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破邪集》与晚明天主教情势

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在《文化相遇的研究方法：以17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一文中总结了中西方研究明清天主教的四种范式，他将之分别称为“传播式”（transmission）、“接受式”（reception）、“创新式”（invention）、“交互式”（interaction）。第一种属于传教士的视角，重在福传的过程及表现；第二种为中国人的视角，重在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反应，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可为代表；第三种在于发现来华传教士本身的欧洲观念或视野，重在解构；第四种为双向研究的方法，焦点在中西间的相互影响与改变。“交互式”也是钟鸣旦提倡的方法，而其《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也正是此种方法的体现。钟鸣旦提出的“交互式”研究方法对于《破邪集》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可以透过《破邪集》本身来发现天主教在晚明的情势，这种情势有别于传教士及皈依者的描述。

《破邪集》本身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作者的籍贯几乎皆为浙闽两省，其中又以福建人占大多数。艾儒略曾在浙江杭州传教，而杭州为李之藻、杨廷筠的家乡，杭州云栖寺也是祩宏的住持道场，这三人皆为杭州人，而杨廷筠后由佛入耶，尤其招致佛教僧人的痛责。据夏瑰琦统计，明末曾入杭州的传教士包括郭居静（Lazaro Cattaneo, 1560—1640）、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艾儒略、傅泛际（Francisco Furtado, 1587—1653）、邓玉函（Johannes Terrenz, 1576—1630）等共有19人，可见晚明时杭州已成为重要的传教中心。1624年内阁首辅叶向高致仕归乡，道经杭州，邀艾儒略入闽，艾儒略遂于次年抵福州，此后在闽传教25年。艾儒略在闽期间足迹几乎遍及全省，在福州、泉州、兴化等地“数年之间，在各府建教堂八所，在各小城建小堂十五所，又往永春及附近传教，每年新入教者八九百人”。

尽管艾儒略在闽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也随之招来了反对，“福建教案”便是这种反对态度最直接的表现。不论是“福建教案”还是《破邪集》本身，艾儒略都是其中的主要角色之一，而这与其入闽传教产生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破邪集》本身对此已有揭示：

不审此秋季，艾妖（按：即艾儒略）辈踵至吾漳（按：福建漳州），既已归人如市，又欲买地构堂，几令人目击心怖。

客有自西洋来者，其人碧眼虬髯，艾其姓儒略其名，盖聪明智巧人也。

适逢崇祯八年（按：1635），利妖（按：利玛窦）之遗毒艾儒略辈，入丹霞，送余有《天主实义》……诸妖书等。

从他们的言论来看，上述诸人有可能都亲见过艾儒略，甚至与他还有交往。黄贞本人曾见过艾儒略，《破邪集》中他提及自己“不得已往听讲数日，未能辨析破除之，几至大病”。作《〈破邪集〉序》的蒋德璟也曾与艾儒略有过一段往来，《〈破邪集〉序》中有“向与西士游”等语。蒋德璟还曾与艾儒略合作过《西方答问》，书中题有“晋江蒋德璟阅”字样。收于《破邪集》卷六的《上翰林院左春坊蒋公德璟攘夷报国公揭》为蒋德璟路过福州时，李维垣等士绅呈给蒋德璟请求清除传教士的请愿书。“福建教案”发生时，传教士曾求救于蒋德璟。蒋德璟后来提出“其教可斥，远人则可矜也”，而使得任官曾樱“稍宽其禁”。为《破邪集》作另一篇序的周之夔也曾与艾儒略有过交往。艾儒略的《熙朝崇正集》收录了周之夔给艾儒略的赠诗，用“金声玉齿悬河舌，沧海茫茫不可疑”来称赞艾儒略口若悬河的辩才。但在《〈破邪集〉序》中，他的态度却发生很大转变，“视天主教与从其教者，只宜视如禽兽，不当待以夷狄之礼”。此处的言论完全不同于此前的赠诗，这种前后反差巨大的态度使得林金水称其是“一个性格乖戾的人”。《诛邪显据录》的作者李玉庭在文中也自叙：“昔年与艾子会晤黄华山房及新创天主堂，识面有日，拜酬相频，何忍于彼不恕也。但道脉人心，似是而非，害人不浅。……所谓用夏变夷，实在吾徒，甚勿为异端所惑。”

这些反教士人与传教士的交往反映了晚明天主教的另一个面向，即这些士人从与天主教接触到转而反对，这种反对也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了解之上的。黄贞在其《请颜壮其先生辟天主教书》中，就以一种恐慌的语气谈到天主教在中国的情势：

今南北两直隶、浙江、湖广、武昌、山东、山西、陕西、广东、河南、福建福州兴泉等处，皆有天主教会堂，独贵州、云南、四川未有耳……今日天主教书名目多端，艾氏说有七千余部，入中国现在漳州者百余种。纵横乱世，处处流通。盖欲扫灭中国贤圣教统，一网打尽，行其邪毒而后快于心焉。微燃不息，炎炎可待。矧今已非微燃之势者乎？闽省皈依已称万数之人。

黄贞的恐慌主要出于教堂、著作、皈依人数三方面。天主教入华约半个世纪，开教地几乎遍布全国，已形成不小的势力，黄贞所陈，未必虚言。杨光先在1664年的奏疏《请诛邪教状》中，历数了当时全国的教堂已达30处。总的来看，杨光先奏疏中的教堂以江浙闽三省为主，此时距《破邪集》成书不过25年，推想当时之教堂已不在少数。另据方豪统计，在教徒人数上，至崇祯九年（1636），全国耶稣会士共三万八千人（方豪此处统计的耶稣会人数应当是指天主教徒的人数，而不是真正的耶稣会人数），康熙九年（1670）全国各会所属教友共计二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人。此时距《破邪集》并不久远，则当时入教之人数已颇为可观。这样看来，黄贞所说“闽省皈依，已称万数之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至于黄贞转述艾儒略的“七千部”之说，方豪曾引证多方资料认为实有其事。万历四十二年（1614）金尼阁返罗马，这“七千部”西学书便是其从欧洲各国募捐得来，其中包括教宗保禄五世颁赐的大批藏书。这“七千部”种类繁多，从文学、哲学、神学以至于医学、法学、数学、音乐诸学科，几乎无所不包。万历四十六年（1618）金尼阁与其他24位教士返华，万历四十八年（1620）抵达澳门，便带入了这批印有特殊标记的藏书。这批藏书最初置于澳门，后分批运送至北京，是否全部入京，现已不得而知。至于黄贞所言“在漳州者百余种”，若其言可信，则这“七千部”藏书已分别流传到了全国的地方教会，在漳州的这“百余种”只是“七千部”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破邪集》中提到的西学书，多数可见于李之藻编的《天学初函》，该书1629年初刻于杭州，影响甚大。尽管《破邪集》没有一一提及浙闽两省刻印的西学书，但西学书的地缘影响无疑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