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

“游牧”，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利用草食动物之食性与它们卓越的移动力，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然而，相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这是一种单位土地产值相当低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农业精华地区，不到一亩地便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在较贫瘠的山地，如川西羌族地区，约要6至10余亩地才能养活这样的家庭。然而在当前内蒙古的新巴尔虎右旗，20亩地才能养一只羊，至少要300—400头羊才能供养一个五口之家；因此一个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亩地。

以上这些数字可说明，“游牧”的单位土地生产力远低于农业生产。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定居农业人群的势力扩张中，可以说，能稳定发展农业的地区都已为各种形态农业人群所居，并受到各种定居政权的保护。过去一些游牧帝国的统治者，也常在其领域内发展区域性农业，期望由此得到稳定的粮产与物资，如此也使得许多原来的牧区逐渐成为农区。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下，我们所知20世纪上半叶的游牧地区——如阿拉伯半岛、东非、北非、中非之沙漠与疏林草原，西亚、中亚山地，欧亚草原，西藏、帕米尔、南美安第斯山等高地，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之森林草原等地（参见图一）——都有不同理由难以稳定地发展农业。

图一 世界主要游牧类型分布简图

农业发展须在有适当日照、雨量、温度及土壤的环境中。大多数的游牧地区都属于干旱或半干旱气候，缺水是其不宜农业的主要因素。不只如此，愈是在如此干旱的地区，降水形态（雨降在哪里、降在何时）对整体环境及人类生态就愈是重要。以此而言，不幸的是，世界许多盛行游牧的地区不只是干旱，降水量也极不稳定，或降雨雪的形态不利于农业。南美秘鲁的海岸平原地带，年平均降水量在40毫米以下，离海岸稍远的地带也只有约150毫米的年降水量。这样微少的降水量还极不稳定，一年年的变率很大。东非乌干达的Jieland，中部与东部地区的年降水量约640毫米，对农业而言这是相当丰足了。然而雨水都集中降在4至8月的雨季，干季几乎全然无雨。长期干旱使得植物枯死，地面水蒸发消失，土地干裂。相反的，雨季的降水常是暴雨形态，如此降下的雨水无法被土壤吸收，反而冲走地表的沃土层。这样的环境自然极不利于农业。邻近的图尔卡纳（Turkana）地区年平均降水量约在300—400毫米左右，中央沙漠地带年降雨量少于150毫米。这些雨水，同样，常以暴雨形态降下，且雨量极不稳定。

一项关于中东游牧的研究指出，本地只在少数山区及海岸地区有500毫米左右的年雨量；其他地方，撒哈拉沙漠中心与埃及南部约只有25毫米（1英寸），阿拉伯半岛南部沙漠约100毫米（4英寸），北阿拉伯与叙利亚沙漠则有200毫米（8英寸）的年降雨量。学者一般皆同意，若有适当日照、土壤、地形的配合，年降水量只要在250—400毫米之上的地区便可以行农业。然而在中东，许多地区的降水量并非全然不足以支撑农业生产，而是其降落的时间、地点及雨量完全不确定。中东有些地区曾孕育世界古老农业文明，后来在历史时期也大多成为游牧之地；造成此变迁的因素，除了干旱化外，主要还是降雨变得极不稳定。在极端干旱的阿拉伯沙漠“空寂区”（Rub'al-Khali），一位早期西方旅行者记载：

一块云聚集，雨降下，人们就得以活命；当云散了，没有雨，人畜都得死。在南阿拉伯沙漠，这儿没有四季变化，没有枯荣交替，只有一片空寂的荒野……

在中国的内蒙古地区，降水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大兴安岭、哲里木与昭乌达两盟南部与大青山南麓等地，仍有400毫米之年降水量。西部从二连浩特沿中蒙边境到乌拉特后旗，以至贺兰山，此为150毫米等雨线所经，此线以西便是年雨量150毫米以下之干旱荒漠化草原和草原化荒漠区了。然而便是在雨量可支持农业的东部，由于降水量集中，变率大，春旱严重，环境仍不利于农业。相反的，即使在西部的荒漠草原，人们仍可借游牧维生。

在青藏高原，许多地区的年雨雪量有400—800毫米；这些雨雪或稳定或变易大，但在这儿不利农业的最主要环境因素却是低温。据研究，若一年温度高于10℃的日子少于50日，则农作物难以成熟。在青藏高原的东缘，造成农业限制的低温事实上是高度造成的气候效应。青海省东部，阿尼玛卿山脉以北，青海湖附近及其以东之地，是青海省的主要农业区。在此地区，群山间的河谷盆地海拔高度约在2200—2600米之间，目前是小麦、油菜等的生产地。然而离开河谷上到高山、高地上，就超过农业可存在的上限了。如青海东部的玛沁、甘德、班玛，与川西北的若尔盖、色达、石渠等地，由于地势高寒，只有在海拔低的零星向阳河谷能种少量青稞、小麦，其余大部分地方皆只宜游牧。20世纪初曾长期住在青海东南及川西北地区的罗伯特·埃克瓦尔（Robert B. Ekvall）曾指出，在此地区“高度”是造成人类生态上农、牧之分的最主要因素，在牧业上也造成特殊的高原游牧形态。在过去的著作中我也曾提及，牧养草食性动物（羊、马、牛），铜石并用时代的河湟（青藏高原东北边缘）谷地农人得以突破当地环境生态的高度限制，以利用高原上广大的水、草资源。

我们知道，所谓适于农业的环境其定义相当宽松。如前所言，降水量有250—400毫米以上，只要其他条件配合便可以行农业。事实上即使其他条件差，人们也努力且十分艰辛地向土地讨粮。看看近代以来陕北的例子便可知，人类可以在相当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从事农业。许多从事游牧社会田野研究的学者都提及当地种种不利农业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注意到此环境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确，除非一些极端状况（如100毫米以下的年降水量），低年平均雨量、低年平均温，并无妨于人们发展农业。事实上是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使得人们不但要靠草食动物来获得食物，也要靠它们的移动力来逃避环境中不时发生的风险，以及借以追寻不确定的资源。

许多环境也对草食性动物不利，如湿热而牛蝇滋生的地方，过于潮湿的地方，冬季严寒的地方，春、夏过于干旱缺少水源的地方，近森林而野兽多的地方，等等。然而游牧者在广泛空间之“移动”，常可以让他们季节性地避开这些不利的环境因素。即使无法脱逃而遭受畜产损失，游牧社会中也有许多的社会机制，如亲友、部落间的互助，为富牧主放牧等办法，来让牧民恢复牧产。或者，失去畜产的牧人成为城镇或农村中的雇工也是常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