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带一路”切入点的政策建议——基于“五通”的逻辑框架
范祚军
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一带一路”旨在共同打造中国与相关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如何向全球传递中国上述主张和思想，就需要寻找双边或多边共同的切入点。应围绕设施联通，以新的经济走廊建设为切入点，以规划对接切入来推动共同利益；围绕贸易畅通，要从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切入，布局全球生产贸易链条中的中国核心地位建设；围绕资金融通，从金融需求满足切入，推动“一带一路”金融支撑体系打造；围绕政策沟通，从建立多层次、多领域、多方式的政策沟通机制来切入，增强双边互信；围绕民心相通，从人文交流机制建设切入，推动人民之间的利益融合、命运相依和文化包容来建立纵横交织的人文交流网络。通过多渠道切入，最终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重塑中提升中国影响，在中国对外政治经济互动中体现中国特色，在全球“共同体朋友圈”中体现中国风格。
习近平主席在谈到“一带一路”问题时指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因此，寻找共同切入点，培育共同利益，至关重要。“一带一路”的内涵归纳起来为“五通三体”，主要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动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建设。因此，有必要通过“切入点”建设，推进“五通三体”进程。
一 “一带一路”倡议中“五通”框架推进情况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参与的国家越来越多，目前有70多个国家表达了合作的意愿，有30多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共建的协议，合作框架初步搭建起来。
第一，初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互联互通格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正从东南亚向南亚、西亚、中亚、蒙俄等区域开展，中老、中缅、中蒙铁路以及中老、中缅孟印、中蒙西部公路等贯穿南北的陆上通道已经投入建设，吉布提港、也门亚丁港、缅甸皎漂港、孟加拉国吉大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等由中国建成或正在修建的港口码头遍布航运要道，国际道路运输客运线路有136条，国际货运线路有151条，中缅、中哈、中俄原油管线陆续贯通运营，中亚、中缅天然气管道分别建成投产，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合作规划、中亚五国可再生能源规划、东盟清洁能源路线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电力项目投资环境研究等项目逐步展开，已经连通与东南亚、中亚、南亚等多个区域的大容量光缆，初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交通、能源、通信互联互通格局。
第二，“一带一路”推动全球经贸格局调整。在全球经贸规则形成过程中，发达国家力图主导并发力构建诸如TPP和TTIP的高标准排他性自贸区，限制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而主导全球经济治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始终没有恰当的、合乎身份的国际规则制定权，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与沿线国家构建新一代经贸规则提供了新的出路，中国与沿线国家境外经贸合作保持逐年递增的良好势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规模和在全球占比处于上升态势，对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在中亚与南亚地区的投资增速最快。
第三，推进资金融通的金融支撑建设进展顺利。“一带一路”的亚洲投融资支撑体系已显雏形。从商业性金融来看，互设分支机构、互相开放金融市场已成趋势；从政策性金融来看，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从原先的扶持贸易，到如今专门设置投资基金来参加具体项目的扶持与投资，帮助企业“走出去”、“走进来”；从开发性金融来看，金砖国开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区域金融机构的先后建立，加上中国以参股或作为成员等不同方式积极参与非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性金融机构来支撑“一带一路”的发展。从政府间金融合作看，中国与沿线国家针对经济对话合作、货币清算与支付、金融交流合作、新交易合作平台设立等方面签订相关金融协议。截至2015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已与世界上30多个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其中15个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第四，通过政策沟通以增强互信效果明显。“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政策沟通体现“共商”的思维。从2013年“一带一路”提出至今，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通过14次国事访问对“一带一路”国家包括中亚5国、东南亚7国、东北亚2国、南亚4国、西亚3国、中东欧3国总计24个国家，通过关系维度构建、政治经济互动，就各方发展规划、合作理念、双边或多边规则、分歧解决机制、国际主张、全球治理方式等进行沟通和协同，提升相互信任，达成新的共识。通过对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区域大国的智库和学者的不同视角和多元的声音梳理，可以清楚看到目前政策沟通达到的效果、深度和广度情况。在“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的态度都十分正面，印度反应谨慎，俄罗斯务实，欧洲各国则表现出期待。
第五，民心相通夯实“一带一路”民意基础。通过文化交流、不同文明的碰撞，各国民众在交流中互相学习、共同成长。仅2015年一年的时间，新加坡、新西兰、斐济、布鲁塞尔、尼泊尔、坦桑尼亚相继成立“中国文化中心”。2016年，中国与卡塔尔共同举办“中卡文化年”、“中阿丝绸之路文化之旅”。通过“丝绸之路旅游年”系列活动的举办、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60多家研究机构在“一带一路”研究方面的合作、沿线国家文化传媒的国际交流合作，这些大大加快了民心相通交流的步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塑造出和谐友好的人文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
二 “一带一路”中“五通”推进面临的主要困境
当前，“一带一路”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包括：
第一，设施互联互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或者转轨国家，经济实力薄弱，基础设施落后，交通技术、口岸管理制度和运输标准参差不齐，无法与中国实现有效衔接形成互联互通网络；基础设施资金缺口较大、可接受投融资主体和模式单一；各国各阶层目的不同，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受“三股势力”、境外恐怖分子威胁等，如果项目不能兼顾各方利益，就会导致有些国家采取观望态度，表面上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则缺乏具体行动跟进，甚至暗中采取制衡的策略，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甚至军事化。
第二，对外贸易与投资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中国对外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完善；部分沿线国家贸易、投资规范和保护法律体系出现缺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缺乏法律保护；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形成地区性“质”“量”失衡；应对TPP、TTIP等自由贸易协定准备不足，中国遭遇全球战略性资源的投资壁垒和大国利益博弈的地缘政治挑战；“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便利化尚未形成相对有约束力的协调机制；沿线地区多为地缘政治“破碎地带”，认知差异、互信不足、政局动荡、反华排华事件、没收资产等风险时时在干扰“一带一路”的推进。
第三，“一带一路”资金融通需求和支撑功能缺陷。域内各国多为发展中国家，资金缺乏成为制约“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最为关键的因素；支撑“一带一路”多边贸易与投资互动相适应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多样性、融资便利性偏弱；企业跨国的经营、全球配置资产并进行投融资管理面临的金融风险管理需求与现有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服务范围不对称；全球化的高素质金融人才严重缺乏；尚未建立起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机构与企业投融资现状相适应的信用管理和信用评价体系。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与行动下政策沟通面临挑战。政策沟通的广度、深度和具体形式以及政策沟通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亟待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需要针对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乃至语言的不同形成的思维方式差异、认知差异进行方式方法创新；国际舆论、研究中交织存在着理解、赞同或疑虑、反对等多元声音；沿线各种宗教文明交汇、国家和民族冲突交织，给“一带一路”政策信息传递、沟通、传播和反馈造成了阻碍，利益格局交错影响政策沟通和项目推进；大国竞争、角逐和博弈搅动原有的利益格局，各自不一致的利益诉求给战略规划对接、政策沟通和合作磋商带来不容小觑的挑战。
第五，“民心相通”遭遇困境。受一些民族对中国新倡议的认知不同、宗教形态与文化多样、民族文化多元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宗教、教派冲突往往被利用干扰“一带一路”的推行；语言障碍和语义长期困扰双方经济和人文交流，沿线60多个国家有50多种通用语和200多种民族语言，而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并没有设置相应的小语种专门语言学校，导致语言人才十分匮乏；沿线国家社会制度多样，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理念、与世界接轨程度差别巨大，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形象的宣传结果接受程度有很大的差异；不良舆论故意破坏中国在朋友圈中的形象，“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给中国推行民心相通建设带来较大的阻力，刻意夸大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导致一些沿线国家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实力产生疑虑，甚至缺乏合作动力。
三 “一带一路”“五通”布局与切入对策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围绕“五通”要求，五个环节嵌入项目，多个渠道切入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生产贸易链和价值链重构，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重塑中提升中国影响、在中国对外政治经济互动交往中体现中国特色、在全球“共同体朋友圈”中体现中国风格。
第一，推动设施互联互通。
国内切入：进一步提高国内对接国外的交通、通信、电网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形成贯穿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布局“一带一路”生产贸易链条中交通运输节点建设，在全球重点航空港、海港和沿线国家铁路、公路、口岸，推进项目实施形成中国权益，使中国成为全球资源配置枢纽。
国外切入：主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用实际行动展现政策导向和意图，消除疑虑和偏见；向“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中国的卫星全球定位和通信、航空航天服务、高铁、核电等一流技术；推进互联互通规则标准化，发展国际多式多维联运；基础设施项目充分考虑并兼顾各国不同利益诉求，兼顾政府、企业、民众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利益诉求，做好各大利益相关方的分析，启动一批项目。
第二，构建贸易畅通的新格局。
国内切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推进“一带一路”投资贸易磋商机制和多元化的国际贸易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建设；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相关法律和制度体系，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与沿线国家做好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成立投资安全咨询机构并形成风险报告；推进对外投资去本土化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投资项目与当地发展形成“利益共同体”。
国际切入：在国际贸易支点城市或“一带一路”主要交通节点、港口共建一批产业示范区和特色产业园，形成“一带一路”产业共享模式；围绕资源开发与获取、产品研发与销售、服务外包与承接三条主线，深化供应链、价值链全球化合作，基于要素禀赋特征和地理空间特征的差异化策略来建设境外工业园区，打造跨越多国的新生产网络和贸易链，构筑“一带一路”自贸区群。
第三，创新金融支撑体系框架与机制设计。
国内切入：构建中国金融双向开放新体系，支撑金融机构“出得去”“进得来”；健全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打造具有层次化的金融市场体系，实现金融机构在国际化发展方式、国际金融业务模式和跨国项目管理方式的转变，提高金融的资源配置效率；主动支持金融工具创新，探索交易类、需求类和投机类的金融工具创新，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金融服务。
国外切入：积极在境外开设和建立分支机构，充分把握和使用好境外富有潜力的金融网点资源及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推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实现支付、结算和储备功能；用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区域多边金融机构，提升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私人）金融的对外协同作用；构建完善的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开放对接框架，加强在岸和离岸的联动；建立适用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用管理体系及信用评价体系。
第四，构建促进政策沟通畅达的机制。
国内切入：建立官方全方位、多层次的话语权和政策宣传渠道，统一对外政策宣传和政策解读，注重体现“一带一路”提供公共产品的属性，打破西方话语高墙，真正伸张、表达中国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多层次政策体系；建立中国智库类机构主导的关于专业政策领域的定期地区对话平台、主题论坛和研讨会以及智库间合作，促进学术界、媒体和民间组织参与政策的公开讨论。
国外切入：国家通过高层互访和外交渠道，利用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和国际场合和舞台，建立沟通对话机制；设立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类研究项目，针对不同国情、互动情况，与相关国家共同开展差异化的政策沟通的策略研究。
第五，推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机制建设。
国内切入：全方位吸引各界人士访华，建立完善的制度框架来保障沿线国家领导人、公司和民众在中国的考察、访问、交流、旅游，向沿线国家民众传达“一带一路”倡议国的新思维、新形象，了解中国开放多赢的新思维及和平崛起政策；对沿线国家加大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多层次合作办学，吸引沿线国家知识分子来到中国学习甚至工作。邀请沿线国家招商引资企业和组织团体代表实地考察企业所关注的因素，了解中国投资的实力；建议开设沿线国家小语种专门语言学校，培养小语种人才，为中国民众走出国门与沿线国家民众交流搭建沟通的桥梁。
国外切入：加强跨国旅游合作机制，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推动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相结合，适当为当地引进新的传播方式、技术，可以加强信息流量更大的新媒体如网络平台、社交软件、各种新闻客户端等对中国形象的宣传力度；建立主题相关的媒体传播联盟，支持沿线国家建立媒体网络，在媒体合作、资源共享上加强互动，深化传统媒体之间的深度合作；定期在沿线国家举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推动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推广及互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在国外打造有品牌价值的轻资产项目如餐饮、民俗、文化产业、教育、中医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