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创新型城市理论综述

目前创新型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型城市的内涵、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对各创新型城市建设实践的探讨等几个方面。

（一）创新型城市内涵

1．创新

“创新”这一概念最早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Schumpeter（1934）把“创新”界定为“执行新的组合”或“建立新的生产函数”，亦即企业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之后Schumpeter（1934）将“创新”界定为“新产品以及产品生产方式、新市场的开拓、新原材料和新组织的出现”。Schumpeter将“创新”视为一个经济学概念，而不是单纯技术上的开拓，在之后的研究中又对创新进行了更全面的阐述，这为创新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技术创新是Schumpeter的创新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Schumpeter（1934）强调了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至高无上地位，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过程的决定性力量，是一种破坏性的变革方式，是改变经济发展进程的唯一要素。他认为创新推动企业走向繁荣的过程分为三个步骤：一是为了牟取额外的利益，企业纷纷实行创新；二是企业为了分享这些利益而开始对新产品、新技术进行模仿；三是那些采取旧方式的企业为了生存而进行适应性模仿（即进一步推广），后两步就是技术创新的扩散。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开创了对“创新”问题研究的先河，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同时，Schumpeter（1934）认为创新包含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方面。此后，大量致力于创新研究的学者对Schumpeter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并基本形成了两大研究方向：一个是技术创新论，探讨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强调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二是制度创新论，探讨制度变革和制度安排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创新是技术依赖型产业区别于传统资源依赖型产业的重要特征。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将创新界定为“新意念转化为新产品或现有生产方式的改进”。奥斯陆的创新手册第三版中提出：创新是一个新的、显著改善的产品（商品或服务）的应用；或者是一个新的过程、一个新的市场营销方法；或者在商业活动、工厂中的新的组织方法或者是建立一个新的外部关系。Dvir（2004）和Pasher（2004）认为创新是将知识与观点转化为价值的过程。

此后创新理论的研究逐渐扩大，随着“创新集群”“创新体系”“国家、区域、城市创新理论”的出现，人们普遍认为创新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创新系统中包含了各种要素，各要素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效地促进了创新系统功能的实现。

2．创新型城市内涵的界定

国内外学者关于创新型城市内涵的界定问题出现两个较为明显的分支：西方较倾向于从城市治理与创新精神文化建设方面进行界定；国内研究较关注创新作为城市发展动力的作用价值，强调创新是一类经济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活动，强调以创新带动技术和产业上的变革，并由此引发社会创新。

英国的Metcalfe（1995）认为，以国家作为一个单位来分析一个技术体系的动态过程可能太大了，因此，“应该考虑一组具有特色的、以技术为基础的体系，其中每一个单位以一个国家地理和制度为边界，而他们之间又存在紧密联系，以此支持国家或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现代主义者Le Corbusier在《未来城市》（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 1987）中批判传统城市，提出以高密度的现代城市取代传统城市，体现了技术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影响。Sassen（2001）认为新兴信息技术和全球化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世界性大都市的产生，现代技术造成了城市经济的集中以及人口的集中。

由于国内外学者对创新型城市概念的研究较多，本书只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论述。例如，Bianchini和Landry（1995）最早提出并界定了创新型城市的概念，他们认为创新型城市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经济、文化、组织和金融领域解决创意问题，一旦发生链式反应，就能随时改变现存制度。Bianchini和Landry打开了创新型城市研究的大门，自此，在世界范围内关于创新型城市建设与研究的问题讨论大范围展开。

自从Bianchini F和Landry C最早提出并界定了创新型城市的概念后，国内外学者对创新型城市的概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目前对创新型城市概念形成两种主要表述，一般认为“Creative City”和“Innovative City”都表达了创新型城市的概念，这两种表述都强调“创新”对城市经济和社会的推进，但侧重点不同。前者较强调艺术、发明与文化的创新对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强调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所要面对的来自产业、生态以及种族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提出创造性的解决策略（O'Connor, 2004）。较有代表性的是Landry（2000）和Bianchini（1995）、Florida（2002）以及Sasaki（2010）。其中，Sasaki（2010）将创新型城市定义为：通过城市中的艺术家、发明者和市民的努力促进城市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文化与艺术的发展将会促进创新和创意产业的发展，其中包含“创新环境”“技术创新”以及在区域内通过基层的努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后者较强调技术与人才、社会等综合变革对城市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较有代表性的是Simmie（2004）、Hall（1998）、Chiang和Taylor（1998）。其中，Hall（1998）指出创新型城市包含技术创新、文化智能性、技术性和技术组织性功能。Chiang和Taylor（2007）认为创新型城市能为市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设施，城市吸引了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人才，吸引了大量企业进驻，逐步产生了集聚效应，促进了创新活动的开展，企业的创新活动和新知识的产生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经济高速增长。

国内关于“创新型城市”的研究资料最早出现于21世纪初期，大部分学者将“Innovative City”和“Creative City”看作关于创新型城市的研究。有的学者将“Creative City”翻译为“创意城市”，但强调创意城市的定义包含了“Innovative City”的内涵。但也有部分学者如杨冬梅（2006）认为由于“Creative City”和“Innovative City”都强调城市的变革，因此，二者之间共性大于不同，可以将二者视为同一语义。杨冬梅（2006）指出创新型城市是在新经济条件下，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创新型城市一般由区域科技中心城市演变形成，是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融合的一种城市演变形态；完善的城市创新系统是创新型城市的主要特征；在集聚和配置创新资源，不断调整、发展城市功能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创新驱动的集约型城市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国内学者多倾向于“Innovative City”，强调科技和技术创新引领城市经济发展。例如，李宝梁（2006）认为创新型城市是指以科技为先导，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中心环节，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城市发展模式。杜辉（2006）认为这种概念界定方式强调科技和技术创新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但从目前中国政府的导向和各个地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实践来看，创新型城市不仅仅注重科技、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也应该看到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同时，创新文化作为城市形态的基础作用。纪宝成（2009）认为创新型城市是依托城市创新体系和创新环境，不断提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能力，优化资源有效配置和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纪宝成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国家的政府文件中，例如，在国家2010年公布的相关政府文件中，将创新型城市定义为：创新型城市是指创新体系健全、要素集聚、基础条件好、效率高、效益好、支撑引领作用强、辐射示范范围广的城市。

创新活动必然引发创新产出在区域上的溢出，城市是一个特定区域，由此引发了众多关于创新型城市的讨论。创新型城市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理念，是知识经济时代调整经济结构的新方式，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创新型城市是世界各发达国家城市未来发展的主要模式，也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主要任务。因此，对创新型城市概念的界定，不仅仅要注重技术、科技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还要注重城市所处的创新发展环境，通过协同、整合创新要素，形成以创新为核心动力、以资源为基础、以创新制度和文化为支撑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一个旨在推动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创新系统（陈玲、徐向农，2009）。中国城市的功能是由经济功能和行政功能所组成，同时，由于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分布不仅像西方国家那样受到市场力量所左右（例如聚集经济），还受到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政治信念、管理方面的影响。本书将借鉴西方定义，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来对创新型城市进行定义。

3．述评

国内外已经开展了大量创新型城市建设实践，政策制定者以及学者已经对创新型城市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创新型城市的内涵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结论。国外对创新型城市的界定侧重在实践上创造性地解决具体的城市问题，国内对创新型城市内涵的界定则较注重理论性与普适性，无论哪一种界定都体现了城市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每一种内涵界定都反映了城市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特定要求，都强调立足城市个体特征来寻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城市发展目标的变化，该内涵也不断变化，并需不断补充、加入新的创新型城市核心构成要素，这其中包含知识、人才、信息以及通过创新发展模式取得新的发展成果与竞争优势（余红艺，2007）。因此，对创新型城市内涵的界定必须立足于城市的历史和现状，根据城市特点进行归纳和总结。

创新型城市的内涵一般包括思想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创新、机制体制创新和城市管理创新等方面。首先，创新型城市不等同于创意城市，创新型城市与创意城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与必要的联系。石忆邵（2008）认为创意城市只是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初级形态。因为创意城市是以创意文化为显著特点的城市发展模式，创意是创新产生的基础和前提，而创新是从知识创造到技术创新，再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化的全过程，从创意发生的时间点看，创新是涵盖从新创意的产生到全面市场化的完整的商业化过程。其次，创新型城市的内涵比创意城市具有更大的外延，创新型城市是指具有前瞻性创新精神、集聚大量创新资源的城市，城市内各创新主体积极创造创新成果，把创新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该城市对所在城市群或更大地域范围产生高端辐射与引领作用。因此，创新型城市是在特定的地理边界下，为了谋求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发展策略，创新型城市是城市对资源控制和利用上的变革，表现为以创新带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以科技引领人类生活的全新改变，以制度创新规范城市发展的新型城市发展方式。

（二）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创新能力综合评价和城市创新绩效评价两方面。

1．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指标

关于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Bianchini和Landry（1995）提出了城市创新活力指标，他们指出创新型城市应当被看作一个有机整体，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评价。他们提出了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四个层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九个二级指标。该指标体系将城市的规模效应、发展的多样性、城市的便利性、安全与保障、文化认同与个性、革新性、联系与协同、竞争能力、组织能力纳入考虑范围，形成创新型城市活力评价矩阵。Landry（2000）最早提供了分解目标思维下的、多层次的且较为完整的评价体系。

欧盟创新记分牌（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简称EIS）是一项较为知名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共计八个创新维度，共有25个指标。该指标体系侧重对企业外部创新驱动力的测量，由欧洲理事会于2000年首次提出，主要用于对欧盟、美国、日本创新绩效的评价。在2013年，欧洲理事会对欧盟创新记分牌的指标体系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指标体系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其中，驱动力测量指标主要涵盖三个维度，即人力资源、开放的研究体系和有力的金融支持；企业活动指标主要涵盖三个维度，即企业创新水平、创新联盟和创业、企业智力资本；产出指标主要涵盖两个维度，即企业创新活动和创新活动经济效益。

Florida（2002）指出美国的城市要积极出台人才政策，吸引更多创新人才参与创新型城市建设，并提出了创新型城市评价的三大主要指标：人才、技术和包容性。Florida（2002）开发了创新力指数（Creativity Index），该指数由创造性劳动力、高科技、创新、多样化等指标构成，并运用该指标体系对美国50万人口以上的81个大都市和50个州进行评价，产生了美国十大最具创新力的大都市排名榜。

贝尔法斯特竞争力指数由欧洲城市事务研究所利物浦约翰·穆尔斯大学（European Institute for Urban Affairs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在2003年的《贝尔法斯特：欧洲城市竞争标杆》（Belfast: Benchmarking A Competitive European City）中提出，该指数从七个维度挑选指标来对城市竞争力进行评价，这七个维度分别是：人口、生产力水平、就业情况、人力资本、劳动力水平、交通水平、创新水平。指标主要涉及人口、就业、人力资本、失业率、交通水平、创新水平等几方面。人口指标包含人口数量、增加值总额、平均收入、住房价格；就业情况包含分部门就业情况、地区企业数、全职/兼职就业数、就业率；人力资本包含未获得资格的离学率、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课程优秀结业率、有学历适龄工作人口、无学历适龄工作人口；失业情况包含失业率、经济活动水平；交通水平包含英国国内主要城市和欧洲主要城市的交通数据、机场旅客数据；创新水平包含区域竞争力指标、研发情况和高科技产业就业数据指标。该研究关注劳动力质量、产业结构和城市的包容力，通过将贝尔法斯特与英国主要大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贝尔法斯特作为一个中小城市，就业情况良好，但对外交通水平较差，限制了城市发展。研究发现在英国各城市中，贝尔法斯特当地企业将产值的1.4%投入到企业研发活动中，在爱尔兰北部，这一比例为0.6%；贝尔法斯特在高科技企业就业的人口比例为4.2%，明显低于全英国5.3%的平均水平。贝尔法斯特政府在拉动北爱尔兰科技创新、社会创新问题上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地区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机构的高度集中也为该地区创新能力的提高起到了保障作用。

世界知识竞争指数系列（World Knowledge Competitiveness Index Series）是由罗伯特·哈金斯协会（Robert Huggins）发布的旨在评估全球城市知识竞争力水平的指数，并以实际城市作为样本进行测评。该协会在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8年共发布了5次测评结果，2008年的世界知识竞争指数（World Knowledge Competitiveness Index 2008，简称WKCI2008）主要包含人力资本、知识资本、金融资本、区域知识经济产出和知识可持续发展五个部分，共计19个指标（Peter & Hugh, 2000）。2008年，该协会使用该指标对全球145个地区进行测评，其中得分最高的是美国大都市圣何塞（San Jose），该地区以248.3分位居榜首，位居第二的是波士顿（Boston），排名靠前的全部为欧美发达国家城市，排名底端的是中国、印度和东欧区域；2008年上海首次在该排名中出现，该研究认为上海是中国知识最发达区域，其中广东也被认为是知识较为发达区域。

Sasak（2010）在创新型城市评价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开拓，他指出创新型城市构建的六个条件：具备让艺术家和科学家自由创新，也让工人和手工业者参与创新的城市系统；具备支持科学创新和艺术创新的大学、职业学院和研究机构，还要具备剧院和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产业的发展不但要持续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还要为居民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即城市要具备产业发展动力和丰富的文化生活，生产与消费二者之间要具有和谐的关系）；具备支撑产业发展和适宜人居的空间与环境；具备鼓励市民参与城市行政管理的配套制度，保障市民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和发挥个人创造力；具备维持创新、开展创新的金融管理体系和人力资源制度。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共同发布了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简称GII），其发布的2012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2 Edition，简称GII 2012），主要包含7个方面：制度、人力资本和研究成果、基础设施、市场复杂度、商业复杂度、知识和技术产出以及创新产出。其中，制度方面包含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商业环境；人力资本和研究成果方面包含教育、大专教育、R&D水平；基础设施方面包含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简称ICT）、总体基础设施状况、生态可持续性；市场复杂度方面包含信贷、投资、交易与竞争；商业复杂度方面包含知识工作者、创新联盟、知识吸收；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包含知识创造、知识影响力、知识扩散；创新产出方面包含隐性创新产出、创新产品和服务以及在线的创新活动。

美国华盛顿技术中心（Washington Technology Center）每年都会提出一个综合性的测评指标（WTC's Index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用于测试各州技术水平。该指标包含六组核心指标共40个具体指标，六组核心指标分别为：创新、竞争力、增长、金融能力、人力资源潜力和生活质量。在2010年指标体系中，创新指标主要包含技术方向、技术领域、劳动力教育水平、专利产出、研发经费五方面。

硅谷指数（Silicon Valley Index）建立于1995年，该指数每年由硅谷的专业机构Joint Venture向全球发布，该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全部由专家挑选出，硅谷指数每年更新指数和绩效评价结果报告，该指数被用于测量经济和社区经济健康状况，主要测量区域经济长期健康状况、社区的发展水平和地区的投入产出情况。2013年硅谷指数侧重于关注创新人才、创新和创业、社会中的教育和文化、医疗水平、交通和生活环境问题。该研究认为区域内专利数量、创新企业和风险投资越多，则表明区域的创新水平就越高。

Furman, Porter和Stern（2002）将美国专利和商标局（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简称USPTO）授予发明专利的数量作为主要衡量标准，用以测量技术创新产出对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并对国家技术创新能力水平进行分析。Chen和Guan（2011）认为区域创新不应仅仅局限在技术领域，而应将地区科学产出也纳入考虑范围，科学出版物也应该被视为科技产出，例如，国际论文数（International Papers，即SCI Papers）、国内论文数（Domestic Papers，即CSCD Papers）、国内专利数量（Domestic Patents）、高新技术产业附加值（Value Added of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都应被列入考虑范围。

Marshall（1920）指出产业在城市聚集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专业劳动力充足、配套产业的发展和知识在产业间扩散。Krugman（1993）针对该研究，提出经济学家应该关注前两者，因为知识是难以抓住踪迹的，对知识溢出的衡量更是经济学家难以掌握的。Hekkert等（2007）使用R&D投资反映创新资金投入情况，他们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映知识与技术创新的三种典型的指标是：R&D项目、专利和R&D投资。Adam（1993）认为知识将以专利形式保存，因为专利包含了发明者详细的地理信息，因此可以通过专利来测量知识溢出问题。Cooke等（1997）对“区域” “创新”“系统”进行了界定，并指出金融能力、机构的学习能力和产品文化对创新系统的影响，并提出通过提升系统内各组织的学习功能来提升创新系统的整体功能，而学习功能的主要载体是人力资本，因此，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提升创新系统的功能。根据Becker（1962）的观点，人力资本指的是可以用来产生特定结果的个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人力资本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科学评价”项目从城市基础创新能力、应用创新能力和品牌综合创新能力三个方面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这是目前国内最全面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项目组运用该指标体系分别对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的创新能力和地级以上城市的创新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排序。李英武（2000）认为创新型城市包含城市创新系统内的多因素创新，特别是各因素之间的整合和协同作用对城市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城市创新能力指标可分为硬件指标和软件指标，硬件指标是激发城市创新能力的前提，其中知识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制度创新能力和服务创新能力是评价创新型城市的主要指标。杜辉（2006）则提出了分析创新型城市的六项指标：区域技术对外依存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明专利占全社会专利申请量的比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研发（R&D）投入经费占GDP的比重、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陈志刚和周丹（2008）对创新型城市投入产出体系进行了研究，将共性指标和高频率指标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确定了衡量城市创新能力的6个主要指标：对外技术依存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发明专利占全社会专利授权量比重、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比重。并根据加权算术平均综合评价模型，建立起创新型城市综合评价模型，并使用该模型对上海市创新型城市发展阶段进行了评价。

石忆邵和卜海燕（2008）从不同的侧重点，结合不同地域的特点提出了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确立了创新型城市指标体系，主要包含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新、环境创新六大方面，对上海、北京、深圳三个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进行了评价，体现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有效结合与互动。在惠宁、谢攀、霍丽（2009）的研究中，创新型城市建设体系被视为涵盖创新资源、创新载体、创新环境、创新能力、创新品牌等全社会创新的一个综合创新体系。

杨志兵（2009）采用实证归纳法，通过筛选国内城市通用的指标和出现频率相对高的指标，确定了创新型城市评价的八大指标（全社会R&D投入占GDP的比重、企业R&D投入占全社会R&D投入比重、企业R&D投入占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发明专利占全社会专利申请量比重、企业专利占全社会专利申请量比重、对外技术依存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他通过创新能力指数法，从城市创新的投入、产出以及环境条件等方面设计评价指标，在综合考虑现有相关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层共29项指标。他又通过综合集成法设计创新型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把指标体系设定为两类：共性（核心）指标和特色（非核心）指标（以各地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目标中的相同属性指标作为共性指标，以地区特有的创新推动要素作为特色指标设计的基础）。潘艳平和潘雄锋（2000）认为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由五个方面构成：创新资源、创新载体、创新环境、创新成果、创新品牌，设计了三层共32项指标。

2．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

加拿大城市联合会（The Federation of Canadian Municipalities'，简称FCM）提出了生活质量报告系统（Quality of Life Reporting System，简称QLRS），该指标体系综合反映了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情况。政府自1996年开始采用该指标跟踪社会变化，根据该指标体系评价的结果，为壮大不断缩小的中产阶级，政府统一划拨政府、省或地区的社会发展资金。在2001年的系列报告中，该指标体系包含了人口资源、社区承载力、就业质量、住房、社区压力、社区医疗、社会安全和社会参与八项指标。在2004年，该报告的指标体系包含了当地经济、自然环境资源、个人目标和愿望、公平和公正、基本需求、社会包容度六项指标。

欧洲竞争力指标体系（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Index Series，简称ECIS）是由罗伯特·哈金斯协会提出的针对欧洲城市竞争力设计的测量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在2006年和2007年共发布了两次，包含了创新力、经济绩效、基础设施和交通情况、知识就业水平、教育五个方面，具体的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

创新指数——测量英国的创新投入和作用（The Innovation Index-Measuring the UK's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and Its Effects）由NESTA在2009年提出，是为评价英国创新投入对城市和社会的影响做出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三项指标：研发投入、企业层面的研发创新情况以及创新环境。运用该指标对英国的创新投入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英国私人部门14%的收益用于创新，这些研发投入将地区生产力水平提高了33.33%。

英国竞争力指数体系（UK Competitiveness Index Series）由罗伯特·哈金斯协会设计，意在衡量英国各地区和城市的竞争力。该指数体系在2002年、2005年、2006年、2008年、2010年各发布了一次，共发布了五次。从指标整体变化走向上看，指标体系有扩大趋势。在2010年的指标中，主要包含输入因素、输出因素和产出因素三方面。其中，输入因素包含R&D经费支出、经济活动率、每1000名居民的创业率、每1000名居民拥有的企业个数、拥有GCSE（普通中等教育证书）人口数量、适龄劳动人口与拥有国家职业资格4级以上人口的比例、以知识为基础的商业比例；输出因素包含商品价格、人均出口额、人均进口额、从事进口企业所占比例、生产力水平；产出要素包括周薪水平和失业率。在2010年的测算中，伦敦不再是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取而代之的是英格兰东南部城市。

Guan和Chen（2012）认为，在与创新实践典型主体比较后，要依据本地发展情况，为该地域内的创新主体单元建立一个新的测量框架，利用该考察框架确定造成主体间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在《2013年欧洲科学、技术与创新》（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Europe, 2013）中，Eurostat从七个方面评价欧盟国家的创新能力：财政经费中科技经费使用情况、R&D经费分布、R&D经费支出、R&D人员和科技领域的人力资源数量、创新产出相关数据、专利情况、高科技产业情况。

城市竞争力主要体现为城市发展能力和城市创新能力水平，其本质是企业配置资源能力的大小。国内目前对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也在日益深入，例如，丁成日（2004）认为城市竞争力包含经济、自然与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制度四大要素共15项指标，并提出产业聚集、交通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将会带动城市竞争力水平的提升。赵国杰和赵红梅（2006）采用ANP的方法，从城市竞争力总量、质量和流量三个方面设计了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多个指标，并使用ANP法解开了指标之间的制约和反馈关系，该指标体系强调城市政府的作用和基础服务设施条件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同时也将城市的科技实力纳入了指标体系，整个指标体系较为科学和均衡。陈梦筱（2007）提出了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城市经济实力、城市资金实力、城市基础设施及管理服务水平、城市开放程度、城市人才科技文化水平、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三个层级六个方面共36项指标，并利用该指标对中原城市群的城市竞争力进行了测量，研究发现在中原城市群中，郑州是城市竞争力最强的城市，能起到城市群发展的中心带动作用。

（三）创新型城市的发展模式

国外学者对创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做出了开拓性研究，例如，Hospers（2003）根据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历程将创新型城市分为四类：技术创新型城市、文化智力型城市、文化技术型城市、技术组织型城市。Peter Hall（2009）认为创新型城市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文化型创新城市、工业型创新城市和服务型创新城市。文化型创新城市强调文化艺术对城市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工业型创新城市表现为工业高度集中于城市，城市的工业较为发达；服务型创新城市表现为通过优质的服务改善城市生活环境，通过对城市基础服务设施的改善，达到城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尹继佐（2004）根据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的不同将创新型城市分成文化型创新城市、工业型创新城市和服务型创新城市。杨冬梅（2006）根据政府与市场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将创新型城市分为：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和混合型发展模式。相比较前两种模式而言，混合型发展模式强调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同时吸收政府与市场的力量。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创新型城市建设不仅需要利用市场机制推动创新要素向城市的聚集，还需要利用政府的力量加大对城市科技和知识竞争力的投入。因此，未来的创新型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更趋向于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混合型发展模式。杨冬梅（2006）根据城市发展的竞争力不同，把创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分为世界级创新中心城市模式、区域创新城市模式和非中心创新城市模式；依据主导产业的不同，把创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分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中心城市模式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中心城市模式；依据文化背景的不同，把创新型城市分为单元文化下的创新型城市和文化交融下的创新型城市。何颖（2007）根据城市的创新能力对创新型城市的发展阶段做了分类：前创新型城市经济阶段、创新型城市经济初级阶段、创新型城市经济中级阶段、创新型城市经济高级阶段。

事实上，创新型城市的发展模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归纳总结，各个城市发展模式常存在很多的重叠，难以用单一的标准来界定其属于何种模式。更多的情况是，一个城市同时具有若干发展模式特点，而不同城市又有不同的创新特色。在当代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创新的城市必将走向衰退，但创新模式选择失误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反过来可能会加速城市衰退进程。正确选择创新发展模式是当代城市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涉及城市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前提。因此，国内外对创新型城市发展模式的归纳和总结正是把握创新型城市本质的一种需要，是从众多城市发展模式中归纳和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各城市基于自身发展的约束条件和面临的多种问题做出的不同选择，造成了其发展模式上的差异。不同模式都以追求创新要素效率最大化为目标，但不同创新要素的组合，效率未必相同。从实践的角度看，如果不能改变城市自身发展的约束条件，就不可以盲目照搬、移植典型创新型城市的发展模式。随着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发展，各个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异会产生改变。同时，模式本身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动，包括新模式的产生和旧模式的消亡。

（四）创新型城市发展路径

中国关于创新型城市的文献最早出现于2002年。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提出：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实施循环经济、构建和谐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对于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国外创新型城市发展路径的实践

目前，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创新型城市建设路径，国外较为成功的典型创新型城市为国内城市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1）伦敦是欧洲创新型城市的典型，作为多元化的大都市，城市内融合了多种族的文化，城市历史悠久，得天独厚的文化积累使伦敦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化创意驱动型创新型城市。2002年发布的“伦敦创新与行动方案”中提出了伦敦城市发展目标，即在现有城市发展基础上，提高城市发展水平，达到“使伦敦领导世界知识经济”的目标。文化创意产业是伦敦的支柱产业，城市内汇集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口，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创意产业，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教育是创意产业链条的延伸。伦敦拥有全球知名剧院、广告产业创作基地，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前来求学。政府的文化部门不仅仅从经济效益角度支持创意产业发展并鼓励投资，更是将发展创意产业视作道德使命。伦敦近年建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Creative Industries Task Force），政府在市场失调时采取有效的干预，通过推行有效的支持策略促进创新产业的发展。伦敦每年举行大量的商业影视活动，城市内影视业和出版业发达。在政府的政策扶植下，伦敦培育了高度成熟的资本市场，为创新型城市的发展带来强劲动力。在创意文化带动下，城市展现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孕育了具有活力的创新文化，城市的创新精神和文化融入城市的创新活动中，最终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

（2）多伦多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效果显著，该市于2003年提出“创新型城市文化发展计划”（Culture Plan for the Creative City），这一政策意在鼓励和扩大文化设施、改进城市建筑外形、保护剧院和历史遗迹、开展社区节庆活动和公共艺术活动。城市良好的教育体系为多伦多提供了良好的知识储备基础，城市的知识创新水平较高，创新和创业活动频频开展。在2012年的财政预算中，多伦多提供了2亿加拿大元用于支持创新和创业活动。城市拥有良好的商业环境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优越的教育软硬件条件和较为开放的移民体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业移民，多伦多已经成为全球知名宜居城市。

（3）纽约针对自身创新型城市发展条件，提出“智能化城市”发展战略。在该战略指导下，政府积极推动纽约成为高科技企业聚集的核心地带，使纽约成为聚集现代金融服务、电子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活动中心。目前，纽约城市中高科技就业人员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其他产业，城市高新技术企业的聚集吸引了大量年轻创新人才，创新型经济对城市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显著。

（4）芝加哥是美国最具有创新能力的城市，2008年，该城市设置了城市创新与技术管理中心组织——“芝加哥创新与技术部”（Chicago's Department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简称CDIT），该部门提供了几千台电脑和500多部服务器，意在专门为政府相关部门、公众、企业和旅行者提供信息服务。该部门的重要职责是协助调配现有的创新资源，并促进创新部门间加强联系，积极发展产学研合作。此外，芝加哥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发达，城市的地铁系统（Elevated Train）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服务。

2．国内创新型城市发展路径的实践

近年来，北京、上海、天津等许多城市相继提出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的《中国创新城市评价报告》指出，在2011年创新型城市评比中，位居前列的是北京、深圳和上海；其次是广州、南京、天津、杭州、苏州、厦门和宁波，这些城市属于我国创新水平较高的城市；西安、沈阳、武汉、济南、大连、哈尔滨和青岛等城市在参评城市中居于中等水平；成都、长春和重庆属于中下等水平。该报告根据国内创新型城市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列举了5个典型的创新型城市建设路径。

（1）北京创新型城市建设路径

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汇集了中国众多知名大学，人才资源储备丰富、科研机构众多、经济基础条件好，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此外，北京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在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执行力上具有优势。2006年，北京提出创新型城市的建设目标，此后不断加大R&D人力资本投入、创新资金的投入，提出了具体的创新环境整治措施。2011年，北京已有R&D人员21.73万人，居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首，R&D经费占GDP比重达到5.76%，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5.64%，位列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2012年，北京的产业机构不断升级，GDP增速为7.7%，人均GDP已达到13797美元。

（2）上海创新型城市建设路径

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地处沿海地带，高校人才储备丰富，具有良好的经济传统和区位优势。上海创新型城市建设带有明显的政策带动特征，良好的城市环境和城市形象吸引了大量人才，创新资金丰富。上海人口密度较高，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为城市创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政府将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主要手段，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建设城乡一体化格局来加速创新型城市建设。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创新融资能力较强，国际化的融资环境和先进的人才引进制度为上海吸纳了大量国内外创新资金和创新人才。在上海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过程中，高新技术产业不断集聚，并展现出良好的辐射能力，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

（3）深圳创新型城市建设路径

深圳处于沿海地区，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城市具有良好的科技自主创新资源聚集优势，城市经济综合实力强，拥有大量高水平科技创新机构，周边大学能提供丰富的创新人才，对国内外人才吸引力也较强。由于外资进驻较早，深圳累积了大量创新资金，城市创新动力足。深圳是2008年公布的中国首个创新型城市试点城市，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以及技术创新传统。城市近年来逐渐从加工贸易型的产业结构模式转型为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型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城区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强，企业能灵活适应市场。深圳具有良好的经济环境，政府推行自上而下的创新型城市建设策略，在制度层面、管理层面推行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融资便利政策，并积极引进大企业、大项目落户深圳。深圳通过推行具有倾斜性的政策，提供便利的创新型企业准入条件，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聚集，通过实行积极的产业结构转型策略提高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2012年，深圳已经成为中国十大创新型城市之首。

（4）南京创新型城市建设路径

南京科教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数量众多的大中型科技企业，政府积极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开展科研合作，建立推进技术转移的有效机制，依托人文学科优势培育城市创新文化；政府通过搭建创新平台，带动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积极参与创新活动。在南京的新城科技园、白下高新技术产业园、雨花软件园、麒麟科技创新园内聚集了大量科技创新型企业。南京是2011年中国十大创新型城市之一，南京注重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重视提高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南京创新型城市建设得益于城市悠久的人文文化，优秀文化的传承为城市培育出了包容与求新的精神。

（5）天津创新型城市建设路径

天津地处环渤海地带，是北方经济重镇，高科技外资企业数量多。依托滨海新区，天津吸引了大量创新人才与资金。2012年，天津人均GDP为15129.04美元，已经超过北京和上海的水平，当年，天津人均GDP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天津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政策的带动下，天津依靠技术创新发展现代制造业、临港产业、石油石化产业，加强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有效带动了天津城市经济质量的提高。近年来，大飞机、火箭、造船、乙烯等一批项目在天津落实到位，目前已形成“三机一箭一星一站”的产业发展格局，天津已经成为全球唯一兼有航空与航天两大产业的城市。天津滨海新区在金融和土地等重大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天津银行、渤海银行、天津滨海农商银行、天津农商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天津创新活动融资提供了良好的配套服务。天津城市历史文化浓郁，自古作为临港城市具有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较高的医疗水平和宜居环境已经使天津成为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创业的首选之地。

3．创新型城市发展路径研究现状

目前，中国还没有统一的创新型城市发展路径，但部分国内学者通过研究国内典型城市的建设措施，总结出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例如，周路明（2007）将创新型城市实现路径概括为技术来源、创新模式、环境支撑体系等模块之间相互协调演化的过程。

金吾伦（2006）认为北京要在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方面有所突破，提出了“把握一条主线、建设两个支点、实施三大行动、实现四个突破”的行动方案。“把握一条主线”是指实施首都创新战略，要始终贯穿和体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条主线。“建设两个支点”是指要以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为核心，建设国家知识创新高地和技术创新源泉两个支点。“实施三大行动”就是集中力量，重点实施促进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引擎行动”，实现市区与郊区、县协同发展的“涌泉行动”，推进首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奥运行动”。“实现四个突破”就是要突破机制瓶颈，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结合的新机制；突破路径依赖，强化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突破素质障碍，用科技手段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突破体制束缚，推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魏江等（2007）提出杭州要通过“抓住一个主体、三个层面、三个配套”来建设创新型城市，并相应地提出了“133对策框架”。其中，“一个主体”即牢牢把握住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三个层面”即突出发展优势产业，培育杭州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高地；完善高新产业园区与特色产业基地的创新平台功能；拓宽民营中小科技企业的融资渠道。“三个配套”即从知识产权保护、创新人才培养和创新文化建设三方面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营造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良好氛围（魏江、刘怡、胡胜蓉，2007）。杨冬梅（2006）指出，在天津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初期，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并提出了政府导向的发展路径：建立创新型城市政府治理机制；建立和完善高效有序的城市创新体系；大力培育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积极构建开放的城市创新格局。

关于创新型城市发展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国内现有的关于创新型城市建设路径的研究偏重于理论，试图寻找具有普适性的发展路径。而在实践中，由于创新型城市并没有公认的标准，因此不同城市有不同的目标、特点和不同的发展路径。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学者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但都没有从路径设计的角度进行研究。由于各个城市的发展现状与资源特点不尽相同，具有普适性的发展路径缺乏具体实施的可能性。因此，必须立足城市个体现状，结合城市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而又具有针对性的创新型城市发展路径建议。此外，现有的研究相对缺乏长远规划，并没有认识到城市创新是一个系统的、长期性的工程，必须立足本地实际对城市的发展做出相对长远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