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秦王朝治下辽东郡的防务

一 秦始皇统治时期

秦灭燕后，防务重心转向巩固秦王朝的政治统治，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郡县制的推行。秦国统一进程中，在新地推行郡县制，强化对六国的统治。公元前221年，秦国最终完成了对六国的统一，开始对统一王朝的政治制度进行创设。郡县制的推行成为其核心内容之一。《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史记·李斯列传》又载：

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

这两条史料记载了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朝统治核心关于封建诸侯与郡县制的庙堂之争。李斯推行郡县制、废除封建制的观念得到了秦始皇的支持，随即在全国范围内设置郡县。秦王朝统一时的国境，“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称分置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根据《集解》注释，辽东郡也在其中。这一时期，辽东郡的行政建制得到新的发展。战国燕国曾出土“襄平右丞”古玺，这是辽东郡下辖襄平县属吏的古玺印。根据考古研究，秦封泥有“潦东守印”，表明秦王朝已经在辽东设置辽东郡守。辽东郡属县有险犊，西安曾出土“险犊丞印”封泥，表明秦代已经在险犊设县，并且分置属吏。这一时期，辽东郡的属县可考者主要有襄平、险犊、候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恢复和重建了辽东郡的地方行政建制，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辽东郡的行政管辖和军政统治。这也为辽东郡防务建制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前提。

其二，加强对辽东郡边民的管理和控制。辽东郡的吏民皆为燕国遗民，又曾是燕王抵御秦军最后的群众基础，因而也成为秦王朝加强管控的重点对象。秦灭燕，已经通过武力击败燕国的军事力量。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更名民曰‘黔首’”，辽东郡下辖燕人由此与秦人称谓一致，这也就意味着对其管理一律按照秦律进行。同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辽东郡的兵器由此统一收归国有，销毁兵器之举意在消除兵戈战事，同时也是针对吏民占有武器装备，尤其是针对反秦斗争的严格控制。此外，根据出土秦律，秦王朝对于逃亡犯罪的管理相当严格。

其三，加强中央与郡县的联系。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治驰道”，集解注引《汉书·贾山传》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越，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的修筑将秦王朝治下的郡县联系成为交通网络，便于中央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理。对于辽东郡的防务而言，驰道的修筑意味着与中央王朝的沟通更为便利，加之邮驿制度、屯戍制度在边地的推行，都有助于加强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人员交通。

其四，震慑边民。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东巡至辽西郡，“堕坏城郭，决通堤防”。秦始皇在辽西郡碣石的刻辞，明确表达了秦王朝对燕地的所有权，对燕遗民的威慑效果早已超出辽西郡的范围，秦始皇此次巡边，虽未到达辽东郡，但是其震慑辽东郡下辖吏民的政治目的已经实现。

其五，修筑长城防线。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这一事件成为引发秦始皇派遣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的导火索。在北击匈奴夺取河南地之后，秦始皇又命蒙恬“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北部英金河北岸由东向西横亘着一条长城遗迹，史学界称其为“赤北长城”。“赤北长城”沿线分布有遗址4处、障址2处、台址2处、城址6处，赤峰曾出土一件“器体通身铸造阳文二十六年诏书”的铁权、一件“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的陶量、秦剑、秦戟以及疑为“秦代修筑长城的劳工墓”的墓葬等。此外，“老虎山长城”修筑年代晚于“赤南长城”，发现有重要的秦代遗址、遗物，表明这里为秦朝的要塞之一。“赤北长城”将“赤南长城”向北推进，拓展了秦王朝在东北的疆域；“老虎山长城”出土的秦铁权、铁镞、铁制生产工具以及“明刀”“秦半两小圆钱”等遗物，表明燕秦长城的修筑戍卫了边地，带动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秦王朝为了抵御北方草原民族而大规模修葺的长城防线，辽东郡修筑的防御工事甚至引发了箕子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响。据《魏略》记载，当长城防线修至辽东，箕子朝鲜立即做出回应，“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这一事件反映了辽东郡防务对象的情况较为复杂，防务形势也较为严峻。

其六，征发戍卒。《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粱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史书中“谪戍”者皆为罪人，服役劳作并未规定期限。《秦律杂抄》中《屯表律》规定：“冗募归，辞曰日已备，致未来，不如辞，赀日四月居边。”释文曰：“应募的军士回乡，声称服役期已满，但是证明其服役期满的文券未到，这种情况与本人所说不符，罚居边服役四个月。”这条秦律中，处罚戍边服役是有期限的，即“四个月”。文中所言“居边”应指戍边服役。《秦律杂抄》中对戍边筑城有如下规定：“戍者城及补城，令嫴堵一岁，所城有坏者，县司空署君子将者，赀各一甲；县司空佐主将者，赀一盾。令戍者勉补缮城，署勿令为它事；已补，乃令增塞埤塞。县尉时循视其功及所为，敢令为它事，使者赀二甲。”译文曰：“服边戍者筑城和修城，都要叫他们担保城垣一年，所筑如有毁坏，率领戍者的县司空署君子各罚一甲；主管率领的县司空佐罚一盾。要命服边戍者全力修城，所属地段不得叫他们做其他事务；城已修好，就命他们把要害处加高加厚。县尉应经常巡视工程和他们在做什么，有敢叫他们做其他事务的，役使他们的人应罚二甲。”这里的“戍者”应当是对戍卒而言，“居边”者也在其中。对于戍者的管理，“戍律曰：同居毋并行，县啬夫、县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赀二甲”。按照这条法律规定，每户征发的戍卒限定为一人，由县啬夫、县尉、士吏依法征发，否则官吏依律罚二甲。秦律中对戍卒所从事的三项日常事务进行了法律规范。其一，如上所述，对戍卒修筑、修葺城垣而言，规定了城垣的质保期限，主管官吏负责监督并承担法律责任。其二，《秦律杂抄》中规定：“徒卒不上宿，署君子、屯长、仆射不告，赀各一盾。宿者已上守除，擅下，人赀二甲。”这规定了戍卒负责戍守，并且需要在夜间驻守。戍卒在从事城垣修筑、修葺时，由县司空主管，县尉巡查；在从事戍守、驻守时，由上级、屯长、仆射主管。其三，《屯表律》又规定：“军新论攻城，城陷，尚有栖未到战所，告曰战围以折亡，假者，耐；屯长、什伍知弗告，赀一甲；禀伍二甲。”这规定了戍卒需要参加军事征伐活动。征用戍卒按照什伍编制，采取屯长、什伍负责制。根据以上分析，在推行秦律以来，在辽东郡内征发戍卒主要遵循以下制度管理：一是由各县啬夫、县尉及士吏负责按户征发戍卒；二是各县司空负责调配戍卒修筑、修葺郡县城垣，县啬夫负责巡查监督城垣的修建；三是在边塞戍守中由屯长负责驻守出勤，隶属于郡县军事管理系统。另据《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一行900人“适戍渔阳”，陈、吴二人为屯长，杀三尉起义。显然，屯长在戍卫系统中仍属戍卒身份，应为戍卒中推举或主管官吏选任的戍卒之长。

这一时期，秦王朝构建了一套更加严密的军事防务制度，对于辽东郡的地方行政管辖、社会治理、边塞管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大规模长城防线的修筑，不仅有效地抵御了来自北方胡人的侵扰，同时还对“辽东外徼”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二 秦二世统治时期

秦二世统治之初，效法秦始皇“巡行郡县”，东巡“至辽东而还”。此次皇帝巡行之前，二世曾与赵高谋划：“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显然，此次东巡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秦二世即位之初，力图确立权威，而秦始皇巡行郡县之举就具有鲜明的展示皇权的色彩，与此同时达到了震慑海内与臣服吏民的统治目的。对于辽东郡而言，此次东巡在防务方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其一，皇帝的巡视，具有宣示主权的意味，可以说秦二世此次巡行重新宣示了秦王朝对辽东郡的主权；其二，皇帝车驾途经辽东郡，具有震慑郡县边民的作用；其三，巡行途经碣石，经由“并海道”南行至会稽，最后抵达辽东而返，表明辽东地区在沿海交通线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与国都咸阳之间的交通顺畅。

《史记·陈涉世家》记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为阳城人，吴广为阳夏人，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谪戍渔阳。这一行900人的谪戍队伍，由县尉、屯长、戍卒等组成。在酷法的逼迫下，这支谪戍队伍在陈、吴二人的带领下斩杀将尉揭竿而起，建立张楚政权，拉开了反抗秦暴政的序幕。各地纷纷斩杀郡县长吏响应张楚，吴广使陈人武臣等人复建六国，武臣自立赵王，谋划“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广”，“上谷卒史韩广”被委以重任，又在燕国贵族、豪杰的支持下复建燕国，“自立为燕王”。燕国的复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束了秦王朝对辽东郡的统治，辽东郡的防务问题随之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边塞废弃。《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始皇时期蒙恬率军在边地营建长城边塞十余载，至秦二世时，“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这一时期，燕王韩广掌控辽东郡，而被秦王朝征发的戍卒，不论是按户征发，还是谪戍征发，大都可以趁着统治相对薄弱之际弃塞逃亡。从韩广自立为燕王的经过来看，包括辽东郡在内的燕地顺利脱离了秦王朝的统治，在燕国贵族和豪杰的支持下，得以复建燕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复建燕国成为这一时期燕地统治的焦点，而对于边塞的管理则处于停滞的状态。这一状况在项羽分封燕王臧荼、辽东王韩广时仍没有较为显著的改善。直到刘邦分封卢绾为燕王，才重新修葺边塞，划定辽东与卫氏朝鲜以“满番汗”为界。

其二，边民逃亡。秦王朝制定秦律严厉打击逃亡犯罪，并且建立了较为行之有效的郡县、乡里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加以预防。边民逃亡主要是针对秦末战乱所致流民群体逃亡塞外而言。《魏略》记载：“否死，其子准立。二十余年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燕民、齐民、赵民逃亡辽东塞外，有陆路与水路两种途径。浮海逃亡虽然路程较短，但是规模不会太大。在边塞如同虚设的状态下，流民因战乱而选择经由辽东边塞逃亡箕子朝鲜就顺理成章了。在流民潮的影响下，辽东郡的边民也加入其中，逃避战乱。这一状况也反映出秦王朝对辽东边民的管理已经失控。

其三，周边状况。据《史记·匈奴列传》，匈奴趁秦末战乱收复河南地，冒顿单于自立后先后击败东胡、月氏、楼烦、白羊河南王，至西汉初年开始对燕地构成军事威胁。显然，秦末战乱之际，正值匈奴与东胡对峙，辽东边地终于获得喘息之机。与此同时，《魏略》记载箕子朝鲜积极安置逃亡辽东塞外的燕、齐、赵人，与辽东郡的边界也向东推进。这一时期辽东边地与周边虽然整体上相安无事，但是也存在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