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现代化与社会变迁

现代化进程是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社会结构变迁最显著的标志是技术革新和工业化演进引发的社会成员职业结构和社会身份结构的变迁。现代化的直接结果是城市化，城市化是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对固有的社会体系必然构成巨大冲击，这种冲击力一方面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内蕴诸多社会风险。

卡尔·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强调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他已经将城市化视为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恩格斯更进一步阐明：“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经提出，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即进入了社会结构变迁的快车道，在众多的社会变迁中，农民向城市的迁徙则是最具关键意义的变迁。S. N．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认为，现代化必然引发社会结构变迁，说到底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引发的旧有诸多社会关系和社会运行结构解体和重构的过程。正是因为如此，他认为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组构成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任何一个步入现代化和试图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都应当寻求应对之道。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人们从原本居住生活的乡村转而向城市迁徙，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对旧有农村的瓦解，也是对现有城市环境的破坏，尤其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最初阶段，会造成社会解构甚或社会悲剧，这其中内蕴诸多社会风险甚或潜伏着重大危机。国内学界对现代化和工业化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也有广泛而深入的探究，尤其是对经济社会转型与两极分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更是近年来国内理论界的研究热点。

在这一研究领域，这些年最负盛名的学者有孙立平、李培林、陆学艺、李强和郑杭生等知名学者。

大多数国内学者认为，现代化进程引发社会变迁，而社会变迁会引发多种社会风险。一是政治腐败。随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政治腐败的空间和可能性越来越大，同时其破坏社会整合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二是两极分化。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一旦得不到有效控制，两极分化必然是滋生一切风险的主要源头。三是劳资矛盾。因为经济机制体制改革的相对迟滞，在利益驱使下，私营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成为社会矛盾乃至社会风险的主要表现之一。对此国内学界经过梳理总结出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表征：①城乡差距扩大；②区域发展失衡；③人群之间、行业之间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显著。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将贫富差距扩大这一现代化以来最重大社会变迁归因于如下几点原因：①不公平竞争和政治腐败的叠加效应加剧了两极分化；②历史因素和传统机制体制自然形成了不同利益群体竞争条件的自然差异；③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必然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④初次分配不公平和再分配力度不足。尽管不同学者对于两极分化乃至其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有着不同看法，但是对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引发的后果，学界几乎没有异议：一是拖累甚或阻碍经济健康增长；二是加重经济体制改革负担，破坏经济秩序和社会环境；三是妨碍政治稳定，影响社会和谐。

陆学艺教授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建设论》《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等著作和其论文《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的十大社会阶层做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并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区域分布、城乡分布、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组织结构、消费结构乃至生活质量等多方面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和阐论。另外，他在《别让社会结构成为现代化的“瓶颈”》中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然而社会发展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社会结构的不协调是导致众多社会矛盾和引发众多社会风险的直接原因。

李路路教授在《透视不平等：国外社会阶层理论》《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基于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论文《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论文《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和论文《从阶层分化到阶层结构化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有哪些新变化》中，以社会分层结构为研究视角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解析。他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从最初的迅速分化已经转变为相对稳定结构，社会分层结构、社会阶层利益结构、社会阶层矛盾结构和应对风险张力等均显现新特点。在这种情势下，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协调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以维系和改良社会秩序。在经济发展阶段性特点和社会转型路径的基本约束之下，面对日趋分化的社会分层和逐渐深化的市场化经济，公开、公正、平等、协商地协调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将是重构社会秩序和重建社会整合机制的核心理念和基本方向。

李培林教授在《中国社会分层》《当代中国城市化及其影响》《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和《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中认为，在现代化引发的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中，最显著的变化在于随着人们经济收入增加，社会地位提升，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等日益多样化，社会整合机制效能明显降低。还有，在其论文《社会治理与社会体制改革》中提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原本是同步进行的，但是现实中大多呈现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结构转型的基本态势，现在已经到了必须破除利益固化樊篱和社会结构转型助推社会体制改革的改革关口期。另外，李培林教授在2015年1月12日《光明日报》刊登的署名文章《社会变迁新态势与社会治理》中认为，创新社会治理是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必然要求。在应对重大经济社会各种问题和诸多风险的过程中，应该建立起一种便捷、低耗和高效的社会治理运行机制，而这种机制不该一成不变，必须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点的改变而不断完善。此外，李培林教授在与戈尔什科夫、斯坎隆、沙尔玛合著的《金砖国家社会分层：变迁与比较》与戈尔什科夫合著的《中俄社会分层：变迁与比较》中，还对社会分层进行了系统的国别比较和分析。

孙立平教授在《失衡：断裂社会的动作逻辑》、《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和《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等专著中，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公平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经典论证。他在《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中指明，与传统社会比较而言，我们正身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充斥矛盾与风险的复杂世界，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风险乃至社会冲突的不断累积，共同构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冲击。在面临多种风险压力和问题挑战的背景下，极有可能形成对社会风险治理的误解与误判，即将社会风险治理单纯地理解成一种消极防范性手段，将本应该是动态和主动的社会风险治理误判为被动加强公共权力对社会全面控制。其实，社会管理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管制、钳制抑或统治，而是建立健全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宗旨，以主动建设和协商互动为手段，以达成善治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的社会运行机制。另外，孙立平教授在《转型陷阱：中国面临的制约》中提出，当前社会建设亟须解决的问题并不是通常我们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应该是“转型陷阱”，在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转型过程中，构建应对诸多社会矛盾和风险的社会管理创新机制才是当务之急。

郑杭生教授在其学术专著《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和《多元利益诉求时代的包容共享与社会公正：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山经验”》中，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关系模式展开了缜密的思考和深刻的探索。他认为，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本身是一种积极有效的社会激励机制，而不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也会反过来阻碍甚或破坏社会进步和社会整合，一个国家社会分层结构的合理与否，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公正性和开放性。郑杭生教授的这一观点对于改良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和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迪意义。此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和《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中，他还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问题做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发展的新趋势进行了谋划和预判。

郑永年教授在《重建中国社会》和《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中认为，针对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重塑社会秩序和重构社会整合机制已经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遇期，以尽快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为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他在《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中全面分析和总结了十大颠覆性错误（社会风险），并提出了应对之策。另外，郑永年在《什么是大国真正的内忧》、《中国十大可能的“颠覆性错误”》和《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等论文中也系统阐述了新时期应对多种社会风险的治理之道。

二 社会风险应对与治理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当今时代正好处在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过渡阶段，人们犹如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一般。虽然贝克的论断有些许夸张之处，但是现代社会矛盾和风险的确呈现集聚态势，尤其是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来说，现代化进程带动社会结构加速变迁，在此过程中，在制度变迁、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社会流动、分化和重组交织并存，各种矛盾和风险也就随之而来。为此，国内外很多相关领域学者都开展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末以来，贝克、吉登斯、拉什、道格拉斯和维达斯基等多位著名学者，都认为科技进步、制度革新和文化传播等多种因素都加大了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风险，并由此断言人类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主要有三个研究路径抑或流派：技术主义流派、制度主义流派和文化主义流派。这三大流派的代表人物分别为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斯科特·拉什（S. Lash）、阿隆·维达斯基（A. Wildavsky）和玛丽·道格拉斯（M. Douglas）等人。

贝克的代表作为《风险社会》、《德国的欧洲：危机下新的势力分布图》、《风险社会及其超越》和《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与吉登斯和斯科特合著）等，其主要观点是认为社会风险源自工业化推动下的科技创新。他认为当今社会正在由以往的差异性社会财富分配逻辑转换为扁平化社会风险分配逻辑，这是晚期现代性的集中表现，它标志着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贝克把全球化描述为风险社会，他认为人类面临的社会风险随着现代性和科技的进步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具体而言，现代社会风险不具有可感知性；现代社会风险影响的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人类这一整体，即现代社会风险传播具有扁平化特性；现代社会风险不受国界约束，具有典型的全球化趋向；现代社会风险是现代化与生俱来的负面产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深入，社会风险也会随之集聚。自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之后，这一理论在社会学界、公共管理学界、公共政策学界乃至公众中产生的影响日趋显著。

安东尼·吉登斯的代表作为《社会学》、《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分析中的行动、结构与矛盾》、《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与贝克和斯科特合著）和《现代性的后果》等。吉登斯更加关注制度带来的风险，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制度支撑，并认为它们都是最根本性的社会风险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全球化劳动分工体系和极权主义体系。吉登斯还系统考察了现代社会制度体系的“自反性”和“去传统化”，并以此为视角论证了全球社会的发展历程，进而揭示了风险社会形成的原因。尤其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关于现代性对社会乃至全球的多维影响，吉登斯运用结构—功能理论的分析视角对此予以学理性诠释。他指出，社会风险是制度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对社会、对自然施加干涉的必然结果。同时，吉登斯还强调了现代性的制度特性及其演变，并指明其在风险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影响及应对策略。当然他并不认为所谓风险社会就是风险概率较以往提高了，而是人们的风险意识提高了而已。

斯科特·拉什的代表作为《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与贝克和吉登斯合著）和《风险与文化》等。自反性是现代社会理论的重要研究议题，也是现代化得以深入推进的原动力之一。在《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中，作者深入思考和讨论了当代社会学理论和文化学理论中的“自反性”的含义。其中，贝克以“风险社会”的独有视域，检验和审视了“自反性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而拉什则从美学和文化解释学的角度提出了关于自反性现代化的诠解，他强调对现代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行文化解析。在《风险与文化》一书中，拉什从文化解析的视角对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和自然风险做出了全新的诠释，认为文化的传播与变迁才是导致社会风险集聚和社会走向混乱的原因。

贝克对风险社会的技术主义解析、拉什对风险社会的文化主义解析与吉登斯对风险社会的制度主义解析，很好地诠释了人类思维与观念的互补性，从不同视角为社会风险防控与治理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蒙和智慧启迪。

当今，在政界和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风险社会理论”准确而形象地分析和描述了当前人类所处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发展进程提供了独有的视角，并为谋划应对策略和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维路径。现如今，中国恰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我国现代化的多重境遇使显现前现代性、现代性甚或后现代性特征的社会结构性问题、矛盾和风险在同一时空背景下交织并存。因此进一步加强对风险社会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意义重大而且迫在眉睫。

近年来关于社会风险应对与治理的理论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和焦点，研究成果丰硕。这一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潘斌、丁烈云、张海波、朱正威、肖群鹰、杨敏、朱德米、竹立家、唐钧和郑永年等。

潘斌在相关领域的代表作为专著《社会风险论》、论文《风险的政治化与政治的风险化：对风险政治学的批判性尝试》和《风险社会与生态启蒙》等。潘斌在《社会风险论》中运用纵贯式历史性考察的研究方式提炼和总结了风险社会和社会风险的内涵、属性、特征等，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风险社会的来临源自现代性的自我反思，而风险社会的来临又反过来表明社会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时代印记。在当今时代，任何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的应答，其实质都会关联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对立与协商和解，而寻求社会风险治理之道，恰是对这一社会谜题的最直接回应。另外，他在《风险社会与生态启蒙》一文中，还对风险社会予以进一步阐释，他秉承吉登斯的制度主义流派的观点，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自我反思的制度后果和负面效应，因此社会风险本身隶属于现代性的基本范畴。应对现代性风险的基本前提是反思和重构理性，因而非常有必要重新诠释生态启蒙。在《风险的政治化与政治的风险化：对风险政治学的批判性尝试》一文中，潘斌提出，“政治风险化”与“风险政治化”相辅相成，二者共同构成了政治学致力于风险研究的基本范式，又因为社会风险本身促成和构建现代政治生活，所以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理应受到风险考量与审视。

丁烈云在这一领域的主要作品为《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在该书中，丁烈云认为所谓“危机”乃是危险（风险）与机遇的合体，亦即风险与机遇并存。他提出社会风险是潜伏于现存体制和行为中的偏差、缺陷与不确定性，而公共危机则将现存体制和行为中的偏差和缺陷暴露无遗，这等于是为人们重新检视自身行为和进一步完善社会结构改良政治体制提供了契机。

张海波的代表作为《公共安全管理：整合与重构》、《中国转型期公共危机治理——理论模型与现实路径》、论文《中国应急预案体系：结构与功能》和《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等。张海波在《中国转型期公共危机治理——理论模型与现实路径》中提出了主动治理、系统治理和动态治理这三种风险治理战略，主张社会风险治理应该以“应急管理”为起点，又应该发挥网络民意和协商民主的政治功能，进而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与社会风险治理的有机融合。

肖群鹰与朱正威合著的《公共危机管理与社会风险评价》，是一部系统分析公共安全评价体系和社会风险治理体系的学术性专著，该著作力图运用公共危机管理学中“风险评价”这一分支学科的理论方法体系，完成对公共安全评价体系的理论谱系、概念模型和操作机制等基本要素的归纳总结，并试图探索建立规范的理论体系与分析框架。具体而言，肖群鹰与朱正威两位学者系统分析了风险诊断、风险指数、风险预警和危机管理绩效等公共安全评价系统的诸多分支，对其风险评价机制、分析模型和操作工具都做了相关研究和阐述。书中提出的观点、思路和方法，非常有益于推进公共安全风险评价机制建设和改革。除此之外，肖群鹰的论文《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非干预在线评估模式研究》和《转型期政府应对公共安全的行动逻辑》也非常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杨敏在《和谐公正：社会建设与风险应对》一书中提到，和谐与公正始终是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的衡量社会文明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尺，在中国迈入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关口期，和谐与公正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强调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应对及化解社会矛盾和风险。杨敏的这部专著秉承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密切围绕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需求，坚守社会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和政治取向，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安全研究视角作为突破口，着重阐论了和谐公正、个体安全与风险治理的内在关联和社会学意蕴，并研究和论证了怎样在新时期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和建构和谐公正的社会运行机制。

朱德米教授在相关领域的代表作为专著《重大决策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论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社会理论图景》和《决策与风险源：社会稳定源头治理之关键》等。朱德米认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旨在对社会风险实现源头治理，是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程序的核心环节之一。他在《重大决策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中提出，最主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和风险源多集中于公共决策的过程之中，公共决策结构与公共权力运行过程的缺位、缺陷和错位现象会直接导致社会利益系统失衡，进而引发突发群体性事件。因此，我们应该对重大决策和重大事项可能激发的社会不稳定风险因素进行分析、预测与评估，并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运算和计量，关注社会结构变迁性风险和公共政策过程性风险的互动，力争实现评估有效性与决策民主性的有机统一，将公众事后抗拒转换为决策事前参与，只有如此，才能完善公共决策体系和社会风险治理体系。

竹立家教授的主要代表作为专著《直面风险社会：中国改革形势与走向》和论文《改变治理结构 实现有效执法》等。在《直面风险社会》一书中，竹立家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入手，全面解析了当前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固有的和新出现的诸多问题，例如公共权力运行问题、分配正义问题、公民权利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竹立家教授这部专著旨在借助梳理改革路线，试图找寻一条能够化解社会风险并富有创新性和实效性的路线图。

唐钧的代表作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管理》。在书中他根据我国社会风险治理的实践经验，并参照国际上通行的社会风险管理标准，致力于研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管理的规范流程、方式模型、指标设置、科学识别和分析定级，提出社会风险内部控制与外部合作相结合的新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社会风险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构想与实际操作办法。

钱亚梅在相关领域的代表作为专著《风险社会的责任分配初探》和论文《转型期弱势群体的风险境遇与应对策略》等。钱亚梅的《风险社会的责任分配初探》在纵观中西方现代化发展不同阶段的社会结构性特点的基础上，以应对和解决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潜在风险与危机为要旨，提出一系列主张：第一，厘定政府角色定位，将社会风险治理机制融入公共决策体系之中；第二，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的有序发展，规范并引导其尽量发挥对经济社会的有益影响；第三，多管齐下提升企业的风险应对能力；第四，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提振公民风险责任自觉意识；第五，重塑知识与信息体系价值理性，正确引导公众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第六，依据风险责任主体的实际情况和能力科学匹配相关责任，积极促进各责任主体间的协商与互动。

袁方的代表作为《社会风险与社会风险管理》，袁方在书中提出，在某种程度上讲，人类历史是一部不断应对风险和治理风险的历史。随着人类对风险认知谱系的更迭和变迁，“社会风险”这一概念从纯粹的专业术语变为广受关注的公共话题，几乎可以被看成是与现代化相伴而行的衍生物。相比较西方学者对于工业文明的批判论调和针对社会风险应对策略的探讨而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更应该对此提出科学合理的解答，庆幸的是，该书恰好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视域下，对社会风险的形成机理、演变历程、应对策略和风险治理等关键性问题给出了正面解答。

林丹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为《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林丹立足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在审视和梳理风险社会演进历程的前提下，明确肯定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于现代社会风险治理的启示意义，并专门分析和总结了贝克技术主义风险理论的有益性与局限性。

除此之外，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还有张长征等的《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芗的《中国核电风险的社会建构：21世纪以来公众对核电事务的参与》、庞素琳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与社会风险评估研究》和曾永泉的《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等学术性著作。张长征、方芗和庞素琳等人已经在夯实风险社会和社会风险宏观视域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引入实证领域。

三 国家治理现代化

西方公共管理学说史上经历过三种模式的冲突、争论和更迭，那就是传统官僚行政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和新公共服务模式。虽然罗伯特·邓哈特（Roberts Denhardt）提出的新公共服务模式饱受争议，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新公共服务模式影响最大。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对官僚主义和新公共管理进行深刻批判后建构起来的一种全新的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运行模式。按照邓哈特的观点，这三种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威的来源不同：传统官僚行政模式的权威以强制性的政治和法律赋权为基础；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权威以市场经济和物质利益激励为基础；而新公共服务模式的权威则来源于公民参与、政治协商和民主治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在于融入了治理理念。在公共管理学和公共政策学研究领域，对“治理”这一理念的探讨，最初见于1983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而“治理”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则是在这6年之后，即1989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提出“治理危机”（Governance Crisis）这一概念。随后，治理理论逐步兴起，并愈发受到西方学界和政界的重视。

西方治理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为詹姆斯· N．罗西瑙（James N. Rosenau）、罗伯特·罗兹（Robert Rhoads）、大卫·马什（David Marsh）、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和史蒂芬·奥斯本（Stephen Osborne）等人。其中，作为治理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詹姆斯·N.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一书中提出，治理指的一种或一系列由共同目标支撑和牵引的活动，这个共同目标不一定是法律规定的正式职责。另外，这一目标也未必依赖国家强制性力量迫使他人绝对服从，而且治理主体并不是仅仅包括政府，也可以不依靠公共部门授权而强制施行，即所谓“无政府的治理”。格里·斯托克的代表作为与大卫·马什合著的《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他们认为，治理的核心和实质在于其所倚重的运行机制不是强制性权威或制裁，因此治理理念所提倡和创造的运行结构与秩序不来自外部强制力，而依靠公共政策运行机制、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参与、互动和协商。罗伯特·罗兹突出强调，治理的运行结构完全不同于以往官僚主义科层制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或条形运行结构，而是具有典型的网络结构特点。他还认为治理的网络治理结构，成为对市场和官僚制组织的有益补充，有利于资源分配的协调、控制和有序进行。在此基础上，罗兹梳理和总结了治理的几大特点和优势：治理理念在国家治理层面主张将国家干预降低到最小限度，政府应该运用市场和准市场的方式为社会主体提供服务；治理理念所倡导的信息公开、直接面对解决问题和责任制这三大原则，同样适用于公私部门的有效治理；相对于新公共管理主张将私人部门（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理念引入政府部门，并主张将市场竞争中的激励因素引入公共服务之中，突出强调公共管理中的低成本和高效率，治理理念更加重视在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和民主协商，以此维护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公共性；治理的宗旨在于达成善治，而善治包括行政系统、政治系统和公共管理系统等三层蕴意；治理理念倡导社会控制系统中所有参与者和行动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传统的强制性等级制注重控制不同，和市场经济突出强调竞争也不同，治理理念提倡自组织网络治理，网络社会结构的最大优势在于重视声誉、信任、共赢与相互依存，这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另外，近年来新公共治理模式也逐渐兴起。从严格意义上讲，新公共治理模式算是新公共服务模式的一种分支，是新公共服务模式在深刻批判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兴起的一种崭新的公共政策运行模式。新公共治理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公共服务研究中心主任斯蒂芬·奥斯本（Stephen Osborne）。在奥斯本看来，现代文明社会的国家应该被称为“多组织国家”或“多元主义国家”。这种公共权力运行结构导致公共政策运行过程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日趋多元化、复杂化和碎片化。恰如奥斯本所言，新公共治理是一种崭新的公共服务供给理论与模式，其植根于制度经济学和网络治理理论。这些理论非常关注在多元环境中，对公共政策运行和公共服务供给施加制度本身的内在约束和来自外部环境的监督压力。若要达到这一理想目标，关键在于促成组织间关系以及它们在运行过程的互动、合作与治理。

此外，很多权威性国际组织也提出过关于治理的界定。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简称UNDP）提出，治理是以公平、正义和法律规则为基础，涉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并贯穿整个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公共管理框架；世界银行（World Bank）曾经将治理界定为利用社会组织资源和公共权威资源共同管理社会事务和应对社会问题的政治实践；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则认为，治理是公共部门、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社会主体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后，“国家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等词很快成为学界和政界高度聚焦和广泛关注的热词。至于应该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并不是个全新的问题，更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就一直饱受关注的大问题和老问题，同时这也是政治学、法学和公共政策学亟待深入研究的核心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必须回答的主要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主张应该从国体、政体、政治权力运行模式和基本政策方略等多方面，考量与解析国家以及国家治理问题。对国家本质给出阶级分析，即厘清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这解决的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国体问题；到底是采取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形式来实现和维系国家治理，这事关国家治理的实现路径——政体问题；实行人治、独裁，还是奉行民主、法治、共和，或者实施其他方式的治国路径，这就是事关国家治理亟须解决的实现路径和政策方略问题。

当前，我国国内学界关于探索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这一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俞可平、王浦劬、燕继荣、陈振明、胡鞍钢、杨光斌、巨建国、陈明明、任勇、于阳和于小英等人。

俞可平教授的代表作为专著《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论文《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加强标准化建设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俞可平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走向前进的必要条件。基于这一认识，俞可平以治理与善治理论为基础，立足全球化、治理变迁、社会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研究视角，全面而深刻地论证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王浦劬教授的代表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与策论》。王浦劬教授在本书中深入、全面、系统地梳理并总结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和目标诉求，揭示政府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系，并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社会治理机制、公共政策运行模式与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进行理论分析，结合实际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进方向、目标准则和实现路径进行了全面阐述。

燕继荣教授的代表作为专著《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国家治理及其改革》、论文《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对话》、《现代国家治理与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中的“制动系统”》等。《国家治理及其改革》是燕继荣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国家治理问题研究的结晶，他探索的问题不仅关涉现代国家治理的价值理念、制度因素、治理模式、实现路径，而且涉及政府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协同治理体系和社区治理体系等诸多领域。燕继荣教授以严谨的研究态度和严肃的价值关切，对现有研究路径和理论成果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反思，并以此为依据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尤其是，燕继荣教授在书中引证共和主义流派、制度主义流派和发展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思路和现有成果，佐证了国家兴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辩证关联，并且明确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和实质就是国家制度供给能力。

胡鞍钢在国家治理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该书紧紧围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严谨而深入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和主导方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和阐发了未来中国该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严肃而重大的现实问题。该书引用权威来源的大量统计数据和其他资料，并以此为依据深入分析政府、市场、社会乃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等重大关系演进历程的基本逻辑与未来走向。胡鞍钢教授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深刻内涵，昭示了执政党具有勇于锐意开拓和勇于创新的政治智慧与勇气。书中最大的理论贡献，还在于作者从政治制度体系、治理运行体制和治理能力机制等诸多层面对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绩效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国别比较研究，并指出了中国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制度优势，进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巨建国在相关领域的主要成果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巨建国运用“基于计量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这个分析工具，将“全面深化改革”确立为一个坐标系，用计量模型和统计数据佐证他的观点：只要改革的政策主张不出离这个坐标系，无论怎样改革都不会误入歧途。在这本书中，作者将国家（政府）、企业、社会等多种复杂的组织治理结构体系，按照“标准化（70%）+个性化（30%）”的模型工具进行分析，为中国所有社会组织必然面对的三大治理困境，提出了一整套指标体系与解决方案。

杨光斌的代表作是《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中国文明基体论的延续》。杨光斌这部著作的特点，在于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当中关于治国理政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思想。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是源自中华文明基体论，并以中华文明基体论为基准，以改革为视角，以公平正义为导向，以民主集中制为依托，致力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思想体系。即习近平总书记国家治理现代化政治思想体系至少涵盖中国文明基体论、改革开放方法论、公平正义价值论、实现“中国梦”目的论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论。

陈振明教授在此领域的主要成果是《国家治理转型的逻辑——公共管理前沿探索》。这部著作是陈振明教授近些年来关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提炼与总结。作者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修改并形成了这部具有系统性、探索性和启发性的学术专著，该著作关涉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地方和社会治理、公共政策分析、人力资源与人才发展战略、学科范式以及公共管理学科教育教学研究等诸多领域。在此基础上，在作者探索公共管理学科前沿的过程中，国家治理转型的基本逻辑也跃然纸上。

截至目前，除了上述理论研究成果之外，李培林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人民论坛的《大国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培勇的《财税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于小英的《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研究》、于阳的《中国政治时钟：三千年来国家治理的周期运动》、陈明明与任勇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制度与实践》以及江必新和王红霞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制度构建》等也颇具影响力和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