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什么编写殡葬史

1．中国殡葬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的历史至今有两百多万年，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几千年。以中国为例，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中国考古学家近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已经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民族先民的历史绝不只是“五千年”，中国大地之上的人类历史同样已经有两百多万年。以往所说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其中在“五千年文明史”中还有一千多年的“传说时代”历史。就是按照“五千年文明史”而言，充其量也不过是人类全部历史（包括中国历史）的0.25%，而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却占了人类历史（包括中国历史）的99.75%，对于后者而言，其历史探索只能通过考古学完成。考古学对近两百多万年的华夏与中华民族先民遗存做的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正在一步一步地寻找、获取“复原”人类历史的物质文化资料，在这些考古资料中，绝大多数是先民墓葬资料。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先民的“遗址”资料数量与内容均有所增加，但是墓葬资料仍然是占较大比重。由此可以看出，史前时代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先民的各种各样墓葬资料考古发现与研究去完成的。而这些史前时代的墓葬作为殡葬史的组成部分，大大丰富、扩充了我们的历史时空，使华夏、中华民族历史更为完整。科学家正是通过史前时代的墓葬资料，使我们知道了人类如何从群婚到对偶婚，又如何发展到氏族、家庭、家族，人类如何从“蒙昧”走向“野蛮”，从“野蛮”走向“文明”。这种墓葬变化，成为阶级社会出现、形成的科学物证，奠定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石，而这正是殡葬史研究的科学意义之所在。

中华民族及其先民把“生老病死”视为人生历史的“全过程”，“生死”又被视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历史“节点”，而“死”比“生”更为人们及社会所重视，因为“死”是人生的终结，“生”则仅仅是人生的起点。人类的“生”与“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生时空，在华夏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却被赋予“意义”相近而“形式”相反的两个“世界”，即“阳间”与“阴间”的“二元世界”。所谓“阳间世界”就是人们现实生活着的世界，“阴间世界”则是人去世后的虚拟“世界”，“阴间世界”是人类在“阳间世界”去世之后“灵魂”之“生存”空间。人们生前在“阳间世界”的一切，死后延续到了“阴间世界”，因此“事死如生”成为中国古代殡葬文化中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国王、皇帝生前在都城、宫城、大朝正殿统治着国家，死后其陵墓也要仿照其生前的宫室等进行建设与开展祭祀活动，这也就是古代文献《吕氏春秋》所说的“陵墓若都邑”。从安阳殷墟西北岗的商代王陵“亚字形”墓，到秦始皇陵墓室之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天象与地域国家象征，以及反映秦始皇生前政治、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的秦始皇陵园与陵区之中“兵马俑坑”等180多座陪葬坑。汉武帝茂陵的平面方形陵园、覆斗形陵墓封土的“方上”与“方中”的墓室所体现的“崇方”、“尊中”理念；霍去病、卫青、金日磾等茂陵陪葬墓所反映的汉武帝及其周围政治家、军事家等丝绸之路开拓者的丰功伟绩；唐太宗昭陵一百多座陪葬墓所折射出的唐代初年贞观盛世的政治气象；唐高宗乾陵“三重阙”所象征的大唐都城宫城、皇城、外郭城的三重正门，以及乾陵石像生中的64尊“蕃酋像”所反映的中外友好的“丝绸之路”盛况；等等。这些墓葬文化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的物化载体，可以说“阴间世界”是“阳间世界”的一面历史“镜子”，殡葬史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社会历史的“缩影”，它们浓缩着华夏与中华民族的相关重要历史信息，构成中华民族五千年不断裂的礼制文明史，蕴含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核心“遗传基因”。

夏商周至明清时代的历史尽管已经有丰富的文献记载，但是传统历史文献（尤其是“正史”）基本为“官方”的社会政治活动内容，缺乏鲜活、生动、真切的历史细节。而中国古代殡葬“事死如生”理念所体现的“阴间世界”则实际上是“阳间世界”更具“生气”的“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历史缩影。又因殡葬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与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密切相关的，因此殡葬所遗留历史信息的“全面性”、“生动性”、“真实性”等，对于我们全面、深入、科学解读、认知中华民族历史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

中华民族及其先民的墓葬资料，其物化载体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世界文化遗产大国，列入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古墓葬有安阳殷墟王陵、秦始皇陵、高句丽王陵与贵族墓葬、湖南永顺老司城墓葬与贵州海龙屯老司城墓葬、明清皇家陵寝（明十三陵、明孝陵、明显陵、清东陵、清西陵）、关东三陵（沈阳北陵、东陵与新宾永陵）等墓葬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墓葬多达392处，至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代墓葬更是数以几万计。其中的“黄帝陵”、“炎帝陵”、“禹陵”、秦王陵、齐王陵、赵王陵、西汉帝陵、东汉帝陵、洛阳北邙古代帝王陵墓群、唐十八陵、藏王陵、巩义宋陵、西夏王陵、辽陵、金陵及许多古墓群均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这些墓葬资料是中国殡葬史研究的科学资料，同时也是全面了解、研究、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过程中极为重要与珍贵的物化载体。在当代革命文物中，民族英雄、革命烈士等相关的文物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这些与殡葬相关的遗存进行研究，无疑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以上所述，可以说，中国殡葬史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历史越久远，殡葬史之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所占“历史权重”越大；殡葬史越是接近当代，与社会现实的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关系越密切，涉及的社会层面越广泛，它们成为近现代史及其近现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中国殡葬事业发展需要一部具有时代科学水平的“中国殡葬史”，从而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在中国殡葬史的基础之上，建立“殡葬学”学科，进而为新时期的殡葬事业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中国现在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中国的殡葬事业自然也是世界上涉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加之中国有着久远殡葬历史文化传统，对于殡葬事业的重视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长河中，殡葬被视为国家大事。先秦时代的《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文公二年》又载：“祀，国之大事也。”所谓“戎”即国家“军事”，“祀”为“祭祀”礼仪，礼仪包括吉、凶、宾、军、嘉五礼，对此《礼记·祭统》认为：“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昏义》云：“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如何在继承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使殡葬事业科学地发展，现在仍然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重要任务。殡葬事业与其他社会事业一样，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研究历史，探索历史规律，服务于社会发展是历史科学的基本任务。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全面的、科学的“中国殡葬史”，这与我国的悠久殡葬历史文化及当今中国作为拥有十几亿人口大国的殡葬事业发展是很不相称的。

从中国古代历史可以知道，殡葬事业历来被视为国民的“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道德情操的培育、家国情怀的凝聚、“友好型”生态社会环境的形成。因此对于殡葬事业我们必须给予充分重视。基于殡葬事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广泛性，以及殡葬事业涉及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多领域，我们必须以正确的理念、科学的方法，将其上升为“科学学科”之一——“殡葬学”。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理论构建当代“殡葬学”，这是使殡葬事业能够健康有序发展的科学支撑与保障。“学科”的学术发展史——“殡葬史”是“殡葬学”的学科发展基础，这也是我们编著《中国殡葬史》的又一缘由。

3．考古学、历史学所涉及的殡葬学的发展与积累，以及殡葬学自身的学术研究深化，均为编撰中国殡葬史提供了科学条件

重视殡葬活动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上至皇室、王室与达官显贵，下到庶民百姓，莫不如此。从国家层面来看，西周时代官方已经设置了管理殡葬的官吏，如“墓大夫”、“冢大夫”等。对于国王、皇帝的陵墓，中央政府有专门的机构负责修建。秦始皇陵的修建就是丞相李斯总理其事。汉代皇室少府设有“东园”，专门负责制造帝王陵墓之中的明器，汉文帝霸陵陪葬坑出土的明器有“东园”陶文戳印。汉文帝去世之后的埋葬，由国家设置的“覆土将军”张武负责。不但陵墓修建有专职官员负责，陵寝祭祀与陵园、陵邑的管理也有相应机构专司其职。关于秦汉时代的国家殡葬管理制度，《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多有记载，尤其是《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更为详尽。进入秦汉帝国时代，殡葬问题已经被国家最高统治集团置于重要位置，两汉时代的汉宣帝、汉章帝亲临著名的“石渠阁”与“白虎观”会议，参与讨论与殡葬相关的礼制、理论工作。一些在历史上有影响与作为的皇帝，如“文景之治”的奠基者汉文帝、“一代枭雄”曹操、大唐王朝开创者唐太宗李世民等，还为殡葬专门颁布诏书。有宋一代编制了《开宝通礼》、《礼阁新编》等多部有关丧葬礼仪的典章，使国家的殡葬制度规范化、法制化。殡葬为历代王朝所重视，因此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殡葬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殡葬文化的研究亦多为社会所关注。我们研究古代殡葬史是为了“以史为鉴”，做好现在涉及千家万户的殡葬事业，使殡葬事业与时俱进、科学有序地发展。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涉及殡葬的内容很多，如《仪礼》、《礼记》、《周礼》、《左传》等先秦文献，“正史”之中的《礼仪》、《祭祀》等相关部分及《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典籍中的殡葬内容。

近代曾有不少学者做了一些中国殡葬史的研究工作，获得不少学术成果，如文藻《中国丧礼沿革》、祝止岐《中国丧葬制度考略》等。但是中国殡葬史研究的大发展，应该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学术发展至今方兴未艾。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古代墓葬的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领域著作大量出现，无疑推动了殡葬史研究。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目前有关中国殡葬史方面的学术著作虽然不少，但是绝大多数仅仅限于殡葬史某一方面的内容，其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均显得较为薄弱，更缺少一部“时空”完整、“内涵”系统、理论深刻的“中国殡葬史”。

近年来在殡葬史相关著作出版的同时，中国古代殡葬文化研究的基础性科学研究工作，即古代殡葬资料的新发现，取得了丰富成果，它们集中反映在中国境内从史前时代到历史时代（即先秦至明清时代）的田野考古发现的各类古代墓葬资料。这些浩如烟海的考古资料，许多已经通过资料整理、综合研究，编写出考古发掘报告，现在已经出版了几百部之多。这些殡葬学的科学资料涉及的时代从史前至明清，涵盖的空间从内地到边疆，包括的内容从帝王陵墓、达官显贵墓葬到一般庶民墓葬及墓地，甚至还有一些社会特殊阶层的“刑徒墓”、“太监墓”等。以此为基础出版的科学著作包括：史前时代重要墓葬的大型田野考古发掘报告《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舞阳贾湖》、《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等；夏商周时期的重要墓葬考古发掘报告：《辉县发掘报告》、《殷墟妇好墓》、《张家坡西周墓地》、《天马—曲村：1980～1989》、《曾侯乙墓》等；秦汉时代的古代墓葬考古发掘报告《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汉杜陵陵园遗址》、《西安龙首原汉墓（甲编）》、《长安汉墓》、《西安东汉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西汉南越王墓》、《广州汉墓》、《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墓葬考古发现报告《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西安北周安伽墓》等；中古时代及以后的古代墓葬考古报告《唐睿宗桥陵》、《唐长安城郊隋唐墓》、《南唐二陵发掘报告》、《北宋皇陵》、《白沙宋墓》、《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辽陈国公主墓》、《北京金代皇陵》、《定陵》等。此外还有边疆地区及其族群的古代墓葬考古报告。

至于相关考古新发现的发掘简报、中篇报告更是数以万计，它们绝大多数发表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物》、《华夏考古》、《中原文物》、《南方文物》、《四川文物》、《江汉考古》、《东南文化》、《文博》、《文物春秋》等考古、文博类专业期刊之上。

近百年来积累的上述考古发现资料与考古学研究成果，基本涵盖了中国古代各个地区、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古代墓葬概况，相对传统历史文献记载而言，这些墓葬考古资料更加细化、深化和科学化，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为”之“干扰”。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上述考古资料主要与“葬”相关，涉及“殡”与“祭”的内容极少。考古报告更多关注资料的描述与类比，这在学科建立初期阶段是必然的，但是资料积累到一定阶段，应该更要重视墓葬考古资料所揭示的墓葬修建者的意图及其产生的社会作用。再者，有些考古资料本来可以对“殡”、“葬”、“祭”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而多年来有些考古学家往往只是局限于对“墓葬”本体的遗迹与遗物的研究，对实施墓葬活动主体的“人”与“墓”的前后之“殡”与“祭”相关的活动研究似有不足，然而这些活动恰恰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思想，有着更为丰富的历史内涵。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在墓葬考古方面所取得的丰富成果，无疑向我们提出了在新时期撰写中国殡葬史的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