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汉学和支那学

毋庸置疑，竹内好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灵魂，没有竹内好也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存在。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直接源于竹内好的个人体验。1932年8月，还是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当时的名称是东京帝国大学支那文学专业）二年级学生的竹内好参加了日本外务省资助的“朝鲜满洲修学旅行团”，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修学旅行。修学旅行结束以后，竹内好并没有按原计划回日本，而是去北京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自费留学。恰恰是这两个月的北京留学改变了竹内的人生轨迹。日后竹内好回忆第一次北京留学时曾这样说道：

 

我虽然毕业于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支那文学专业，但是上学期间我几乎不去学校，是个懒学生。能拿到毕业证我自己都觉得是个奇迹。当然不去学校的理由之一是学校的课很无聊。但我原本也不是为了研究中国文学上大学的。如果不上大学就不好意思找父母要生活费，必须自食其力。要想玩儿最好是有一个大学学籍，所以我上了大学。当时最容易上的就是文学部，其中尤以支那文学科最好进。

 

竹内好的这段回忆仿佛是在调侃自己的大学生活，但实际上揭示了那个年代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研究在日本学界的窘境。同时仔细阅读上述这段看似十分轻松的文字，会发现在竹内好的回忆中“支那”和“中国”处于并存的状态，也就是说在竹内好的原点就出现了“中国”还是“支那”的问题。竹内好所属的东京大学“支那文学科”则是当时日本正统中国研究的重镇。1930年代的日本中国研究可以说是“汉学”、“支那学”和“中国研究”三足鼎立的局面。这其中前两者“汉学”和“支那学”是正统的学院派研究，而第三种“中国研究”不能和今天的中国研究画等号，之所以使用“中国研究”主要是将之与前两者的学院派研究区分开来，当时的“中国研究”主要是指一批被称为“中国通”的人士进行的为配合日本政治、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中国社会研究。

目前中国学术界的海外汉学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事实上在英语中关涉中国研究的两个概念“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前者主要指以法国中国研究为代表的、以古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研究；而后者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进行的中国研究。与这两个概念相对应的翻译分别为“中国学”和“中国研究”。在国内现今基本上使用“海外汉学”一词统一指称国外的中国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我们历史渊源悠久的日本，关涉中国问题研究时也有两个概念——“漢学”（读作kanngaku）和“中国学”（读作tyuugokugaku）。由于同处汉字文化圈的缘故，中国人很容易想当然地就将这两个概念翻译成“汉学”和“中国学”，但是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日语中的“漢学”并不是一个和“汉学”（sinology）相对应的概念，日语中的“漢学”是一个和“汉学”（sinology）有着不全然相同的学术范畴和全然不同的研究方法的学问。而和“汉学”（sinology）相对应的应该是日语中的“中国学”，但“中国学”只是一个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才开始使用的概念，而战后的日本中国学则是既包括战前的“支那学”也包括传统汉学在内的、内涵十分暧昧的概念。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与“汉学”（sinology）相对应的学问一直被称作“支那学”，因此在讨论日本的中国研究时，有必要严格区分日语中的“漢学”和“中国学”两个概念，同时在使用“中国学”时也应该保持高度的谨慎。在下文中将使用日本传统汉学或是日本汉学指称日语中的“漢学”，而在说明日本战前的中国学时将会使用“支那学”这一概念。

在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会时不可能离开日本传统汉学和中国学的发展历史，虽然在这方面，严绍璗先生的《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钱婉约先生的《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都给予了详细而全面的探讨，但是借用竹内好在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对“中国”二字的解释，即为了避免所谓“同文同种”所带来的误解，在进入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世界之前，在此还是有必要在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这一前提之下，再次简单梳理日本汉学和日本中国学这两个学术概念以及1930年代日本中国研究的状况。

严绍璗先生在其《日本中国学史》一书中明确指出：“‘日本汉学’和‘日本中国学’虽然都是以中国文化东传日本作为基本的背景，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范畴。”

 

“日本汉学”作为一门涉及中日双边文化的独特的学术，它是指在日本古代社会中，以中国文化的导入为广阔背景而形成的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专门性研究，以及由此相应产生的日本人的“中国观”。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日本人的“中国观”，与日本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由此相应产生的“中国观”存在着一个最根本的差异——则是“日本汉学”具有明显的社会意识形态特征。换言之，即“日本汉学”不仅仅表现为日本人从学术上阐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而且表现为日本研究者主观上具有把研究对象充作自我意识形态抑或社会意识形态——即作为哲学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等的强烈趋向。

 

由此可见日本汉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研究中国的学问，它是借助中国古典形成的日本人所特有的“中国观”，而且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日本传统汉学的研究中心是儒学、汉诗和经史文章。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可以上溯至公元300年左右，经过漫长的发展，到15世纪中叶受宋元文化的影响，传统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开始发展壮大。到德川幕府时代，传统汉学作为御用学问达到了其鼎盛时期。特别是强调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的朱子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核心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在京都，以汉学家中江藤树为代表的阳明学开始发展，阳明学的出发点是回到中国的古典。这一回归古典意味着日本儒学开始形成。

日本儒学的形成开始于17世纪后半期，首先是林罗山的弟子山鹿素行对以中江藤树为代表的回归中国古典派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伊藤仁斋则对以朱子学为典范对中国古典进行释义的林氏朱子学的谬误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朱子学是建立在后世对《论语》和《孟子》两大儒教经典的恣意解释之上，因而对其提出强烈的批评，力主回到《论语》和《孟子》的原典，力求在精读原典的基础之上把握儒学的真谛。由于他在京都开设古义堂教授汉学，他这一派汉学又被称为古义学。在仁斋以后，荻生徂徕创立了古文辞派。古文辞派不同于其他汉学流派的最重要一点是对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法。古文辞亦即古代语言，也就是说，古文辞派反对当时占据日本汉学主流的“汉文和训”阅读法，“汉文和训”即按照日语的训读法，改变语序诵读中国原典的方法，而古文辞派主张按照中文语序来诵读原文。古文辞派的核心思想认为：“文化价值的基准只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圣贤政治家也就是‘圣人’或者说‘先王’所作所为之中。”加藤周一高度评价荻生的学问方法，他认为如果没有荻生的方法，就不会在18世纪出现富永仲基的思想史方法，也不会产生本居宣长实证主义的文献学。19世纪前期产生的水户学也深受荻生学问的影响。

荻生徂徕死后，日本传统汉学日渐式微。1868年明治维新彻底摧毁了幕藩体制，日本开始了其近代化的过程。在这一时期，传统汉学作为一种落后于时代的学问逐渐被人们抛弃，人们更热衷于西学的学习，传统汉学和西学此消彼长可以从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一见端倪。江户时期有三大主要教学机构：培养儒学和汉学人才的昌平坂学问所、培养西学人才的开成学校和培养医学人才的医学所。这其中昌平坂起源于林罗山1630年开设的儒学私塾，1690年被命名为昌平坂，1797年成为幕府直接管辖的教学机构。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昌平坂被明治政府接收，改名为昌平学校，并于1869年和开成所、医学所合并为“大学校”，昌平学校为大学本校，开成所为大学南校，医学所为大学东校。但此时的昌平学校已不再是以儒学、汉学教育为中心，而改为以皇学（日本国学和神道为主要内容）为主、汉学为辅的教育模式。1869年7月，改制为大学校的昌平学校成为日本高等教育的中枢机构，但是由于皇学派和儒学派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1870年8月刚改制不久的昌平学校不得不暂时关闭，此后再也没有恢复，1871年正式宣布废校。昌平坂以来的汉学系统在此时已经中断。后来昌平学校虽然被纳入1877年正式成立的日本第一所按照西方大学制度建立的新型大学——东京大学的谱系中，但是和东京开成学校（开成所→大学南校）、东京医学校（医学所→大学东校）不同，昌平学校（昌平坂→大学本校）和东京大学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性。日本汉学在近代教育体制内的复权要等到东京大学成立以后。

东京大学成立之初设有法、理、文、医四个学部，其中文学部又分为“史学哲学及政治学科”和“和汉文学科”。虽然和汉文学科的建立预示着日本汉学朝向学院体制的回归，但是实质上日本汉学在学院内部处于弱势地位。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日本汉学是“虚学”，竭力加以排斥，转而大力提倡西学，汉学一度陷入衰退。但是明治天皇为了巩固其皇权，于1879年发布了《教学大旨》。该大旨的执笔者是儒学家元田永孚。《教学大旨》明确提出要以仁义忠孝为国民道德的核心。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之下，日本传统汉学呈现复苏之势。具体表现在1881年东京大学文学部进行调整，改为第一哲学科、第二政治学及理财学科和第三和汉文学科。而在第三和汉文学科中的和文学主要讲授日本的历史和古典，而汉文学则讲授中国典籍和历史。1882年，时任东京大学总长（即校长）的加藤弘之强烈主张加强汉学教育，因而在“和汉文学科”之外增设了“古典讲习科”，并分为甲部和乙部。甲部以讲授日本国学为主，乙部则主要讲授中国经典，乙部故又被称作“支那古典讲习科”。“古典讲习科”自1883年开始正式招生，学制四年，招生人数40人（国费15人，自费25人）。但实际上“古典讲习科”只招收了两届学生，两届毕业生加起来共44人，而且他们均未拿到东京大学的学位证书。1885年“和汉文学科”又被拆分为“和文学科”和“汉文学科”,1889年在此“汉文学科”的基础之上正式设立“汉学科”。1903年“汉学科”分拆成哲学专业的“支那哲学科”和文学专业的“支那文学科”,1906年东京大学派遣当时还是副教授的盐谷温（1878~1962,1902年毕业于东大汉文学科）赴德国留学，盐谷温留学归国后，在东京大学正式开设了支那文学讲座。1948年这两门学科正式更名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学”。盐谷温在1912~1939年担任东京大学支那文学讲座教授，这段时间也正是竹内好等人在东大学习期间，中国文学研究会中的绝大部分同人都是上述支那文学科的毕业生，他们的授业恩师正是盐谷温。

1889年虽然在东京大学正式设立了“汉学科”，但是该科并没有招到学生，形同虚设。东京大学代表着当时日本教育体制和学术体系的最高峰，从其中国学问相关科系的设立即可看出日本中国学的形成仍需时日。

1887年，德国人里斯（Ludwing Riness,1861～1928）受聘担任东京大学史学科的教授。里斯是德国兰克学派的传人。兰克学派是指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1795~1886）为代表的史学派别，亦称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该学派倡导如实直书，即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里斯的到来将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传到了日本，影响了以白鸟库吉、内藤虎次郎、津田左右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学者。

1889年，东京大学在以讲授西洋史为主的史学科外设置了“国史学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史学科除了讲授日本史以外还兼授中国历史。1894年，时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的那珂通世（1851~1908）正式提议将日本史以外的外国史分为“西洋史”和“东洋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同时开设国史、西洋史和东洋史三门课程，由此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日本的东洋史的含义远比英语的“Oriental History”复杂。那珂通世如此解释他的“东洋史”概念：

 

世界的开化，并非只属于欧洲人。东洋诸国特别是如皇国、中国、印度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无疑也产生过广大的影响。且皇国位于东洋的东端，在过去现在将来都与东洋诸国有着最密切的关联，作为国民对东洋历史的盛衰沿革，不能不有一个明晰的了解。所以，一般中学历史科中在国史和西洋史之间，应该加入东洋史一目。

 

从那珂通世的上述说明可以发现，对于欧洲人来说日本属于东洋，但是那珂通世虽然强调日本与中国、印度同属东洋，但是在谈到东洋历史的时候，却将东洋史置于日本史和西方史之间，由此可见，日本东洋史研究的是除了日本以外的中国、印度等国的历史。而那珂通世的学生则对“东洋史”这一概念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说明：

 

东洋史，是以东方亚细亚为主，阐明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一般历史，与西洋史相并立，构成世界史的另一半。

 

由此可见日本东洋史研究的是以中国为中心、佛教文化和儒教文化所能影响的势力范围。在那珂的提议之后，日本以“东洋”命名的著作和学会纷纷出现，日本东洋史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也是日本近代中国学形成的开始。

说到日本的中国学必然要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京都“支那学派”,“支那学派”是指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桑原骘藏为代表，以京都大学为大本营的中国学研究者。这一派的学者重视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基本上都有留学中国的经历，并和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的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有密切的交往。

中日甲午战争后的1897年，日本开设了第二所帝国大学即京都大学，这时距离东京大学的成立已过去了20年。京都大学是一所不同于东京大学的崇尚自由学风的新型大学。学校成立之初共开设四个分科大学即法、医、文和理工。但是文科大学却迟迟没有招生，直到1906年才正式开学。共分为两个学科：史学科（1906）和文学科（1907）。1919年，文科大学改为文学部，并在京都大学设立了支那文学讲座。

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7年，京都大学成立了“支那学会”，这是一个由当时在京都大学担任教授的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发起的组织，主要成员为哲学、文学和史学专业的老师和学生。支那学会不同于日本传统汉学，主张以实证主义的新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其后，支那学会中的学生辈成员又发起成立了“支那学社”,“支那学社”的中心人物有本田成之、小岛祐马和青木正儿等人。他们于1920年9月发行出版了杂志《支那学》。他们的老师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也常常为《支那学》撰稿。《支那学》在日本中国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发刊词如下：

 

周末学术讨究自由，百家竞起，诸学并进。人无高下，学无轻重，呜呼亦可谓盛。汉唐训诂，宋明理气，各个风靡其世，执学柄。至前清考据，至民国西学，学亦交替隆盛吗？应神以还，常引我者为汉学，突如其来覆之者为西学，学亦有沉浮吗？人不顾支那学，再无当世之甚，然彼是彼，我是我，高举晦藏，以己之洁不可止。……此即本刊发生之所以。

 

这份发刊词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说起，力主人无高下，学无轻重，从汉唐的训诂一直到清代的考据学，长期以来日本汉学都是引领日本的学问，但是西学传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汉学不再为人们所重视。在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日本近代化的进程，西方成为日本顶礼膜拜的对象，学问也因此有了高下之分，西学为高等学问，而传统汉学则沦为下等学问，受到人们的轻视。“支那学社”则明确表示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我们不认为汉学是低人一等的学问，所以要创办这样一份杂志，集合一批志同道合者。从这份发刊词我们可以看出明治维新以后传统汉学在日本学界的地位可谓一落千丈，但这还不是重点，更值得关注的是短短一份发刊词里出现的三个概念，首先撰稿者指出在西学出现之前传统汉学一直是主导日本学界的学问，然而当西学出现之后，颠覆了此前作为学问先导的传统汉学的地位，在那之后人们不再重视的不是传统汉学而是“支那学”，这里概念的变化不是撰稿者的笔误，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在谈论传统汉学时撰稿者要特意使用另外一个概念呢？有学者认为这样一种概念使用的变化意味着撰稿者对江户末期以前的日本传统汉学的肯定，而对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汉学现状则持批评态度。由此可以看出年轻的一代学人对老一代所做的日本汉学持批判态度。再联想一下，在京都大学成立之前东京大学的汉学科在日本学界的地位，我们有理由认为京都支那学派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的对抗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而正是形成于京都的“支那学”奠定了“日本中国学”的基础，这是一门迥异于日本传统汉学的学问。

 

“日本中国学”是以中国文化向日本传播为基础而形成的一门具有双边性质的独特学科，这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称它古老，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向日本的传播已经具有了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日本文化通过自己的运行机制，筛选、接受并融合了中国文化中有益于他们本身发展的成分，并在其近代化之前的最后三百余年中，形成了独特的“汉学”。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汉学”的成果，为“日本中国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这门学术的历史，具有漫长的“史前”准备时期；称它年轻，这是因为“日本中国学”并不是“日本汉学”自然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更不是所谓“汉学发展的一个环节”），它是与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步入近代同时形成的一门学科，它是日本近代文化的一种形态。从历史辩证法的立场上说，它与“传统汉学”的关系，是以后者否定前者的方式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这里说的“否定”，是指的辩证法的“否定”，不应有所误解）。“日本中国学”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的一种学术，它只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仍然是年轻的。

 

上述这段文字极为精辟地指出了传统汉学和日本中国学的关系。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发展高级阶段，而是在否定前者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独立学问。并且日本中国学是日本近代化的产物，它是日本近代文化的一环。

1923年，迫于欧美等国的压力，日本也决定将庚子赔款用于教育文化事业。在《对支那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的框架之下，经东京和京都的日本中国学学者共同商议，决定分别在两地成立研究机构，分别由服部宇之吉和狩野直喜负责，而京都研究所则早于东京研究所于1929年成立，而京都支那学派的重要成员都成为这个研究所的评议员。1938年，由于两地研究机构的不同倾向，京都研究所改称“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学研究会有着不解之缘，特别是1941年以后，两者之间来往密切。1945年日本战败，东方文化研究所并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成为世界上著名的中国学研究机构。

虽然日本中国学与日本汉学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史，但是二者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相同点就是二者的关注对象从来就不是同时代的、活的中国。这一共同点至少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前是毋庸置疑的。

战前日本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主要是指日本传统汉学和支那学。而东京大学的汉学会、斯文会和京都大学的支那学会分别是日本传统汉学和支那学研究的大本营。

京都大学的中国研究不同于东京大学的传统汉学研究。特别是1945年以前的日本传统汉学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现在我们所讲的sinology。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日本传统汉学和东洋学虽然都是研究中国的学问，但是汉学家、支那学家和东洋史学者所关心的只是古代中国的问题，现代中国并不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内。这其中也偶有传统学界的学者曾一度对现代中国产生过兴趣。比如京都支那学派的学者青木正儿早在1920年就在《支那学》的创刊号上开始连载《以胡适为中心的浪涌涡旋的文学革命》一文，该文一共连载了3期，在这篇介绍性的长文中，青木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并且特别评价了鲁迅。青木的这篇文章给日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以很大的影响。当时的一些年轻人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才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兴趣。尽管如此，这些极少数的学者们也无法抗拒日本国内无视同时代中国的潮流，在大环境的影响之下，他们最终远离同时代的中国，仍旧回到了传统中国。日后，青木正儿曾在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会刊《中国文学》上撰文表达自己当时的寂寞之情。尽管青木本人放弃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他的介绍却给更年轻的一代学人以很大的影响，而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也毫不讳言深受这篇文章的影响。可以说正是青木的这篇文章给当时的日本年轻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同时代中国的窗口，因而在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历史时不可以忽视青木正儿这篇文章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