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9年10月28日，四川康巴藏语卫视频道正式开播，这是继西藏、青海藏语卫视频道之后开通的第三个藏语卫视频道，藏语卫视也因此成为我国少数民族语卫视中数量最多的单语种频道，标志着我国藏语卫视彻底完成对藏区的覆盖。西藏、青海和四川康巴三个藏语卫视频道分别对应藏区卫藏、安多、康巴三大方言区，覆盖藏、青、甘、川、滇四省一区及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在此基础上，面对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甚嚣尘上的“藏独”宣传，如何发挥藏语卫视作为藏区第一媒体的作用，保障藏区的长治久安，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藏区（尤其是农区和牧民定居区），普通藏民家庭有两个重要的空间：一个是经堂，在这里，普通藏民供奉佛祖圣物，这是他们的信仰空间和精神寄托之所；另外一个就是客厅，这是藏族群众的世俗空间，在这里，除了会客交友之外，受到最大关注且最具影响力的就是电视，这也是目前可以进入农牧民生活和僧侣世俗空间的最主要的大众媒介。在藏区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生活中，广播电视极具重要性，调研中听到的一句话让我们印象深刻——“有喇叭的地方听喇叭的，没喇叭的地方听喇嘛的”。广播电视在丰富藏区老百姓精神生活的同时，可以说已经成为普通百姓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同主流意识形态沟通交流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通道，同时也是我们在藏区与达赖集团和西方分裂势力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阵地。

藏语卫视频道的开播，一方面，为藏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保障和媒体支持；另一方面，随着藏语卫视在尼泊尔、印度、不丹等国家的落地，其对内和对外宣传的双重效用日渐突出。目前藏语卫视因其卫星覆盖、语言优势等特征，成为最受藏族同胞欢迎的电视频道。但藏区多元文化特征明显、方言差异较大、农牧民文化程度较低，面对达赖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如何打赢这场反分裂、保稳定、促发展的持久战，推进藏区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亟待摸索出藏区电视传播的基本规律，探寻适应藏民需求的节目类型、节目形态和让藏族观众看得懂、听得进的传播策略，增强藏语卫视频道在藏区的亲和力、影响力和竞争力，以实现其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目的。基于此，我们以“藏语卫视促进藏区长治久安的策略和机制研究”为题，与藏语卫视开展合作，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展开了为期两年的研究。

一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背景

大众传媒与国家和地区发展一直是发展传播学的一个经典命题。二战后，随着新兴国家的相继独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避免发展中国家落入“共产主义陷阱”，开始探讨大众传播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并受到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和学界的普遍响应。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传播与发展的问题成为传播学理论关注的中心。在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勃兴的同时，发展传播学也应运而生。在现代化范式的理论框架下，国家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经济变革的代理人。发展传播学倡导国家主导模式，把大众媒介作为国家现代化的行动工具之一。

所谓发展传播学，按照概念的提出者、被称为“发展传播学之母”的昆布拉的定义，是指“有计划地促进一个国家和民众从贫困向社会经济的成长转型，以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平等和人类潜能的人类传播的艺术和科学”。

在丹尼斯·勒纳、韦尔伯·施拉姆、威廉·哈森等学者眼中，信息是一种稀缺的国有资源，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代化进步的象征。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信息流动是改变发展中国家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勒纳认为，大众媒体具有培养“移情”能力的功能。所谓“移情”是指一种评估自己、期许自我的能力。只有建立在这种独特的人格结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一个国家、种族的现代化。因此，大众媒介被视作一个“倍增器”，可以用来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服务。在上述学者看来，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不应该置身新闻传播之外，而应提供充足的媒体服务。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出版，以及新闻服务都应由政府调动，来完成支援国家建设这一伟大任务，包括进行扫盲、扶贫、觉悟启蒙，以及为经济发展提供帮助等。

作为大众传媒的最主要代表，电视是发展中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工具。所谓卫星电视，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采用卫星技术的电视传播形式。20世纪60年代，随着卫星电视的问世，卫星电视的广域覆盖、传播时效和清晰信号使其在发展传播领域承担了重要的传播与发展使命。

世界上首次采用卫星电视作为传播手段来进行全国范围的教育和发展工作始于印度。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度著名的科学家维克拉姆·萨拉巴伊（Vikram Sarabhai）开始了一项重要研究——一个全国性的电视系统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可以扮演什么重要角色。在维克拉姆·萨拉巴伊的积极推动下，印度于1968年成立国家卫星通信集团，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合作采用其ATS-6通信卫星来进行卫星教育电视实验（Satellite Instructional Television Experiment, SITE）。1975年，为期一年的SITE项目正式启动，这是一项将特制节目通过卫星发送到印度6个邦2400个边远村庄的电视实验。项目的目标是提高农村小学的教育水平，提供教师培训，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此外还包括进行营养实验、实施计划生育以及促进国家整合等内容。SITE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以卫星电视为传播平台的社会科学实验，同时也是印度开始卫星电视时代的标志。SITE证实，观看电视有助于瓦解高种姓的印度教徒与低种姓平民之间由于社会地位差异而形成的障碍，同时也有利于不同教派、方言、阶层的沟通和交流，促进了国家的整合。

在SITE项目之后，印度空间应用中心（Space Applications Center, SAC）又推出一个开拓性的卫星电视试点项目——Kheda传播计划（Kheda Communications Project），进行一个混合的区域电视传播实验。地点选在与印度SAC的总部相邻的Kheda地区。Kheda传播计划汲取了SITE项目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在Kheda地区约300万人口居住的1000个村庄中，选择400个村庄，并在村民经常集聚的公共场所里设置了640台社区电视，并定期对这些村庄提供电视维修和服务。该试验每天播放90分钟的本地节目和100分钟的全国性节目。一半的节目在SAC的制作室制作，另一半由全印电视台制作。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因此不受商业利益干扰。

在为Kheda地区服务了十年之后，Kheda实验在1985年7月25日停止。该实验由于在农村传播中的贡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奖励而闻名于世。Kheda实验证实了电视可以用来促进国家的发展，在此过程中，组织、传播硬件、基础设施、受众调查和节目内容等都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在Kheda实验项目中，电视在区域性的发展中具有长期的显著影响，这一点得到了经验性的证实。正如汉佩什等所言，电视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这种作用体现在政治、经济、农业、健康、教育、就业和社会领域。

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卫星电视的快速发展，其巨大的文化同化作用使得欧洲、美洲、大洋洲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传统和语言的危机大大加深。但同时，“原先发现他们被主导文化错误呈现的民众现在可以用一系列的媒介技术来回击权力结构，其中就包括电视”。随着卫星电视在教育和社会发展中的效果在印度等地得到证实，在全球原住民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基于对文化同化的抵制和原住民文化保护的初衷，许多原住民族开始寻求创办本民族电视台的可能。20世纪70年代起，南非广播公司（South Af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SABC）和英国威尔士S4C电视台就开始在部分节目中使用当地属于少数族裔的南非荷兰语和威尔士语播放。80年代，加拿大广播电视和电信委员会建立因纽特广播公司，对北部地区提供因纽特语言电视服务，并相继出台了北部广播政策（Northern Broadcasting Policy）和北部本土广播近用计划（Northern Native Broadcast Access Program），资助以原住民语言播出、反映其文化视角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1990年，挪威NRK广播电视台针对闪米族开展定期的闪米语电视服务。1993年，澳大利亚政府推出“边远原住民地区广播复兴计划”，以原住民媒体协会为依托，对原住民社区提供培训和技术、资金支持，以原住民语言来制作录像电视节目，从而走出了一条从社区电视向全国性电视转型的原住民公共电视发展路径。

世界少数民族电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999年9月1日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少数民族电视台——加拿大原住民电视网（APTN）——的成立。以APTN为平台，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终于有机会通过只播放少数民族节目的国家电视台来与所有的加拿大人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故事。进入21世纪之后，国外少数民族电视台经过了探索、起步后，进入快速成长阶段。澳洲国家原住民电视台（National Indigenous Television, NITV）、BBC的苏格兰ALBA电视台、新西兰国家原住民电视台——毛利电视台（Māori Television）、挪威萨米广播公司（NRK Sápmi Radio）、威尔士S4C电视台、爱尔兰语电视频道TG4等电视台纷纷创办。各国根据各自国情和原住民发展状况，探索各自原住民电视的发展模式、制播方式、节目类型、覆盖方式，推动了全球原住民电视事业的蓬勃发展。

2008年3月，第一届世界原住民广电大会（World Indigenous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Conference, WITBC）在新西兰举办，全球第一个少数民族电视合作组织“世界原住民广电联盟”（WITBN）也正式成立，标志着在全球化进程中，原住民电视作为全球电视的一支重要力量的整体亮相。WITBN拥有9个执行委员会成员，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美洲、欧洲、非洲与亚洲地区，分别是新西兰Māori TV Service、澳洲NITV、加拿大APTN、爱尔兰TG4、苏格兰BBC ALBA、威尔士S4C、挪威NRK Sápmi Radio、南非SABC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TITV。该联盟通过常规性的组织运作，每两年召开一次全球会议，设定特定议题，如“数字时代之挑战”“原住民语言传播策略”“传统智慧与可持续发展”“WITBN交流机制”等，来探讨原住民电视的未来。目前，会员间经常开展的交流包括原住民新闻的制作、交换与评奖，原住民节目的交换播出以及其他事务性合作一直是多方努力推进的工作。从总体来看，各国原住民电视在服务少数族裔、开展原住民语言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所在地原住民电视制作力量的成长。从各国原住民电视节目的发展重心来看，信息、教育和娱乐成为原住民电视节目制作的三个支撑点。原住民电视的桥梁和窗口作用，以及为推动原住民地区发展，促进国家整合和民族团结的功能得到了一致的认可和肯定。同时，国外原住民电视在管理体制、运作机制、节目制播和媒介融合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中国少数民族电视尤其是藏语卫视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借鉴。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发展传播实践的国家之一（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不久，即对当时国民政府的乡村教育者进行卡通电影制作培训），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办少数民族语电视频道的国家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就陆续开办了藏、维、哈、蒙、朝等少数民族电视频道。截至2014年，我国的民语卫视已经增加到9个。民语卫视既是我国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促进民族地区发展、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维护国家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如何进一步发挥民语卫视在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各族人民实现共同的“中国梦”塑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就成为现阶段摆在电视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我们也看到，少数民族卫视作为中国非常重要的一种发展传播的实践形式，对于中国发展传播学理论的积累和创新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1976年，著名学者罗杰斯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传播的“中国模式”（The Chinese Model）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当“科学发展”成为当下中国主流话语的时候，以“发展”为关注重心的中国发展传播学理论与实践何去何从的确有太多值得关注之处。

曼尤佐认为，从历史上看，发展传播学领域可以划分为六个不同的发展传播学派：布林顿森林学派、拉丁美洲学派、印度学派、菲律宾的Los Balos学派、非洲学派和参与式发展传播学派。对于中国传播学界或者发展传播学研究者来说，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就是有关发展传播学的中国学派的建设。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同时也是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传播在促进国家发展中起到了何种作用？中国的发展传播实践有何特色？理论贡献何在？种种问题都需要在实践基础上进行思考和总结。

罗杰斯曾经提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乡村广播、群众口号所产生的组织、鼓动和参与作用，但是发展传播的中国理论建设，显然不能仅停留于此。20世纪70年代，拉美学者博尔德纳夫指出，拉丁美洲的传播学者必须克服通过国外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来感知自我现实的精神上的强迫症，他们必须学会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传播与发展问题。1973年在哥斯达黎加会议上，拉美传播学者集体呼吁采用扎根本土的理论和方法来回应当地的问题，由此设定了之后几十年发展传播学的另一条发展路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在农村水利建设中的广泛群众参与曾经给参与式传播理论的创建提供了丰富的实例。在中国语境下，在西部大开发的环境中，藏区的发展和稳定问题也对以藏语卫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藏区，一方面我们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西藏还存在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在封建农奴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西藏，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得到很大发展进步，但是地广人稀、底子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仍然是藏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达赖集团不会放弃分裂祖国的图谋，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达赖分化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的种种手段都在破坏着西藏的稳定大局。西藏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决定了西藏工作的中心任务必须是推进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在此过程中，作为藏区最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体，藏语卫视无疑肩负着特别重大的使命。

费孝通先生在现代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提出了以实践为根据的理论构建设想。黄宗智先生也提出了“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这种与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相通的中国学术理论构建方式被认为是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形成的独特的认识论。这种从实践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然后再回到实践去检验的方法为我们指出一条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的道路。发展传播学是以社会变迁为导向的社会研究，其最大特色之一就在于研究与行动的不可分，而非尽量从社会中脱离出来以使研究更科学化的“笛卡尔模式”。弗莱雷、贝尔特兰、罗杰斯等进行开创性研究的学者，既是研究者，也是社会运动、发展机构、发展项目的参与者和实施者，他们以学者和行动者的双重身份参与了拉美、非洲、南亚的传播与社会变革，从而在方法上为发展传播学研究标注了鲜明的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特色。罗杰斯认为，中国经验显示，对于主导的现代化范式来说，一定存在其他的发展路径。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在藏区的发展和稳定过程中，如何在行动和理论上做出贡献，既是中国发展传播学建设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藏语卫视在藏区发展和稳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传播如何促进乡村社区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如何促进村民的参与和解决西部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如何用传播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传播如何促进乡村治理和城乡一体化建设，都是值得我们行动和思考的问题。发展传播是一个社会过程，更倾向于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研究和实践。立足中国问题，介入传播实践，展开行动研究，从传播行动中进行理论思考和总结，应该成为中国发展传播学建设的进路。这也正是本课题开展的背景和研究报告撰写的初衷。

二 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状况

（一）国内相关研究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藏区广播电视事业的蓬勃发展，以藏区广播电视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也不断增多，内容丰富、视角也较为多样。

1．对藏族地区广播电视事业的回顾与总结

对藏区电视的总结以西藏地区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邱德荣等回顾了西藏广播电视事业30多年的历程与成绩。尼玛扎西总结了1978年以来的西藏电视发展历程，介绍了特色节目与名牌栏目。周德仓从宏观上考察了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2010年西藏和平解放60年间西藏新闻传播事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并称西藏“电视节目、电视剧、译制生产规模不断加大”。他还以实地考察和解读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近距离、多视角地对西藏新闻传播的整体状况做出基本梳理和评价，对其作为民族区域新闻传播事业的价值、经验和缺陷进行了宏观把握。索群在对西藏电视事业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西藏电视的发展战略提出了构想。

2．藏语广播电视的发展状况与思考

“西新工程”和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实施，使藏语广播电视的覆盖范围有了极大改善。谢能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藏区的藏语广播电视节目的质量已经上升为‘西新工程’效果的主要矛盾”。周德仓对藏汉双语新闻传播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对双语传播的未来进行了预测：“将是在西藏民族自治区域条件下新闻传播的最佳模式”。钟克勋在分析民族地区广播与电视的传播状况之后，认为应该因地制宜，发挥各媒介的长处，实现广播和电视的优势互补。他还着重分析了康巴地区新闻传播的状况和掣肘，认为必须加强民族文化教育，提高广大受众的文化素质，同时加大该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投入，因地制宜地做好几大媒介，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当地发展。李谢莉和白润生在对四川少数民族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调查与思考的基础上，指出“事业发展能动性弱，以转播、购买节目为主，自办节目较少”。应“发掘节目资源，丰富自办节目，塑造民族节目优势品牌”等。刘源以康巴卫视为例，对少数民族语言卫星电视频道的语言文字壁垒、节目内容安排以及品牌建设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吉俊洪针对四川藏区的实际及广播电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节目资源覆盖等方面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四川藏区的广播电视事业的对策建议。范文德探讨了媒介融合与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视发展的问题，认为媒介融合会为当地广播电视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3．电视对藏区受众的影响

王斌通过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的方式，从多重角度对电视在藏族同胞中的影响力进行了研究，发现藏语电视节目的稀缺以及网络媒体的崛起，是电视媒体影响力维持和提升的瓶颈。陈默、崔锋以曲水县茶巴朗村为个案，发现电视让西藏乡村的生活更具现代化、大众化、多样化，并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平等获取信息的可能。张瑞倩发现，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也发挥了“文化修补”的功能，通过对各个亚文化群体文化的整合，修补着整个藏族族群的文化系统。次旺卓玛等在对当雄县当曲卡镇、公塘乡的调研中发现，电视已成为牧民接触时间最长、对牧民影响最大的传播媒介，而且牧民的媒介接触已开始从依附性向自主性转变，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

4．对藏语电视的业务探讨

尼松多吉通过总结认为，当前西藏卫视的发展需要做到三个拓展，即节目形式和内容的拓展、电视功能的拓展以及电视受众群体的拓展。门仲·次仁平措在分析藏语新闻节目时认为，“说”新闻与“播”各有所长，同时也各有不足，应在具体的实践中，根据不同的新闻内涵栏目设置及频道特点，体现不同的播音风格。他还以藏语广播电视节目中出现的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为例，分析其负面效应，并论述了藏语广播电视语言文字规范的重要性。曾江军简要分析了藏语卫视频道节目的藏语翻译问题，认为虽然电视节目译制量在逐年提高，但仍然存在自办节目数量有限、重播率比较高等问题，而且在节目的翻译工作中也存在语言陈旧、翻译生硬及缺少民族特色等现象。那巴以青海藏语电视为案例，讨论了藏语电视译制工作的民族性问题。南卡太针对青海藏语电视提出，应坚持走“编、采、译合一”的道路，扩大信息量，凸显民族语言新闻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以增强节目的可视性与可听性。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国内学者对藏语电视进行了探索式的分析，对藏语电视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困境等做了梳理，提出目前广播电视的节目质量已经上升为“西新工程”的主要矛盾，应促进广播和电视的优势互补，加大电视与其他媒体的融合力度。同时学者们发现，电视已经成为对藏区牧民影响最大的媒介，为藏区观众提供了更多平等获取信息的机会。此外，国内学者还从信息的采编、翻译、播音等角度对藏语电视的业务进行了探讨。

藏区三大方言区之间彼此最多能听懂50%，超过80%的农牧民将藏语频道作为首选频道。但总体来看，目前藏语卫视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数量和质量不高，相关论文近十年不足10篇。现有研究多从中观和微观层面着眼，未能从全国大局中审视藏语卫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未能处理好藏区“主要矛盾”与“特殊矛盾”即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新闻宣传中注意特殊矛盾，以维稳为宗旨，但片面维稳导致求稳，求稳导致新闻宣传工作的消极、被动和保守。而在学术研究中却着眼于普遍矛盾，对藏区电视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视野和研究尺度与国内其他地区雷同。学术研究中缺乏对特殊矛盾的重视，导致对藏区传播的受众特点、区域特色、对抗性传播特点关注不多，对藏人收视需求、内容偏好和达赖集团的涉藏宣传和渗透策略研究不深，对民族新闻理论和藏文化环境下电视传播规律研究不透，也稀见对藏汉双语传播的方式、特质、传播机理的探讨，对藏区媒体的公信力和传播效果研究尚待开展，研究方法也较为拙朴，亟待从辩证处理“发展和稳定”关系的思维坐标出发，拓展藏语卫视发展的研究空间。

（二）国外研究状况

国外的少数民族电视研究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移民国家的少数族裔电视（ethic minority TV）研究，另一个是原住民电视研究，后者较为接近我国的少数民族媒体。在Google学术搜索引擎上输入关键词“Tibetan TV”，并未发现有针对性的系统研究；将关键词定义为“aboriginal TV”“indigenous TV”，发现20多年来国外原住民电视发展迅速，挪威NRK Sápmi、爱尔兰TG4、加拿大APTN、澳洲NITV、新西兰Māori Television、苏格兰BBC ALBA、新西兰Te Reo、威尔士S4C以及夏威夷‘ōiwi TV等相继开播。国外对原住民电视的研究也较为系统，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原住民电视的发展

罗斯梳理了加拿大原住民电视的发展情况，对不同历史时期原住民电视的特征进行了研究，认为APTN已成为加拿大国家广播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梅多斯和莫尔纳梳理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媒体的发展历史，对政府发展原住民媒体的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原住民媒体能够消减主流媒体所带来的种族歧视，提高原住民社区的服务水平，并对原住民媒体的发展做出了预测。

2．原住民电视的功能研究

罗斯认为原住民电视具有公共服务的责任，作为原住民的公共“平台”，能够为少数民族发出“声音”，与全社会分享他们的图像、历史以及文化，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融合，成为少数民族与主流群体的沟通桥梁。科马克总结了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作用：认为其在少数民族文化与当今世界的交流中扮演了一种符号角色；为少数民族提供了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能力；为民族语工作者提供了岗位；为少数民族公共领域的生产提供了平台；传播少数民族文化及文化产品；对少数民族的身份建构做出了贡献。莱萨特分析了爱尔兰TG4和新西兰Māori Television，发现原住民电视有助于当地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以及文化传承，原住民电视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将会成为一个重构身份的平台。哈特利称原住民电视在身份认同方面，更多强调国家文化认同，而不是单纯的民族认同。梅多斯等认为原住民电视在提供当地信息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弥补了主流媒体的“信息空白”，能够削弱或者消解信息传播者和观众之间的传统界限，更容易被原住民群体所接受。这种由不同受众构成的“微观参与”，更容易形成一个广泛的“宏观参与”，以维护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形成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

马什提出原住民电视在跨文化传播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发现，原住民电视通过传播少数民族的流行音乐，有助于转变目前欧洲文化占主导的本土文化的被动局面。麦克唐纳等通过对一个旨在促进原住民儿童健康的计划的分析（即在原住民电视网上播放肥皂广告等一系列的社会营销活动），发现在改善边缘化或社会弱势群体的健康问题上，原住民电视等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后殖民语境下的原住民电视研究

克里斯托弗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分析了原住民电视在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时代的背景下所发挥的作用。格林和泰森通过分析电影Mataku，认为原住民可以通过自己的电视进行身份认同，并分析了后殖民时代，原住民电视如何抵抗文化“侵略”和延续文化发展等问题。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国外学者对少数民族电视的研究比较系统，既有对原住民电视发展历史的梳理，又有对原住民电视发展策略的分析。国外学者注重结合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即在后殖民背景下的效果研究问题，明确了其在身份认同、话语权、健康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地位。同时分析了与主流媒体的相互关系，弥补了当地的“信息空白”。国外学界十分强调少数民族媒体的公共服务之责——不仅要致力社区构建，而且要服务于更大的“民族-国家”，从而成为少数民族与主流群体的沟通桥梁。可以说，国外原住民电视在经营管理、节目运作和公共服务上20多年的研究成果和成功经验对我国藏语卫视频道的发展也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

三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为解决藏族同胞在大众传播中“听不懂、看不懂”的困难，从1999年起，在中央及有关部门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三大藏语卫视陆续开播。开播10多年来，在卫星传输、有线电视网络和无线发射等多种途径覆盖藏区的基础上，推出了一系列卫藏、安多、康巴藏语方言的电视节目，满足了各方言区受众的视听需求，使其成为藏区群众最受欢迎的卫视频道。但不可否认的是，藏语卫视在节目的设置和安排上，并未完全切合藏族同胞的实际需求；在宣传策略上，亟待针对藏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峻性、尖锐性和复杂性，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本课题拟在探寻藏区受众的民族心理、收视偏好、收视需求的基础上，摸索让藏族观众“听得懂、看得懂”的新闻传播策略，打造适合他们需求的节目类型、节目形态和节目内容，解决信息传播“对象”问题、“对位”问题和“灯下黑”问题。针对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在藏区全方位的分裂渗透，本课题在全面分析其传播策略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和办法，以求助力藏语卫视抢占藏区意识形态战场的制高点，实现其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最终促进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

本课题以实证研究为主。由于藏区方言众多、藏族分布较为分散、普通群众（尤其是牧民）文化程度较低，对调查问卷的理解存在不少障碍，本研究采用入户访问、深度访问、焦点小组座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与量化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同时采用了非参与式观察方法来加以补充。本课题组实际调研了西藏拉萨、林芝、山南地区，四川省甘孜、阿坝藏族自治州，以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通过对当地农牧民、基层党委政府以及西藏、青海、四川康巴藏语卫视和相关新闻宣传部门的深入访谈，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收视数据和较为翔实的感性材料，在此基础上来进行藏语卫视促进藏区长治久安的策略谋划和机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