北移以利用较好的草场。6月他们抵达游牧路线的最北方，在此停留时间较长或只在附近移牧。8月底开始南下移牧，途中经过主要农区要停数周，以助农人秋收赚点工资，也让牲畜吃田里的禾秆。秋季草普遍不好，幸好这也是农区秋收之时，收割后留下的谷类禾秆是动物很好的食料。动物在田里进食，排下粪便，农田也可因此受惠。由秋场到冬场的游牧停留少、速度快。在冬场的期间则很少移牧，只在附近放牧。

“游牧”有时并不需所有家庭成员都迁移；这多见于所谓的半游牧人群（semi-nomads）或农牧人群（agro-pastoralists）——部分家人整年定居，而由部分青壮年人领着牲畜在特定季节外出游牧。在有些游牧方式下，一家人要在某季节分开来，各领着不同的畜群放牧。人类学者格利弗所研究的非洲肯尼亚图卡纳人便是如此。图卡纳人居住的地方有山区，也有平原。他们养牛、羊与骆驼，赖畜产为生，行所谓“山牧季移”。然而其游牧模式与夏季居山、冬季居于山脚平原的“山牧季移”不同。本地季节，一年主要分为干季与湿季两部分；9月至来年3月是干季，4月至8月是湿季。虽然如此，每年的降雨及雨量皆相当不规则。干季时，部分家人带领牛在山区放牧；此时山区才有足够的水源与草，这是牛比较需要的。另一部分家人带领骆驼与羊在平原游牧，因羊与骆驼较能适应干旱，以及赖旱地之灌木、荆棘类植物维生。山区野兽多，也对羊不利。到了湿季，山区的家人带着牛群下山，家庭中的人畜此时才全聚集在一起。

水草资源愈不稳定、愈匮乏，牧民的移牧迁徙愈有长程、大范围而多变化的倾向。如在以干旱著称的沙特阿拉伯南部沙漠地区，根据人类学者唐纳德·科尔（Donald P. Cole）的研究，当地阿穆拉贝都因人（Āl Murrah Bedouins）的游牧一年分成4或5阶段。雨季主要在9月中到12月，或至1月初。2月至3月初，他们进入冬季牧场，这儿已超越阿穆拉贝都因人的传统领域。如果当年降雨状况好，这便是个欢愉的季节，许多节日活动在此时举行。此时家族、部落人群聚集，这也是一年中他们与定居人群互动密切的季节。春季他们向南迁数百英里，6月迁到了夏季水井处。6月初至8月，在夏季牧地放牧；因水源为家族或氏族所共有，所以此时家族、氏族成员聚集。秋季9月到12月，此时气候稍温和，又有雨水，骆驼可以不依赖夏季水井，于是各家庭深入沙漠中分散放牧。此时单位空间人口最稀，牧民只作短程迁移，每两天迁徙约7英里。对牧民来说，这是最好的季节；“天高皇帝远”，没有城市与绿洲中政治威权的骚扰，又可享受狩猎之乐。12月至次年1月初，是他们开始北移进入冬季牧场的季节。何时开始往北移，取决于北方何时下雨。由1月开始他们便期盼着北方下雨，一旦有了北方下雨的可靠消息，他们立刻向北方移牧。此时移动速度很快，日行约30—40英里，约10—15日到达位于北方的冬场。科尔也指出，何时迁徙，采何种路线，以何处作为冬场，在各处停留时间长短，每年都不同——这是人们适应水草资源极端匮乏且不稳定之环境的策略与选择。

总之，“移动”，以及随时作有关移动的“抉择”，是游牧社会人群适存于资源匮乏且变量多的边缘环境之利器。移动，使得他们能利用分散且变化无常的水、草资源，也让他们能够及时逃避各种风险。须经常移动，影响他们生活之各个层面。如在财产方面，他们不宜拥有太大、太多的物质财产；注重土地资源的使用权，而相对轻忽土地领域之所有权。由于常要及时移动，且有能力移动，所以各个小单位人群（家庭或牧团）都须拥有行动的“决策权”，也就是他们要能为生存自作抉择。在空间上的经常移动，也影响他们在社会结群上的“移动”——由于须因应环境变化（地形及水、草资源之多寡与分布状态），一起迁移的人群时大时小，因此各层次的社会认同与人群亲缘关系也经常“移动”。此种“移动”表现在大小、聚散无常的部落形态上，表现在相当有限或多变的领袖威权上，也表现在人群之共祖血缘记忆的易变化上。一个由亲戚组成的牧团，在水草资源发生困难时分裂成数个更小的群体，各走各的路线以求生。一个部落为了逃兵灾而移牧到别的地方，与收容他们的部落联合，并在部落历史记忆中找到彼此共同的祖先。一个大部落在遭受重大军事挫败时，各小群体分裂各自求生，无须讲求“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军人荣誉——“不羞溃走”，如汉代史家司马迁对匈奴的批评。简单地说，“移动”使得他们有能力突破各种空间的、社会的与意识形态的“边界”。

与此相关的是“信息”。游牧之生活环境中多变量，因而牧民须随时观察、搜集各种“信息”，以作出下一步的行动判断。各种日夜天象，都提供牧民判断其游牧行止的基本信息。此外，牧民之间相互沟通、交换所得的信息，从途经的市集中获得信息，从远方旅人口中更能获得许多珍贵信息。因而，由沙特阿拉伯经西亚、中亚到蒙古地区，牧民们对旅人的热情待客之道都是一样的。一壶奶茶，几碟乳制品或肉，宾主坐定后主人的起头语常是：“远方有没有些新鲜事？”

下面是我的朋友参普拉敖力布，中央民族大学的蒙古族学者，所写的有关“信息”的一段文字：

对游牧生活来说，信息至关重要。每个游牧民必须随时掌握有关周围环境的最近情况，了解的空间越大越好，信息越新越好。四周天气变化、草场情况，各牧家转场的位置，以及周围狼等野兽的最近活动范围，病害情形，人员来往情况等等，必须了解清楚，这样才能准确选定下次转场的位置。选好草场十分重要，有了好草场，牲畜的安全才有保障……草原牧民有个习惯，人们见面时不管认识与否，都得相互问安，即“赛恩白奴？”（意为“你好”），然后就是互换鼻烟壶或烟袋，现代人多为交换烟卷。紧接着就是互问“苏宁由白那？”（意为“有什么消息”），这样很快就相互通报各自所看到或听到的各种情景和信息……某种意义上说，游牧民的问候言行就是一种形式的信息交换。他们的问候打招呼中就包含着信息内容。草原游牧民的问候礼节、问候语言、问候内容也特别丰富多彩。这也与它所包含的实际内容有关联。问候中的相互问答非常多、涉及面很广。从畜群膘情到草场情况，从个人身体健康状况到家庭每个成员以及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情况，从最近天气变化到附近草原各种野兽活动情况等，都包括在问候礼节或问候语范围内。不懂问候礼节的人在草原上很难得到信息。不掌握足够信息量的人，也不可能成为合格的游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