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一 本体研究

1．近30年国内外反义词研究回顾

反义范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反义概念是客观世界的本质属性在人脑中的反映，反义范畴作为一种语言学范畴具有更直接的现实基础。Lyons, Leech, Palmer和Cruse都在专著中对反义词进行过专题研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对反义词的界定、反义词的分类、反义词标记性的有无和分布的不平衡现象上（Lyons, 1977: 221; Leech, 1981: 131; Palmer, 1981: 87; Cruse, 1986: 67）。

对于反义词的界定，各家学者标准各异，无法统一。F. R. Palmer就没有把空间位置词（如above: below, in front of: behind, north of: south of等）列入反义词，而是专列一节Relation Opposition进行讨论，Palmer认为这类词也很明显地表现了对立关系（Palmer, 1981: 94-100）。而Lyons（1977）和Cruse（1986）都把不可分级反义词排除在反义词研究之外（Lyons, 1977: 228; Cruse, 1986: 68）。

《现代语言学词典》对“Antonymy”的定义是：“反义词（反义关系），这个术语最一般的意思是统指各种类型的语义对立，下面再从不同的角度分小类，例如区分‘程度反义词’（graded antonymys）和‘非程度反义词’（ungraded antonymy），前者如big: small，有程度差别，后者如single:married，非此即彼。”（沈家煊，2000: 21）同时，《现代语言学词典》也指出，语义分析中到底有多少种有用的对立关系，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在使用“反义词”这个术语时应该谨慎（沈家煊，2000: 26）。

国内对反义词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是反义词研究的探索期。这一时期，反义词的研究刚开始起步，主要围绕反义词的界定、反义词的范围展开讨论，致力于描写一套完整的反义词系统，包括谢文庆（1985, 1987, 1988）、石毓智（1992）、华旭（1992）、戴耀晶（1988）等。

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反义词研究的发展期。研究方法多元化，研究角度多维化，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以符淮青（1985），石安石、詹人凤（1983）等为代表。

第三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反义词研究的跨越期。随着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引入，国内学者利用现代语义学理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标记理论对反义词进行研究，以黄国营、石毓智（1993），沈家煊（1999）、石毓智（2001）为代表。随着认知语言理论的热潮，运用认知的方法来分析和解释汉语中的反义词现象也成了热点，但并未见著作专门进行系统的论述。

2．对反义词不对称性的多维研究

国内学者早就注意到了反义词的不对称现象，赵元任先生很早就提到过语言搭配中的不平衡问题（赵元任，1979a: 137），吕叔湘先生也曾专章描写了“大”和“小”的不平衡现象（吕叔湘，1984: 210）。

随着国外现代语义学知识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标记理论逐渐被引介到国内，对反义词不平衡现象的研究日益呈现出多元的局面。卢甲文发现单音节反义词在构词时，表积极意义的常出现在前边，表消极意义的常出现在后边，是词序不对称的表现，此外，单音节反义词在运用上也有所不同（卢甲文，1981: 34-49）。许德楠从词典学的角度对若干形容词肯定式和否定式的不对称现象进行了描写，发现有的否定式没有相应的肯定式，有的肯定式和否定式在意义上有较大的差异（许德楠，1982: 101-107）。石安石、詹人凤描写了反义词聚在意义、句法、构词、感情色彩等方面的不均衡性（石安石、詹人凤，1983: 77-91）。

随着研究的发展，黄国营、石毓智（1992a）首次利用标记理论来研究汉语反义形容词。沈家煊（1999）在西方标记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汉语的特点，对汉语语法中的种种不对称现象进行了系统的解释。

以上研究虽然具有深度，但并不具有广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反义形容词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较多，而以其他类反义词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较少；（2）以单对的反义词不对称性的研究成果较多，系统的研究较少；（3）词法上语义不对称描述居多，句法上功能不对称描述居少；（4）对反义词不对称性现象描述居多，分析较少；（5）理论性的探究居多，应用性的研究较少。

3．空间范畴的反义词研究

对空间范畴反义词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就不同类别空间反义词的语义情况分别进行讨论。

白丽芳（2006）研究了后置词“上/下”和名词组配时语义的发展情况；张其昀（1995），卢华岩（2001），聂春梅（2009），扬子、王雪明（2009）等考察了“上/下”作动词后接宾语的语义情况；居红（1992），陆俭明（2002），姚占龙（2006），任鹰、于康（2007）等考察了动词后趋向动词的语义特点。还有多篇文章针对某一组极性词做了全面的考察分析，如张华（2002）、周统全（2003）、刘俊莉（2006）等。此外，复合趋向动词的引申义用法也是研究的重点，如杉村博文（1983）、张谊生（2006）等。

（2）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空间词的不对称现象。

认知语言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诞生以来，多位语言学家都关注过空间认知的研究。Lakoff（1987）、Talmy（1978）、Taylor（1995）、Langacker（2004）、Levinson（2003）等都结合语言现象探讨过空间的认知问题。

国内学者也越来越熟悉从认知的角度对空间反义词进行研究。白丽芳采用了意向图式和认知理论来分析“上/下”与名词搭配时的语义特点，认为“名词+上”比“名词+下”搭配更活跃，语义更丰富（白丽芳，2006: 58-66）。卢英顺结合相关认知图景分析了“进”类趋向动词的句法、语义特点（卢英顺，2007: 52-59）。任鹰、于康从原型效应的角度看“V上”和“V下”在语义扩展中的不对称现象（任鹰、于康，2007:13-20）。童小娥根据“述+上来/下来”所表达的位移事件类型的不同，对补语“上来”和“下来”的对称与不对称情况进行了分析（童小娥，2009: 495-506）。

（3）从语法化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不对称现象。

张谊生探讨了动趋式短语“看上来”与“看上去”词汇化的机制与动因，指出这两个词语随着语法化和主观化进程的发展，呈现出凝固化、词汇化的趋势，已虚化为评注性准副词（张谊生，2006: 5-15）。萧佩宜也探讨了趋向动词“上”和“下”的语法化现象，“上”和“下”因为受到社会文化经验的影响产生了不对称的语义（萧佩宜，2009: 51-57）。吴为善则从话语功能的角度探析了“V起来”构式的多义性现象（吴为善，2012: 3-13）。

（4）在组配结构内对空间反义词的语义分析成为新的尝试。

扬子、王雪明采取“结合动名组合内部结构的分析，对动词义项及其特性进行探讨”这一新方法来比较“上厕所”和“上馆子”的异同，指出这两者仅具有表层相似性，结构上的差异会导致动词义项的差异，“上厕所”中动词“上”单纯表行为义，“上馆子”中“上”则凸显移动义（扬子、王雪明，2009: 42-47）。

二 应用研究

相对本体研究，应用研究的成果则相对薄弱。一些很有深度的本体理论也并不适合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去，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桥梁还未完全建立。

对外汉语教学开始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来建设（孟琮，1978），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近40年的发展，在教材研发、词典编纂、汉语中介语研究、课堂教学技巧的探讨、跨文化研究、汉语水平考试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距离教学实践的需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吕必松，1992: 68；崔永华，2005b: 111）。随着研究的深入，将研究的出发点转变到真正“以学习者的需求为中心”上来，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实践的呼声非常强烈。

从外国学生的角度来研究反义词的文章少之又少，孟凯做了很好的尝试。孟文从留学生反义属性词的合理类推和过度类推现象出发，分析了留学生反义属性词的类推类型及其成因，并针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反义属性词教学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孟凯，2009: 89-96）。

在空间词领域，以关注趋向补语习得情况的探讨居多，钱旭菁（1997）列出了日本留学生汉语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杨德峰（2003a, 2004）分别撰文探讨了英语母语学习者和日语母语学习者汉语趋向补语的习得情况，黄玉花（2007）探讨了韩国留学生汉语趋向补语的习得特点；刘书书（2012）则特别探讨了复合趋向补语“下来”“下去”“起来”表状态引申义情况下的偏误分析。

以上研究无论是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都不乏广度和深度，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1）重现象罗列，轻分析解释。

多数研究将重心放在对现象的描写和归纳上。例如赵元任注意到“上”“下”在构词能力上的差异，但并未全面分析并研究原因（赵元任，1979a: 279）。沈家煊分析过趋向动词“上”“下”带宾语的不对称现象，也未全面揭示此现象的深层动因（沈家煊，1999: 160）。其他文章大多泛泛而谈，列举了空间反义词使用中的种种不对称现象，或许是篇幅的限制使得上述研究没有细致地展开。

（2）重个别，轻整体。

前人研究中不乏针对个别空间极性词不对称现象的细致研究，但缺乏从系统的角度对整个空间极性词的组配情况做一个梳理。其中，“上”与“下”不对称的认知研究最多，而其他空间极性词只是在探讨时顺便提及，研究广度还待扩展。

（3）重理论，轻应用。

国内学者能将国外的现代语义学理论、标记理论、认知语义学理论等和汉语反义词的研究很好地结合，但是研究的成果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有多大的可操作性，有多大的理论指导价值，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因此，本书立足于前人的研究，从二语习得的角度，从学习者按照输入的语言规则进行积极类推的角度，力图将空间极性词与其他词语的组配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描写，并试图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认知语义学理论和构式语法理论，结合词语搭配理论对空位产生的原因做出解释，以期将本体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