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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汇古今中外的感应美学
张玉能
郁源先生（1937—2012）是湖北大学文学院著名的教授。他196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就职于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1974年调入湖北大学开始了他的教学和学术生涯，主要从事古代文论与古典美学领域研究，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文学概论”“马列文论”“美学”“文艺理论专题”“《文心雕龙》导读”“古代文论”“明清小说与戏曲理论”“中国古典美学”“明清文艺思潮”“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学”等课程，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汉语言文学的人才，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省的汉语言文学事业，中国的文艺理论、古代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西比较文论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几十年学术生涯中，他挥洒辛勤的汗水，先后出版了学术专著13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今天《郁源文集》的出版，不仅是郁源先生的学术成就的展示，也是我们对他最好的追忆和怀念。
郁源教授的《感应美学》已经出版了16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建构的“感应美学”代表了他的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播。《感应美学》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就和我的开门弟子、南京大学博士生曾耀农（现任湖南商学院中文系系主任）合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方法独特 嫁接自然——评〈感应美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114—115页]。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指出，思想解放带来了学术解放，美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中国当代美学界，许多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美学，已经出现了“认识论美学”“反映论美学”“实践论美学”等各种不同派别，互相补充，共同促进美学学科的发展。由郁源教授等学者撰写的《感应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则另辟蹊径，从审美感应论角度来研究美学，使人读后觉得耳目一新。“感应”虽然是古代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特有的范畴，但其内涵却具有世界性。“感应”在哲学上探讨的是事物相反相成的两方面合二而一的问题，在美学上探讨的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矛盾统一问题。笔者认为，无论在哲学上还是美学上，“感应”问题都是理论与体系的基石。审美主客体的关系，不仅是中国美学家关注的问题，也是西方美学家关注的问题。今天看来，我们仍然感觉到郁源先生的《感应美学》是中国新时期美学的一个风向标，其中所论述的“感应”问题仍然是一个具有新意的美学范畴和创新问题，“感应美学”的提出是郁源教授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指导，以西方美学思想为参照的一种有益的探索的结晶，至今有着顽强遒劲的生命力。
“感应”概念范畴的提出是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为基础的，是在郁源教授融会贯通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基础上，经过提炼、升华而产生的美学的智慧结晶。中国古代宇宙创生论及“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影响了审美感应论的生成。中国哲学和美学最讲究的就是“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正是“感应美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根基。“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美学精神之魂。从字面上来看，“天人合一”首先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辩证统一关系。然而，它还涵盖个人与他人的“社会和谐”以及个人与自身的“个体和谐”。所以，“天人合一”是一种人类作为主体与世界上一切客体的“大和谐”。这是与西方文化和美学的“天人相分”“主客二分”的本体论观念和思维方式大相径庭的。庄子最早阐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庄子曰：“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庄子·达生》）庄子阐发了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思想，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的一致与融通。先秦儒家同样主张“天人合一”。《周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因而“诚”的德性，就是人与天相合的途径。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进一步以儒家精神解说“天人感应”的五行思想而形成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他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这种思想通过汉代的“独尊儒术”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陈杰思编著的《中华十大义理》把“天人合一”作为中华十大义理之中的“和”的一个内涵，并且从“万物一体”“天道人道”“天地人”“生态伦理”“辅佑自然”“顺应自然”“效法自然”“返璞归真”等八个方面阐发了“天人合一”的含义。陈杰思认为“天人合一”是“消除我同万象万物之间的界限，泯除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让万象万物作为心象出没于我的心灵中，充养着我的心灵生命；让自己的精神流注到万象万物中，感受万物的生命律动；让自己的生命精神同万象万物交融在一起，互相贯通。这就是‘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实际上，“天人合一”也就是一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审美境界和美学精神。它强调和要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人与万象万物的“和而不同”与“物我一体”，也就是强调和要求一种“向内求善”的审美自由境界。“中华文化中的美，是与善结合在一起的美。美即是符合义理的生命精神，与人的高尚本质相一致的生命精神，能满足人健康的精神。”从这种“天人合一”的中华民族美学精神出发，郁源教授一直认为：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情景交融”与“心物感应”是相互扭结和沟通的两个重要美学命题。“心物感应”是实现“情景交融”的基础。“情景交融”的低级层次是情景组合，高级层次是情景互融，而情感在艺术中具有本体的地位。“心”与“物”之间的感应存在不同模式，有“物本感应”、“心本感应”和“平衡感应”等。不同的感应模式，其审美观照方式有“以物观物”“以我观物”“物我两忘”之别，其形象构成方式有“以形写神”“离形得神”“形神相亲”之别，其情感表达方式有“寓情于景”“缘情写景”“情景合一”之别。“情”与“景”通过各种途径达到交融，它是构成“意象”、“意境”和“境界”范畴的核心。这些就构成了“感应美学”的主要内容，也阐发了中华民族美学精神的根本意蕴。
“感应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客体相统一的实践美学观为指导而建构起来的。郁源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朱光潜、李泽厚提出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美学思想，即感应美学。感应美学认为，美只存在于审美关系之中；离开了审美关系，美就不存在。审美关系是由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双方构成的，美既包含客观因素，也包含主观因素，是二者的统一。这就是说，离开了审美关系中的任何一方，美就不可能产生。所以，美既非客观的，也非主观的，而是主观和客观感应沟通、合而为一的产物。感应美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外感应与内感应。外感应与内感应是根据审美客体在审美主体的头脑之外或之内来区分的。外感应与内感应构成了审美感应的全过程。实际上，审美感应论以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作为审美过程的核心、枢纽、中介，也就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为指导的，因为只有在人类的实践（生产实践、审美实践、艺术实践）过程中主客体之间才可能产生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主客体之间才可能产生真正的统一。正因为如此，朱光潜先生到了晚年就把美和审美以及艺术的主客观统一由主观意识内转换到了人类的社会实践之上。
众所周知，中国现当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建构起来的，所以，长期流传的就是认识论美学或者反映论美学。从中国现当代美学发展的实际来看，认识论美学和反映论美学曾经促进了中国美学的学科独立，但同时也导致了“唯认识论美学”的偏向，严重影响了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尽管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十分丰富、非常深刻、具有特色，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都没有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美学。中国美学的独立学科形态是在西方美学的直接影响下逐步形成的。20世纪初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人从西方近代认识论美学中引进了“美学”（Aesthetica）这个名称，因为美学的确立就是在西方近代认识论美学之中完成的，“美学之父”鲍姆加登把美学定义为“关于感性认识的科学，而感性认识的完善就是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输入，中国美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分逐渐增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就不断在神州大地传播，特别是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美学逐步中国化，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毛泽东美学思想的主要来源。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国美学的独立学科形态确立起来，而且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美学也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要指导思想。当时中国美学界的左派代表蔡仪就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本体论，就是认识论”，因此，美学的哲学基础就是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美学从1942年以后就主宰着中国美学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造性地运用了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美学，把文艺规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并定义为“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美学无疑对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伟大作用，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指导地位，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设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建立了丰功伟绩。不过，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美学的一元化领导，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它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代实践转向”和实践本体论的某些基本美学原理，把美和美感及其艺术限制在认识论的范围内，排斥了文艺的情感特质，把表达情感过分阶级化，甚至把情感抒发视为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或者小资产阶级情调；只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反映性质，甚至只突出文艺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的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性质，而忽视了文艺的“特殊生产方式”和“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在此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以认识论美学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互消长的文学艺术发展”的单一模式，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一切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流派的某些倾向；某些时刻，把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阶级性、政治性、工具性凌驾于艺术性、审美性、超越性，主张比较刻板的“内容决定形式论”“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形成了一些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创作倾向，一直畸变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四人帮”的“三突出”“大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阴谋文艺”的创作原则，从而使得中国当代文艺百花园一片凋零，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形成这种局面，当然还有更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原因，然而，打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美学”旗号的偏执固守一隅的认识论美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之后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使得认识论美学回到了它的应有位置，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代实践转向”的实践本体论或者社会本体论，实践美学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导流派，许多被认识论美学所遮蔽、误解、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原理得到了恢复，中国当代美学在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在多元共存的发展态势中，走上了一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康庄大道。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郁源教授的《感应美学》应运而生，为新时期的美学和文论的健康、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感应美学”同样是以西方美学思想为参照系建构起来的中国当代美学体系。从西方美学发展史来看，从有文献记载的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美学思想开始，直到16世纪文艺复兴晚期，西方美学思想主要是一种自然本体论美学，主要探讨自然以及摹仿自然的艺术中的美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寻找美的存在和存在方式的实体，导致了古典形而上学的自然本体论美学，最后导致了教父哲学美学和经院哲学美学，走进了基督教神学的神秘主义死胡同。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为反对神学和神权，人文主义美学思想兴起，形成了哲学和美学的“认识论转向”，由自然本体论美学转向了认识论美学，造就了西方近代认识论美学模式，取代了自然本体论美学。这种认识论美学，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为主要标志，把哲学和美学的自然本体论问题转换为认识论问题，主要研究审美主体的认识，并且试图从哲学认识论和认识心理的角度来探讨所有的美学问题。这种认识论美学经历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美学、18世纪的启蒙主义美学，并且在启蒙主义美学中形成了大陆理性主义美学与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的对立，把认识论的“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模式推到了极致。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在调和大陆理性主义美学和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的过程中形成了德国古典美学。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人康德开始认识到认识论美学的局限性，把认识限定在“现象界”，而把“本体”划归不可知的“物自体”，当作人类的信仰领域（主要是上帝、灵魂不朽、自由），而在“现象界”和“物自体”之间留下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了填补这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康德从人类的心理（心意状态）的知（认识）、情（感情）、意（意志）的“三分”之中得到启发，把认识的边界规定在“现象界”的“必然领域”，把属于意志的信仰划定在“物自体”的“自由领域”，而把感情规定为沟通认识（现象界）与意志（物自体）的中介，感情的主观合目的性就是审美判断力的领域，感情的客观合目的性就是目的论判断力的领域。它们分别对应于“真—美”“完善—善”的价值取向。这样，美学就被划出了认识论领域，归于感情领域的主观合目的性方面。席勒继承了康德的这种非认识论的美学思想，进一步把“美”归入“实践理性”家族，并且把“美”与“技艺”和“自由”联系起来，把“美”规定为“技艺中的自由”或者“现象中的自由”，从而真正开启了精神上的“实践转向”。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席勒的精神上的“实践转向”，规定了“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规定了人类的审美和艺术的本质是“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实现自己的本质”，就像一个小男孩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一个石子而欣赏石子在水面上激起的涟漪那样，形成了实践观念在美学中的萌芽，然而，黑格尔所说的“实践”仍然是一种精神活动，即绝对精神（理念）的“自生发”“自展开”“自认识”。直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现代实践转向”才真正地实现了，西方近代认识论美学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实现了以社会本体论美学为主导流派的时代。马克思提出的“劳动生产了美”（劳动创造了美），“艺术是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感受形式美的眼睛和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是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实践美学的命题开辟了世界美学历史的新纪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范畴中形成了社会本体论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现代实践转向”不仅给世界美学的发展带来了直接影响，打破了西方近代认识论美学的局限，给美学的发展开辟了社会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的道路，而且启示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当代理论的“后现代实践转向”，给世界美学的发展多元化格局注入了生命力。“现代实践转向”与“后现代实践转向”所注重的是“实践进路”，而“实践进路宣扬一种独特的社会本体论：社会是围绕着共有的实践理解而被集中组织起来的一个具身化的、与物质交织在一起的实践领域”（夏兹金，2010: 4）。
郁源教授正是在批判继承西方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的前提下，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感应”观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为指导建构了新时期的“感应美学”——独特的“打通中西马”的中国特色当代美学体系。这种创新精神、务实精神、融汇古今中外的学术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参考文献
〔美〕夏兹金等（2010）:《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柯文、石诚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Inductive Aesthetics with the Fusion through Generations and Geographies
About the Author: Zhang Yuneng（1943-）, Professor 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a Central Normal University. E-mail:yune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