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殡葬史怎么写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殡葬史属于历史，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长期以来殡葬史研究中对于历史上的殡葬现象的发展与变化原因关注不够，很少注意殡葬与其相同时空的客体世界的环境与物质变化关系，更多关注精神层面的研究。这里的物质包括人们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科技发展水平，以及由物质生活决定的哲学社会科学认知能力。从人类墓葬的起源来说，它不是迷信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表面来看，墓葬源于人类的情感，其实是人类生存组织形式的变化导致人类“情感”的出现，产生人类的单体墓葬。随着社会发展，人群社会组织发生相应的变化，家庭、家族、氏族等社会组织相继出现，墓葬又从单体墓葬发展到原始墓地。

墓葬伴随着人类从“蒙昧”走向“野蛮”而来到“人间”，当人类告别“野蛮”迈向“文明”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贫富分化、社会分层的出现，“阴间”的墓葬也同样出现了大小不同、规模不一，这是客体世界决定先民墓葬变化的根本原因。不同阶层、阶级的人之墓葬在棺椁、墓室、随葬品、祭祀活动方面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并被赋予社会规制而推行实施，导致先民死后的“后事”状况截然不同。安阳殷墟西北岗王陵区的国王墓葬与其殉葬坑的死者有着天壤之别的埋葬“待遇”，是由二者经济状况、财富多少所决定的，也是由各自政治权力与阶级地位的不同而决定的。这同样不应被视为人们“迷信”程度的加深。

不同地区一般大众的墓葬，因各自环境的不同，决定了先民文化的多样性，正如马克思谈到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导致的人类文化差异时指出的：“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如古代洞室墓以西北地区较为发展，这与那里先民的“窑洞”居室传统有关；汉代砖室墓则是当时民居的缩影；东南地区的土墩墓流行则取决于当地低平而潮湿的自然地理环境。

至于墓葬中的随葬品，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完全是各自现实生活的浓缩版。帝王陵墓出土的各种玺印，是其身份的标志。如吕后陵附近发现的“皇后之玺”；广州南越王墓出土19枚印章，有金印、包金铜印、玉印和玛瑙印等多种，其中在墓主身上就发现了8枚印章，最大的一枚是龙钮金印。皇帝和皇后陵墓中的随葬品，几乎包括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如陶俑、食物、器皿、动物、竹简等等。大量陶俑，象征皇帝、皇后生前的卫士、仆从、宫女、奴婢和仪仗队等。甲胄、刀剑、干戈、箭镞等兵器，则守卫着帝、后的安全。帝王为了“多藏食物，以歆精魂”，于是随葬了数量众多、品种齐全的食物。王莽毁坏孝元傅昭仪陵时，由于陵中“多藏食物，腐朽猥发”，以至“臭憧于天，洛阳丞临棺，闻臭而死”，可见随葬食物之多。随葬食物，包括粮食、酒、糖等。粮食有黍、稷、麦、粱、稻、麻、菽和小豆，此外还有醯（醋酸）、醢（肉酱）等。食物放在瓮、鳜里，置于陵墓中。唐代帝王陵墓之中的壁画则以“画”代“物”与“人”等，如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阙楼图”、“仪仗图”，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马球图”、“客使图”、“宫女扑蝉图”、“狩猎图”，永泰公主墓壁画中的“天象图”、“仕女图”等，可谓社会百态应有尽有。中国殡葬史中，随葬品从史前时期与夏商周时代墓葬中的实物、活人、真金白银，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及其以后墓葬中的明器、俑、冥币，中古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为纸质明器、纸人、纸动物俑及纸质冥币等。从唯物史观考察上述殡葬文化现象，这些应该是人类丧葬观进步的反映。当然，相对现在殡葬活动中的网上祭祀、环保祭祀、绿色祭祀，古代的“烧纸钱”应该加以改变，这种与时俱进是唯物史观在殡葬活动中的体现。

2．以社会发展史为基础

以往的殡葬史研究大多只是将其作为文化史、风俗史的一部分，而对殡葬史作为社会发展史的必要组成部分则忽略。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改变这一学术现状，但收效甚微。

史前时代的墓葬是人们生产发展的结果，也是相对较为固定群居的出现及人与人之间意识、思维、观念、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之派生物。社会发展进入邦国时代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贫富不均，人们的经济地位不同导致了墓葬的大小不一、规制各异。王国时代使殡葬打上了鲜明的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烙印，统治阶级对财富的贪婪由其墓葬之中大量随葬品与奴隶的殉葬可以清晰反映出来。当以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相结合的帝国时代到来，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墓葬，从单一的财富（随葬品与人殉多少）追求与地位标志，发展为权力的象征，殡葬重点从“地下”转移至“地上”，从主要作为“哀思”的墓葬，改变为政治后继者的权力合法性的历史见证。此时殡葬的规模越来越大，墓葬之内随葬品日益“明器化”，“明器”的“微型化”越来越发展，以“画”代“物”、以“字”代“物”越来越突出，殡葬越来越成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从王国时代的“墓而不坟”到帝国时代秦汉帝王坟墓的“积土为冢”，再到唐代及其以后的“依山为陵”；从早期墓葬的地下随葬品的大量放置，到秦汉以降历代帝王陵墓构建庞大陵寝建筑，再到唐宋至明清帝陵神道众多石像生的配置，凸显出帝国时代中央集权理念的强化，成为帝国时代物化政治的缩影。统治者陵墓与广大贫苦大众墓葬形成极为鲜明对比，这恰恰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社会地位反差巨大的反映。

当清王朝被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而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当时统治者的墓葬也打上了时代的历史烙印，袁世凯的陵墓——“袁林”就是最好的例证。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上层的殡葬，则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殡葬文化之两重色彩。

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新中国殡葬文化一步步“回归”殡葬文化的“本体”，即人们通过殡葬活动表达对故去亲人与为人民、国家做出贡献的逝者的哀思、悼念。数千年来的以死者身份、地位决定殡葬活动的分层与形式的不平等理念，被新中国的殡葬平等理念所取代。利用殡葬显示死者及其亲属身份、地位的现象被国家与大众所不齿。这也就是新中国殡葬事业与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发展一致性的充分体现。新中国成立所带来的殡葬变化，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殡葬事业发展的新时代，殡葬文化的改革，使殡葬真正回归到其历史的“原点”。随着人类对于环境文化的认识深化，环保意识的加强，对自然的敬畏，诸如火葬、海葬、树葬等一系列殡葬形式新变化的文化内涵、科学理念与方法，逐渐为人民所认同、为社会所提倡。这些是当今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3．多学科相结合

21世纪编著中国殡葬史，应该以多学科结合的方式进行，最大限度地吸收考古学、历史学、环境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法学、哲学等有关古代殡葬文化研究方面的新资料、新成果、新理论、新方法，这是现代科学研究从分学科走向多学科、跨学科结合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当代编撰的中国殡葬史占据学术前沿，也只有一部具有与时代同步的科学方法、理论体系为学术研究基础编撰的中国殡葬史，才能为我们当代的殡葬事业提供强有力的科学创新支撑。

总之，中国殡葬史应该是一部殡葬文化的发展史，发展就是“否定之否定”，发展需要在继承与扬弃中进行，殡葬发展史是华夏先民、中华民族的殡葬活动从无到有、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是殡葬事业不断改革的历史。

殡葬的历史说明，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作为社会发展史重要组成部分的殡葬史也在发展，从殡葬在历史上出现至今，可以说殡葬是在不断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也就是殡葬在适应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改革”。殡葬改革是殡葬作为社会文化一部分所决定的，社会发展变化是历史之必然，作为“社会的”殡葬理所当然也要变化，殡葬发展与变化是其永续“存在”的必然。

中国殡葬史不是“迷信史”、“落后史”，殡葬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殡葬史是中华民族文化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编著的中国殡葬史，是中国殡葬学与国家殡葬事业发展的科学基石之一。

《中国殡葬史》的编写使情系万家的殡葬事业能够更好地继承中国殡葬事业发展史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为当代殡葬事业发展、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