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产构成

如上所述，各种类、品种之动物皆因其动物性而有其所宜之生活环境。人们因其环境，选择牧养具特定动物性的牲畜，或经由选种、配种繁殖有特定“动物性”的牲畜，以获得主要生活资源。因此养何种牲畜，每一种应饲养多少，是游牧经济中的重要考虑——这就是所谓畜产构成。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之传统游牧地区都产生很大变化。以下我借着一些人类学民族志材料，略举例说明20世纪上半叶各游牧社会畜产结构概况。在东部非洲，苏丹南部及埃塞俄比亚西部的努尔族人（Nuer）是养牛的半游牧人群，他们的畜产以牛为主，另有少量的绵羊。肯尼亚的图卡纳族（Turkana），牧养动物有牛、羊与骆驼。西部非洲游牧的福拉利人（Fulani）主要牧养的也是牛，以及少量绵羊、山羊及骆驼。阿拉伯半岛的游牧以羊、马、骆驼为主；在沙特阿拉伯南部的沙漠地区，只宜于牧养骆驼。西亚的伊朗地区，游牧以绵羊与山羊为主，另有少量驴子、马、骆驼。由于游牧路线上山路崎岖多石，不宜于养牛。如伊朗之巴涉利人（Basseri），日常所需多出于绵羊、山羊，又有驴、马、骆驼等作为驮兽。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约有6—12头驴子，不到100头的羊（绵羊与山羊）。据当地人说，一个家庭的羊若少于60头便很难过生活。在中亚的阿富汗（Qataghan）地区，当地牧民主要牧养的是绵羊，家中山羊只有两三头，主要用来作绵羊群的领路羊。另外他们还养几头驴子、马与骆驼作为驮兽与乘骑。

在更靠近中国的中亚大小帕米尔地区，吉尔吉斯人（Kirghiz）所牧养的牲畜主要是绵羊与山羊，还有少量的牦牛、骆驼（双峰驼）、驴子与马。在此之北已进入欧亚草原地区。欧亚草原游牧人群经常牧养绵羊、山羊、马、牛、骆驼、驴等多种牲畜。一项研究指出，20世纪之前此地尚未被俄罗斯掌控时，草原游牧的哥萨克牧民以马为最重要的牧畜，每一家约有15—30匹马，最富有的可达3000匹马。但他们生活所需肉、乳主要来自绵羊，另外每家还有几头骆驼，牛则很少见。邻近的吉尔吉斯人也差不多，只是他们的骆驼比马多；此显示他们移牧、贸易的路程较长。许多中亚与西亚地区都宜于养羊，这儿也以出产世界顶级羊毛著称。除了少数品种的山羊产上好羊毛外，供应市场的羊毛主要出自绵羊。在牧区，一般认为绵羊肉较鲜美，少腥膻，因此供应市场的肉品也主要出自绵羊。山羊则抗病力强、繁殖力高、产乳量高，较能忍饥挨饿仅靠粗糙的植物为食。因此，离市镇较近的牧民经常养绵羊较多（市场取向），离市镇愈远的牧民则倾向于养较多的山羊（生计取向）。

中俄之间的阿尔泰—萨彦岭地区又称“图瓦”（Tuva），这儿在汉代时曾为匈奴牧地。在此地的高山草原地带，游牧人群牧养绵羊、山羊、马、牛、驯鹿；根据1931年的调查材料，绵羊占48%，山羊占27.4%，牛占14.6%，马8.9%，驯鹿为1%。据研究者称，这材料反映的是俄国革命（1917年）后的改变，而在更早以前，马在畜产中所占比例要高于牛。主要的变化是，革命后在当地政府协助下牧民可得到较多的草料与饲料，如此才能多养在冬季须赖草料、饲料维生的牛。为何牛增加，马反而减少？此反映牛的乳、肉生产量的确大于马，而过去养马多是为了生计安全考虑——马移动快，可迅速脱离自然与人为灾难。当许多环境风险消失后，自然马的需求也就减少了。图瓦地区的另一生态地区，森林草原地带，为狩猎游牧人群（pastoralist hunters）所居；他们牧养马、牛、绵羊、山羊。根据1931年的畜产比例调查材料，换算为百分比后约为：绵羊占10.7%，山羊占13%，牛占30.7%，马45.4%。显然为了配合狩猎，以及多森林的环境（肉食性野兽多），他们须减少小型牲畜（羊）的牧养。

很早以来，在广大蒙古草原地区牧民所畜养的动物便是山羊、绵羊、马、牛（少部分地区还有牦牛）、骆驼。其中骆驼进入蒙古草原游牧经济的时间较晚。蒙古人将以上五种动物称为“五畜”，此反映着这是蒙古牧业中最普遍的畜类组合。根据学者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的研究，鄂尔多斯、喀尔喀（the Khalkha）、布里雅特（Buryats）与卡尔梅克（Kalmuck）蒙古人，以及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只要维持纯牧的经济形态，他们的牲畜构成及比例便相去不多——除了数量很少的骆驼不计外，绵羊、山羊、马、牛的数量比例约是10∶1∶2∶2。也就是，在数量上绵羊是山羊的10倍，绵羊又分别是马与牛的5倍。这反映的应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一般情况，事实上各个地区、各别牧民家庭的差别很大。另一位人类学者魏兰（H. H. Vreeland III）在蒙古国喀尔喀蒙古牧民中所作的调查，显示该地牧民的牲畜也是“五畜”；一个中产之家约有绵羊200—300头，各户所有的马、牛、骆驼数量差异比较大。据他称，以当地人的观点来看一个家庭若有300头绵羊、20头牛、3—4匹马，日子便能过得很安稳了。以上数字反映的还是20世纪上半叶或中期的情况。在蒙古牧民的经济生态、社会与文化各方面，“五畜”各有其特殊的功能与意义。绵羊与牛主要供应生活所需的食物、衣料、燃料，马作为战争、交通与放牧的乘骑，骆驼主要被用在较长程的乘骑、载物运输上，山羊除了提供乳、肉外与绵羊同群也有助于绵羊之牧养。绵羊是最不能与农业兼容的牲畜；在此地区愈纯粹的游牧者所养的绵羊也愈多。马与骆驼的数量与质量，也常被用以夸示主人的身份与财富。无论如何，马在蒙古社会中是最尊贵的牲畜。

青海省东部到川西北的黄河、长江上游，是汉代西羌的主要活动地区。20世纪上半叶，这儿藏族牧民的主要牲畜是牦牛、犏牛、绵羊，以及少量的黄牛与马。1950年左右，青海中部兴海县上阿曲乎部落（133户）牧民所有的牧畜比例约为，羊（绵羊为主）占总数的85.9%，牛占总数的10.5%，马占3.6%。青海东部泽库县拉仓部落牧民之畜产结构及比例约为，羊84.6%，牛13.4%，马2%。往南，据1950年代在青海南部果洛地区与川西北的调查，当地牧畜中羊约占总数的54.9%，山羊只有1.2%；另外，马占2.1%，牛则在畜产中的比例远较环青海湖等地牧区为高，约占牧畜总数的41.8%。果洛牧民的牦牛较多，显然因地势较高的缘故。约在1950年代末，川西北的若尔盖地区牧民畜产中羊占66.6%，牛为27.3%，马占全数的6.1%。此时更南的麦洼部落（红原县），由于低洼湿地多，羊只占畜产的2.1%，又因整个地区海拔高，所以牛占了全数的94.1%，马只占3.8%。在此高原或高山河谷游牧地区，牦牛当然是最重要的牲畜。

人类学者常估计游牧人群最低生活所需的牲口数，哈扎诺夫在其著作中引了许多资料来说明此问题。以欧亚草原为例，他所引的资料称，在18世纪中期一个五口之家的卡尔梅克蒙古家庭需8匹母马、1匹公马，以及10头母牛、1头公牛才能存活。19世纪80年代阿克莫林斯克（Akmolinsk）地区的哈萨克牧人家庭，一个五六口之家需5匹马、10只羊、6头牛才能生存。同一地区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资料则称这样的家庭需15匹马、2头骆驼、6头牛、50只羊才能维持生计。对同一时期哈萨克牧民最低生活所需，另一项调查资料估计更高：至少需15—20匹骆驼、4—5匹马、100—150只羊。在青海南部与川西北的藏族牧区，一个四口之家需多少牲畜才够生活，本地人的估计也有相当差异。据曾长期生活于此的英籍学者埃克瓦尔的访查，较富有的牧人说至少需200—300头牛及1000只羊。埃克瓦尔则认为，较中肯的估计，若牲口照料得宜约40头牛、100头羊便能养一个四口之家。我认为，埃克瓦尔的另一说法更正确；他指出，在此生活中充满生机与危险，一场严重的大雪、严重的口蹄疫流行，都可以让最富有的与最贫穷的牧人都变成乞丐，因此他们很难估计究竟多少牲口才够维生。

一游牧地区牧民之畜产构成及其数量、比例，最能表现地方环境特色（包括对外关系）、各种牲畜之动物性，以及人们如何借对环境与动物的认识来建立及调整其生计活动、社会组织，并因此产生一些文化价值。然而在这些环境、生物与人文“结构性”因素之外，不同家户之畜产构成与数量间差异又反映着牧人在最小风险与最大利益间的取舍抉择，在畜产经营上之勤惰智愚与知识技术，以及个人之雄心、企图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