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产种类及其动物性

游牧是在特定环境中，人们依赖动物来获得主要生活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因此在环境之外，“驯养动物”应是此种人类经济生态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动物具备特殊之“动物性”，其动物性与其生长环境密切配合，因此牧人必须掌握自然环境及特定牧畜之动物性的知识，以发展适当的游牧技术与韵律。以下我说明牲畜的动物性与游牧经济之关系。

首先，能被人们驯养的动物——无论是常见于游牧经济中的牛、马、羊，或是定居农业聚落中的猪——皆为群栖动物。也就是说，喜好成群生活并有其“社会性”是它们的天性。牧人能控制、管理畜群，除了其放牧技术外，更基本的原因便是这些动物原来就喜欢结群活动，并有某种“社会秩序”（如性别、世代、族群间的优劣阶序）。其次，游牧经济中的驯养动物如马、牛、羊、骆驼、驼马、驯鹿等，都是以草、叶、嫩枝、荆棘、苔藓等为食的动物。这些植物或其纤维部分，大多是人类无法直接作为粮食吃下肚的。相对于这些动物的是猪；猪在野外所搜寻的食物，除了少数草叶外，主要为根茎、菇菌、野莓、野果、蜗牛等，这些大都是可直接作为人类“食物”的自然资源。

如此，饲养猪与饲养牛、羊等等，在人类经济生态上有不同的意义。简单地说，在生存环境极端匮乏的情况下，猪是人的食物竞争者。养猪虽可为人类增添肉食，但猪也消耗人类的食物；两相抵消，养猪并没有为人类增加多少食物。肉食或杂食性的狗，就更会与人争食而不宜作为牧畜了。但狗在人类驯养动物的历史上有特殊地位，在游牧社会中它们常被用于放牧、守护以及协助狩猎。再次，游牧经济中的主要牲畜如马、牛、羊、骆驼、驯鹿等皆有很好的移动力，且其幼畜皆在出生数十分钟内便可行走移动，这在配合游牧经济中十分紧要的“移动”及减省牧业人力上至为重要。最后，产乳量高也是它们的动物性之一。后面我会说明，游牧人群难以依赖畜肉为主食。经常宰杀牲畜为食难以维持游牧生计；因此，特别是在近现代之前（牧业被纳入市场经济之前），世界上各类型的游牧经济人群皆普遍依赖乳产品为食。

除此之外，有些动物其本质宜于生存于特殊地理环境。一些简单的例子，如青藏高原那样高寒的地方较宜于养牦牛，而不宜养黄牛；阿拉伯半岛的干燥沙漠宜于养骆驼，而不宜养一般的牛。然而游牧社会研究者所探究的不仅如此，他们更希望结合动物学知识与牧民之本土知识，以探索“动物性”，以及牧民对动物的认知如何影响他们的游牧经济与社会行为。以下我举一些动物的例子，说明与游牧经济有关的“动物性”。

首先，譬如牦牛，这是一种能适应高海拔生活的动物；相反，将之移到低海拔地区饲养，它们常易生病、无活力，甚至失去繁殖力。我曾在四川西部黑水河下游的羌族地区（村寨附近海拔高度约在1800—2500米左右）听得人说，他们到海拔高度约3600米的“草地”（指松潘高原牧区）买来牦牛后，有经验的人会将刚买来的牦牛寄在黑水河上游的村寨朋友那儿，放养一段时间，让它们适应较低的海拔环境（2500—3000米）然后再牵回来。还有，牦牛的舌头可以舔刮高海拔山区到处皆有的苔藓植物。在高原地区季节性草资源匮乏时，这是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牦牛之宜于高原环境还不只如此。在高原上常有难以预测的暴风雪，数小时内可积雪及腰。此时成群的牦牛前行，有如在雪地上以铲雪机开道一般，让它们及其他人畜得以离开危险的积雪山区。牦牛对风雪、低温环境的抵抗力极强。松潘地区羌族常将牦牛与马放养在高山上，平日无人照管，偶尔才派人上山看看。我曾观察到，在大风雪来临前马会自动成群地回到村寨里，而牦牛则留在山上渡过风雪侵袭。

牦牛之外，一般被人们畜养的牛可略分为瘤牛（humped cattle或zebu）与无瘤牛（humpless cattle或称Europain cattle）。牛需要大量饮水，因此养牛的环境须供水充足。牛怕热、怕牛蝇骚扰，在闷湿、牛蝇多的环境中牛吃不好、睡不好，容易生病，所以通风、凉爽的环境较宜。不同种类的牛，也有不同的环境需求；如瘤牛较能耐热及耐高度日晒，无瘤牛则这方面的能力较差。牛是反刍性动物（ruminants），它们一天约花上8小时吃足相当分量的草，然后休息，慢慢反刍消化胃中的草。如此只要草食充沛，牛无须长时间、大范围移动以觅食。牛也较能保护自己，所以日常牧牛花费的人力较少。因此在各种经济生业之人类社会中，养牛与牧养其他牲畜通常不会矛盾互斥，养牛也能与其他生业如农业、狩猎等共存。然而在有些宜游牧的环境中，牧牛不见得有利。牛不易在厚雪覆盖大地的冬天自行觅食，此时须赖人力来为它们提供草料，因此冬牧场雪多的地方无法养太多的牛。牛不易在崎岖多石的山道上长途迁徙，因此多石的山区也不宜于牧牛。牛又需消耗大量的水，因此水源匮乏的地方也不宜养牛。

羊，山羊与绵羊，各品种的山羊与绵羊，都有其特殊动物性以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羊的品种多，广泛分布在各种纬度的游牧类型中，因而它们成为对牧民或对全人类最有贡献的一种牧畜。我曾在内蒙古新巴尔虎地区观察“出冬场”（牧畜移往春季草场），那时的夜间气温是-28℃。据牧民称，本地冬季时冬场气温常在-40℃左右，这对巴尔虎羊来说还不构成问题。人类学家曾提及，伊朗法尔斯（Fars）地区牧民的羊，其耐寒性比不上北方山地农区的羊，在耐热上又比不上南方农区的羊，所以它们宜于随着牧民冬季住南方，夏季移往北方。这个例子更能说明，羊品种繁多，因而在各种极端环境中几乎都有宜于本土的羊种。

山羊与绵羊的高产乳量（特别是山羊），使得人们在资源极端匮乏的地区得以维生。它们的高繁殖率，也让人们在遭受牧产折损后，得以很快地恢复其牧产与生计——在普遍环境变量多、风险高的游牧地区，这是很关键的优点。以上这两个优势，使得羊成为全球各种游牧经济类型中最普遍、最重要的牧畜。山羊与绵羊的食性不同，使得它们各有所宜的环境。绵羊基本上是草食动物（grazing animal），它们只爱吃青草，而山羊虽也吃草但它们是偏爱啃食嫩枝叶的动物（browsing animal）。山羊可兼容各种植物资源的食性，使得它们非常宜于生存于多石、高山、干旱而富于灌木丛（shrubs）的环境中。它们对各种极端环境的适应力，以及依赖极少的资源便可维生的生物特质，也使得人们常依赖它们（山羊）来生存于极艰困的环境中——最穷困的游牧便是如此：一家人靠着几十只山羊生活在穷山之间。然而，亦有不宜养羊的环境。如在太潮湿的环境，蹄常湿，羊容易生病，这是牧民的常识。在松潘草地的红原与若尔盖，前者因湿地多所以当地牧民养牛较多，后者不那么湿，所以牧民养羊较多。羊相较于牛、马来说，不太能保护自己，须相当人力来照料它们。因此在多狼的环境，或人力吃紧的情况下，养羊都不宜太多。

骆驼分为两种，单峰驼（dromedary）与双峰驼（bactrian camel）；前者由北非到里海，从阿拉伯半岛分布到印度西北，后者由里海东经中亚分布到中国东北地区。骆驼耐渴，此特别的动物性让它们可生存于干旱且水源不定的环境中。据动物学家称，在夏季，骆驼可以3—7天不饮水，视其所食植物的含水性高低及当时气温而有等差。冬季若草料含水够，它们甚至可以全然不喝水。在仅能放牧骆驼的阿拉伯沙漠最干旱的牧区，空寂区，当地骆驼在夏季约4天喝一次水，春、秋季7—10天喝一次水，冬季可约一个月或一个半月才喝一次水。然而除了少数像沙特阿拉伯南方沙漠那样仅能放牧骆驼的地区外，在其他地区只要可以牧养其他牲畜，骆驼都不会成为牧民的主要牧畜。原因是，除了它脾气坏、有体臭、难以训练（据动物学家称，其智力比马低很多）之外，骆驼5岁才成熟，且每三年才生一胎，须放牧在外的时间长。在游牧生活中，这都是很不经济的因素。然而它们的足蹄适于行走各种地形，背负力强，耐长程行走，这些都使它们宜于作为长程迁移或贸易的驮兽。我们常认为“轮子”是人类在运输交通史上的伟大发明。然而历史学家发现，在当地古老文明中早已出现轮子的西亚、中东与北非地区，骆驼被成熟地用于长途贸易后，有一段时间居然几乎全然取代了有轮的车。一种北阿拉伯骆驼鞍的发明（想想看若没有这种鞍，人们要如何骑在单峰驼上），也有助于阿拉伯文明及其势力的扩张。这些都可见骆驼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性，而且，其主要贡献是在交通运输方面。

在所有被人类驯养的动物中，除了狗以外，马应是与人类关系最亲密的动物了。马对主人驯服、效忠，据动物行为研究者称，这与马群中的马儿们服从领头雄马之习性有关。它们被广泛用于各种类型的游牧中，作为载物、交通以及牧者坐骑之用，马奶也可作为乳品以供食用。然而马被大量牧养主要还是在欧亚草原，这也是马最原始的栖息地，以及它们最早被人们驯养的地方。比起牧养牛、羊来说，养马有其不利之处。它们的胃只有单胃室，对食物的消化利用不如牛、羊等有反刍胃的动物那样彻底，因此它们消耗草食不甚经济。它们的肉、乳产量与生殖率也不如牛、羊。但在大多数游牧社会中，马的肉与乳并非它们被牧养的主要目的。甚至于在许多盛行养马的游牧人群中，养马已超越“经济”考虑，而蕴含更多的社会文化意涵与情感——它们被牧民视为忠诚的朋友与伴侣，以及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我曾问一位蒙古朋友，为何许多蒙古牧人所养的马远超过其生计所需。对此，他的回答十分有趣。他说，若没有几十上百匹马，出门时就不容易选到一匹宜于乘骑的马（一个丈夫或能因此体会，为何他太太的衣橱中会有那么多的衣服）。这只是说，对当代草原牧民而言，养很多的马有其情感的、文化的因素而非全为生计。但我们仍不能否认马在欧亚草原游牧上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过去，尚无现代化工具协助游牧之时。除了它们的乳、肉、皮、粪为人们生活所赖之外，马卓越的移动力让它们可利用广大的、远方的草场资源，可以帮助人们沟通信息，以及让人们快速远离危机。这些都使得近代以前马在欧亚草原游牧上有其优势。

人类学家也注意到，牧人常能利用或配合某些动物的动物性在日常放牧上。如在希腊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ia），牧羊人能利用经过训练、能听懂主人呼声指令的大公羊来控制羊群。我也听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蒙古朋友说，过去蒙古牧人有训练“头羊”来管理羊群的习俗。主人对一头大公羊好一点，培养它的领袖气质，别的羊就较容易紧跟着它。更经常被人类学者提及的，许多地区之牧人都知道山羊与绵羊混合放牧有好处；绵羊吃草不太移动，日常放牧时有山羊在绵羊群中，山羊可领着绵羊缓缓前行，如此可避免羊群过度啃食一片草地。在迁移到另一牧地时，有山羊领头，绵羊也较易于成群跟随移动。绵羊有认“家”的习惯，因此夏季牧人会带着羊到“它们自己”的牧地去，放心让它们在那儿过夜，不用担心明天会找不着羊。马会认路回家，这样的能力也让许多半农半牧的人群可以将马整年放牧在山上，无需太多看管。如我在川西松潘、黑水之羌藏族地区所见——大风雪来临前，山上的马群各自回“家”（村寨中的主人家）避难。在冬季，马可用蹄踢、刨，打开冰层吃下面的草，别的牧畜随后也可吃到草。虽然绵羊也能用蹄刨开雪吃下面的草，但对于已冻成冰的雪层它们也无可奈何，只有吃被马儿打开的冰层下的草。还有，山羊与绵羊吃草都从草株的底部切断它，而牛与马吃草则齿截断草株的位置较高。因此马与牛吃过的草地，羊能获得草食；但羊先吃过后，马与牛就没得吃了。这样的动物习性也是牧民熟知的，因此在草场不足而需所有动物共享草场时，他们会让马与牛先吃草。

还有一种不能算是畜产，但在许多游牧社会中都是不可缺的动物，那便是狗。狗在人类驯养野生动物的历史上有其特殊地位。约在距今10000年或11000年前开始，羊、猪、牛、马等动物陆续被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驯养。然而究竟从何时起狗成为人类的驯养动物，就很有争论了。原因是，可能比牛、羊被人类驯养早一万年，狗已进入人类生活之中。但此时的情况可能是，狗与人类共生；成群的野狗跟着游猎的人群移动，捡食人们丢弃的动物残骨，并在人类进行狩猎时帮忙围赶兽群。在此情形下，很难说，狗何时开始被人“驯养”。无论如何，在游牧社会中狗也与牧畜（马、牛、羊等）有不同的地位——它们协助人类保护、管理牧畜，也保护主人与其家产。另外，经常仰赖狩猎以作为额外经济来源的游牧人群，更需要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与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