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被囚第4日 第5日
第4天，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挖空心思地盘算如何才能置他于死地。身处樊笼之中，犹作困兽之斗，精心谋划着脱逃，这对一个囚犯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安慰。我仔细观察屋里可能派上用场的东西，在脑海中默默地列了个清单……一块松动的木地板、一条红色的毛线毯、一扇高高的窗子、几根裸露的房梁、一个锁孔，还有，我现在的处境……
如今回想起来，一切依旧历历在目，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十七年，但我依然觉得，他仿佛又一次站在了门外。也许，那段被囚的往事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都不会淡去，因为在那件事情上，我付出了太多，完全是靠着一步又一步的精心谋划才熬过那些痛苦挣扎的日子。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没有任何方式让我求救，我失去了所有依靠，只能相信自己。时至今日，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凭着一己之力逃出了魔窟，我的胜利毋庸置疑，堪称杰作。
在被囚禁的第4天，我静下心来，开始构思复仇的计划、罗列可用的装备，没有纸笔，只好在脑袋里探索可行的方法。如何利用这些毫不相干的装备，让它们成为复仇的一部分呢？这的确是个难题，但我无论如何都要解决它……一块松动的木地板、一条红色的毛线毯、一扇高高的窗子、几根裸露的房梁、一个锁孔，还有，我现在的处境……怎样才能把这些零碎的装备组合在一起呢？
我翻来覆去地思考着，同时努力搜寻更多的装备。啊，没错，屋里还有个铁桶。对对对，还有个崭新的床垫，他没有把塑料膜撕掉。再想想，再想想，再从头想一遍，肯定有办法。几根裸露的房梁、一个铁桶、一个床垫、一张塑料膜、一扇高高的窗子、一块松动的木地板、一条红色的毛线毯……
为了方便思考，我给这些装备都编上了号。松动的木地板是4号装备、红色的毛线毯是5号装备、塑料膜是……第4天早上，在反复的观察和思考后，屋里所有可用的东西都被我列进清单并编上了号。但是，要想完成我的计划，这些东西还远远不够，我需要更多。
中午时分，我正在被囚的卧室里苦苦思索，突然，门外传来了木地板“嘎吱、嘎吱”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肯定是他来了，因为午饭时间到了。我从门缝间看到外面的门闩从左向右滑动，紧接着就是他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的声音。然后，他既没有敲门也没有站在门口问一句，直接毫不客气地闯了进来。
他把一个托盘放在我的床上，不用看我都知道，上面一定是夹着培根的蛋饼和自制面包，外加一大杯牛奶和少许装在儿童茶杯里的清水，几乎每顿饭都是这样。托盘里没有刀叉，放食物的瓷碟子上印着桃红色的图案——一个拿茶壶的女人和一个牵着狗、头戴翎毛帽的男人。背面印有“威基伍德[1]”和“萨尔维托[2]”的字样。我十分厌恶那个碟子，后来想起也会浑身发抖。我用这恶心的红碟子已经吃了四顿饭了，现在是第五顿。我实在太痛恨这个碟子了，逃走前，我不仅要杀了他，还要把这个碟子也砸了，一定要。从被囚的第3天开始，每顿饭用的碟子、牛奶杯和儿童茶杯似乎都没有换过。而在被囚的头两天，我是在一辆面包车上度过的。
“再来点儿水？”他突然有些迟疑地问道，声音低沉而单调。
“好。”
这种问答模式开始于第3天，我觉得，正是这一问一答拉开了我复仇的序幕。他会给我端来吃的，然后问我要不要再来点儿水，这成了每日的例行问题。我决定，只要他问，我就回答“好”，我强迫自己每次都这样回答，尽管这种问答毫无意义。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拿个大点儿的杯子装水呢？干吗浪费这个时间？每次得到回答后，他都会离开，先锁上门，而后走廊的墙壁中便传来水管震动的声音，我看不到他在哪儿，但能听见水槽中的水流声由小到大。然后，他就会端着一杯温水回来。为什么要弄得这么麻烦呢？不过，这世上的许多未解之谜，其实都是有答案的，正如绑架我的人，他的行为虽然费解，背后却一定有他这么做的原因，只是我还不知道罢了。
他一回来，我就说：“谢谢。”
从被囚第1天的第2个小时起，我就决定要装得像个女学生一样有礼貌、善良感恩，因为我很快发现，对付这个绑架我的四十岁男人，我完全能够以智取胜。他肯定有四十岁了，瞧上去跟我爸爸差不多大。我相信，凭我的智慧，打败这个可怕、恶心的变态绝对没有问题，况且他都四十岁了，而我仍处于美好的十六岁，年轻就是资本。
第4天的午饭吃起来跟第3天的一样，但是却给我带来了坚持下去的力量，因为我意识到自己还有更多的武器可用：时间、耐心和难以磨灭的仇恨。而且，当端起那个印有饭店标志的牛奶杯子时，我在不经意间发现，屋里的铁桶有一个金属提手，提手的边缘非常锋利。我只需把那个提手卸下来，它就自成一件装备了。此外，我还知道自己是在这栋楼的高处，而不是在地下，开始的两天里，我还以为要被关进地下室了。现在，窗外能看到浓密的树冠，再加上我是走了三段楼梯上来的，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我现在是在三楼。我把所处楼层的高度也看作一样有用的装备。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怪？都第四天了，我还没有放弃希望。有的人也许觉得，独自被关在房间里会让人变傻或发疯，但我运气不错，头两天都是在路上度过的。而且，绑匪犯了一个严重的失误，他选择了面包车作为犯罪工具，那辆车的两侧是有色玻璃的车窗，虽然车窗外的人是看不到车里面的，但我却能看到外面。我留心观察面包车行进的路线，并且暗暗记在心中。连续几日，我都反复地默念着一路上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包括一些平时可能根本不注意的细节，直到每一个画面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假如你今天问我，十七年前，33号高速公路出口旁的坡道上开的是什么花，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野草一样疯长的雏菊。给我一张纸，我还能画下当时那雾蒙蒙的天气，污泥般的云层在灰蓝色的天空上翻滚着。周围的异动我也记得清清楚楚，比如，面包车在经过一片开满雏菊的山坡，2.4分钟后，风暴就袭来了，豌豆大小的冰雹倾泻而下，“噼里啪啦”地打在面包车上，绑架我的人不得不把车暂时停在天桥下躲避，嘴里唠唠叨叨地骂了三回“狗娘养的”，然后抽了一支烟。把抽完的烟屁股扔掉以后，他又发动面包车上路了。此时，距离第一粒冰雹击中车顶，已经过去了3.1分钟。我把这四十八小时里奔波的每一秒都记在脑海中，就像拍成了一部电影，在被囚期间，我每天都默默地回放它，不错过每一分、每一秒，不漏掉每一帧、每一格，努力搜索蛛丝马迹，寻找重获自由的方法。
绑匪居然毫不避讳地选择了一辆两侧有窗的面包车，还让我坐在车厢，对我是否会透过窗户观察面包车行进的路线毫不关心，这种种行为至少说明了一点：他（绑匪）只不过是个会开车的猴子而已，没什么头脑，愚蠢又无知。他把一个扶手椅用螺丝固定在了面包车里，我刚好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扶手椅上坐着。虽然他不停地抱怨没给我把蒙眼布系紧，但不知是由于懒得弄还是太慌乱，他并没有重新系一下这块油布，这也是我得以透过车窗观察外面的原因。我看到了面包车经过的路标，并由此判断出这辆车的行进方向——向西。
面包车在行驶了两天一夜之后，从第74号出口下了高速公路。这段时间，我吃不好也睡不好，而且一直比他要少睡会儿，第一天夜里，他睡了4.3个小时，而我只睡了2.1个小时。除此之外，最让我难堪的是，上厕所十分不便，只能一直憋着，等他找到废弃的休息站才能解决。
终于快到目的地了，面包车开出高速公路，进入匝道，开始慢慢减速，我决定用数山羊来判断时间，六十只羊为一群，一群羊是一分钟。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数了十群又十二只羊后，面包车在引擎的“突突”声中摇晃着停了下来。这里距高速公路有10.2分钟的车程。在苍茫的夜色中，我发现外面似乎是片田野，一条收割的刈痕在月光的照耀下格外清晰。有一些树枝垂下来，随风轻拂过面包车的表面。是柳树，就跟奶奶家的那棵一样。当然，这里不是奶奶家。
他站在面包车旁边，马上就要打开车门，把我带走了。我只能下车了，可我不想下车。
我静静地听着，在一阵金属摩擦声和一声巨响后，面包车门向一旁滑开了。到了。应该是到了。我们到地方了。我的心跳得飞快，就像蜂鸟扇动的翅膀一样。到了。我的手心和头顶开始冒汗。到了。我的手臂暗暗用力，不由自主地绷紧了肩膀挺直了背。到了。我的心脏仿佛要跳出身体，浑身像筛糠一样颤抖不已，只觉得天旋地转，好像大地在震动，波涛在翻涌。
一阵风扑面而来，夹杂着夜晚时分的乡间气息，它从绑匪身边掠过，仿佛是专程来安慰我的。有那么一瞬间，我沉醉在清凉的微风中，但如此美好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他的身影正在靠近。我看不清他的脸，因为那块油布还半蒙在我的眼睛上，但我能察觉到他正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看什么看？你以为还能看到什么？不就是一个被胶布绑在扶手椅上的年轻女孩儿吗？她不就是被你关在令人作呕的面包车后排吗？有什么好看的？你这个低能的浑蛋！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跟其他人不一样，你既没有哭喊尖叫，也没有乞求我放了你。”他说话的口气，听上去就好像他这两天费尽心思地寻找，总算发现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一样。
我打算吓吓他，于是迅速地把头扭向说话声传来的方向，动作快得像鬼魅一样。虽然我不确定他有没有被吓到，但我觉得他后退了一小步。
“你希望我表现得跟其他人一样，是吗？”我问道。
“你他妈的给我闭嘴，疯丫头。你们这些臭婊子不管干什么，对我来说都是狗屁！”他突然提高了声音，仿佛是在提醒他自己，他才是局面的掌控者。他敢这么肆无忌惮地说话，说明不论这里是哪儿，都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别人。这可不妙。他在这儿大喊大叫都没人管。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两个。
面包车的车身倾斜了一下，应该是因为他扒着车门的边框，撑起身子上了车。他一边费劲地喘着粗气，一边嘴里还嘟嘟囔囔的，听他那“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就知道，他肯定是个烟鬼。可想而知，他就是个典型的一无是处、昏昏度日的死胖子。在车顶灯的照耀下，我透过蒙眼布，隐约从光影间分辨出他忙碌的身影和他手里那件闪着银光的利器。他一进入后车厢，我就闻到了他的气味，那是从他那三天没洗澡的身上散发出的恶臭，夹杂着浓重的汗味。从他嘴里呼出来的气息，闻上去就像放馊了的汤。我皱着眉头缩了缩身子，把头扭向另一侧的有色玻璃车窗，努力屏住呼吸，阻断嗅觉。
他割断了绑着我胳膊的胶布，并在我的头上扣了一个纸袋。原来，这臭气熏天的家伙已经注意到蒙眼布不管用了。
其实，坐在扶手椅上奔波的日子并不算太糟，可现在我被带离了面包车，不知未来还有怎样的麻烦正等着我。虽然如此，我还是一声不吭地任凭他带我走进一处似乎是农场的地方。空气中还残留着白天奶牛吃草后留下的气味，地里高高的茎叶拂过我的小腿，据此推断，我们应该是穿过了一片草地或麦田。
第2天的夜风扑面而来，我虽然穿着有内衬的黑色雨衣，但双臂和胸口依然感到凉意。尽管我头上扣着一个纸袋，脸上耷拉着一块油布，可我还是能察觉到月光。他用枪顶着我的后背，我走在前面，什么都看不见，只能隐约看到微弱的月光。我们在茎秆齐膝高的地里走了60秒。我高高地抬腿，刻意放缓步伐，配合着数秒的速度，一秒一步，他在后面举着枪，脚步吃力地跟随着。我们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像士兵一样走着：一二一、二二一、三二一、四二一。
我把自己想象成海船上被判了死刑的水手，踏着悲壮的步子走向船舷边的踏板，同时，我在脑海中记下了能够助我逃脱的第一个条件：地形。接着，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我感受不到月光的存在了。我故意迈着沉重的大步，柔软的地面微微下陷，扬起一些尘土，扑在我裸露的脚踝周围，由此猜测，现在应该是走在一条土质疏松的小路上，两旁还有树枝刮过我的双臂。
没有光+没有草+土路+树=树林。这可不妙。
我的脉搏和心脏都在狂跳，但却仿佛不在一个频率上。我想起之前看到晚间新闻报道了一个被绑架的少女，最后是在离我家很远的一个州的树林里被发现了。当时，她的悲剧似乎跟我毫无关系，仿佛离现实生活非常遥远。人们发现她时，她的双手已经被砍了下来，贞洁也被玷污了，罪犯把她的尸体丢弃在了一个浅浅的土坑。最恐怖的是，有证据表明，在蝙蝠魔鬼般的注视下，在夜晚猫头鹰的悲鸣中，土狼和美洲狮也从罪恶中分得了一杯羹，啃食了她的部分尸体。不，别想这些了……快数秒……别忘了数秒……继续数……别分神儿……
这些可怕的思绪萦绕脑际，挥之不去，让我都忘记自己数到多少了。数不下去了。我努力安定心神，尽量把恐惧抛在一边，开始回想跟爸爸学习柔道和跆拳道的时光，回想自己在家中地下实验室的医学教材中读到的知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微凉的空气，让胸腔里疯狂振翅的蜂鸟放缓速度，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赶走这突如其来的恐惧后，我倒数了三个数，又重新开始数秒。在密林中走了60秒后，我们踩上了矮矮的小草，重新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中。这里一定是树林中的一片空地吧。不对，不是树林了，现在既没有草，也没有树了。这里是哪儿？街道，是街道！刚才为什么不把车开到这儿来？平地、平地，这里都是平地。
我们又走到另一片草地，停了下来。钥匙的“哗啦”声传来，门开了。趁着还没忘记数好的秒数，我默默地把缓步走来所耗费的时间折算成正常走路所需的时间，并记在心中：从面包车到这扇门，需要步行1.1分钟。
我看不到这栋房子的外观，但我觉得它应该是一栋白色的农舍。绑匪直接领我上了楼。一段楼梯、两段楼梯……到了三楼，我们向左转45度，走了三步，又停了下来。钥匙叮当作响，门闩滑动，金属锁发出“咔哒”一声，门“吱吱呀呀”地开了。他拽下我头上的纸袋，扯下我脸上的蒙眼布，一把将我推进这间12英寸[3]×24英寸大小的房间，一旦他锁上门，这个房间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囚室。
门右边的墙上有一扇三角形的高窗，月光透过窗户照亮了房间。正对房门的地板上摆着一个厚厚的床垫，上面还铺着一张宽大的褥子。奇怪的是，床垫直接落在地上，四周被木头框架围了起来，这个框架不仅有四个完整的边，还有床头板和四个矮床脚。看样子，好像是有人打算做一张木头床，然而最终没有做成，还缺少一张床板，厚厚的床垫就只能被直接放在地上，看起来就像从床架中间陷下去一样，那张宽大的褥子就铺在床垫上面。这张半成品的床就像一幅没有固定好的油画，歪歪扭扭地躺在木头画框中。在这张临时搭成的床上，有一条白色的棉布床单、一个枕头，还有一条红色的毛线毯。抬头向天花板望去，有三根裸露的房梁，都与门平行：一根靠近门口，一根在房屋中间，还有一根在床的正上方。房顶是尖的，像教堂一样，中间很高，因此裸露的房梁是横在空中的，要想在这个房间里上吊，真是易如反掌。除此之外，房间里没有别的东西了。整个房间异常干净、空空荡荡，寂静是屋里唯一的装饰。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就连清心寡欲的僧人，恐怕也会感到寂寞无聊。
他指着卧室里的一个铁桶告诉我，如果夜里要“撒尿或者拉屎”，就用这个铁桶。我一言不发，默默地走向床垫。看着他离开房间，我松了一口气，窗外的月光闪了闪，忽然变得更亮了，仿佛月亮也一直提心吊胆地憋着一口气，现在都呼出来了。在这更加亮堂的屋子里，我颓然地向后倒下，筋疲力尽。我告诫自己，不能让情绪像过山车一样不稳定。从下车开始，你先是紧张，然后是愤恨，接着释然，随后又害怕，现在是迷茫。你要镇定下来，泰然处之，否则是赢不了这场恶斗的。以前每一次做实验，我都需要一个不变的常量，而眼下能得到的唯一常量就是稳定的情绪。在被囚禁期间，我必须让情绪稳定下来，冷静地面对听到和看到的一切。要想胜利，对敌人深深的蔑视与憎恨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也少不了。
被囚禁的日子里，我身上有一种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这种才能也许是与生俱来的，也许是因为从小生活在妈妈那“唇枪舌剑”的世界里的耳濡目染；也许是来自爸爸教我防身术时的训练和指导；也许是由于身处困境而被迫激发出来的。这种品质跟战场上号令千军的大将所具备的差不多：坚忍不拔、勇于反抗、深谋远虑、隐藏仇恨、沉着冷静。
实际上，我对这种处变不惊的能力并不陌生。在我刚上小学时，学校的一位心理辅导员曾执意要求我去医院接受精密的检查，因为我对所有事物都十分冷漠，而且显然对一切都毫无畏惧之心，学校的管理人员对此深感担忧。一年级时，发生了一件令我的老师困扰不安的事儿。有一天，一个持枪歹徒冲进教室扫射，孩子们大都害怕哭喊、惊声尖叫，而我非但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表现还恰恰相反，正如事后监控视频所显示的那样，我冷静地在一旁观察着歹徒，我看到他的身体在歇斯底里地抽搐，爬满麻子的脸上全是闪闪发光的汗水，我看到他的瞳孔极度放大，眼珠在疯狂转动，青筋暴起的双臂抱着枪支乱射一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如今回想起这件往事，答案呼之欲出，他一定是因为嗑药而兴奋过度，估计是迷幻药或者是海洛因，也可能两样都有。现在，我学习了各种医学知识，很熟悉摄入毒品后的症状，绝不会判断出错。当时，教室的讲桌后面有一块搁板，上面放着供老师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扩音器，搁板上方还有火灾报警器。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朝讲桌走了过去，用一个六岁孩子所能发出的最低沉的声音，冲着扩音器大喊了一声“空袭”，然后拉响了火灾报警器。那个瘾君子立刻颓然地倒在地上，被吓得瑟缩成一团，尿裤子了。
那段监控视频使得对我进行心理评估一事被提上了日程，甚至显得有些迫在眉睫。从视频来看，班上的同学都抱作一团痛哭，老师甚至跪倒在地，祈求上帝保佑，而我则爬到一张脚凳上，从屁股旁边的搁板上摘下扩音器，然后像指挥员维持秩序一样把它举到空中。我歪着扎了羊角辫的小脑袋，拿着扩音器的胳膊横在圆嘟嘟的身子前，另一只手则托着下巴。有趣的是，当警察扑向那名罪犯时，我还俏皮地眨了眨眼睛，满意地咧着嘴，微微一笑。
结果，在经过一系列测试后，儿童心理医生告诉我的父母，我具备很强的情感控制能力，而且非常善于集中注意力，能够十分高效地思考问题。他说：“脑前额叶能控制人的记忆、分析和判断，与人的智力密切相关。脑部扫描结果显示，她的脑前额叶部分比正常人的要大出将近一倍。其实，坦白地讲，我觉得是一倍还多。她并非心理变态，相反，她充分理解各类情感，并且有高度的自我控制能力。她可以放任自己沉浸于各种情绪，也可以约束自己不去感受。您的女儿告诉我，她的身体里有一个开关，可以随时根据她的意愿来决定是否要感受各种情绪，包括快乐、害怕和爱，”说到这儿，他咳嗽了一声，然后又继续说：“我从医以来，还没有遇到过像她这样的情况。但是，只要想一想爱因斯坦就能明白，我们对人类大脑的极限实在是知之甚少。有人说，我们只利用了自身潜力的一小部分。而您的女儿，显然利用得更多了一些。至于这样是好是坏，我还难以做出判断。”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医生办公室的门缝偷听了这番话，并且把每一个字都存进了大脑的硬盘中。
为了简单化，我把自己的能力说成是一种开关，其实确切地讲，更是一种选择。但心理上的选择很难描述清楚，所以我就打了个比方。幸亏我遇上了一位好医生。他善于倾听，不妄下判断。他坚定地相信医学尚有未解之谜，因此遇到未知的情况时，他不会盲目质疑。出院那天，我特意调拨了情绪的开关，满怀感激之情地拥抱了他。
医院里的人研究了我好几周，甚至还就此写了几篇论文，最后还是爸爸妈妈把我拽回到相对正常点儿的世界里：我回到学校继续读一年级，并且在家中的地下室里建了个实验室。
***
被囚禁的第3天，也就是离开面包车后的第一天，我们开始形成一种固定的相处模式。一日三餐都是他亲自端来，食物放在那个丑陋的瓷碟子上，牛奶装在白色的马克杯中，小小的茶杯盛着水，随后，他还会用大一点儿的茶杯再装一杯温水。每顿饭后，他都会收回放着空碟、空杯的托盘，并且提醒我，如果需要用洗手间，就从里面敲门。如果他没有做出回应，“就用那个铁桶解决”。我从来没用到那个铁桶，确切地说，是没用它来解决上厕所的问题。
不过，在逐渐固定的相处模式中，时不时地会出现几个不速之客。每次他们来的时候，我都被蒙上眼睛，所以无法猜出他们的真实身份。但是，经历了第17天发生的事情后，我决心要记住所有特殊的细节，以便确定日后的复仇对象，不仅是绑匪，那些到囚室参观我的人也绝不能放过。至于要如何处置楼下厨房里的人，我还没想好，但是不急，还有时间，我可以慢慢考虑。
被囚禁的第3天，囚室迎来了第一个参观者。他的手指冰凉，我猜测他的职业一定和医学有什么联系。于是偷偷地叫他“冷血医生”。第二个参观者是第4天跟冷血医生一起来的。冷血医生看了我之后，宣称：“目前来看，她身体很健康。”第二个参观者压低了声音问：“所以，这就是那个女孩儿？”我把他称作“废话先生”。
他们要走的时候，冷血医生对绑匪说，最好让我保持平静，稳定情绪。但是，绑匪听了他的建议后，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措施来安抚我的情绪，直到第4天晚上我开口要了第14、第15、第16号装备。
被囚禁的第4天，随着室内的阳光逐渐变得暗淡，地板又“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通过8号装备——锁孔，我意识到现在是晚饭时间了。他打开门，递给我托盘，上面放着食物、牛奶和水。又是乳酪蛋饼和面包。
“给。”
“谢谢。”
“再来点儿水？”
“好。”
锁门声、水管声、水流声、脚步声：水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每次都这样？
他转身准备离开。
我把头低低地垂在胸前，尽可能地用最温顺、最忧郁的声音说道：“请等一下。我总是失眠，整夜睡不着觉，不知道这样下去身体会不会出问题……我是想，如果能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或者读读书，甚至画个画——只要一支铅笔和几张纸就好，如果能那样，我觉得说不定会……有所好转？”
我身体紧绷，做好了心理准备，这番傲慢无礼的要求很可能会引来他的粗鲁谩骂甚至暴力殴打。
他俯视了我一阵，然后咕哝着离开了房间，完全没有理会我的请求。
大约45分钟后，地板传来熟悉的“嘎吱”声。我知道他回来了，跟往常一样来收走剩下的餐具。但是，门一打开，我就看到他抱着一台19寸的老电视机，上面还摞着一台长约12英寸的旧收音机，左臂下则夹着一沓纸和一个儿童用的长条塑料笔袋。笔袋是粉红色的，印着两匹小马，正是那种上学第一天买了、不到一周就会被弄丢的普通笔袋。我差点儿以为自己住在学校宿舍。即便真是如此，这里也是间废弃的校舍，只有我一个人。
“别他妈的再要其他东西了。”说完，他就把托盘从我的床上一把拿起来，空碟、空杯东倒西歪，发出一阵“丁零当啷”的声音。他“砰”的一声甩上门走了。烦人的噪声也跟他一起走远，最后消失了。
我拉开粉色笔袋上的拉链，没抱多大希望，以为里面不过只有一截钝铅笔罢了。
天哪，不会吧！里面不仅有两支崭新的铅笔，还有一把12英寸长的尺子和一个卷笔刀！黑色的卷笔刀侧面印着数字“15”。这件东西太宝贵了，尤其是上面的刀片，我马上就把它列入了装备清单，编号15。第15号装备登场时，它自己身上刚好印着编号。我微微一笑，产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觉得这个卷笔刀是自主加入复仇大计的，就像一个响应召唤前来报到的战士。因此，我决定要用“15”作为逃脱计划的代号，至少也得是代号的一部分。
为了让绑匪体会到我对他的感激，我插上第14号装备电视机，假装看了起来。我当然毫不在乎他的感受，但我们得利用类似的策略来蒙蔽敌人，让他们放松大意，感觉不到潜藏的危险，然后在时机成熟时，立刻拉动机关、打开陷阱，迅速地给他们致命一击。不过，或许也不必那么迅速，说不定死亡来得慢一些更好。我不能让他死得痛快，得让他受点儿折磨。我拆开铁桶，把提手锋利的一端当作螺丝刀来用。
那天晚上，我是全世界最清醒的人。黎明时分，就连月亮也疲惫地褪去了光晕，露出惨白的一面，而我一直精神振奋，从第4天傍晚开始工作了整整一夜。
第5天，他又用那个讨厌的瓷碟子来送早饭了，但根本没有注意到囚室内的细微变化。午饭时，他问我要不要再来点儿水，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意。
“好。”
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一无所知，丝毫没有察觉我已经开始实施自己的复仇大计了。
***
我不在乎当时的新闻都是怎么说的，反正我没有离家出走。这还用说吗，我干吗要离家出走呢？没错，他们是大发雷霆，快要气疯了，但他们最终还是会站在我身边支持我的。毕竟他们是我的父母，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可你成绩一向那么好，还是荣誉学生，难道就不上学了？”当时，父亲这样问我。
在诊所里，得知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状况隐瞒了七个月，对他们来说，简直难以置信。
妈妈问产科医生：“她怀孕七个月了？这怎么可能？”尽管她不愿相信，但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她清楚地看到了我身体的变化。
其实，我绝不只是“胖了一点儿”，乳房也变得肿胀，肚子更是又大又圆。我怀孕的事实已经显而易见了，妈妈不禁对自己自欺欺人的想法感到难堪，她垂下头啜泣了起来。爸爸把瘦长的手放在她的背上，有些慌张，不知该如何安慰这个几乎从不落泪的女强人。医生看着我，抿了抿嘴表示安慰，然后换了个话题，谈接下来的安排：“下周她还得来一趟，需要做一些检查。你们离开的时候，请到前台预约一下时间。”
假如我当时能未卜先知，一定会更加留心，察觉到可疑之处。但是，我过于沉浸在爸妈的失望中，没有注意到前台护士的目光中闪烁着表里不一的奸诈，也没有注意到她那和善的外表下暗藏着的祸心。但我现在想起来了，当时我把这些信息下意识地记在了脑海中。那个护士的头发颜色很浅，近乎白色，紧紧地绾成一个发髻，她的眼睛碧绿，脸蛋用胭脂扑成了粉红色，当我们走近时，她只问候了我的妈妈。
“医生说要什么时候见她？”护士问道。
“他说下周。”妈妈答道。
爸爸在妈妈身后徘徊，他把头向前探着，腿跟妈妈的腿前后重叠，他们俩看上去就像是一条双头龙。
妈妈心不在焉地用一只手摆弄着钱包，另一只手则垂在身侧，不停地张开、握住、张开、握住，仿佛攥着一个看不见的弹力减压球。此时，护士正低头查看预约簿。
“下周二下午两点怎么样？哦，等等，她那个时间还在学校上课，对吗？她上的是远大高中吧？”
妈妈很讨厌闲聊。通常，她都直接地无视那种跟谈话主题不相干的发问，对此嗤之以鼻。面对护士提出的这种不必要的问题，她一般会犀利地反问道：“她上哪个高中跟预约时间有关系吗？”对于浪费她时间的蠢人蠢事，妈妈总会很不耐烦。脾气暴躁、注重效率、严谨挑剔、井井有条、骄傲自信，这都是她的特点，而她的职业正是一名辩护律师。不过，那天她只是一位焦虑的母亲，于是她一边在包里摸索着日程本，一边草草地回答了护士的问题。
“对，对。远大高中。三点半行吗？”
“没问题。那我就把她安排在下周二下午三点半。”
“谢谢。”妈妈忍耐着听完了她的话，然后立刻拽着我和爸爸走出了诊所。那个护士一直目送着我们，我也回望着她。当时，我以为她只是为了能在茶余饭后的闲聊八卦中有更多谈资，所以才会对一个来自“显赫家庭”的“不幸”怀孕少女感兴趣。
她一定从就医记录中得到了我的地址，而且还通过对话知道我上的不是私立学校，这就意味着她猜到我是住在公立学校附近的学区，从而可以推断出我是步行上学的，途中要经过一条树木繁茂的乡间小路。于是，我就像一只送到嘴边的羔羊，成了这次狩猎最完美的猎物。她翘着鹰钩鼻，一边用眼睛斜视我，一边冷酷地算计着，在我们离开诊所的那一刻，她说不定已经想好了计划。也许是我的记忆出了差错，也许是我的臆想，但在回忆中，我仿佛看到她拿起电话，用手掩着粉红色的嘴唇窃窃私语，同时，她的绿眼睛片刻都没有挪开目光，一直跟我保持对视。
最近三个月，妈妈一直都在外地，她去纽约南区参加一个案子的庭审了，否则她肯定能早些发现我身体的变化。在此期间，她周末回了一趟家，但我以“跟朋友去佛蒙特州滑雪”为由，有意避开了她。爸爸还坐火车去看了她一次，而我则独自留在家中，爸爸很放心，以为我是在地下室里乖乖地写作业、做实验。
毋庸置疑，妈妈当然是爱我们的。不过，我和爸爸都知道，一旦她开启了“庭审模式”，我们就最好不要打扰她了。当妈妈处于这种“战争状态”时，她会心无旁骛，眼里只有胜利赢得审判这一个主题，而99.8%的时候她都做到了，胜率惊人。被告企业对她钟爱有加，原告方则对她恨之入骨。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调查部门都称她是“魔鬼的化身”。媒体通常也对她恶言相向，但那些报道和评论只会为她带来更多的客户，巩固她的名气。“邪恶”“冷酷”“死缠烂打”“残忍的阴谋家”这些词都是媒体用来形容她的，而她则用大字号把这些词打印出来，像对待艺术品一样裱进相框，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可是，她真的邪恶吗？不，我觉得她很温柔。
爸爸不会对我发胖一事产生任何疑问，因为他只关注那些十分微小、难以察觉的事物，比如夸克和质子。他以前是海豹突击队的特种兵，现在是一名物理学家，专门研究医疗放射。在我怀孕期间，他正废寝忘食地为出版社写一本书，内容是关于用放射气球来治疗乳腺癌的。回想起来，他当时的状态和妈妈差不多。妈妈进入了“庭审模式”，爸爸进入了“赶稿模式”，他们俩都忙得天昏地暗，根本无暇关注我的身体情况。但我绝不是在指责他们，只是在陈述事实。走到这一步，我知道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我，当然还有另一个人，一起造成了现在的结果。可我并不后悔，有些人也许会把这件事称为“错误”，但我不会。
从诊所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尽可能安静地坐在后座。爸爸妈妈都坐在前面，他们没有相互指责，而是紧紧握住对方的手来彼此安慰。我觉得妈妈可能会自责痛苦，所以我试图告诉她，她的事业跟我的处境毫无关系，“妈妈，我并非有意如此，但是请相信我，就算你不工作，每天待在家里烤饼干，这件事还是会发生的。使用乳胶安全套，平均有0.02%的概率会避孕失败……”我停了一下，因为我听见爸爸不安地叹了口气，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往下说，毕竟科学是客观的，“概率虽小，却不是绝无可能。我现在门门功课都还是优秀，我不吸毒，而且一定会完成学业。我只是需要你们的帮助。”
不出所料，妈妈劈头盖脸地发表了长篇大论，表达她的失望之情，说我根本就没有准备好负担起生养孩子的责任，说我本该享受少年时光并专心申请大学，结果却做错事让生活变得无比艰难。
最后，她说：“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隐瞒起来，选择自己面对！我、我真是不懂！”她的眼睛因忧虑而显得疲倦、黯淡，我从未见过她这个样子。确实，她以这种方式得知我怀孕的消息，实在是太突然了。
她一直在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她，但我始终没有回答，因为坦白来讲，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才能让她满意。当你经常让情感开关保持关闭状态时，你就会习惯一个人解决问题，一个人面对现实。现实就是，我的确怀孕了，就算告诉妈妈也于事无补，反而会打扰她工作。我知道，这种想法也许令人费解。不过，像这样回头讲述我的经历，也许能帮助人们乃至我自己更好地理解这种过于理智的抉择吧。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爱你的，非常爱你。我们会熬过去的。我们会一起熬过去的。”妈妈说。在那一周剩下的时间里，她一直像念咒语似的喃喃地重复着“我们会熬过去的”，用这句话来安慰她自己。一旦平静下来，她便恢复了一贯的冷静，开始着手解决问题。首先，她给办公室打电话，说自己要下周一才能回去。然后，她买了产妇适用的维生素，还把书房改造成了育儿房。我一切都听从她的吩咐，她对我的支持让我如释重负、满怀感激。闲暇之时，我也曾试着松开控制害怕的情绪开关，结果发现，原来自己内心其实也对未来感到惶恐不安。
接下来的周一，也就是跟诊所约好要进行产科检查的前一天，我穿上带内衬的黑色雨衣，抓了把雨伞，准备去上学了。我的背包里装着书、弹力裤、运动内衣、短袜还有替换的内衣——这些都是为放学后的瑜伽练习准备的，我并没有报什么瑜伽课，不过，我从图书馆偷拿了一本孕妇指南，正按照上面的建议自学瑜伽。由于这几个月要对父母隐瞒怀孕的事实，所以我也没告诉他们我在练习瑜伽。结果，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我就像是带着一堆换洗衣物离家出走一样。
我把背包搭在肩上，弓着背，刚走出门，就停了下来。糟糕，我忘记带美术课要用的图钉和染发剂了。还有午饭。我最好带两份午饭，免得练瑜伽时饿晕过去。我没关门，直接转身进屋，走到了厨房的杂物桌前，把背包放下，匆匆地抓起一大包图钉——那是妈妈从律师事务所的库房里拿给我的——还有染发剂，把它们都丢进背包。然后，我做了四个花生果酱三明治，拿了一整罐花生、一串香蕉和一瓶两升的水，因为担心会迟到，也没有收拾，直接把它们都塞进了背包。别忘了，我正值食欲旺盛的十六岁，再加上怀孕这个特殊状态，吃得多也不算奇怪！
我后面背着鼓囊囊的大包，前面挺着圆滚滚的肚子，看上去就像是两条细腿顶着一个没画好的圆圈。由于上身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不得不艰难地维持身体的平衡，出门向碎石车道走去。走到院子门口的邮筒旁时，不知为何，我忽然停住了脚步，回头望了望自己的家，那是一栋有着复折式屋顶的棕色房子，前门是红色的，掩映在松林之中。我觉得，当时我是想看看父母的车是不是都开走了，从而确定他们是否已经回去工作了——回归他们的正常生活了。在家里突然发生了这起意外事件后，如果他们能像平常一样生活，会让我更有安全感。
沿着碎石车道走到头，我来到了路口，虽然有两个分支，但实际没什么分别，我既可以左拐，也可以右拐：左边的路通往学校的后门，右边的路通往学校的正门。我曾经算过走这两条路线到学校分别需要花多长时间，走左边需要3.5分钟，走右边需要3.8分钟，差别非常小。因此，我每天的选择都是看心情的。然而，在周一那天，我选错了。
我选择了向右，躲在黑色的大伞下，一直顺着车行方向走着。硕大的雨点打在伞上、落在地上，仿佛是一场空袭，又像是当年那个持枪歹徒的扫射。每一次我听到这种声响，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一年级，想起火灾报警器的声音，想起警察制服持枪歹徒那令人欣慰的场面。我分神了，沉浸在对可怕往事的回忆中，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潮湿、阴冷、泥泞的早晨正是悲剧的序幕，我正一步步走入险境之中。
如果我选择了向左走，他就无法利用面包车从我身边开过的时机，出其不意地掳走我了。因为左边的线路上只有一小段车道可以供他作案，那段车道很短，不过五秒钟的车程，他得在我经过那一刻正好把车开过来，还得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抓上车，可想而知，难度非常大。但是，在右边的线路上作案就容易多了。我觉得，他们一定早就计划好了这次绑架事件，而且还预演过了。起初，我以为他们觉得我很有价值。一个年轻健康、金发蓝眼的美国女孩儿，学业优异，家境富裕，有望在科学领域大展宏图，而且现在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健康的男婴。我做过一系列前沿实验、成果展示、科学模型和研究报告，并因此获得了无数奖项。六岁之后的每一年，我都去参加科学夏令营，并且受邀参加各类竞赛。在父母的帮助下，我用最新的实验器材在家中的地下室里建了一个实验室。那些商店里卖的显微镜根本达不到我的要求。我的实验器材跟著名大学和国际制药公司里用的是一样的。对一切事物，我都喜欢研究、测量、计算。不论是物理学、化学、药学还是微生物学，我都很感兴趣，我痴迷于一切充满规则、对比、运算和可证理论的工作。我沉醉在科学的世界，爸爸妈妈都工作繁忙，他们对我表示爱的方式就是拿出大笔金钱来支持我的爱好。刚被绑架时，我觉得，一定是因为我和我的孩子都价值连城。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我很快就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绑架我，既不是要利用我的智慧，也不是为了勒索赎金。
那天，在我右拐后走了大约二十步，一辆栗色的面包车突然出现了，伴随而来的是一阵微风和一声惊雷。面包车开过我身边时，一侧车门突然被推开，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从左边一下把我拽上了车。动作迅速而敏捷。他将我推向一张扶手椅，面包车内的地板是一层波纹状的金属皮，扶手椅被螺栓固定在上面。他用一把枪指着我的脸，枪口碰到了我的牙齿，味道就像吃饭时不小心咬到叉子，独特的铁器味道在嘴里徘徊不去。一辆轿车呼啸而过，带起零星的水花溅在人行道上，没人注意到我陷入了困境。我本能地用双手护住肚子，他的目光捕捉到了这个动作，于是便移动枪管，指向我的肚子。
“别动，不然我就开枪打死这个孩子。”
我吓得一动不动，屏住呼吸，原本狂跳的心脏仿佛停住了。我通常不会吓成这样，只有事态极度严重时才会如此。在被囚禁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能控制情绪，保持镇定。但是那时在面包车上，因为受到过度的惊吓，我只是呆呆地坐着，他把我往前推，拽下了我背上的背包，扔在车里，旁边是我那把还没收起来的雨伞。面包车另一侧内壁上用松紧绳挂着一个橄榄色的小火炉，他把枪放在上面，然后扯开我护在肚子上的手，用牛皮胶布把我的手腕和胳膊都捆在椅子的扶手上。不知为何，他还用一块绿色油布草草地把我的眼睛蒙了起来，至今我都不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我都看到你的脸了。我已经看清你豆子般的黑眼珠、胡子拉碴的大圆脸和丑陋的相貌了。
转眼间我就被他拽上了车，都是因为我选择了向右走，他才有机会把车开过来，并从左边袭击了我。
他将雨伞收了起来，扔到面包车后排，然后重新拿起枪，弯下腰爬到前排的驾驶座上。这些都不是我看到的，而是听到或感觉到的，我仔细捕捉着空气里的蛛丝马迹，搜寻着分秒间的声音变化。正是这些时空中的微小粒子，组成了我现在一次次回放的记忆。
“你要带我去哪儿？”我对他大喊道。
他不说话。
“你要多少钱？你要多少，我爸妈都会给你的。求求你放我走吧。”
“我们不要钱，臭丫头。我们要你生下这个孩子，然后你就可以跟先前那些一文不值的丫头一起烂在矿井里了。从现在开始，你他妈的给我闭嘴，否则我绝对会立马就杀了你。屁都别放，明白了吗？”
我没有回答。
“你他妈的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这番对话倒是真实发生的，并非我在回忆时推理猜测的。回答了他的话以后，我把脚悄悄地踩在了背包上，防止它从我身边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