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南南合作报告主题
一 南南发展合作的起源与发展
南南发展合作在过去的五十年中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传统西方发展分析家们曾认为南南发展合作（也被称为南南合作）是地方性的、无关紧要的，然而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等部分地区去殖民化之后，逐渐成为新兴的南方部分地区和其他合作伙伴的重要发展引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1年底在韩国釜山召开的援助有效性高层峰会上增强了对南南合作的认知，强调了南南合作的全球地位变化。随着南南合作转向应对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挑战，它需要继续展现这些充满活力的特质，这一点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有所体现。
南南关系通常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和文化关系。尽管这些关系最初是由对殖民主义的反应而塑造的，并且在冷战期间由意识形态推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关系的本质和增长均发生了演进。在动荡的冷战环境下，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它们各自的位于北半球的前殖民宗主国。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较为薄弱，并且带有北南依附模式的印记。
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关系形成于1955年，当时联合国成立了亚非小组，使非洲国家和新独立的亚洲国家能够走到一起。同样的关系也建立于不结盟运动（NAM）首脑会议上，这一会议紧接着万隆会议，举办于1955年4月。新世界经济秩序的第一次激荡发生于1964年一些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兴起机构的形成和制度化，诸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以及77国集团。在1973年石油危机和资源卡特尔崛起的余波之下，一个新的自信的南方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呼吁直接对话以创造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良好环境。资源卡特尔在发展中世界快速地兴起，产生了边际效益，因为发展中国家试图利用商品作为获得更好贸易条件的工具。
事实上，直到1986年，作为术语的“南南合作”并未出现在一些著名的发展中国家组织的书面宣言中，如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或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它的第一次使用是在1986年第八届不结盟运动峰会提出的《哈拉雷宣言》中。
尽管这一渐进的制度化成果成倍地提升了发展中国家间的交互，这一阶段的南南关系在实质上仍主要是政治的，且南南经济交互水平与南北贸易流相比仍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当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一个新的经济变动，尤其是商业变动，源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收缩。1995年南南出口仅占到总出口的12%，年增长速度为8%，这一指标在2010年经历了一次跳跃，占到全球总出口的23%，并且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
引领发展中国家之间这些快速增长经济流的是中国、巴西、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南非也是如此，不过影响程度稍小。南南关系的加强也促进了经济高增长国家诸如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崛起，这些国家渴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使自己成为来自南方的新兴力量。这一对国际地位和声望的要求，也体现在它们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的加强上，此举使它们能够作为新兴援助提供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上述所有改变的结果，是南南关系逐渐实质化，超越了最初政治宣言的意图。“南南”关系不再仅仅指意识形态，也不再仅限于政治和政府领域。这一变化与变动的全球环境成为常态，并且影响到私人部门，包括一些投资银行在内，也希望能成为这一变动的一部分。
二 南南发展合作的革新与动态
（一）变化的原则
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会对国际发展援助当前和未来变化的关键进程带来何种影响？发展伙伴关系核心原则和价值理解上最为明显的改变，就是更强调平等、互利、政治无干涉以及拒绝附加条件；所有这些新的原则和价值都已嵌入过去和现在的共同经验以及对未来的共同展望。这些原则和价值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举办的新独立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共同参与的万隆会议上发表的宣言。这次会议宣言的主要贡献者是中国总理周恩来，他介绍了中国自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带入会议的讨论阶段和最终的文件，这些原则现在仍是金砖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原则的一部分（Gu et al., 201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7月于俄罗斯乌法举行的第七届金砖国家峰会上发表了讲话，阐述了他对金砖国家发展合作方法的看法，他强调，在金砖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满足关键的能力建设需求、促进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在自身发展的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习主席认为：“金砖国家也应建立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督促发达国家承担应有的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自身发展能力，缩小南北差距，加强南南合作，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寻求自我完善。”巴西的方法也强调在南南合作原则和实践的框架下开展工作，“因为这样能加强总体交流；产生、传播并应用技术知识；建设人力资源能力；以及，最主要的，在所有涉及的国家中加强机构的力量”（Brazilian Cooperation Agency, n. d.）。
我们来看这些原则中的一条——不干涉，这是金砖国家的核心原则之一。它指的是在保持互利和平等关系的同时，不对伙伴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换句话说，指导原则是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尊重伙伴国家的法治和政治主权。
（二）变化的实践
新兴大国在改变国际发展援助中做出的第二项重大贡献是改变了实践做法。南南合作与“传统”援助不同，通常在不要求任何政治先决条件和改革的情况下提供资金流。这个原则受到接受援助国的好评。
新兴国家提供国际发展援助的方法还有另一个独特之处，比起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定义下的“援助”，它们在进行国际发展合作时，使用了更广泛的金融及其他工具（Chahoud, 2008）。这些工具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优惠贷款”（Mawsley, 2012）。传统援助者很大程度上在“商业”和“发展”考量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而新兴国家在使用优惠贷款的过程中，则模糊了这一界限，使之变得不那么透明。实物偿还，即贷款人同意接收货物或资源以作为发放贷款的回报，或接受资源的使用权作为贷款的担保或保障。传统捐助者批评这些工具和这些非传统条款的使用。然而，正如Bräutigam指出的那样，比起既有的正统方法，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更为可行和可实现的获取还款的方式，当受援国拥有丰富资源，但外汇储备较少时尤其如此（Bräutigam, 2011）。这种类型的贷款通常是更广泛的一揽子措施的一部分。
第二类值得一提的工具是出口信贷。此类工具被新兴国家广泛使用，为国内公私营公司在受援国开展业务提供激励。出口信贷并不仅限于国内企业，它们也被提供给一系列的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地区开发银行、外企甚至是政府。使用这类工具的优势在于，它们为上述机构和企业提供了一种支付来自援助提供国的产品和服务的优惠基础。
新兴国家发展合作方法的一大关键特点是关注技术合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正是在发挥这些国家的力量。来自新兴国家的技术合作经常基于它们自身独特的发展经验。例如，根据自身经验，巴西在“打击城市暴力和青少年帮派、扫盲项目、农业技术普及、艾滋知识普及和防治行动”（Mawdsley, 2012）上具有较为值得称道的经验和专长。像印度、中国和巴西这样的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着基于广泛领域技术支持的长久关系，这些领域涵盖医疗卫生、教育、农业生产、通信、交通基础设施、科学知识、建筑技术，以及“清洁”能源。对技术合作的关注为新兴国家带来了许多优势。例如，更实际地说，它们为项目的管理监督和控制以及通过对具体实践成果基准来评估项目进度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技术合作的优势还在于其很好地与南南合作的中心主题和焦点相契合——提升知识和技能的分享与交换，以早日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例如关于教育和健康的目标（King, 2014）。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约翰内斯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宣布的10项中非合作项目中的大多数属于这一范畴的援助，这些援助项目大多以2000年以来举办的六次中非部长级会议所做出的承诺为基础。印度也大力强调通过其技术与经济合作计划（ITEC）开展技术合作，该计划发起于1964年，覆盖了158个发展中国家。2011年，印度向非洲提供7亿美元用以建设研究机构、建立培训项目，并出资3亿美元用以建设埃塞—吉布提铁路。技术与经济合作计划通过以下方式提供能力建设：技术培训和知识共享，项目援助，支持技能开发的专业化机构建设和通过印度文化关系理事会管理的高等教育奖学金。技术合作同时也让提供者获得了有用的潜在公共关系收益，它们能够记录这些实在的成果，作为一种“不是胡扯”且“能把事情搞定”的方法的证据，这一观点经常被用于支持中国在非洲的技术援助。
（三）变化的机构
改变的第三层面来自机构。此类改变源自新兴国家对基础设施发展和双边与多边技术合作的重视。
据估计，全球年度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大约为3.7万亿美元，其中每年仅有2.7万亿美元在当前得到满足。大多数的需求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是专门为弥补基础设施融资缺口而设立的新机构的强力支持者和赞助者。这一承诺直接来自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殖民者的破坏、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早期的经济失败，使对基础设施的重视深刻融入中国发展方法的血液之中。认识到既有发展融资供给中的缺陷后，更广泛的国际发展机构框架使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以及更广泛的新兴国家开始倡议建立新的机构来填补这一缺口。因此，近年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BRICS）、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非洲开发银行（ADB）中的一项专门基金和南南合作（SSC）基金相继成立。2013年，金砖国家以100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成立了新开发银行，以资助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并建立了一项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CRA）来帮助应对新兴国家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NDB的职责是提供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这能广泛地反映出金砖国家发展计划和南南合作的优先事项，以及中国对于这些因素的重视程度（Abdenur, 2014）。Rodrik（2014）对发展合作中关注基础设施合作的做法表示失望，他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经济发展观点。然而，其他人则认为这是“填补了国际金融框架中的一项重大缺口”（Dixon, 2015: 4; Chin, 2014）。这一缺口是传统援助者留下的，他们更多地将关注点转移至健康与教育，在基础设施上花费的援助预算少于10%（Chin, 2014）。
AIIB于2013年由中国提议组建，于2016年底开始运作。AIIB的任务是资助基础设施需求。AIIB被认为会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OBOR）倡议，以促进中国、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互联互通与合作（Callaghan and Hubbard, 2016）。习近平主席宣称：“中国发起并与其他一些国家共同建立AIIB，旨在为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发展的资金支持，并促进这些国家间的经济合作。”AIIB的建立也被视为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情愿态度的回应，此举能扩大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影响力（Callaghan and Hubbard, 2016; Griffith-Jones et al., 2016; Kawai, 2015;Reisen, 2015）。Reisen（2015）和Wang（2016）都提出，这些新机构的建立，可能加速改革，增强新兴国家在既有多边组织中的话语权。
与现存的多边发展银行不同，减贫并非AIIB的明确目标。它与NDB相似，更关注基础设施，但有一项研究认为，“AIIB可能会很快加速放贷，并在十年内持有超过NDB两倍以上规模的资产组合”（Humphrey et al., 2015: 3）。然而，AIIB的职能并不将减贫、健康或教育，以及向发展中国家发放优秀贷款置于优先地位（Kawai, 2015: 8）。
AIIB表示，已经采纳了现行的多边开发银行（MDB）环境保护和监测标准。AIIB强调将标准与接受国的程序相结合。现有的多边发展银行无法做到这一点，这被Humphrey等人描述为“现有MDB们的重大失败，它们总是更关心如何在NGO和国内政治家的批评中保护自身的项目，而非真正达到发展目标……AIIB可以通过派遣专家组对工程、可持续性、社会和环境影响、财政、规则与定价、项目融资框架，以及如何吸引外部公共和私人投资者等问题提供建议，从而在这一领域引领风尚”（Humphrey et al., 2015: 6）。
印度、巴西和南非在2003年法国G8峰会上建立的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在日期上早于金砖国家机构。这个集团已经“变成了三个新兴大国交互的有趣平台，它们可以在此讨论、协作，并商讨一系列国内和地缘政治问题”（Stuenkel, 2013: 17）。这一集团成立背后的动机是它们共同的利益，尽管与它们在金砖集团中所面对的关于它们之间分歧的批评类似，但在原则上——与所有民主集团一样——应该更加类似。这一集团已迈出了一些制度化SSC的步伐，例如成立了一个IBSA基金（每个国家每年贡献100万美元），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管理，资助了许多南方国家的项目（Stuenkel, 2013: 17）。然而，Stuenkel（2013）认为，该集团与传统国际组织的区别主要在于其缺乏制度化。例如，“没有迹象表明该集团会发展出有约束性的规则和常态（并且）这或许是其与传统多边机构以及那些制度化南南合作的新努力之间的最大区别”（Stuenkel, 2013:19）。尽管这一点可能随着新金砖国家机构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它阐明了一种方式，采用这种方式的区域论坛并不总是互补的，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建立的AIIB和NDB，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IBSA的重要性。
三 南南发展合作的案例研究
（一）中国与非洲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中国与非洲大陆之间已经从主要基于政治伙伴的关系转变为主要基于市场互动的关系。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主要在冷战时期建立，此时各社会主义国家均结成同盟。在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在诸如获得联合国成员资格以及政治孤立台湾的问题上寻求非洲国家的支持（Yun, 2014）。非洲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如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等，也从中国获得了各种形式的发展援助。随着冷战结束，中国的政治目标基本达成，之前在非洲的援助开始累积为不可持续的财政成本（Yun, 2014）。20世纪90年代，中非关系再次深化。由于经济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导向，中国制造业部门有了快速的发展。为了保证制造业部门的发展，中国再次寻求非洲的帮助以获得原材料（Cissé, 2013; Moyo, 2012）。
过去二十年中，中国与非洲大陆的关系主要受几个经济因素的影响，包括中国需要资源来发展国内经济以及通过市场准入和技术、知识转让促进国际竞争力（Cisse, 2013;Alden and Davies, 2006）。这也标志着中非关系从主要基于政治动机进入基于经济动机的新时代。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南南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因素的结合——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命运感以及期望利用当代市场力量来实现这一愿景。
互利互惠平等的原则在今天依然指导着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是中国制定同发展中国家相互合作的八条标准的基础。“中国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八项原则”也被称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Yun, 2014），包括：
（1）强调平等互利；
（2）尊重主权，绝不附加条件；
（3）提供免息或低息贷款；
（4）帮助受援国独立发展，自力更生；
（5）建设投资少、收效快的项目；
（6）以市场价格提供优质设备和材料；
（7）确保有效的技术援助；
（8）根据当地标准支付专家薪酬（Chin, 2012）。
Grimm（2015）指出与中国的合作协议通常是在政府与政府的谈判中制定的一揽子交易（与南北合作中双边援助的方式相同），包括援助措施、商业贷款和重点中国公司的一些战略投资支持。在此过程中，南南合作涉及大量的参与者：国家、商业团体（国有和私有）和民间社会团体。
中国在非洲进行的大量大规模计划意味着中国将在未来持续参与其中。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的行动上取得成功，比如提供各种形式的发展援助，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改善。至关重要的是，中国改变非洲产业化格局的程度将决定非洲经济是否更加繁荣。从南南合作的角度来看，加强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在2015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政府承诺将投入100亿美元设立“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用于支持行业合作，其中包括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农业、能源、基础设施、金融和工业园区的发展。该基金也将通过在非洲设立专业学校来支持20万名非洲专家的研究以及4万名在华非洲人员的培训。当然，在争取南南合作方面，中国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大的潜力。
与此同时，如此大规模的发展援助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这是无法避免的。在这方面，将所有的过错归咎于中国是不公平的。今天西方国家同样要应对一系列类似的问题，比如环境恶化、企业社会责任、采矿等。此外，西方国家对非洲原材料有着严重的依赖，而这种情况经常由中国承担责任。从技术上来说，因为中国和非洲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所以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中非合作论坛的结果能够反映相关政策，很明显，中国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等问题，而这些也都是中国在国内外都面临的挑战。在许多方面是非洲政府决定了执行的情况，而非中国。不同的国家实行不同的政策，有的国家的条件相对严格（例如卢旺达和博茨瓦纳），有的国家则相对宽松一些（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莫桑比克）。关于中非关系有一个不太能理解的方面，就是非洲国家的机构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往往属于非常弱势的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国家不仅仅应当与中国成为合作伙伴，还应当借助其激发自己的潜力，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国家。
（二）巴西的发展合作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巴西就作为提供援助方参与国际发展合作（IDC）。然而，巴西的政府资金及其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的利益诉求是在1988年宪法的制定之后。尤其是2003年，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民间组织，巴西给予了南南合作强烈的关注。根据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和巴西发展合作署（2010, 2013）的官方数据，从2005年到2010年，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数额从1.58亿美元上升到大约9.23亿美元。其中，技术援助支出增长了4倍：从1140万美元上升到5770万美元。人道主义援助从48.8万美元上升至1.61亿美元。官方公共支出显示，2010年，巴西国际发展合作的分布情况为：68.1%在拉丁美洲、22.6%在非洲、4.4%在亚洲和中东、4%在欧洲、1.1%在北美。具体到拉美，前五名的合作国家占到了巴西国际发展合作数量的80.4%，这五个国家的占比分别为：海地（47.4%）、智利（16.3%）、阿根廷（8.6%）、秘鲁（4.5%）和巴拉圭（3.6%）。
巴西发展合作署公布的数据也表明巴西对国际发展合作越来越感兴趣的事实。根据其线上数据库的资料，从1999年到2012年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的1464个项目分布为：南美洲577个、非洲552个、加勒比地区164个、中美洲90个、亚洲65个、北美洲（墨西哥）15个，以及大亚洲（巴布亚新几内亚）1个。从部门来看，这1464个项目中，573个是社会政策类（包括健康、文化、体育、社会发展、环境和教育）, 539个是治理类（包括公共管理和规划、城镇发展、司法、法治能力建设、国防和安全）。
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注重实践经验的分享，并且强调运用官方、公务员以及公共机构作为首要途径实施其国际发展合作行为。另外，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活动并不包括对合作方的直接转账方式。实际上，巴西的国际发展合作是作为一种公共支出，遵循每年的预算法并记入年度开支当中的。因此，其国际发展合作并不包括对投资贷款的补贴或出口债务的冲销，赠款（Grants）是主要的形式，包括两种具体的支付方式：（1）支付给公务员及其从事的与合作相关的行政活动（机票、津贴、工资、技术工时费、奖学金以及补贴）;（2）与多边机构合作的资金投入（IPEA and ABC, 2013: 14）。
巴西已经加入包括印度、南非和中国在内的国家群体中，试图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援助体系中的地位提出挑战（Mawdsley, 2012）。尽管这些国家分别具有各自的特征，但它们在“援助有效性”或2015年后发展议程等问题方面，有意愿建立一套属于自己政治理念的国际发展合作体系。基于学者对（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合作的负面评价（Easterley and Pfutzw, 2008; Escobar, 1995; Hayter, 1971; Naylor, 2011; Pankaj, 2005;Rist, 1996），我们对这种新兴的趋势表示绝对支持，因为这种趋势意味着打破一种“小团体性的”政治和文化垄断，而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合作缺乏法律和全员参与，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规则制定的标准方面并不具有普适性。
在国际发展合作之外，巴西也与许多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有着经济合作。巴西在与矿业对外直接投资（Vale）、基础设施和民用工程项目（如公路、机场、海港、地铁、能源等领域）、石油勘探（Petrobras）以及农业综合企业等其他经济部门的合作中，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已经形成了重要的伙伴关系。新的生物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领域的出现给巴西南南合作实践带来了一些争议（Albuquerque, 2014）。
（三）印度的国际发展
印度关于发展合作和伙伴关系的政策是印度对外联系的一部分。每当印度可以行使独立的政策时，这种倾向总是存在的。印度的发展理念是“一个世界”和全面发展伙伴关系的共同想法的一部分。它的理论框架来自发展契约的概念。合作发展的现代概念提供了在五个不同层面开展工作的发展援助：贸易和投资、技术、技能提升、最不发达国家、赠款。贷款和赠款可以在总体融资机制下汇集。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南方国家的合作为这五个层面工作的广泛开展提供了主要的拉动作用，尤其强调对经济发展的全面支持。
应尼泊尔、埃塞俄比亚这样的伙伴国家要求，印度在其项目的形式中特意增加了新的模式。在像尼泊尔这样的国家中的项目数量大大增加，到1952年，印度在印度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发起了所谓的“印度援助代表团”（IAM）。IAM的职责是改进所有项目的综合情况，并在各执行机构之间进行协调。然而，印度很快转向基于援助尼泊尔和不丹的方案。尼泊尔转回基于援助的项目，而不丹仍在基于框架的方案下发展伙伴关系。这也是印度探索三角发展合作之力量的时期。通过与美国合作，印度建立了横贯尼泊尔的广播和道路网络。印度还与加拿大一起，确保了孟加拉国的粮食供应，而那时孟加拉国还被称为东巴基斯坦。即使现在，印度仍与美国一起在阿富汗训练警务人员。在这一合作伙伴关系中，印度主办培训，美国则为差旅费提供支持。
印度还推出了一个提供优惠贷款的新方案，最终成为延长信贷额度的主要方案。在信贷额度计划（1966～2003年）的第一阶段，印度政府与借款国签署信贷协议；相关的信贷额度直接记入预算，并通过印度国家银行支付。在此期间，政府向23个国家提供了83个政府对政府的信贷额度，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共计18.1682亿美元（31个美元计价的信贷额度）和58.621亿印度卢比（52个卢比计价的信贷额度）。在孟加拉国独立时，印度对那些不仅与自身相关，而且与孟加拉国的一些其他要求有关的金融贸易给予了全力支持。1975～1979年，印度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贸易融资。2005年香港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表明，除了基金、信贷额度和能力建设项目之外，自2008年起，印度还对所有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免除关税及免费配额进入印度市场的捷径。后来中国也宣布了类似的捷径。
在几个相关计划中，印度还与许多国家建立了技术伙伴关系。印度助力了1981年“加拉加斯行动纲领”的启动，该纲领由77国集团通过，并完全承认科技在南南合作中的重要性。这导致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TCDC）的启动，并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双边合作的形式实现了技术转让。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这些技术大多是简单的、与直接需求更为相关的技术。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ECDC）的举措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即便至今，从其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仍有重大意义。
自2003年以来，印度的发展合作项目也经历了重大变革。项目的流入受到限制，增加了对发展合作的制度化的想法。2005年，以“印度发展与经济援助计划”（IDEAS）为名的新的信用额度计划出现，最终于2012年出现了发展伙伴关系管理署（DPA）。有一些新趋势非常有趣，可能会有长期影响。印度探讨民间社会在其自由斗争本身的发展历程中的力量。在合作伙伴国家也进行了同样的探索。印度在尼泊尔推出了一个有趣的计划，称为小型发展项目（SDP），在越南称为快速实施项目（QIP）。在这之外，SDP变得非常受欢迎。印度目前正在斯里兰卡、阿富汗、不丹和几个非洲国家实施SDP。短期项目涉及民间社会组织、地方社区，基本上补充了地方行政力量的不足。在这一进程中，印度的发展合作日益利用不断紧密的民间社会组织。事实上，发展伙伴管理机构还与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组织合作，提出了所谓的印度发展合作论坛（FIDC）。2015年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三届印度-非洲论坛首脑会议上，FIDC被认为是发展合作相关举措的重要联系。印度民间社会组织也在印度当前的经济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为在经济发展中纠正目标提供了更多的经验和资源。
（四）南非的国际发展合作
在1994年民主转型之前，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政府为六个非洲国家提供了发展援助，包括莱索托、加蓬、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科摩罗以及巴拉圭，其中巴拉圭的经济和文化都与南非有着很强的联系。
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发展援助项目的主要目标是赢得世界其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南非的尊重，并得到友好国家的支持（联合国投票）。发展援助的主要工具是1968年的《促进经济合作贷款基金法案》, 1986年修订为《促进经济合作贷款基金修正法案》。
南非外交部部长负责发展援助计划的制度管理，计划包含直接与项目有关的发展援助。然而，关于发展计划的系统研究很少。南非的发展援助计划是基于受援国的直接援助要求。
1994年实行民主制度后，南非与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发展援助计划成为推动所谓“非洲复兴”的工具。南非试图通过促进与非洲伙伴国家的合作参与来避免遵循南北合作中传统的捐赠国与受援国阶层分隔的情况。南非的目标是驱动非洲大陆经济增长与发展、人类能力建设和政治自由。南非可以利用其长期的经验、经济实力以及强大的制度和技能基础来促进非洲的发展。南非与非洲大陆的发展合作涉及三大方面：①在区域和大洲的层面上强化非洲体制；②促进非洲社会经济发展计划——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的执行；③通过对话与合作，加强双边政治和社会经济关系（Braude et al., 2008）。
南非的发展援助计划嵌入了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的框架以及非洲复兴的愿景，其发展援助计划的重点是非洲，因此，发展援助主要针对较不发达的非洲国家。南非大约70%的发展援助是针对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员国的。计划的主要目标包括：①政府治理的总体改善；②冲突预防、解决和补救；③安全关切和维和（Braude et al., 2008）。
自1994年脱离种族隔离制度后，南非通过各种多边协议，如77国集团（G77）, 20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战略联系，以加强其在非洲大陆的领导作用。然而，大多数南非的发展合作及其未来预期的参与都涉及双边和三边合作，以加强非洲的发展。与双边合作相比，南非多边参与的范围和活动相当有限。例如，南非、印度和巴西为IBSA扶贫基金提供了100万美元的援助。但是预计未来南非不会增加这一捐赠资金的数额。尽管南非是新成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创始成员，但是预计多边合作也不会成为南非发展合作的优先选择（Lucey, 2015）。
非洲大陆一直是南非发展合作的重点。尽管南非常常面临在合作项目中单方面运行的批评，但它制定的大多数战略和定位，均来源于区域倡议，例如非洲联盟（AU），甚至来源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在这方面，南非一直强调应该使用非洲框架来加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但是，南非应该尝试将其双边和三边活动纳入区域或全球框架中（Lucey, 2015）。
与其他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不同，南非没有任何集中的机构来管理其发展援助计划。对外援助通常是通过以下方式提供的：
（1）外交部的非洲复兴基金会（ARF）；
（2）各个政府部门，特别是国防、教育、南非治安管理总局（隶属于安保部）、外交、矿产和能源以及工业和贸易部门；
（3）国企、政府机构和其他法定机构（Braude, 2008）。
自2007年以来，南非开始筹备建立一个集中的机构，即南非发展合作局（SADPA），来协调和整合其援助和发展合作项目。但它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
四 2030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与南南发展合作的作用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标志着不断变化的全球发展制度的一个新阶段。基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所建立的先例，可持续发展目标努力的方向是不仅要在发展中国家的福祉方面做出实质性改进，而且要创造使它们的经济长期增长并进入发达状态所必需的基本结构条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年议程”）所订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2015年发起的一整套计划目标，其关键组成部分被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一个为期十五年的路线图。从这一角度看，评估南南合作在培育环境以及直接对未来十年实现SDGs做出贡献中所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南南发展合作通过以利益为基础、以需求为导向的发展合作方式，以及其中对结构发展、公共企业家和发展融资的格外重视，为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提供了途径。此外，通过启动“2030年议程”劝告世界加强全球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目标17），可以建立持久合作的坚实基础，这将为南方发展中国家提供通过南南合作实现变革发展的新途径。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容不仅建立在千年发展目标迄今已获得发展成就的领域中，而且旨在深化这些领域，并将总体发展范围扩大到新的领域。在2014年召开联合国委员会和通过“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之后，在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2030年议程”之前进行了扩展性的谈判。
联合国确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有一个特点是值得注意的，这些目标中有意包含诸如工业化、就业条件和环境关切这样的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在原来的千年发展目标中并未出现，而此举使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更全面的发展目标，因此更有资格宣称在其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与上一个倡议的另一个区别是采用了“新的”发展方法，即南南发展合作，后者在2011年釜山首脑会议之后被正式纳入OECD-DAC的进程。这种增加也是“非传统”合作伙伴（如中国和巴西）兴起的副产品，其发展合作战略更倾向于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方法。另外，纳入主要基金会和扩大私营部门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反映了发展融资、创新和技术转让的参与程度日益增加，从而拓宽了能够参加“2030年议程”的潜在合作伙伴范围。
基础设施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中国展示了其能力、专业知识和金融方法。这充分填补了东南亚和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需求，在这些地区，道路、铁路、信息通信技术和水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拖沓，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中国和巴西援助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基础设施项目的例子中，将贷款承付与当地资源关联，这样的做法对市场运作做出了贡献，并对这些国家出口自然资源的能力产生了预期的积极影响。这种资源融资基础设施可以在打破基础设施对发展的严重滞塞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工业化和将劳动密集型低技能产业从中国这样的成熟制造中心转移到东南亚、南亚和非洲是南南合作的另一个潜在领域。这一观察强调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经济被广泛认为正面临“刘易斯拐点”。这个概念是为了描述发展中市场经济体的情况：它们面临着一个拐点，从此前的劳动剩余型经济转向了劳动稀缺型经济，真实工资开始上升。这是生产链下端工业物理移动的驱动因素，纺织品和鞋类产业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它们通过迁移寻求外部效率增益。从历史上看，随着发达经济体沿着价值链上升，东亚的政治经济学就会开始“重新定位”其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雁阵”理论表明这种经验正在复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改善基础设施和降低出口导向型工业的运输成本之间存在相关性，从而使更发达的经济体有明确意愿在工业迁移的同时参与改善交通网络和发电设施。
绿色技术与关于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加强应对能源需求上升的能力的承诺相捆绑，构成了合作的一个深层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7和13，并对可持续目标9和11造成影响）。这一领域的南南合作对实现2015年在巴黎制定的气候变化目标至关重要，并为脱离碳密集型能源的转变提供了可持续的框架。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不仅采用绿色技术，而且将技术革新转化为领先和竞争性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太阳能技术，特别是在萨赫勒、中东和南美洲较干燥地区的国家，提供了直接从源头利用能源的机会，从而改善那些远离国家电网的家庭的生活。
人类发展是南南合作为实现2030年议程做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个领域（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4和5，可持续发展目标8也在范畴内）。从许多方面来看，所谓的亚洲发展模式，其经验实质集中在国家成功投资和调动人力资本的能力，利用这一战略来加强生产能力，并通过将合适的技术应用于发展而获得收益。教育和培训计划的目的是在被界定为经济生产部门的领域发展相应技能，并通过课程制定、计划交流，甚至材料拨付，支持改善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包括职业学院），这是南南合作可以做出潜在贡献的另一个层面。此外，针对性别问题的进步教育政策，旨在释放作为创新来源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建设性因素的却未被充分利用的妇女和女童的潜力，这也是南南合作可以通过资源和知识共享提供支持的另一个方面。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6年7月24日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的关于“2030年议程”进展情况的第一份报告所述，其对统计方法和数据收集方面的差距存在担忧，而这些方法和数据对于在十七项目标认定的所有部门中开展的进程评估而言是必要的。具体来说，所有国家机构的指标不统一，或者说用于获取数据的测算方法需要得到重新考量。以第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例，“消除各种形式的贫困”，学界中有一些人建议，鉴于全球通货膨胀趋势，当前定义贫困的数字——1.9美元过低，因而需要调整。这些因素将明显影响目标的实现。这一问题得到了承认，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正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但正如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所指出的，这仍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
确保试图构建国家领导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足以应对不同结构的制度能力和政策的自主性，其本身是一种极难达到的平衡。然而，如果发展中的学习和政策转让——正是南南合作期望做出的核心贡献——想要切实的发生，那么就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努力，确保机构充分和高效运作，工作人员能够胜任并不受腐蚀，领导层能够有效领导。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16项再一次预测了这一先决条件。这强调了有效、负责任的治理和透明实践作为国家结构中的关键条件的重要性，如果一国要满足“2030年议程”的“可持续性”要求，就需要鼓励这些条件的形成。
五 传统的方法：缺失了什么？
（一）经济结构转型被忽视得太久了
即使在很多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的发展专家多年努力之下，来自发达国家的传统发展援助也一直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之一是官方发展援助（ODA）没有被用于结构转型。如果传统援助在政府的支持下，被用于增加资源以解除潜在比较优势部门的发展瓶颈，那么援助会在低收入国家产生更好的减贫效果，从而更好地实现包容的、可持续的发展吗？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达成了世界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减贫成果——三十年中，世界极度贫困数量减少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中国。1981～2011年，7.53亿中国人越过了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线。同一时期，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中世界的减贫人口数量为11亿（世界银行，2016）。这一成就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采取了“干中学”的策略，实施了出口导向型的政策，快速升级了其工业结构，从一个农耕型经济转型为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提供公共品如基础设施，以及基础教育，扮演了强有力的推动角色。
要想在2030年前终结绝对贫困，国际援助必须在具备其他资源的环境下使用，这些资源包括非优惠贷款、直接投资和政府支出。在援助更为有效的地方，比如韩国、中国、越南和印度，援助是与贸易、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商业贷款、债权和股权投资，以及优惠或非优惠的出口信贷一起使用的。事实上，将援助从贸易和投资当中区分出来，并不符合以市场为导向的要求。
南南发展合作如果在穷国以基础设施差、制度环境扭曲为特点的条件下能够创造一个自主产生的，或是本地化的（非全国化的）促进性环境，诸如促进动态结构转型的经济特区或是产业园区，那么此类发展合作在减贫方面的有效性就可以得到提高。促进产业集聚的方法在低收入国家更为有效。
充满活力、不断增长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最适合帮助一个穷国完成动态结构转型和减贫的跳跃式起步：前者能分享其在经济特区或是产业园区中构建当地化的促进性环境的经验，且能够将其劳动密集型轻制造工业转移至穷国，即所谓的“雁阵模式”（Lin, 2012d）。
（二）委托-代理问题
Martens等（2002）在“援助者-受援者”关系的研究中重点考察了“委托-代理”问题，发现“对外援助的天然特点——基于一个断裂的信息反馈回路……给对外援助项目的实施添加了许多固有的约束。所有这些约束，都可归因于援助实施过程中的不完全的信息流动”（Martens et al., 2002: 30）。他们引用了Streeten关于有条件援助的著名问题：“如果一件事本身就对受援者有益的话，为什么援助提供者还需要给前者付钱（提供援助）来让它做那件事？而如果某件事是对受援者无益的，那么又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他们的研究直率地指出了现代ODA所面临的一个基本悖论——援助提供者和受援者面临不一致的激励。
事实上，不完全信息和有条件援助中的代理问题并未得到足够的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独立评估办公室（IEO）承认IMF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犯了一些错误，导致了不必要的阵痛。“完全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或许并非对所有国家、在所有时间都是正确的选择，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控措施可以在宏观政策工具库中占据一席之地”（IEO, 2007; IEO, 2015）。在一篇关于资本管控的工作论文被发表（Ostry et al., 2010）之后，Dani Rodrik将这篇论文称为“令人震惊的反转——最接近于一个机构的公开认错，就差没有直接说 ‘对不起，我们搞砸了’”（Rodrik, 2010）。
（三）被误导的政策处方
产生这一被误导的政策处方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被美国学术界强化的理论——资本账户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分配和经济增长是有益的——前提是假设资本同质。也就是说，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之间没有区别。在这样一个理论模型之下，货币错配，甚至是期限错配都不存在。同样不存在的还有利益不对称——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用虚拟金融资本向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换取真实的产品和服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和技术结构上也没有了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资本禀赋。在这一理论中，资本账户自由化仅对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有益。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华尔街和国际金融组织为它们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资本账户自由化创设了“道德高地”（Lin, 2015a）。
然而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却饱受反向资本流动之苦——资本从穷国流向了不那么穷的国家——从而使富人获利，如Lucas（1990）指出的那样。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由华尔街、美国学界和IMF共同推行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其总体效应与发展中国家更大的经济波动幅度和更为频繁的危机相关联（Lin, 2015a; Lin, 2015b）。在更多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放开资本账户自由化之后，“在超过50个新兴经济体发生了大约150次资本流入的浪潮，在其中20%的情况下，这些浪潮最终演变为一场金融危机，这些危机中的许多次都导致了大幅度的总产出下降”（Ostry et al., 2016: 39）。
所以，现在到了IMF和世界银行“打开厨房”，迎接来自东方不同发展理论和观点作为它们政策建议中的“配料”的时候了。事实上，主流发展范式似乎正在发生变化：数种不同的范式可以共存，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基于自身的发展需求从菜单中选择（Lin and Rosenblatt, 2012）。
六 将新结构经济学与南南发展合作相联系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使用新古典的方法，在一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当中研究其经济结构和改革的决定因素。这种方法假定每个国家在特定的时期具有给定的要素禀赋，这些禀赋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人力和物质），代表了一国能够用于三次产业商品和服务生产的总可用预算。任何特定时期内，一国都会拥有某些禀赋的相对富足，这种给定的禀赋特征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此外，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禀赋，在任何时期内都是固定的，但可以随着时间改变（Lin, 2010b: 21）。
这一框架意味着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一国要素禀赋的结构，也就是该国所拥有的相对富足的要素决定了相对要素价格，从而决定了最优的工业结构（Ju et al., 2011）。因此，一国最优的、能使该国最富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是由其自身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
进一步来说，经济发展作为一种动态过程，将会引发结构变化，在每个结构水平上影响产业升级，并引起“硬的”（实体）和“软的”（无形）基础设施的相应提升。此种升级和提升要求一种内在的协调，这种协调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率有关。因此，在有效的市场机制以外，政府还应该在促进结构转型、多样化和产业升级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Lin, 2012b: 14-15）。
在长期，如果一国根据由其内在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了相应产业（以及该特定产业所对应的专门基础设施），该国就能最大化其竞争力，产生最大的利润（剩余），积累最多的储蓄，并以最快的速度升级禀赋结构，转向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这将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将在财政上变得可行。
如新结构经济学所详述的那样，对于穷国来说，最有效、最可持续的发展方法，是通过发展其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来助推结构转型。政府部门可以介入来减少这些部门的交易成本，比如构建经济特区或者产业园区，这些地方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极具吸引力的商业环境。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纳了这一方法，它就能在该区域内快速地开始一个创造工作机会、减少贫困的良性循环，即便该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可能很糟糕。
我们提出一个“联合学习与协调转型”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所有发展伙伴都是同一基础上的学习者，但是以不同的速度学习。不同阶段的学习者能够根据他们各自的比较优势、“交互工具”和互补程度选择不同的学习伙伴（或“队友”）。每个国家可以自由选择队友、发展战略和优先次序。一个学习者可以有多个伙伴，上游或下游，北方或南方，对于每一个伙伴，他均扮演互利互惠的互补角色。另一个类比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处于攀登同一座结构转型山峰的不同阶段。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一个经济体只有在其他经济体的帮助下，才能更快地登上这座山峰。
我们就中国南南合作的特点，结合新结构经济学（NSE），给出两个命题。
我们的第一个命题是：一个在转型中取得成功的学习伙伴，能够利用其发展上的比较优势来帮助传播关于如何发展的隐性知识。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向远方的朋友学习”的历史，并且相信“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在我们的语境下，这句话就是“只有在你拥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你才能教别人”）。利用比较优势，将使合作双方都能获益（这一点我们学自亚当·斯密），因此双方的激励是一致的，均试图达到互利互惠或是双赢的结果。我们甚至可以像测算“贸易的收益”那样测算“合作的收益”。这在本质上不同于“有附加条件的援助”模型，后者中援助提供国与受援国的激励并不一致。
我们的第二个命题是：一个国家只有通过一次一小步的前行才能学习，这也反映其自然的或是积累的要素禀赋。换句话说，基于NSE的理论，一国通过遵循其比较优势（而非挑战它）来学习。因为中国实施了渐进的局部改革，它能够帮助其他国家通过建立经济特区（SEZs）以及其他一些经验来推动局部改革。一国能够通过储蓄、投资、学习积累自然、实体、人力和制度资本来改变其禀赋结构，但这一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对于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来说，违背其比较优势，跳跃成为一个资本密集型制造国或是一个高科技知识型经济体，是不可能的。
（一）需要新思路：基础设施加上工业园区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能够缓和一些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后危机痛楚，并且能够帮助发达经济体创造工作岗位，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仅有基础设施投资并不足以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并创造工作岗位，除非将前者与生产性资产和人力资本相结合。因此，我们认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基础设施需要与产业园或区域发展、结构转型相联系，才能达到自我可持续的状态。
从土地融资的角度来看，对合适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资产进行投资将会增加土地的价值（这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原理）。土地融资是一项有力的工具，能够支付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费用。在中国建立经济特区，并围绕这些经济特区建设基础设施时，这些选项得到了应用（王燕，2011）。
因此，我们的命题1如下。
其他条件不变，一块具备适当水平基础设施的土地总是比不具备的土地更有价值。因此土地就能够很好地作为基础设施开发贷款的抵押品。首先，这一命题得到了实证研究的确认，实证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有益于穷人，因为它增加了土地或人力资本的价值，并减少了不平等程度。（Estache et al., 2002; Estashe, 2003; Calderon and Serven, 2008）。
其次，由于基础设施往往是某部门专用的，那么上文所说的“适当”水平的基础设施成本必须在人口的承受能力之内，并且与该国既有的或是潜在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因此，我们需要依靠市场机制来确定正确的相对价格，以了解何种基础设施才能起到“解除瓶颈”的作用。此外，政府必须起到提供信息的作用，明确比较优势，与合适的基础设施相联系，并通过开发经济特区（SEZs）来加速这一过程，因为经济特区使私人部门能够实现自我发展。
因此，我们的命题2如下。
转型性基础设施能够有助于在一国的禀赋结构与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之间建立联系，并且将它们在全球市场上转化为比较优势。从而，转型基础设施在融资上是可行的。换句话说，将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升级、房地产开发相融合，能够使二者均达到财务可持续的状态。这一方法有着很高的潜在回报率。
基于这两个命题，任何低收入国家在长期内都能获得为合适基础设施埋单的能力，只要他们采取与自身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战略。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更关注“这些国家有什么”，而不是“这些国家没有什么”。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银行应该致力于从基于“这些国家拥有什么”到“这些国家有潜力做好什么”，进一步转向思考如何将该国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但是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如何才能在不给已经资金短缺的政府增加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得到填补呢？
基础设施包含一系列的公共品、半公共品和私人商品。它需要融合传统和新型的融资渠道，尤其是私人部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一般由以下来源的组合进行融资：国内公共融资、来自多边或双边贷方的贷款或赠款（ODA和ODF）、包括资源融资在内的商业贷款（RBLs）以及一些公私合资基础设施投资（PPPI）。多种资金来源可被利用，取决于特定基础设施是公共、半公共或是私人的，其中一种方法被称为“资源融资基础设施”（RFI），我们将会在下面进行讨论。
（二）资源融资基础设施（RFI）：作为一种新工具的优缺点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发展了一系列与非洲国家的资源融资基础设施项目，受到了西方媒体的批评。一项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融资”。RFI模型的定义是什么？简单来说，“RFI模型是一种新型融资模型，政府以一项资源开发项目的未来收益作为抵押，用于获得贷款以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这一模型的关键优势在于政府能在其拥有支付能力之前就获得基础设施，而不用等待资源项目真正产生收益。这一新型融资模型在某些层面上与其他融资模型很相似，使用这一模型也会引致每一个此类模型都会遇到的问题，不论这一模型是用于资源开发项目，还是基础设施项目”（Halland et al., 2014: 13）。
1．RFI的主要优势：更快获得发展结果
在比较了多种传统基础设施融资方法的优缺点和差距后，Halland等（2014）强调了RFI方法最重要的优势是“能为一国（东道国）和其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早于其他任何可能的方法数年之多”（Halland et al., 2014: 14）。但是这项研究对于经济体“结构”侧的内容讨论得相对较少，对结构转型更是毫无涉及。在《新结构经济学》（Lin, 2012）的知识基础上，我们将在下文通过强调RFI概念的发展层面讨论RFI方法的优缺点，并会特别关注结构转型、货币错配、空间集中，以及政治经济和透明度问题。我们将评估过去RFI交易的任务留给未来的研究。
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国家不论其当前发展水平如何，只要发展与禀赋结构决定的自身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都能取得成功。然而，这一过程并非自发的。如果政府不起到促进作用，解决这一过程中内在的协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私人部门可能不愿意基于国家禀赋结构的变化，分化进入新的部门。RFI的概念能够将资源开采和“解除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联系起来，这是两个本来相互分离的供应链，从而减少了交易成本。在传统的世界银行的方法中，资源开采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两条分离的供应链，属于两个不同的部门。它们的项目是分别设计、分别融资的，在发展中国家，它们由不同的部门实施。在RFI方法中，资源开采的收入流或潜在收入流被用作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抵押，它联系了本来相互分离的两条供应链，从而减少了交易成本，并缩短了基础设施落地后发展效应实现的时间。这使得发展结果能够更快更早地显示出来。这是RFI方法最为重要的优势，在加纳布维水电站的例子中得到体现。在这个例子中，加纳可可豆的出口被用作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抵押。水电站是由中国水电集团建设的，在2013年完工，作为EPC成套项目的一部分，完工后由加纳的布维电力局（BPA）拥有和运营。通过利用中国和加纳两国的比较优势，布维水电站的落成使加纳的供电能力提升了22%。然而，这一项目完全的发展效应仍有待估计（Lin and Wang, 2016）。
2．RFI促进结构转型
关于RFI方法是否“物有所值”问题，Halland等（2014）表示，理想状态下，“RFI信贷可能成为当必要基础设施无法产生足够收益以支持项目融资交易的时候，获取该基础设施的成本最低的选择”。该研究同时还指出了此前基础设施融资模型所遗留的空缺，能够由RFI方法填补，包括有关“无追索权”贷款有趣特性的问题。
大多数基础设施贷款具有“有限追索权”贷款的一些特点，因为政府不能或不提供完全保障。如果中国过去的RFI合约真的是极其偏向债务人的“无追索权”贷款，那么相对于完全追索权保障的贷款，放贷者实际上承担了更高的风险。这代表一种特殊的，在其他情况下很难获得的，由RFI合约中的放贷者提供的“保险服务”。这种服务尚未被国际发展社会所充分理解和定价。IMF和世界银行应该进行更多的研究，探求这种偏向债务人的无追索权贷款的“正确”定价。
RFI的概念有助于低收入、资源富饶的国家超越数种约束，其中就包括货币错配。众所周知，以本国货币计量的特定基础设施收益流，无法用于偿还以外汇计量的贷款。理想情况下，结构转型不应受到外汇储备不足的制约。RFI方法更关注实体部门，不太依赖由外汇计量的现金流。这一概念减少了一国为了偿还外国贷款所必须持有的外汇总量，前提是只要该国有潜力生产某种在国际市场上卖得出去并能在未来产生收益流的商品，诸如石油、天然气或是可可豆（加纳布维水电站的例子）。
不是所有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都有平等的准入权，使其能够发行债券为基础设施发展融资，因此，必须找到创新的方法来为一些国家的发展融资。RFI模型允许一国长期以一种资源换取另一种生产性资产，进而支持实体部门在不完全依赖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完成分化。此外，这一方法减少了资源租赁或收益被转移到国外而导致的漏出，或是资本外流。这种以“实体”换“实体”的部门交换，能够帮助解决饱受严重金融和治理约束困扰的低收入但是资源富饶的国家的发展。对于受到能力差距制约的国家来说，一个“实体”换“实体”的交换项目，诸如“工作换食物”项目、成套项目、“市场换技术”交换项目，以及“资源换基础设施”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监管得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诸如三至五年之内，产生可观的发展结果，如建成公路或学校，创造工作机会。
并不是所有的资产类型在生产力和减贫效应上都是相等的。这其中有一些是公共品或半公共品，其他则是私人商品。某些类型的基础设施具有“解除瓶颈”的效果，能产生很高的发展效应，另一些则不具备此种特点。RFI模型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将公共品的提供和自然资源（私人商品）的开采整合、集约到一起（例如，围绕在一个经济特区周围），使东道国的人口受益，并且增加私人部门参与公共品投资的吸引力。
3．RFI与风险
在风险管理侧，政治经济层面至关重要。一方面，RFI模型由于其“快速”达成发展结果的特点，可能受到民选政府的欢迎。另一方面，这一特点也可能损害还贷周期，原因是借款国的下一届政府会忘记前期所获得的收益，可能会取消甚至收回起初允诺的特许权，或是要求重新谈判。在一个1985～2000年的样本中，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承诺了1000个特许协议，其中有30%在2.2年内进行了重新谈判，这其中重新谈判发生率最高的是供水和卫生设施项目（74%）（Guasch, 2004: 12）。这是RFI方法最大的风险之一。
围绕过去的RFI组合，存在关于透明度问题的合理担忧。出于道德、政治和风险管理的原因，我们极力支持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的原则。历史已经证明，出于政治风险管理的考虑，在谈判过程中保持透明度与保密性的平衡十分重要。在我们看来，任何暗中达成的“交易”——没有公众的支持——一旦政府发生了变化，更可能在政府更迭之后受到质疑，或是进入重新谈判。这一历史所带给我们的教训应该被熟记于心。
（三）建设产业园区以吸引制造业
产业园区能够促进结构转型的观点并不新颖。经济学家们强调产业园或产业区利用动态规模经济，减少了搜寻、学习和交易成本。特别地，对特别经济区进行投资能够：
（1）将公共服务在地理上集约在一个集中区域；
（2）提升政府有限的基础设施资金或预算的效率；
（3）促进特定产业的集群发展或集聚；
（4）通过为工人、科学侨民、技术人员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以及集成式服务，促进环境服务的规模经济，推进城市发展；
（5）通过绿色增长和环境友好的城市发展，潜在地、环境可持续地刺激工作岗位创造和收入产生（Lin and Wang, 2013: 14）。
一个国家不可能一次性建好商业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他们缺少资源，实施能力低下。他们也缺乏政治资本来制定政策和改革方案以对抗既得利益集团和其他政治反对力量。这样的环境决定了这些国家需要定向的干预或是引导，尤其是在起始阶段。
在区域周边和区域内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可以促进制造业的集团、集群发展以及工作岗位的创造。
七 21世纪的未来发展融资
（一）“一带一路”愿景和儒家思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APEC峰会上提出了一项全新的构想，构建“一条丝绸之路经济带，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得到沿途五十多个国家的支持。这一构想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关于世界秩序的构想，该构想的指导原则包括共同繁荣、“求同存异”，以及提供全球公共品、安全和保障、可持续性的承诺，吸取了中国儒家思想的深厚财富。大多数历史学家同意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前是相对繁荣的说法。“工业革命之前，中国要富有得多。事实上，中国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在过去20个世纪中的18个世纪里，都比任何西方国家多。直到1820年，中国仍生产了世界GDP中超过30%的比重——这一数字超过西欧、东欧和美国的GDP总和”（Kissinger, 2011: 11）。
儒家思想或许可以对此做出解释。“早在宋朝（969～1279），中国在航海技术上领先世界；中国的舰队本可以将这个帝国带入一个征服和开拓的时代。然而中国却并没有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对于那些在其海岸线之外的国家，中国似乎并不怎么感兴趣”（Kissinger, 2011: 8）。
孔子强调“仁”、社会和谐的教化、同情心的原则，他对终身学习抱有热爱，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以及向他人学习，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正如Kissinger所记录的，“中国数千年屹立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其统治者施加的惩戒，不如归功于在人民和士大夫组成的政府中形成的价值共同体”（Kissinger, 2011:13）。科举考试允许有天赋的人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这会为他们的家庭带来不菲的经济收益和至高的荣誉。不仅如此，科举考试还潜移默化地向精英的脑中灌输着一套价值体系，强调对统治者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服务，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统治和统一庞大国家的成本（Lin, 1995）。这一价值共同体，帮助一个庞大的国家维持统一达数千年之久。
儒家思想也塑造了中国同邻国的关系。中国利用其力量来修复与邻国的关系并维持和平，而非征服它们，这反映了儒家的原则，《论语·尧曰》中讲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这或许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中国并没有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对于那些在其海岸线之外的国家，中国似乎并不怎么感兴趣”（Kissinger, 2011: 8）。
深深根植于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坚定不移的信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原则一直在过去五十年中国对外援助与合作的愿景背后起着指导作用。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尝试现代化、强化这些价值和原则。“中国当前在全球发展融资的系统运行中有着基本的利益和责任”（Xu and Carey, 2015）。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巨大的太平洋有着充足的空间容纳中国和美国”（《华盛顿邮报》2012年2月12日）。这些理念被完全纳入中国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在这一计划中，中国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基于五项基本原则：“创新、合作、绿色、开放、共同发展。”计划中设定了一项双向开放的战略，旨在促进所有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支持基础设施开发和与邻国的联结 [《国务院五年计划（草案）》, 2015]。
换句话说，“一带一路”不仅是一个构想，而且是中国对外政策和发展融资的指导原则，并且有着切实的实施计划。
（二）一种新的双边方法：建立“共命运同目标”的共同体
鉴于《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的支持，金砖国家和其他非DAC成员国将会在南南发展合作中持续它们的双边方法，以达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是为了克服“援助有效性”文献中提到的某些激励问题、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下列原则必须得到遵守。
东道国必须拥有其发展项目的完全所有权。一个南南合作项目应该“由东道国提出要求，由东道国领导，并由东道国共同建设”。援助提供国和东道国应该处于平等的立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表示拒绝（《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56号条款）。
合作的伙伴们可以尝试建立“共命运同目标”的共同体，以寻找共同的利益立场，同时惠及伙伴国和东道国的国家利益。诚然，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南南合作并不是纯利他的。双方都应该尽力寻找共同的利益立场，并达到互利互惠的双赢结果。在项目层面上，资本注入、贷款放出之前，双方可以建立一家合资公司。事实上，这家合资公司就是这一“同目标”共同体的实体表现。举例而言，在印度尼西亚修建高速铁路系统的例子中，一家通过国际竞价选拔的中国公司与印度铁路公司组成一家合资公司，双方都同意对权益资本做出贡献。进而，其他放贷者和投资者，诸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也可以对权益资本做出贡献。这样一来，如果项目成功，双方均能获利，如果项目失败，双方都会蒙受损失。
但是双边的南南合作也有缺点。显然，这一模式无法杠杆化基金，并在多个合作国家中分担风险。这一模式也无法促进学习和三边合作，因此通过学习是否能提升这一模式的有效性仍然存疑。此外，如果发生争议和违约情况，这一模式下问题会变得十分棘手。在我们的系列书籍《超越援助》中，我们提出了四条提升中国南南合作努力的途径：
（1）尽快起草对外援助法案；
（2）为中国的援助和合作活动，在条件方面提供更高的透明度；
（3）提供培训和教育，以配合当地的劳动力、环境标准；
（4）建立一个清晰的框架，以评估、评级或排序所有参与南南发展合作的企业和银行（Lin and Wang, 2016）。
除此之外，我们在此建议，更高比例的中国融资项目应该向国际或当地开放竞价，尤其是大型项目的特定子部分，这样能够有利于当地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在当地创造更多工作机会。东道国政府也可以出台此类规定，要求一定比例的子项目在当地开放竞价招标。
最重要的是，双边机制完全无法满足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要求。类似地，诸边协议（在数个伙伴国之间达成，诸如金砖国家的情形）也不足以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诸如气候变化、区域间互联互通，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诉诸一个多边体系。
（三）多边金融协议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联合建立了新发展银行，其前身是金砖银行，由经验丰富的印度银行家K. V. Kamath领导，总部设在上海。在协议的第一条款中，陈述了该协议的目标是“为在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实施可持续发展项目，促进资源流动，补充现存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对全球增长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金砖国家位于不同的大洲，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和国家利益。许多分析者认为新发展银行是“暂时性的、羸弱的”。我们认为他们错了。我们相信这家银行反映了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基于“求同存异”的原则。同时，它还有潜力成为一个“共命运同目标的共同体”。这五个国家都是中等收入国家，努力想要升级它们的产业，并从自身所处的世界价值链的位置中分化出来。它们都有着自己的国家利益，但也有着巨大的余地可用于追求“共同利益”。它们是攀登同一座结构转型高峰的队友，需要彼此的帮助。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他们能够在经济上实现互补。
类似地，在公司治理方面，所有创始成员国对新发展银行做出同等贡献，并拥有同等的投票权，是“真正的发展伙伴关系”。“每一位成员的投票权利应当与其在银行股本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应”。没有一国处在支配地位，向其他伙伴国施加条件，所有伙伴国都需要遵守游戏的国际法则。伙伴国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每个国家都可以说“是”或“不”。所有联合国的成员都可以加入。
总结而言，金砖国家、传统与新兴发展合作提供者、双边与多边机构之间，有着充足的空间，允许它们互相学习、交流经验。
（四）新多边主义的优势
过去，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发展合作都是双边的（Lin and Wang, 2016）。随着新的多边金融组织的建立，中国将会贡献更多的发展融资。
发起并运行一个新的多边金融机构，对于中国来说将会成为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一组具有国际视角的中国人将会在AIIB主席金立群先生的领导下入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发展银行（NDB），与同事们的合作将会增强他们的国际领导力和合作技巧。
一个多边金融机构使得中国能够撬动国际资本，积蓄数额更大的资本，从而能够比通过双边发展合作施加更大的影响。这将会减少目前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资本量，提升全球资本分配的效率。理论上这将提高回报率，在发展中国家的瓶颈部门投资应该比在工业化国家投资有着更高的回报率，因为后者的资本已经十分充足。多边金融机构也使风险在更多成员国之间分摊，对于风险管理极为有益。此外，它能增强合伙人保护投资对抗所有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的能力。
世界其他国家则会受益于拥有大量的储蓄、快速增长的消费者需求和庞大的金砖国家经济体的规模经济。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国家正处在这样的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国内快速增长的劳动力成本，需要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为低收入国家升级它们的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此外，中国有着其他小一些的国家所没有的规模经济，这使得中国建造大型交通网络的成本很低。中国已经展示了它在建造大型基础设施方面的比较优势，这要归功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和工程师，以及中国具有的在国内完成许多大型项目的能力、集融资能力和在世界其他地区实施大型项目的能力（Lin and Wang, 2016）。与中国和中国铁路网络相连接的国家，能够受益于这些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扩大他们进入内陆消费者市场的入口。事实上，接入一个（硬或软）大型网络的社会收益应该是巨大的。
新的机构需要所有股份持有者分享信息，从而增强透明度和内部治理。这将会在之后影响大股东在国内的行为，并为国内的立法改革提供压力和倒逼机制。举例而言，在建立AIIB的治理结构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可以从其他拥有更为健全的对外援助法律法规体系的创始国那里学习。NDB和AIIB的协议条款预示了对透明度和治理的高标准，这也将影响双边南南合作中的参与方。这将会加强所有创始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包括南方和北方伙伴国之间的信任。
八 总结评价
本报告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对国际发展合作（IDC）和南南发展合作革新面向2030年做了概览综述，然后给出了南南发展合作对全球发展贡献的评估。本报告试图反映发展合作的新观点、新机制与新方法。第二部分关注南南贸易合作、南南发展援助以及南南直接投资。第三部分考察了关于主要南方国家合作的案例研究，诸如中国的发展合作新架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发展合作、巴西的发展合作、印度的发展合作、南非的发展合作，最后以“变化的动态与国际发展合作”进行了总结。
注：《报告的主题》这一章节引自本报告的多位作者。本报告各章的内容纯属相关作者观点，而非FCSSC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