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治理党内存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从严治党这一思想孕育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思想中，发展于中国实际的党建实践活动当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成果，对近百年来党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党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我们的党才能在革命时期团结一致，共同御侮，战胜各种敌人与困难，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使广大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畏艰辛，克服内外交加的困难，在险恶的外部环境中成长起来、发展起来，使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弱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才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锐意进取，快速发展，使我们的祖国在世界的东方迅速崛起，成为一股影响世界发展走向的重要力量。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了更好地担负起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从严治党，把握从严治党的规律，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新思想，使其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我党长期历史实践的产物，也是新时期新形势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我们的党就在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这三个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治党举措，用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全体党员。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面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建工作出现的新问题，中央开展整党运动，对党员提出了更具有针对性的要求。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坚持从严治党”，并将从严治党写进党章；党的十六大强调“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便是对经验和形势这两个维度进行了考量，这一思想符合当前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需要，也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决定未来中国共产党发展走向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将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落到党建工作实处。

（一）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

“从严治党”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就已经初步形成。马克思曾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列宁也曾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一直高度重视党建工作，从严治党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基本经验，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贯要求和优良传统。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从严治党”这一概念，将从严治党工作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

1983年，党中央针对“文化大革命”后党内存在的诸多不适宜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问题，开展了整党运动，并强调了整党工作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在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组织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1984年，《人民日报》首次运用“从严治党”这一概念来反映整党工作的开展现状，这是在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从严治党”。1985年，中央整党委员会发布《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这是“从严治党”首次出现在党内的文献当中。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从严治党”写入党章，强调要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使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即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人民完成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伟大革命而进行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它高度概括了执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指明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和要求。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这一论断指出了从严治党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2000年，江泽民进一步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著名论断。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全面阐述了从严治党的方针：“从严治党，必须全面贯彻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切实体现到对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各个环节中去”。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再度强调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紧密联系治国理政的实践，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实行党建工作责任制，坚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党的纪律，从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不断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中央在党建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拓展从严治党的内涵，不断丰富从严治党的思想，这对党建工作和国家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在对过去的总结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要求的必然。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过程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共同构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了有机整体。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一贯沿袭的从严治党思想的新发展，为“从严治党”加以“全面”二字，更加符合新形势下党建工作的新要求，更加符合在党建实践中形成的从严治党规律，更加有利于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第一次论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开宗明义地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核心主题。这次讲话表明了党中央对党建工作的重视，未来的党建工作要高度重视工作作风建设，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工作中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2月召开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阐明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五大基本内容，指明了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落实党建工作的五大路径选择。

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再度强调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他告诫全党，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正气上不来、邪气压不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那么我们党迟早会出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讲话中已经明确指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表明了全面从严治党是关乎党、人民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须坚定地予以推行。这些论断有力地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的提出与最终形成。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讲话时明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八点要求，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和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到“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这段讲话指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对将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到党中央的战略布局高度有重要意义。

时隔不久，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明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这一论断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正式提出，也标志着“四个全面”的形成。“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四个全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是党中央首次把“四个全面”定位为党中央的战略布局，将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有着其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首先，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这个“全面”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治党的内容要全面，要实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的从严治理；二是治党主体要实现全面覆盖，明确从严治党的主体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任何人都不会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范围之外。其次，全面从严治党要“从严”，要下大气力对党内问题进行整治，问题无论大小都要认真处理解决，要严明党的纪律和党的规矩，要对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从严要求、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特别是要从严治吏，各级纪检部门要从严执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讲话时指出：“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严字当头，做事不能应付，做人不能对付，而是要把讲认真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作风建设如此，党的建设如此，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如此。”与此同时，要在“常”“长”二字上下功夫，要使全民从严治党经常化、长期化，将其作为党建工作中的重点任务持续稳步地推进。

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工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思想是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的，它符合党的建设的一般规律，它与原有的从严治党思想一脉相承，与原有的党建工作实践相联系，同时又紧密结合了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是科学的，是符合当前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需要的，它将在未来的建设实践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三维”生成逻辑

有学者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从本体论角度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高度统一、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期的党建思想同党建工作实践的双向互动；从价值论角度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是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紧密联系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系统当中的重点，体现了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在上文中我们讲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从严治党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形势下加强党建工作的新思考，是基于中国当前现实的党建状况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其目的在于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由此可见，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产生可以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来进行分析与诠释。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对从严治党思想的继承和完善，是原有的党建思想在新时期的新发展。“严”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建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我们党在党建工作上取得显著成效的一大法宝。从严治党的“严”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有严的思想。党始终关注党内的思想建设工作。《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唯一的，所有共产党人必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开展实践活动。因此，中国共产党有严的、不可动摇的精神根基，为我们带领人民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中国共产党有严的组织。党始终对组织建设保持着高度的重视，在吸收党员时有着一系列严格的要求，并不断地进行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考核；同时，如果党员在实际中违反了党的制度和规定，也将受到党内处罚，甚至被清除出党。这一点在党员领导干部的任免上尤为明显，党内有非常严格的选任机制和罢免机制，保障了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第三，中国共产党有严的作风。党的作风包括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相关的制度对党员的行为进行了约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工作作风，对取得革命的胜利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是高度重视作风建设，通过“八项规定”、“三严三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两学一做”等来肃清党内作风，破除“四风”，净化党内风气。作风体现了一个政党整体的精神面貌和工作能力，因此培养起严的作风一直是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第四，中国共产党有严的纪律。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的许多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松散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有自己明确的组织和明确的纪律，全体党员必须认真履行党员义务，严守党规党纪，一旦违反纪律，必将受到惩处。第五，中国共产党有严的监督。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需要有外界的监督来规范党员的行为，使每一个党员都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党建立了党内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途径，对党组织和党员行为实行无死角的全方位监督，将权力牢牢地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与此同时，从各国历史来看，一个长期执政的政权如果在政权稳定后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失去了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就极有可能会遭遇腐败陷阱、质变陷阱、能力退化陷阱等众多严重威胁执政地位的陷阱。在历史上有很多政权都因为在执政过程中出现了这些严重问题而丧失了执政地位，失去了执政权。我们在管党治党的过程中，一定要以史为鉴，充分吸收历史教训。以苏联为例，苏联共产党曾执政74年，在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时，苏共党员仅有两万人左右；在夺取卫国战争胜利时，苏共党员人数也不过200万人。虽然对苏联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党员占整个苏联总人口的比重并不高，但是正是这少数先进分子在党和国家的建设中充分发挥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作用，充分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这段时期也是苏联人民公认的幸福感最强的时期，也是苏联共产党最受拥护的一段时期。然而随着执政时间的不断延长，苏共的思想、作风逐渐出现了问题，不少党员认为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已经是稳固的了，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他们忘记了历史和人民会选择共产党，也会在其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放弃执政党，因此他们开始脱离群众，滋生腐败，渐渐脱离了群众，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最终被人民抛弃。苏共垮台时，党员已经发展到了1500万名。目前，中国已有8800万名党员，党员规模如此庞大，每一个党员都严格遵守党章党规，用高标准严要求来规范自己，显然在现阶段是不现实的。正是因为有部分党员没有完全将一名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做好，所以我们才要下大气力来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不能让任何一个不健康的细胞存在，影响我们整个肌体的健康发展。

从现实的维度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基于当前的新形势而提出的。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着种种时代性的考验。在新时期的世情、国情和党情下，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2014年底，中央指出在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七个有之”的问题，即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组建小团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有之。这“七个有之”是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治理，我们的党就会堕落腐化，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严重威胁，我们的国家也会陷入道德沦丧的不堪境地，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中国梦也将无法实现。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将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面对新的历史形势，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执政党提高战斗力和凝聚力。全面从严治党肩负着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一个保持百年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成一个更加充满勃勃生机和更加富有生命力、战斗力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重任。

除了面临着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外，我们的外部环境也对我们的发展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挑战。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的世界地位也在不断提高，这势必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动态，西方的资本主义大国也会对中国的发展表示担忧和警惕，并在世界范围内散布“中国威胁论”的言论，给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提出了诸多难题。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工作上，西方的价值观通过信息技术等途径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一部分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正处于思想政治观念形成阶段的青少年来说更是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动摇了党和国家的思想根基。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尤其是思想建设，坚守住我们的意识形态阵地。首先要使全体党员坚守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然后带动整个国家和社会坚定信仰，抵制西方的价值观入侵，坚持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未来的维度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然选择。党为自己制定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一大任务就是通过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的领导得到坚持和发展，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经历了90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共产党早已和中国融为一体，中国要实现复兴，党是关键。党的建设与发展关系到的不仅是党自身的前途命运，更是整个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命运，二者休戚与共，不可分离。因此，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通过严格的党内建设使我们的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2013年1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人民之未来，国家之前途，与全面从严治党的成败密不可分，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面向未来的事业，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与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