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2.1 国外农村社会工作研究

西方社会工作发端于城市地区。1877年，美国第一个慈善组织协会在纽约布法罗成立，能力卓著的社会工作者逐渐成为协会的骨干力量，开始为那些有志于通过个别化的服务来帮助穷人的私人机构提供援助和专业支持，这可视为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的开端。因此，在社会工作产生之初就缺乏关于农村社会工作的专门研究。

但进入20世纪初以后，美国的社会工作开始扩展到农村地区，对农村社会工作的探讨和研究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长期从事农村社会工作研究的E. Martinez-Brawley教授所著的Pioneer Efforts in Rural Social Welfare: Firsthand Views since 1908一书详尽地描述了20世纪初期以来美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进程。根据该书的描述，美国乡村社会工作实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08年本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命的乡村生活委员会和同年召开的美国慈善与矫治会议。从1919年开始，美国的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开始了专业化和本土化的进程，该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开始在县一级建立农村社会工作和公共福利服务的机构。罗斯福新政时期，农村社会工作进一步发展。为应对经济萧条对农业和农村家庭造成的影响，当时的农村社会工作者开展了大量针对儿童福利、社会救济服务和农业支持运动（Back-to-the-Farm），他们运用专业知识和方法帮助农村家庭改善生活状况，恢复农业发展。新政哲学推动了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和扩展。此后，通过建立认证制度和加强对农村社会工作者的培训，更多如精神健康服务等细分的专业社会工作领域在农村地区开展起来。

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于向贫困宣战哲学的出现以及西弗吉尼亚大学里昂·金斯伯格教授等人对社会工作的卓越领导，美国社会工作界对农村社会工作的兴趣进一步增长，进入一个高潮时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段时期，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和研究均较为活跃，并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成果。1969年，在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年会上，昂·金斯伯格教授发表了重要演讲，并号召成立农村社会工作小组和农村社会工作研究会。自1976年至1985年，美国连续每年召开全国农村社会工作学术年会，每次会议参会学者近二百人。会议涉及的主题包括农村老年社会服务（service to rural aged）、农村社区服务（service to rural communities）、农村社区矫正服务（correction services in rural areas）、农村家庭社会工作（services to rural families）、农村医疗社会工作（health services in rural areas）、农村精神健康服务（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rural areas）、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教育（educating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rural areas）等，内容很丰富。1976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创办了专业杂志Public Service in Rural Area（《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在1985年召开的乡村社会工作全国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会议主席之一迈克·雅各布森（Michael Jacobsen）指出，1969年至1985年间，美国的乡村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和实践者的学术活动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美国农村社会工作的衰弱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建设和郊区化、逆城市化发展，城市开始向农村地区蔓延和扩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历史学家Kenneth T. Jackson教授的著作《杂草的前沿：美国郊区化》（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生动地描写了这一伟大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社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乡的差别越来越小，城乡边界也越来越模糊，一些乡村社区已经把“乡村”和“城市”结合起来形成了“乡镇”（rurban），美国社会对农村的关注因此日益下降，对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也越来越少。

在当代国际社会工作学界，对农村社会工作较为关注的国家是澳大利亚。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农村社会工作委员会的推动下，澳大利亚的农村社会工作开始发展起来，关注重点是地广人稀的偏远乡村的社会工作服务。澳大利亚巴里迪大学至今仍在出版关于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学术期刊Rural Social Work ＆ Community Practice（《农村社会工作与社区实务》），该期刊刊载了世界各地关于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伴随城镇化的发展，一些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由村落延伸而来的小社区或小镇的社会工作研究，如美国的E. Martinez-Brawley教授在2000年出版了 Close to Home: Human Services and the Small Community一书。本书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的转型，对我国未来的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同样具有启示性意义，比如，我国广东省近来开展的“双百计划”，是村镇结合的社会工作模式。

就本书关注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而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一些学者的研究颇具启示。

美国学者Hardcastle、Farley等人研究了美国农村社会工作的主要实践模式。美国从事农村社会工作的服务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在各县（county）设立的公共福利局，由政府资助或向机构购买服务，主要提供儿童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服务，以个案服务为主；二是各种小型的职业化的社会服务机构，如社区精神健康中心、社区矫正中心，一般开展临床诊断式服务，实行市场化购买服务或纳入医保报销服务范围；三是在一些人口聚集的村镇地区设立的邻里服务中心国；四是本地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志愿服务，如“县社区发展中心”（CDC）、“县社区行动机构”（CAA），服务方式一般是项目式服务。这种多元实践模式有助于弥补农村实务资源的不足。另一些研究揭示，美国农村社会工作的主要服务内容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的以临床社会工作为主到以能力建设、资产建设、社区发展教育为核心的参与式社区发展实践的转变。美国社工界还注重依托社区学院和远程教育拓展服务资源。

英国学者Richard分析了英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特色。英国的农村社会工作的特点是社区为本，以社区照顾模式为主，即结合所设立的日间照顾中心开展针对老年人、儿童、无家可归者、残障者和少数族裔的福利服务，这种社区照顾性质的社会工作模式显示了与社会福利政策的紧密联系，但也要面对交通、资源、人员和日间照顾中心等设施设置不足的问题。针对类似的问题，除了强调发挥邻里资源的支持，英国的坎布里亚郡（Cumbria）、波厄斯郡（Powys）的社会服务机构把社会工作与当地政府主导的农村发展战略和其他发展计划联系起来拓展服务资源，如依托农村数字化工程建立儿童信息数据库和儿童救助热线。

美英两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有深刻的影响。我国台湾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深受美英等国的影响，如依托社区大学开展社区发展实践与教育，或依托福利资源开展社区照顾服务。澳大利亚的农村社会工作也深受美英模式的影响。但一个有趣的比较研究显示了澳大利亚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与美国、英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差异性。如果说，美国的农村社会工作有浓郁的个人主义倾向和临床、个案社会工作的特点，英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具有社群主义倾向和社区为本的特点，那么澳大利亚农村社会工作的特点则是团体为本，以团体社会工作模式为主。而这种模式的形成与澳大利亚独特的人文地理情境有关。澳大利亚学者Brian Cheers的研究指出，澳大利亚的人口高度集中在大城市，农村居民人口不多，但分散在全国广大的偏远地区，具有地广人稀的特点。同时，由于地理和气候因素千差万别，所以各地人群分布、生活方式、社会适应和服务需求不同，并且，同住一地的居民职业特点也是多种多样，并不全是农民，还包括杂货店主、公职人员等，因此，以城市化模式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体系设计对澳大利亚农村并不适合，传统的社区工作模式和临床模式也不太符合本土化需求，因此适应不同人群特点的团体社会工作模式更受欢迎。

世界各地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存在明显差异，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需要面对的共同挑战。根据英国长期从事国际农村社会工作研究的学者Richard Pugh等的观察和研究，国际范围内农村社会工作的共同特点和共同主题如下：实务的多面性；社区发展为本；注重建立与外部资源包括地方政治家和掌握资源的权力部门的联系；对地方性文化的敏感性；争取社区居民和非正式资源的支持等。Brian Cheers基于对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形成须考虑四个方面的挑战和问题：服务成本（cost）；可及性和可得性（accessibility and availability）；相关性（relevance）；认受性（可接受和认可，acceptability），而回应这些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基于本土化的服务创新。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对本书关于中国特色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探讨很有启发。

2.2.2 国内农村社会工作研究

与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同步，国内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主要集中在近十年以内。在2007年以前，国内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成果较为罕见。查询中国知网，可以发现，2007年以前以农村社会工作为关键词的文章仅有3篇，而2007年以来的文章有153篇，其中，2007年有11篇。2007年成为一个分界点，一是因为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规模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从而推动了全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二是自2007年起，民政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动一批城市和农村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和示范点工作，在上述背景下，对农村社会工作的关注和研究因此也多起来。国内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是对发展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探讨；二是基于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实证研究。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

（1）发展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的探讨。王思斌教授指出，我国迫切需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以改善基本民生，服务弱势群体，促进乡村发展。周沛从农村社区问题和社区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农村社区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性。陈成文指出，实现农村善治、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推进农村社会工作的职业化。杨发祥、闵慧认为，当代农村社会工作的动力来自于农村社会的现实需求、农村社会建设的政治和政策需要。戴利朝讨论了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其必要性在于社会工作有助于解决乡村治理的难题，提升基层政府公务员开展公共服务的能力，其可行性在于中央政府对社会工作的制度化设计、民政部门和基层政府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所提供的契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基础、社会工作所具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等。还有学者指出，推进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不仅有助于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且能够有效缓解农村社会的衰败并解决农村发展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周绍宾等人指出，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对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2）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研究。专业社会工作对我国农村地区来说，完全是一个新鲜事物，在面临诸多考验之下，如何从无到有建设一支专业的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尤其引人关注。原江西省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指出，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要与改革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紧密结合，与各项民生政策紧密结合，坚持专业化与本土化相结合。郭伟和对中国农村社会工作职业化推进中的制度性条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体制内演进与体制外发育的张力及其调适的问题。蒋国河提出，加快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必须从理念、制度、财政、人才开发、培训与激励制度等多方面入手；把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党政干部农村工作的考核范畴；通过体制内和体制外双轮驱动，加快农村社会工作岗位开发与设置；完善职称评定、薪酬保障及合理流动等激励机制；同时，要加快乡镇社会工作服务分支机构建设，实现社会工作服务在地化、本土化，其运作原则是实现组织独立，建立与基层政府的伙伴关系。还有学者建议，将大学生村官队伍转变成农村社工人才队伍。

（3）农村社会工作的角色与功能研究。顾东辉教授基于对江西万载的调查指出，社会工作者在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工作实践中大致体现了调查者、支持者、能力促进者、资源链接者、社区组织者、政策影响者等方面的角色。蒋国河指出，社会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要角色应该是充分发挥其专业引领作用，形成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工引领这样一种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建设格局，社会工作者能够在新型农民培养、村庄发展与规划、文明乡风形成、农民合作组织培育、基层角色互动与资源整合等领域发挥专业服务功能。陈涛认为，目前农村社会工作角色的主体地位是“照顾者”角色和“陪伴同行者”角色；基本功能定位为农村社会事业的组织者和执行者，核心是承担与农村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相关的组织执行与服务任务。熊景维、钟涨宝则认为，社会工作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职能定位应为辅助和支持性的手段，而非替代和根本性的手段；其主要职能一方面在于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更重要的是这些服务活动应该成为村民自我发展、自助助人的火种，社会工作的角色应定位为卓有成效的支持者和协助者，而不是社区领导者和计划执行者。总而言之，对农村社会工作的角色和功能，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4）农村留守人员社会工作服务研究。史铁尔、蒋国庆结合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团队在湖南湘西翁草村的实务案例探讨了社区营造视野下的农村留守人员社会工作服务的操作模式。他们指出，农村社区营造是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社区营造作为一项文化新政策，主要以建立社区文化、凝聚社区共识、建构社区生命共同体为主要目的，社区营造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人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社会服务模式，如以社区治理为视野、以社会工作为方法、以城乡公平贸易为平台，采取文化引导，以社会工作服务站为载体、以生态合作社为基础，重建农村社会互帮互助支持网络，通过为农村留守人员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有学者专门探讨了社会工作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中的介入问题，指出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的助人服务活动，其功能、方法、介入模式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具有促进作用。吴帆的研究指出了目前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的不足，如专业人才的不足、缺乏科学的服务评估等，提出要加强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主体的建设，发挥专业社会工作者在多元主体中的核心作用。

（5）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反贫困问题的研究。徐永祥、向德平等学者探讨了社会工作对中国农村扶贫发展的启示。徐永祥指出，农村扶贫中最大的问题是扶贫项目的效益差，资源浪费严重，而借鉴社区工作中的社会策划模式，有助于加强项目的微观管理技巧，提高整个项目的成效和效益。向德平、姚霞分析了社会工作与反贫困工作的亲和性，指出社会工作可以为反贫困提供专业的价值观、专业的方法与技能及优势视角，并从重视能力建设、促进贫困者的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出了介入的途径。钱宁则分析了社会工作视角的社区能力建设对反贫困的重要性及其策略，并指出，以内源发展的社会政策思维助力精准扶贫，有助于克服当前扶贫工作中过度行政化带来的贫困者依赖政府、被动脱贫的不良倾向。王思斌从价值观、方法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工作参与扶贫开发的优势，认为社会工作在制度-能力整合的反贫困模式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社会工作在反贫困中的作用发挥有限，为此要加强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的制度建设和社会工作队伍参与扶贫开发的能力建设。李迎生、袁君刚认为，现行的扶贫工作专业性不足，扶贫能力和精力有限，以扶贫济困为本，遵循个别化、差异化原则的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是对政府传统扶贫方式的革新和有效补充。在实践层面，张和清、陈涛等具有实务倾向的学者在云南、广东、四川等地开展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探索具有启蒙性意义，他们开创性提出的“城乡合作贸易”“生计社会工作”也体现了反贫困社会工作的面向。

（6）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理论探讨。王思斌教授提出了“大农村社会工作”的模式。他指出，农村社会工作面对的服务对象的问题具有综合性特点，社会工作服务和干预也相应地具有综合性特征。比如，贫困就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家庭成员的劳动能力、就业机会、家庭结构、社会支持网络，都与家庭的贫困与否直接相连；同样，已成为重大社会问题的留守儿童问题也具有综合性特征。而农村问题和社会工作的综合性特征呼唤“大农村社会工作”，需要在缓解和走出贫困、协调社会关系、心理抚慰等方面联合工作，在社会救助、扶贫开发、能力发展方面联合工作。具体来说，即坚持专业理念、灵活运用专业方法，对社会工作任务进行综合考虑和界定，将直接服务与增强权能相结合、将专业方法与本土方法相结合，协同多方资源服务农村居民和社区发展。江波、谢雨锋分析了社会救助这一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中存在的缺失，提出要构建新型社会救助系统必须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输入社会工作元素，采取整合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边慧敏、韦克难等学者归纳了与农村社会工作相关联的灾害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三种介入模式，包括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主导、高校主导的三种模式，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模式应该是：以政府为主导、以民办社工机构为服务主体、以社区能力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灾后重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刘军奎学者提出了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推进导向和发展思路，强调农村社会工作导向应从个人、家庭服务转向村庄服务，从问题解决转向关系调适，从经济帮扶转向文化帮扶。此观点的问题在于，个人、家庭服务不仅是社会工作的基本对象，而且是与村民建立信任关系的主要手段，没有个案、家庭服务和经济帮扶，农村社会工作将没有立足之本。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必须立足于地方性知识，扎根于农民的真正需求，同时也须注意文化敏感性，立足于本土处境不断反思，如古学斌等学者所言，要避免把自己的文化价值和行为观念强套于案主，形成一种文化的压迫，社会工作者需要识别地方性文化（即特定社群的特定生活方式及其生活意义）的盲点，也即文化识盲。

（7）地域性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实证研究。①云南平寨和广东绿耕模式的研究。张和清、古学斌、杨锡聪依据云南平寨项目的多年实践经验总结出了一种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强调以社区为本，重视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本的社区发展实践与社区发展教育；绿耕模式是平寨模式的延伸，系张和清教授依据团队创建的机构——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广东从化市仙娘溪村、珠海市红星村等地的农村社会工作项目实践，进一步总结出来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即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包括“驻村工作”的服务模式、“整合社会工作方法”、“以社区生计为突破口”、“社区组织”、“能力建设”、“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文化行动”等实务策略；基本目标是通过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等社区互助的社工实践，协力村民摆脱生计困境，实现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可持续发展。②万载模式的研究。万载县2007年获批为全国首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县，2010年被评为全国首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示范县。民政部将万载的经验确立为农村社会工作的“万载模式”，向全国推广。社会工作学界对万载模式有一定的研究。原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发表的论文《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工作创新——以江西万载模式为例》将万载模式的特征概括为“党政主导、政策扶持、社工引领、农民参与、法治保障、和谐共建”。戴利朝、沈新坤对江西万载“1+3”（即一名社工专业大学生，帮带一名民政干部、一名村居干部、一名志愿者）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进行了总结。戴利朝指出，万载模式注重本土人才与高校专业人才的互动，通过“社会工作站”的设立和社工大学生的传帮带，培养本土的社工人才，在内容上注重与政府工作结合。沈新坤指出，江西万载的“1+3”模式表明本土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互构演化态势，社工能够根据现实需要相互学习，在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实现发展与调整。也有学者指出，万载模式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的特征，将面临党政的政绩追求和基层的动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政绩光环效应的暂时性和万载模式的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等。③江波、杨晖基于陕西民族社区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总结了以赋权为本的农村社区健康促进行动、社会性别与健康教育的基本方法，并提出了一种整合取向的农村社会工作介入方式，强调农村社会工作对农村发展除了有实践性之外，还要有一定的反思性，要承担起评估农村发展的使命，并立足于本土经验，强化农村发展主体的能动性。④万江红、杨霞基于底层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反思，提出要以底层视角的理念来看待服务对象，注重站在底层的视角来解读“隐藏的文本”背后的行为逻辑；在实践中通过发掘服务对象的亚级次话语来还原真实需求，注重服务对象所处社区的文化、制度等宏观结构的影响，同时要经常性地反思以促进实践的进步。以底层视角来看待服务对象，确实能发现诸多本土化的服务需求，不足之处在于，社会工作者有可能因此将服务对象问题化，甚至造成标签效应，而忽视优势视角下的解决方案。⑤湘西民族村落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史铁尔教授领导的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师生自2002年起在湖南湘西的几个苗族村落开展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其基本实践策略是：以民族团结为中心，以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为平台，以能力建设和优势视角为理念，开展以苗歌苗舞等为主的民族文化传播和生计援助等服务；在人才队伍建设上，注重将当地人才的培养作为服务项目的核心工作。但也有学者指出，湘西的农村社会工作模式具有典型的“高校实习”特征，即高校主导的一种结合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实习与服务地方需要的实践模式。

2.2.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现有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农村社会工作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文献基础。但从总体看，国内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并不成熟，就本课题而言，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现有研究多停留在零散的“局部观察”阶段，且局限于实务理论视角或介入技巧，缺乏对国内外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系统、比较研究，也尚未深入认识各种实践模式的局限性以及如何构建符合本国特色的实践模式，比如，对农村社会工作的职能定位问题，农村社会工作站的设置问题，驻村还是驻镇、驻县等服务模式的选择问题，资源配置问题等，缺乏深入探讨。

（2）对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典型模式如万载模式、绿耕模式的研究成果不够丰富和深入，尤其对万载模式的研究，来自媒体的报道和官方人员等方面的经验总结的政绩性材料较为多见；而涉及万载模式的学术研究，也多为引用的媒体及官方人员的材料，较少见到关于该模式的客观、平实的经验性学理研究。

（3）缺乏对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整合与拓展资源的经验与做法的学术关注与理论提升。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面临诸多的资源约束，必须强化资源拓展和嵌入式发展。关于农村社会工作机构在资源拓展方面有哪些本土化的经验，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研究。

（4）对农村留守人群尤其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留守儿童群体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研究不够深入。当前对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研究，还停留在零碎的个案研究层面，研究的内容还停留在留守儿童学业辅导、心理障碍、行为偏差等方面，对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的机构建设、制度建设的本土化研究成果不够；另一方面，对体现儿童权益最大化的留守儿童社会保护服务这一前沿主题关注不多。

（5）对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当代农村反贫困或精准扶贫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议题的研究不够丰富和系统。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的社会力量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反贫困行动中可以发挥哪些独特的作用并弥补政府主导的扶贫机制的不足？国际范围内社会工作介入扶贫的视角有哪些？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哪些具体的实践空间？这些都值得深入探讨。

本书将围绕上述议题，结合对农村社会工作典型实践模式的调查分析与比较，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并深入剖析有关案例，在此基础上，以本土化和专业化为核心，深入探索适合本土情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和政策、制度体系建设，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提供经验参考和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