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移民“问题”

移民对流入地社会的贡献，常常被许多人忽视，但研究者不应该忽略这一点。美国之所以是世界头号强国，与其是一个移民国家密不可分。因此，美国号称大熔炉，让世界各地的人在美国融合在一起，共铸美国梦。可是，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被当作社会和国家安全的主要危险，美国政府对待移民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而由此引发的移民问题争论也日益白热化。法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拿法国来说，如果对法国足球有了解的话，人们就会想到法国的足球队中大部分球员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而且大部分是非洲或非洲的马格里布地区移民的后代。可是，事实上，移民之所以引发研究兴趣，一个关键的驱动因素则是移民是作为社会问题出现的。特别是在媒体报道乃至政客的话语中，他们只关注移民带来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问题。正如塞尔斯谈到2005年7月7日伦敦交通枢纽爆炸案时所言：“该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国际迁移和种族多元化的担忧，并促使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英国公民意义何在。”（罗斯马丽·塞尔斯，2011: 1）2015年1月7日，新年伊始，巴黎讽刺杂志《查理周刊》遭到两名持枪分子袭击，导致12人死亡，其中包括杂志主编，震惊法国和世界，后来发现凶手是来自中东的移民，他们跟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组织密切相关。这起惨案引发法国乃至欧洲对移民与安全的高度关注和讨论，移民“问题”再次走到世界的前台。但这就能表明移民就是一个“问题”吗？这里用引号来表明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即当我们讨论移民问题的时候，不能不关注他们的贡献，不能不考虑到他们是流入地社会的积极因素。与此同时，所谓的“问题”也不等同于学术问题。当我们以学术视角去研究移民的时候，必须对所谓的移民“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并挖掘背后的社会含义。比如，移民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移民问题说明什么，如何看待移民问题，等等。

随着对法国移民现象的深入了解，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移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出来的。那么社会究竟是怎样建构这一问题的呢？移民“问题”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流入地社会对于移民议论最多的是他们的社会融合问题（文化不融合、就业竞争问题、国家和社会安全问题、福利负担问题，等等）。从社会主体上看，社会融合问题涉及移民自身、流入地社会以及两者关系等，由此就衍生出三类不同的问题，即对不同的社会主体有着不同的问题，或者说不同人从不同视角去理解移民“问题”：第一类问题是移民对移民本身来说不是“问题”，但对流入地社会则成为“问题”；第二类是对移民来说是“问题”，但对流入地社会却不是“问题”；第三类则是对两者来说都是“问题”。这里就涉及“问题”的界定和话语权由谁来主导。

从法国的移民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当法国社会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他们缺乏劳动力，就从国外接纳大量的移民，这个时候，移民不仅不是问题，反而是其急需的人力资源，社会给予正面的评价。“由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劳工短缺的问题加剧，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因此限制人口移入的法律放宽——虽然是在‘重商主义模式’下，也就是说‘悦纳劳工，甚至积极招聘，但不应久居或携家带眷’。”但当经济处于低迷状态，失业率居高不下，移民就成了社会问题。德国也存在此类情况：20世纪60年代德国重建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候，就从土耳其招募了大批劳动力，把他们作为临时的劳动者看待。但人不仅仅是劳动工具，还需要生活，对生活有各种各样的要求。他们到了德国后发现那里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土耳其，于是就留下不走了，成为德国的土耳其移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类移民问题。这一类移民问题的界定和话语权掌握在非移民手里，凡是他们觉得移民影响、威胁乃至损害到他们的生活，那么移民就成了社会问题。在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所说的移民问题大多属于这类问题。“现在有一股力量认为我们的移民数量越来越多，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2013年9月17日文登教授的话）一般来说，非移民（即流入国居民）从这样几个方面去认定移民“问题”：第一，移民抢走了就业机会，从而损害了非移民的就业机会。在非移民看来，失业率居高不下，都是由移民造成的，移民抢了非移民的饭碗。19世纪80年代，美国出台“排华法案”，其理由很多，比如华人有诸多的恶习和偏见，不可能在生活上美国化，变成美国人，更不可能接受美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标准，其中一条最主要的理由是华工的大量涌入，造成了同美国工人抢饭碗的紧张态势。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移民往往被视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法国的失业率一直在10%以上。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在巴黎观察到的是，许多法国非移民宁可失业而不愿干一些他们不喜欢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恰恰是由移民来做。也就是说，移民为非移民从事这样的工作，显然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但非移民并不这样认为，而是把自己失业归咎到移民身上，认为正是大量移民的到来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事实上，还有一个未被注意到的是，移民的大量到来，有可能为流入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比如巴黎的温州人在很大程度上复兴了法国中低档的服装和箱包业，为法国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当然，这里的情况会比较复杂，不同移民的受教育水平、从事的职业等不同，在劳动力市场上与移入国的劳动力发生的关系也不同，特别是当经济增长减缓，移入国的失业率上升时，移民会被归咎为导致失业的主要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利用这个所谓的“移民问题”赢得了一部分中低阶层白人的支持。

另一个被建构出来的移民问题是移民影响社会稳定，或者说是社会稳定的祸源。非移民认为，法国社会中犯罪的大多是移民，他们从事抢掠偷杀乃至其他犯罪活动，造成了法国社会秩序混乱，尤其是巴黎的小偷如此多，原因在于大量移民在法国找不到工作，就专门结伙偷窃。事实可能如此，但非移民往往不会去考虑这背后的原因，比如社会排斥问题。一些移民及其后代在法国主流劳动力市场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找不到，因此，有些人因没有工作，生活陷入困顿，就被迫去偷抢等。《查理周刊》枪杀事件进一步强化了法国人对移民损害安全的负面看法，大大助长了右翼阵营的排外意识和势力。美国特朗普签署“禁穆令”的直接理由是，恐怖分子会混进移民群中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事实上，美国的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这是一个编织出来的虚假理由，但对部分不了解移民的美国人相当有说服力。由此，这个问题就被炒作成社会问题。法国2017年的总统大选，极右派阵营模仿美国特朗普的做法，接着法国前几年巴黎、马赛等地发生的爆炸恐怖案，进一步渲染移民的危害，将移民问题进一步“建构”。欧洲似乎也存在普遍的态势。

第三，歧视移民的生活方式。穆斯林女学生戴头巾（Headcarf）上学，在学校被校长强行摘下，引起轩然大波，成为重大的移民问题。富有的穆斯林男子可以娶多个妻子，当然不符合法国法律，也不为法国人所接受，因此也会惹来社会非议。戴头巾和一夫多妻制是穆斯林文化所允许的，但与法国文化相冲突。中餐一度被视为不卫生，甚至有法国媒体说中国人什么都吃，从而引发部分法国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愤怒和指责。2003年中国发生SARS（即非典）疫情，也强化了法国人对中餐食品不卫生的看法，进而影响到中餐生意。于是便有不少原来从事中餐生意的中国人转向经营日本料理，以至于当前法国（乃至欧洲）不少日本料理店实际上是中国人开办的。

 

也有人对中国看法不好，比如会说中国人吃狗肉，会讽刺，而且随着中国在慢慢强大，对这里的中国人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比如有人说中国衣服店里的服装质量不好，曾经有一对母女在中国衣服店里买衣服的时候看到一件很不错的衣服，标价100欧元，母亲就说：“中国货还要100欧元，太贵了！”这是偏见。法国人认为中国货，比如衣服、食品都不好。媒体和记者也持这样的看法，说中国卖假货，电视里都会播放中国的假烟、假药事件，还会说中国用童工，不民主、专制，等等。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很多。（2013年9月21日，对一位年轻的中国移民的访谈）

 

有的是习俗不同，有的是不了解或者误解造成的。更大的问题是非移民会从个别移民的个别行为问题上产生联想，以偏概全、以点带面，连带地认为个别移民所属的群体都是有问题的，比如个别中国人在法国制造假文件销售，就会被法国社会（特别是一些媒体）认为中国移民都会作假。但不管怎样，由此引发的非移民的歧视经常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演变为移民“问题”。

第四，移民被认为是法国社会福利的负担。这也是不少政客们在竞选中不断渲染的议题。非移民抱怨不少非洲和阿拉伯移民整天游手好闲，不找工作，靠着社会福利过日子，尽管他们中的不少人被排斥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当然，有法国人赞许中国移民埋头工作，同时也会抱怨说，中国移民那么快致富，会不会偷税漏税呢？

 

去年（即2012年）有个杂志，出了篇文章说中国人在法国很奇怪的成功方式：偷税、黑工、黑社会、偷渡、妓女，等等。（2013年9月21日对一位年轻中国移民的访谈）

 

非移民还反对中国移民周六、周日工作，认为这样做会破坏法国的生活秩序、生活质量和价值。在许多法国人看来，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不应把工作视为目的，如果每天都工作，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会破坏他们的生活福利和质量。2013年法国的温州人团体联名向法国总统递交了允许周日经营的信，2014年终于获得法国政府的正面回应，有可能会改变法国禁止周日营业的规定。当然，并不是所有在非移民看来的问题都是强加给移民的，确实也有一些移民对社会福利有觊觎行为，比如有的移民靠隐瞒自己的收入去享受法国的廉租房福利，有的移民偷偷打工却申领失业金，等等。但这种所谓社会福利“骗取”仅仅是少数移民的做法，并不能由此上升为所有移民都如此。与此同时，移民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因此整体上他们可能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但他们也是为法国发展做出贡献的，并不是一味地在享受福利。

第五，移民数量增多以及集中居住，形成一个外部人“难以进入”的社区或者聚居区或者群落。在巴黎，我们看到，在一些郊区，到处是中东和非洲移民居住的区域，那里很少有所谓土著的法国人，以至于一些区成为阿拉伯人聚居区或者非洲人聚居区。中国移民也有自己的聚居区域。有法国人说，以前中国移民很少，没有想到最近几年到处是中国人，仿佛巴黎都将被中国人“占领”。虽然这一说法有点幽默，但是法国人确实感受到了最近十多年中国移民的快速增加给他们带来的压力。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白人的比例在下降，欧洲一些种族意识强烈的人产生了种族危机感。

虽然法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政府非常希望移民能融入法国，按法国移民局官员的话说，他们非常欢迎移民加入法国籍。但是，移民毕竟是外来者，除了人数不断增加外，不同文化的沟通和理解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对非移民者来说，他们觉得移民确实是很大的社会问题。而对移民来说，虽然绝大多数移民都是通过各种办法，千方百计来到法国，可是当他们来到法国以后则发现现实并不是他们当初所想象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碰到不少问题。因此，出现移民自己建构的“移民问题”。那么，移民自身觉得的那些移民“问题”又是什么呢？

移民在不同阶段、不同国家碰到的问题，都有可能是不同的。不管怎样，凡是移民，不可能不碰到一些问题。移民自己感觉的问题，一方面来自外部社会的设限、挤压和排斥，另一方面也会来自自身与外部社会的不适应。这两方面的问题迄今都还没有解决，只是表现形式有了变化。在历史上，一些国家对移民表现出直接的排外和歧视。中国移民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遭遇就是很典型的案例。1882年5月6日，美国专门颁发了《排华法案》（全名是《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规定在十年内禁止那些被雇用为矿工的华人劳工进入美国，否则将遭到监禁或者驱逐。许多华人仅仅因为他们的种族而遭到残酷殴打。这是美国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歧视性法案。澳大利亚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先后出现三次排华运动，曾规定收取华人入境人头税。1923年加拿大通过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移民加拿大，使许多已经在加拿大的华人承受与在中国的家人分离的痛苦。虽然这些歧视、排外行动发生在100多年前，而今像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已经为此表达了正式的道歉甚至给予了赔偿，但是，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驻在国都会拿移民说事，甚至把他们当作替罪羊，为移民的社会融入制造各种障碍。

在移居过程中，移民首先碰到的是身份获得问题。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对移民设限的，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移民的门槛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在不断抬高，尤其对劳工移民的限制就更严厉了。法国从1975年开始实施零移民政策，但依然阻挡不了新移民以各种方式进入法国，有不少移民以家庭团聚或难民身份获得法国的永久居留权。最近法国政府采取的新的移民融合政策，要求凡是申请法国居留权或入籍的人必须参加融合培训和考试，其中对语言和文化有严格的考试。“从2003年开始，就开始签署接受和融入合同，现在已经签了90万份合同，并且是在中央政府和外国人签订合同。其中对移民给予一定量的机会，同时也规定他们所应负有的义务。有一个专门的接待平台，他们会看一个关于法国生活的电影，并进行一个健康预防体检，如果小孩过来时没打疫苗，我们会给他开接种的处方。有一个面谈，一对一，询问你有哪些问题，还会向你说明需要学习多少法语。会告诉移民他们的义务。这一天叫作公民培训日，同时跟面谈者相见时，会告知某一天的约会，参加一天的公民培训，其间国家提供食物，所有费用由国家承担，介绍法国和欧盟机构，讲一些法国历史，特别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式民主以及世俗性。我们对男女平等着重强调，特别反对歧视。还有一天的活动是补充性的，叫作生活在法国的信息会，在这里边可以讨论生活在法国的实用信息，工作、小孩上学、巴黎坐地铁。国家免费的法语学习，政府给予最多400个小时免费的法语学习。18～55岁邀请去参加职业介绍会，如果有住房、遭遇暴力等问题，可以找社会工作者；如果带着小孩，通过家庭团聚来到法国的话，就会有一天的活动，需要签署家庭接待与融入合同，父母双方都要签字，这是父母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这些规定似乎非常合情合理，似乎是在为移民考虑，让移民签署合同，向移民提供了解法国文化、历史以及政策的机会，鼓励他们学习法语等，显得相当人性。但是，这些规定对于不少文化水平低的移民来说是很高的门槛，他们真的没有能力从中获得好处，甚至也没有时间参与这样的活动。这部分人在移民中的比例相当大。这么多移民获得不了签署合同的机会，难以获得合法化，只能处于更加艰难的生活境遇。而这些移民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反过来也会演化为法国社会的问题。

文化水平低、语言学习能力弱，确实是影响不少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一大重要障碍。在巴黎的一个郊区，那里集中居住着来自中东和北非的许多移民，那里一个跨族群的组织联盟向当地政府提出要为这些移民编制不同语言的社会融入手册，以帮助他们在法国更好地生活、工作。该组织联盟是由阿拉伯人组织、北非人组织、阿尔及利亚人组织等组成的一个联盟，每个月各组织的负责人开一次会，讨论如何帮助移民中的弱势人群。据该联盟负责人介绍，当地有不少新到的移民，他们或者不懂法语，或者懂法语但不了解法国，他们大多没有工作，或者说他们根本找不到工作，在他们中女性和孩子占多数，他们很需要社会和政府向他们提供各种帮助。该联盟每月开一次会，讨论一些对策，向政府提供建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移民在初始阶段碰到的困难是相当多的。我们在调查一些温州人的时候经常听到他们刚进入法国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身份不合法问题，他们只能畏缩在狭小的房间里，整天不见太阳；然后是打黑工，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差。当他们好不容易获得居留证，他们面临的是语言问题以及对法国法律、政策的不了解，由此带来的各种麻烦不断。比如他们碰上打官司的事，自己不会说法语，只能借助翻译，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意思不能很好地得到表达，就会给案件的审理带来对自己不利的影响。由于语言障碍，许多移民家长不敢去学校开家长会，害怕老师打电话找他们，有的人一听老师打来的电话，马上就把电话挂了，因为心里害怕，接电话时担心听不懂也不会说。这给老师造成很坏的印象，不利于孩子在学校的教育。移民在生活和工作中碰到的相似或相关问题不胜枚举，构筑了他们在已入国的生活场景。

不论是对流入地社会还是对移民自身来说，与移民有关的社会问题确实不少。这些问题中，有的是由于移民与非移民相互不适应带来的，比如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工作方式等。而这些不适应使得双方相互有抱怨、争执，甚至有冲突。还有的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不理解甚至误解，出现污名化现象，这尤其体现在非移民对移民的污名化上，甚至出现非移民把自己乃至社会存在的问题归咎于移民，让移民成为替罪羊。在这方面，一些媒体和一些政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有一些议题就是他们挑起来的。还有一些问题则是与移民自身能力直接相关，这些移民自己在流出国就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社会地位比较低，并且生活在经济条件很差的环境中，到了流入地社会，他们更不能有效地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因此，法国移民的失业问题比非移民更严重：

 

2011年，失业率在10%弱一点，第三国人的失业率略高于20%。第三国妇女失业率达到30%。为什么存在差距？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一是外国人口更加年轻，学历更低，这两个因素无助于就业。还可能存在一些更加微妙的因素，比如文化的，但我们现在还不清楚这些因素来自哪里。在法国长期居住的人口比刚到法国的人口境况好些，居住时间越长，情况会慢慢变好。妇女比男性多，有54%都是妇女，很年轻，基本都有小孩。在法国找工作与英国、中国都是不同的，在法国工作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这种差异阻碍了妇女在就业市场上寻找工作岗位。在法国，外国人不一定受到承认，找工作经常要通过互联网或者报纸，而且有可能还要靠个人关系。一方面法国社会权利很多，另一方面在法国工作很难。在法国，外国人可以在政府的就业局注册，部分弥补外国人就业上的差距，也可以免费获得职业培训，但外国人都不注册。在就业局注册的最大好处，是能够使自己获得职业认证。比如国外的修理工，在法国通过这个方法就能获得承认。（法国内政部移民与社会融入局，2013年9月23日调查）

 

与失业相关或相伴随的社会问题就接踵而至。我们在上面多次提到移民的失业问题，由于他们存在过高的失业率，从而使他们的生活境遇更加恶化，并阻碍了他们与非移民生活和居住在一起，由此也导致他们处于底层的生态条件难以改变。

在上面讨论移民“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涉及中国移民（主要是温州人）在法国所碰到的“问题”。当然，温州人在有一些方面可能碰到的是与其他移民相似的问题。这里所讨论的是普遍的移民“问题”，但不同移民也会有一些自己独特的“问题”。不管怎么说，这些“问题”都是在移民实践中建构出来的。作为移民，面对这些问题，他们并不是束手就擒、毫无办法的，而是会寻找他们的应对策略和机制：在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究竟是如何应对，在心理与行动层面又是如何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是如何表现，等等。本书更看重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应对策略和机制以及在过去的变化，而个体作为群体的成员，或者受到群体的影响，或者引领群体去应对。在对巴黎的温州人过去20多年的跟踪调查和研究中，我们发现，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策空间建构上出现很有意思的变化和发展，这就激发了我们从社会空间理论视角去理解和分析巴黎温州人在社会融合上的活动和实践，以探讨个体、群体、组织、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运行机制，在理论和经验上更好地认识移民现象乃至社会运行规律。也可以说，这将是空间社会学在移民研究中应用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