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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察共产主义理想的新视角（总论）

钱学森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战略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20世纪80年代他从国防科研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潜心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极具战略远见的重要理论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理想信念建设，社会各界对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的关注方兴未艾，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介绍和研究钱学森的共产主义思想，很有必要。

一 世界社会：对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新认识

钱学森对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一直密切关注，20世纪80年代，他从世界一体化角度阐述了他的新观察：“当今人类社会一个总的特征，就是经济结构、经济活动已经世界一体化了，全世界是一个整体”，“世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大社会。世界一体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他援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世界社会”概念：“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叶，是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又是世界社会的形成时期”，“我们进入了社会形态的新阶段：世界社会”。

钱学森提出，当今世界“在经济上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封建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居统治地位的国家、以各种不同宗教信仰居统治地位的国家等。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后，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一种过渡的世界社会形态。它将打破地区、国家的界限，在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会一步一步地向政治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1993年，在一封学术通信中钱学森对“世界社会”作了具体阐释：“1．世界一体化和各国各地区的相互作用强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即明显化。一战后出现了‘国联’。这一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更加清楚了，（世界各国）组成了‘联合国’，是世界的‘国’了。2．世界社会中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矛盾、冲突不断。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代不就如此？但这是秦统一的准备。就是到了所谓封建一统的明、清王朝，少数民族地区不还停留在封建农奴制、奴隶制以至原始社会吗？所以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政治体制之五花八门并不阻碍世界社会形态的出现，经济一体化要求世界社会形态的出现……3．现在只是世界社会的第一阶段，就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我们心中有数，再有一百年就是世界社会的第二阶段；最后是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世界社会。”

钱学森认为，“世界社会”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的新阶段”。“它是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时代之前所必须经历的一种社会形态”，“以前的社会是一国一国的，到共产主义是世界大同，怎么过渡呢？现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世界社会”。他强调，“（类似现象）人类历史已出现过多次：从部落到邦国，又从邦国诸侯到统一的国家。而现在全世界有200个独立国家和地区……谁也不能完全孤立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总要走向世界大同！”

关于“世界社会形态”的历史定位，钱学森提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形态”，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内容”。他指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后，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一种过渡的世界社会形态”，“这是过渡到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必经阶段”。他说：“对这个提法（世界社会），我自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提出人类社会形态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世界大同。”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到共产主义社会制之间还缺一个大的阶段：前四个社会制都是限于一个国家或限于一个地区，而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世界一体化的政治的社会形态。今天看，这个缺断可以补上了，就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世界已逐渐成为一个大社会了”。钱学森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要加上这一新的篇章，被前苏联理论家丢失的重要篇章”。

二 世界社会论丰富和发展了“历史五段论”

长期以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多以的“历史五段论”作为基本理论框架。这一框架也构成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重大政策（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基础。但是，且不论马克思本人并未提出过“历史五段论”的“公式”，也暂不论这一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历史实际发展存在多大差距，即便在承认其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大体吻合的前提下，目前世界上多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现实，也映现着“历史五段论”与现实世界的背离。

钱学森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理论缺陷，其“世界社会”思想的提出，实质上是对“历史五段论”的丰富和发展。在其晚年思想当中，蕴涵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即：。其中，“世界社会制度”又包含两个主要阶段：。

在“历史五段论”框架下，多数人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原理和历史总趋势不存疑义，但在当代资本主义仍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和很强的生命力，在力量对比上社会主义总体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只能得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要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过去预想的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时间要长得多”的模糊结论。而至于资本主义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转变，是通过革命还是其他什么方式，这一历史演进如何展开等，目前并没有形成令人信服的理论。

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乃至在部分同志心中“遥遥无期”、“看都看不到、虚无缥缈”，便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结论。面对无法预期、前景难测的目标和历程，实事求是地讲，出现理想信念动摇、“信仰真空”难以避免。毕竟，过于遥远漫长的理想、目标与现实关系不大。就大多数人而言，也只有在目标清晰、道路方向明确、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情况下，才会作出真正的选择。把理想与信仰建立在十几代、几十代人之后尚难以确定的“终极目标”之上的努力，固然是执政党建设、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构建所必需，但客观地看，勉为其难、效果欠佳。

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难以清晰阐释的情况下，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作为能够昭示未来、凝聚人心，又能够贴近现实，把每一个人吸纳其中的社会理想，重塑党员干部和民众的信仰，重建社会认同。这些努力取得良好效果，成效正在不断显现。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全党全社会的政治理想、社会信仰问题，正确认识和解决世界将向何处去、我们将向何处去等方向与道路问题，则仍须回到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远大目标是否具有时代性、现实性上，回到丰富、创新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重大问题上。

钱学森的世界社会和世界大同共产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套观察和看待共产主义理想的新思路，提供了一个既符合客观事实和历史趋势，又能够展望未来前景的新的理论视角。在这个可称为“钱学森六段论”的理论视域中，历史的演进似乎更复杂，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增多，但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在“世界社会”中得到了解释和消解。

“历史五段论”的不足主要在于：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中间过渡阶段，包括在时间上无法解释和预计社会主义何时取代资本主义，在空间上无法解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何以长期共存，以及无法解释当今世界——即“世界”本身的历史定位和时代属性，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和回答资本主义如何转变为共产主义。在“历史五段论”视野下，世界的现状和前景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不可预测性，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显得漫长、遥遥无期，而且变数很大、前景难料。

“钱学森六段论”及其“世界社会”理论则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化前景所印证，即：（1）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多种社会制度并存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现实；（2）人类社会发展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极其庞杂的冲突与融合、互动与整合中缓慢、渐进地走向“多元一体”的“全球治理”或其他名目的世界一体化；（3）一旦方方面面的“一体化”甚至包括全球政治一体化逐渐实现，人类社会很可能步入“世界大同”的社会历史阶段；（4）在未来全球治理“大同”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才将转而向更高级的社会阶段，即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构想过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了“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也设想了无产阶级“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获得整个世界，但他们未明确提出阶级和阶级统治消除、国家消亡之后，比较清晰的世界性社会治理的制度方案或构想，即共产主义社会的世界政治制度条件。他们只是模糊地提出由整个社会作为一个主体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由“社会中心”对生产要素和消费品进行直接分配。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除了过渡时期理论外，他还曾提出，“在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使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完全消失以前，世界联邦是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他并设想过“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下的自由联合”，以及“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但为了论证和推动“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他随即又否定了“把世界联邦口号当作一个独立的口号”的提法。后人囿于“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等认识，也许感到共产主义过于遥远、深究无益，至今没有人对共产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安排问题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

从目前公开资料看，钱学森并没有很具体地提出世界政治一体化的社会制度载体和形式条件，他也尚未就全球“政治一体化”、“世界大同”与共产主义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展开更深入的分析。但即便在今天“再国家化”回潮，全球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勃兴的气候之下，其“世界大同共产主义”及“世界政治一体化”的构想，仍然不断为全球化背景下，愈来愈多的超越主权国家边界的“全球治理”现象所验证。

三 全球治理正在为共产主义的世界性场所准备条件

16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全球扩张。到20世纪经济全球化全面兴起，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以及金融全球化，使得人类社会中统一世界市场出现的趋势不断向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进步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交通、通信、网络、资源、环境管理乃至世界政治议程。尽管“看起来建立世界政府的想法在我们余生当中是很难实现的”，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治理”蓬勃兴起、向纵深发展，已经成为普遍的国际共识和发展方向。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学说，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化经济的交换关系所需要的全球性生存空间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商品交换关系来准备的。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中，生产扩大、信用扩张与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和容受力之间的矛盾，各经济主体内部生产同全球生产的无计划状态之间的矛盾，全球化带来的再分配和不平等等全球性问题，推动了“资本关系并没有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这种变革也就是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力的社会性相适应，即生产资料由整个社会直接占有，生产力也仅适于由（全）社会直接管理。

至于这个未来全球“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是称为“社会中心”、“全球治理中心”，抑或是“全球邦联政府”甚至是“世界政府”，似乎并不重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从本性上来说，不能只是一个个民族、国家的形态，或者只是各民族、各国家的内部形态，而只能是全人类统一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因而，在“世界社会”的“全球治理”当中，从“多种社会制度并存”到“世界政治一体化”，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全球化或者说世界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外化展现。如果这一全球性政治的局面出现，则不啻为共产主义准备了全球性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以及“世界性场所”。

因此，如果理论上承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事实也是如此），并非只是简单的取代与被取代、克服与被克服的关系，这就为进一步深入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深入观察它们演变的未来前景打开了新的认识空间。

总体上看，钱学森的“世界社会”及世界大同共产主义思想的意义就在于，它使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包括其中将经历怎样的社会历史阶段、过渡时期的演进与变化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与轨迹等，成为可预测和展望的未来图景。在此基础上，就有可能提出为多数人所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社会共识和共同愿景。长期以来被认为遥不可及、存在极大不可知成分的共产主义将在新的理论框架下被重新认识、重新定位，模糊不清、前景难测的未来人类社会进程也将在某种意义上被明确化和清晰化。

应当注意的是，“反者，道之动”，倒退有时隐含着更为深刻的前进。当前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现象”、全球民粹主义崛起等反全球化潮流具有很大迷惑性，但是，如果深刻认识全球新秩序的确立将以国际旧秩序解体为代价和前提，那么，在一个中长期的人类社会前景当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未来统一的世界市场和经济体系，必将为“世界社会”的上层建筑奠定基础、准备条件。因此，的发展趋向，如果被观察、预判并确证为人类社会的必然走向，世界的未来及其演变过程大体就是明确和清晰的。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它将是世界“帝国化”的政治一体化还是新型全球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一体化。这将是人类未来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前途与命运。

当然，无论哪种情况的全球性政治一体化，从中国历史上天下大一统、最近数十年来欧盟一体化的历史经验看，都并不意味着文化、民族、语言、风俗、经济、思想、宗教、血缘甚至地理环境等的一致性或整体性。很可能只是主权民族国家之间或者主权民族国家与国际组织、超国家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在全球政治上达成的一致性，即类似于“全球联邦”或“世界邦联”的政治现象。即便如此，对于当今世界的时代性质与特征、未来社会主义走向、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未来趋势，以及什么是共产主义、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等重大问题，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我们都将获得新的观察维度和新的分析判断，获得更丰富、更完整、更深远的新认识和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