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 关于体育赛事定义、分类及性质研究

（一）体育赛事定义

体育赛事的概念是从“运动竞赛”演变而来的，因此，要对体育赛事进行定义，首先需要弄清“运动竞赛”的概念。田麦久教授认为，运动竞赛是指“在裁判员主持下，按统一的规则要求，组织与实施的运动员个体或运动队之间的竞技较量”；原国家体委训练竞赛综合司在《运动竞赛学》中指出，“运动竞赛是在裁判员主持下，依据统一的规则而组织与实施的运动员个体或运动队之间的竞技较量”；台湾学者许树渊认为，“在运动上，凡是以运动精神、运动道德为准则，用对等的方式、公定的规则，作各种个人或团队的竞技活动，以供众览，所以比较优劣胜负，以提倡推展运动之用，成为运动竞赛”；同时还有学者提出，“运动竞赛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它是一个特殊的过程，有明确的目的性，有鲜明的竞技特征，有完善的规则和一整套竞赛办法及决定竞赛胜负的‘法律依据’”。

从以上几个运动竞赛的定义看，前三个定义实际是对运动竞赛的狭义解释，这三个定义并没有体现体育运动竞赛所涉及的场外因素。最后一个定义虽然指出了运动竞赛是一个过程，有特殊性，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但还是未能超出赛场的范围，并未能对体育运动竞赛所涉及的众多因素进行概括。由此看出，以上体育运动竞赛的定义还只是停留在竞技体育比赛的层面，未能反映出当今体育运动竞赛的时代特征。

事实上，随着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开创了市场营销赢利纪录以来，对体育竞赛进行商业营销，成了体育赛事产业运作管理极其重要的内容。体育竞赛活动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运动竞赛”概念被打破。体育运动竞赛再也不是纯粹由运动员、裁判员参与的活动，观众、媒体、赞助商等其他主体纷纷加入体育竞赛活动中，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竞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体育运动竞赛的项目化特征就越发明显，很多学者便从项目管理的角度对其进行定义，而且更多地将其称为“体育赛事”。如台湾学者曹有培认为，“体育赛事指由特定的组织团体，透过有计划的筹备、营造、管理，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集合个人或团队，以达成预期目标和宗旨，并借一项或以上的运动，依循各种运动规则，举行比赛，各种单项的运动比赛和综合性运动会皆涵盖其中”；程绍同认为：“体育赛事是特定的组织团体依其本身举办之目的，透过科学化的管理与筹备过程，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下，召集运动竞技活动的相关人员（运动员、裁判、工作人员和观众等）及团体（运动组织、运动器材供应商、媒体、赞助商等）共同参与所形成的综合性集会。”

国外学者对体育赛事的认识与国内学者有所不同，他们普遍将体育赛事纳入特殊事件的范畴，并从特殊事件的视角认识体育赛事。特殊事件范围广泛，包括了宗教典礼、传统仪式、体育赛事、文艺表演、宴会、展览会等各种形式的活动，而体育赛事则是其中一种很重要的形式。国外学者对特殊事件的研究起步较早，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基本趋于成熟，并有专门的学科理论体系，即事件管理理论（Event Management）。国际上还有专门的事件管理科学协会和互联网站，如国际节日和事件协会（International Festival and Events Association）。在实践领域，人们也已经开始高度重视对特殊事件的深入认识，并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不少学者对特殊事件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研究，如Damd C. Watt将特殊事件描述为，“一次性发生的事情，在任何给定时间里迎合特殊的需要。当地社区事件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活动，旨在牵涉当地人口分享有利双边利益的经历”；Johnny Allen等对特殊事件的定义表述为：“术语‘特殊事件’ 用来描述特别的仪式、表达、表演或庆典，其被有意识地计划产生以标志特殊的场合，或取得独特的社会、文化或团体的目的和目标。”Getz在类型学研究中突破性地建议特殊事件最好从其所处的上下关系来进行定义。他提供了两个定义：一是从组织者的角度，即“特殊事件是个一次性的或很少发生的事件，不同于惯常的节目或赞助商和组织主体的活动”；二是从消费者或客人的角度，即“对于消费者或客人，特殊事件是个休闲、社会或文化经历的机会，不同于惯常范围的选择，并超出了日常经历”。此外，Goldblatt还认为：“特殊事件聚结一个独特的时刻，在那时以仪式或典礼满足特殊的需要。”

上述定义基本体现了特殊事件的诸多共性特征，但由于特殊事件的领域广泛，它难以反映出所有不同类别特殊事件的个性特征。因此，在上述定义中，体育赛事的个性特征也不是很明显。基于此，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国内部分学者对体育赛事的定义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叶庆晖认为：“体育赛事是一种提供竞赛产品和相关服务产品的特殊事件，其规模和形式受竞赛规则、传统习俗和多种因素的制约，具有项目管理特征、组织文化背景和市场潜力，能够迎合不同参与体分享经历的需求，达到多种目的与目标，对社会和文化、自然和环境、政治和经济、旅游等多个领域产生冲击影响，能够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黄海燕、张林等人认为“大型单项体育赛事是指具有国际知名度、集中承办城市和国家甚至国际的注意力，受城市公共资源约束，又反过来影响城市资源的，以提供单一体育运动项目竞赛产品和相关服务的特殊事件”。

从现有关于体育赛事的定义看，随着人们对体育赛事认识的逐步深入，体育赛事的定义也越来越科学、合理。笔者在进行体育赛事定义时，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要抓住体育赛事的本质特征；第二，要充分考虑其时代背景及其功能特征；第三，要为整个研究建立基础，满足研究的需要。

（二）体育赛事分类

分类是划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根据对象的本质属性或显著特征进行的划分，具有较大的稳定性。按照不同的原则和实际需要，可以对体育赛事进行不同的分类。

周进强、吴寿章从两个角度对我国体育赛事进行了分类。一是按照分级分类的原则，将体育赛事分为全国性比赛与地方性比赛、综合性比赛与单项比赛、在中国举行的国际比赛与国内比赛、职业性或半职业性的商业比赛、成年人比赛与青少年比赛、社会比赛与业余比赛、计划内比赛与辅助性比赛，等等。二是按照体育赛事的市场化形式，分为四大类：（1）带职业性质的比赛，目前中国已有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比赛等；（2）以全运会为代表的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的商业开发；（3）全国性的单项锦标赛、杯赛、选拔赛的商业开发；（4）单独运作的商业比赛和其他各种大奖赛、巡回赛、明星体育赛事。

张江南、唐宏贵从功能和水平的角度，将体育比赛分为群众性体育竞赛和高水平体育竞赛。

陈锡尧根据国际性重大体育赛事的来源将国际性重大体育赛事分为三种，即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世界单项组织的重要赛事、跨国公司或知名的大企业操办的传统性体育赛事。

姚颂平等人也从两个视角对国际体育大赛进行了类别划分。一是按照项目设置特征，将国际体育大赛分为综合性运动会和重要单项体育赛事。其中综合性运动会是指由多个单项组成的大型国际性体育赛事（如奥运会、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这种赛事一般2—4年举办一次，具有参赛国家和地区众多、设置的项目类型丰富、影响范围较广等特点；重大单项体育赛事是指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主办的高等级的大型国际性体育赛事。二是按照赛事组织的形式的特征，重大单项体育赛事又可分为三个亚类：第一亚类是“赛会制”赛事，主要指每隔2—4年举办一次的重大单项赛事，如世界杯足球赛、世界田径锦标赛、世界游泳锦标赛等；第二亚类是“分站累积制”赛事，如F1、网球大师杯等；第三亚类是“主客场制”赛事。

李南筑等人根据体育赛事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分类。第一类是除信息不完全外，基本不存在市场失灵，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调节进行资源配置的赛事。现实中绝大多数的商业性赛事，如皇马中国之行、英超查尔顿中国之行等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除信息不完全外，还涉及政府资源的指令配置的体育赛事，如实际生活中的上海网球大师杯赛、IAAF上海国际田径大奖赛等。第三类是除信息不完全外，还存在多个法人拥有同一产品（共同产品），且产权难以界定，存在对抗均衡的体育赛事，如足球、篮球等的职业联赛。第四类是第二类赛事加上举办地轮换，需要大规模基础建设的体育赛事，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国的全运会、城运会、农运会等大型综合体育赛事。

国外对体育赛事也有分类，他们的分类标准主要是以规模为依据，具体分为“Mega-events”“Hallmark Events”“Major Events”。国内学者叶庆晖借鉴了上述分类原则，将体育赛事分为超大型体育赛事、大型赛事和一般赛事。其中超大型体育赛事指那些影响举办城市和社区整体经济，并在全球范围和广大媒体范围内产生回响的体育赛事，如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超大型赛事表现为赛事的规模大、水平高，参与和出席的人数众多，媒体覆盖面广，公共财经参与度高，市场目标广大，对举办城市和社区产生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综合效益，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旅游和城市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大型赛事指那些在举办城市和社区产生较大影响，能够引起众多媒体关注和产生较好经济效益的体育赛事，如世界单项锦标赛、职业联赛、城市运动会、农民运动会、少数民族运动会等。大型赛事表现为赛事的规模比较大、水平比较高，受重视程度高；组织工作复杂，媒体关注度高，市场吸引力大，对举办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产生较大的影响。一般赛事类似较大事件，规模和水平递减，能够吸引较多观众、新闻报道并产生一定经济效益的体育赛事，如热身赛、交往性的比赛（如邀请赛）。目前许多顶级国际体育锦标赛属于大型赛事，许多国家体育组织和政府，特别是体育经纪机构热衷于这种赛事，原因在于其具有潜在的市场吸引力，这种赛事与某种文化或者公众兴趣点结合会带来很大的市场效益。一般赛事表现为体育赛事的形式规模多样，组织机动灵活，参与人员广泛，市场亲和力强，易于推广，给举办方带来较大综合性效益。

从以上关于体育赛事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体育赛事分类的标准和原则有很多，笔者将从体育赛事的规模、赛事影响范围等角度对体育赛事进行分类。

（三）体育赛事的特征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内在的本质特点和外在表现形式，体育赛事也不例外。但从所掌握的文献来看，专门研究体育赛事性质和特征的文献并不多。

叶庆晖从赛事运作的角度，结合当前赛事运作的环境，对体育赛事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媒体的传播范围日益扩展，体育赛事主要表现为6大基本特征：一是体育赛事的文化性特征，包括体育赛事的欧美文化特征、体育赛事的本土文化特征以及体育赛事项目本身具有的文化特征；二是体育赛事的项目性特征，包括体育赛事的一次性和独特性、体育赛事目标的确定性、体育赛事活动的整体性、体育赛事组织的临时性和开放性以及体育赛事成果的不可挽回性；三是体育赛事产品的多元化特征，包括体育赛事的竞赛产品、服务产品、有形产品、无形产品；四是体育赛事目的的多元化特征，包括体育赛事主办组织、赞助商、媒体、主办社区、参与者、观众及工作团队的不同目的；五是体育赛事的风险性特征，具体表现在体育赛事的安保工作、体育赛事的人群控制、火灾、突发事件等方面；六是体育赛事资源的集约性和互动性特征。

杨铁黎认为，体育竞赛在体育市场里被理解为产品，其特性为：体育竞赛产品的无形性、一次性、不可预测性、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延伸性和增值性、同一体育竞赛产品质量评判的差异性。

余守文认为，从产品角度来看，体育赛事共有六大特征：一是体育赛事产品是一种服务性产品；二是体育赛事产品是非生活必需品；三是体育赛事产品非储存性和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同时性；四是体育赛事的创新性；五是体育赛事产品是准公共产品；六是体育赛事是一种特殊的节事。李南筑、袁刚从体育赛事的本质特征和阶段性特征两个方面对赛事的经济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认为，从产业角度看，体育赛事归属于第三产业中的体育竞赛表演业，因而自然有服务业和表演业的特征，即具有服务的无形性和不可触摸性、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割性、时效性和积累性、较大的需求弹性、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征；从产品角度看，体育赛事产生的不是只有一种产品，而是一个产品包，而且赛事一旦确定，赛事中大多数类别产品的供给数量是确定的；从投入角度看，体育赛事是以人力资源为主的知识密集型行业，而且赛事的成本支出比例与产品的销售收入比例是非对称的；从交易角度看，体育赛事属于复杂交易，交易所需信息量大。

黄海燕、张林等人在论述大型体育赛事运营中政府作用的合理性问题上，认为在目前的体育赛事运营中，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体育赛事具有混合产品性质、正外部性、市场垄断的特征，等等。

李南筑、黄海燕等人从公共产品的定义以及判断公共产品的标准出发，对体育赛事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认为，体育赛事是一种既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又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混合产品，而且不同类型的体育赛事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其产品的公共程度不同。

当然，也有学者对体育赛事的公共产品性质提出质疑。Dennis Coates &David Gearhart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通过对1993 ～2005年140多个纳斯卡汽车赛举办地房屋租金的对比（在此期间，有新建赛道举办纳斯卡汽车赛的，也有关闭原有赛道，放弃举办纳斯卡汽车赛的），来论证纳斯卡汽车赛对居民所在社区的影响。结果显示，纳斯卡汽车赛并没有给举办城市和社区带来实质性的好处，并不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从体育赛事的特征可以看出，体育赛事与其他项目存在较大差异，这也使得对体育赛事综合影响进行评估的难度加大。

二 关于体育赛事的综合影响研究

就体育赛事综合影响研究而言，在西方国家首先兴起，他们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证等多方面对体育赛事给举办地带来的综合影响类型进行阐述。

加拿大Nova Scotia省政府在大型体育赛事的申办支持政策（Major Events Hosting/Support Policy）中指出，大型体育赛事不仅具有增加就业、产生更多的商业和投资机会、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旅游等相关产业、增加税收收入等功能，同时还能够提升城市的品牌、文化、能力、信心和居民的自豪感等。

Jordan Rappaport & Chad Wilkerson认为，体育赛事能够促进城市就业、增加政府税收、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Essex & Chalkley的研究认为奥运会对主办地区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主办城市对奥运会的大量投资可能会促进其经济复兴、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和环境改善；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浪费资源、忽视当地人民其他方面的需求等问题。

Matos对重大体育赛事的多维影响（Multidimensional Impacts）进行了研究，他列出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潜在影响，包括财政收入、经济影响、旅游和国际市场营销、基础设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环境影响、科技发展、人力资本、制度创新、政治资本、社会结构、文化与心理变化以及无形影响等。

奥运会影响社区联盟（The Impact of the Olympics on Community Coalition，简称IOCC）在提交给温哥华2010年冬奥会申办集团的建议中，从7个方面讨论了重大体育赛事对举办地的影响，即社会责任和透明度、安全、交通、社区经济发展、环境、民主进步以及住房。

Matheson & Baade从体育活动的经济影响出发，讨论了重大体育赛事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促进作用。他们认为，世界杯、奥运会等重大事件可以作为举办国家展示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综合国力的手段，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表现。

Home & Manzenreiter侧重从3个方面研究了2002年世界杯对日本和韩国相关城市的影响，即2002年世界杯为区域政治经济带来的特定影响，重大体育赛事在地区形象塑造和促销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对这样的活动进行国际化的操作。他们的研究结果解释了预期影响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并揭示了重大事件对于不同群体的意义。

Home还从2002年世界杯与现代日本社会和足球设施发展关系的角度，对国际和地方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对“实质上是谁控制了这次全球性的赛事，举办地的成本和收益究竟是多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2002年世界杯使得日本足球运动的商业化运作加强，而在使足球成为一种日常活动方面的作用较弱，且远远未能实现促进人口从中心向外围的重新安置、提高日本人民的总体经济收入和整体生活质量等相关目标。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在对英国波士顿举行的国际田联半程马拉松的评估报告中认为，体育赛事能够促进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城市品牌和知名度、增强居民和游客对城市的满意度。

当然，除了体育赛事综合影响研究之外，人们还对特殊事件的综合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研究最为全面的要属Hall，他在其专著中提出了一个特殊事件综合影响的框架。该框架从社会和文化、自然和环境、政治、旅游和经济四个方面对特殊事件给举办地可能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了阐述。具体见表1-3。

近年来，随着体育赛事在国内的兴起，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对体育赛事综合影响领域的研究，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办之后，学者们对此领域的研究更加关注。

姚颂平等人认为：“体育赛事具有促进城市发展的功能，具体表现在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对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城市社会环境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

易剑东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角度对体育赛事的功能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大型体育赛事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刺激各项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国际体育赛事拉动建筑、旅游、金融、保险、信息技术、交通、通信等产业发展，进而带动整个经济发展）和加快各项事务与国际的接轨（中间社会或民间社团的广泛参与推动社会结构的有序运作，民间企业和资本获得参与重大事务的机会，民众的开放意识和国际意识逐步增长，国际先进规则逐步被中国理解和接纳）。

叶庆晖认为，体育赛事的功能包括促进人类和平、更新传统观念、发展人际关系、参与政治活动、丰富文化生活和推动经济发展。他还认为体育赛事可以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在地区经济发展上起到辐射作用和集聚作用，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是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和经济问题解决的很好途径。但他同时也认为体育赛事对于社会和文化、自然和环境、政治以及旅游和经济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消极作用。

戚拥军、张兆国认为体育赛事会给举办地区带来溢出效应，具体包括给当地带来直接经济影响、提高当地的知名度、改善地区形象、刺激相关方面的发展、带来精神收益等。为此，他们提出，政府应通过“硬税”“软税”等各种途径给予赛事补贴。

王志宇、王富德认为，F1赛事对上海将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其中积极影响包括F1对于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总体形象有巨大的烘衬作用，大幅度拓展上海旅游客源市场，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并拉动社会就业，进一步促进了旅游产品的丰富与完善，巩固了上海大型汽车工业基地的地位，有利于“汽车之都”形象的树立，带动中国、长三角地区与上海旅游共赢。消极影响包括汽车尾气排放的污染及巨大的噪声污染，赛事占用了巨大面积的耕地，大量游客形成的废弃物，赛场区域路面的铺设会影响局部环境小气候，大量游客涌入带来的交通压力等。

何振梁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我国带来多方面的正面影响。如积极推动北京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加速与国际接轨的过程，改善社会软环境；培养环境意识，强化环保措施；促进中外文化的沟通并互相吸纳精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尊心。

任海认为，奥运会不同于一般的体育比赛，是集体育、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各种要素于一体的超级国际盛会，具有鲜明的多维性和综合性，它对举办国家和城市的体育、政治、经济、环境四个方面将产生重大影响。游松辉、孔庆涛将悉尼奥运会的综合影响分为四个阶段，即申办期、筹备期、举办期、比赛结束后期，对这四个阶段的影响分别进行了研究。最终认为，奥运会给举办城市及其周边环境带来的益处将大大超过不利影响。

董杰从历史事实出发，探讨了北京奥运会对北京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北京奥运会在政治上能树立国家形象，加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在文化上，能丰富市民生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经济上，能增加就业人数，改善投资环境，带动北京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加速民族产业走向世界的步伐。

俞坚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具有综合效应。具体体现在：（1）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了中华民族的爱国、复兴热情，有助于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和平统一大业；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世界面前树立文明、开放、团结的现代化中国的良好形象。（2）中国及北京成为全球的投资热点，中国GDP每年至少额外增长0.3%，有力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使北京经济更有活力和竞争力；增创200万个就业机会，刺激体育产业高速发展；提升中国经济的“无形资产”。（3）更加广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普及与发展奥林匹克运动，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东西方文明互补与交融；深刻影响中国的年轻一代；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国民整体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北京市民素质提高显著；高科技得到快速发展；北京城市魅力极大提升，并步入世界一流的国际大都市之列。

李益群等人认为，申办、举办奥运会的过程将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奥运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奥运会对城市建设、环保的促进作用以及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等方面。此外，申办和举办奥运会还将对中国体育的全面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具体表现在促进竞技体育运动成绩的提高，促进全民健身意识的觉醒等方面。

任海等人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政治可能产生的正面影响主要是提升中国的国际声望、强化民族认同感，增强社会凝集力、增强社会的整合能力、改善社会风气、增强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加速社会发展进程。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有国内问题国际化、“人权”问题会变得更加敏感、北京与其他地区的差异可能加大以及“台独”势力会打“奥运牌”。另外他还指出，只有充分认识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引导并放大其正效益，同时未雨绸缪，对可能出现的负效益加以防范和疏导，从而把握住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加速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使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上述国内外学者关于体育赛事综合影响的研究，我们发现，体育赛事对举办地所具有的影响涉及领域非常多，也非常复杂，不同的体育赛事对举办地综合影响的类型还不尽相同，奥运会等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对举办地的各个领域都将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此外，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比较，我们还能看出，国外学者更加关注于体育赛事对举办地经济、旅游、城市再造、城市品牌等方面影响的研究；而国内学者对体育赛事的政治功能强调得更多，当然，这也与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有关。

三 关于体育赛事综合影响评估的研究

从国内外现有文献资料看，在对体育赛事影响评估的研究中，经济影响评估研究最多，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影响评估的研究虽然也有所涉及，但数量不多。因此，笔者从体育赛事经济影响评估和体育赛事非经济影响评估两个方面对体育赛事综合影响评估的研究进行分析。

（一）体育赛事经济影响评估

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外就有学者对体育赛事经济影响的评估进行了研究，随后，在Hall、Getz、Carlsen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一研究逐渐深入。总体而言，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评估目前已经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而且这一理论体系已经在加拿大、英国等发达国家实际运用，并成为政府申办和资助体育赛事之前必须要做的重要工作之一。

从现有的相关成果看，体育赛事经济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怎样准确合理地搜集到体育赛事给举办地带来的新的资金流入。为了保证体育赛事经济影响评估的质量，准确地搜集体育赛事给举办地带来的新的资金流入非常重要，如果这一环节存在较大误差，那么，这一误差将会在对“二次影响”评估中进一步扩大。国外学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非常重视，其研究涉及搜集信息的渠道与方法问题、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处理问题，等等。

Ruiz指出，在对体育赛事经济影响评估时，不仅要收集旅游者消费额、旅游目的以及在举办地停留的时间等信息，同时还需要举办地的商业部门的相关信息，这些都需要通过在比赛期间对观众和商业部门的随机抽样调查获得，因此，抽样调查的样本一定要具有代表性。

Dennis R. Howard & John L. Crompton提出了保证经济影响研究正确性的五个基本原则：（1）不能包括外地观众；（2）不能包括改期来访者和暂居人员；（3）衡量经济影响的指标是收入而不是销售额；（4）用乘数系数概念而不是乘数概念；（5）解释就业指标时要谨慎。他们认为，经济影响研究的失真一般都表现在对这五条基本原则中的一条或几条的误用上。

Dwyer & Forsyth明确指出，目前许多政府部门所采取的体育赛事经济影响评估方法存在三个主要缺点：（1）由于评估技术存在偏差，事件的经济影响被过高估计，这导致那些并不能给地方经济和就业带来预期效应的活动仍然得以举办；（2）不能把事件对经济产出和就业的影响与事件的净收益区别开；（3）因为一个地区的收益往往以对其他地区的负面影响为代价，所以那些并不能给全国经济带来净收益的活动也可能得到支持。

第二是利用什么评估模型对体育赛事经济影响进行评估。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不同，体育赛事带来的新的资金流到赛事举办地之后产生的经济影响也不尽相同，不同的评估模型会得到不同的评估结果。因此，评估模型的应用很关键。

Hotchkiss等人采用标准的DD（Differences-in-Differences，即差分中的差分）分析技术以及经修正的DD分析技术分析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对于佐治亚州就业率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996年夏季奥运会使得在比赛期间以及赛后一段时间，佐治亚州的赛区以及临近赛区的总体就业水平比非赛区高17%；而且北部人口密集赛区的就业水平要比南部类似地区高出11%，这显示出奥运会对于比赛地区就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是简单地因为其是大都市的缘故；另外，通过随机增长评估模型证实奥运会前后赛区和非赛区在就业方面的差异并不是由于这两类地区之间的系统差异造成的，即奥运会对于赛区的就业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采用经修正的DD分析技术计算显示奥运会对于主办地区就业率的增长也有促进作用，举办1996年夏季奥运会使得佐治亚州的赛区同非赛区相比，就业率每季度增加0.2%左右；但是采用DD分析技术就奥运会对于佐治亚州工资水平的影响所做的分析则没有明确的结论，原因在于得出的分析结果通不过随机增长评估模型的检验。

Kurscheidt总结了历届世界杯的经济表现，并利用成本—收益法对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经济效益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从世界杯的发展历史来看，德国世界杯的经济收入呈现出令人乐观的趋势，但仍然要比活动组织者所预想的收入水平低很多。

投入产出模型作为一种常用的多部门整体经济分析模型也被应用到了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分析中。在美国就有学者以美国商务部的地区投入产出模型系统RIMS（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ing System）作为分析工具，来定量分析在美国举办奥运会对于主办地区的经济影响。如Humphreys &Plummer分析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对于佐治亚州的经济影响，他们将奥运的经济影响分为短期影响和长期效益。短期影响指1991—1997年间由于奥运会所带来的大量新增资金的注入给佐治亚州所带来的经济影响；长期效益则包括所建造的世界级设施，由于媒体的大量宣传所导致的国际及整个国家对亚特兰大市和佐治亚州认可度的提升，以及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文化、教育项目等在内的社会效益。在对短期经济影响的分析中，他们利用已有数据，并结合RIMS分析了奥运会对佐治亚州的直接、间接、连锁和总的经济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举办1996年夏季奥运会使佐治亚州增加19亿美元的经济收入，新增7.7万个全职和兼职的就业机会，并使佐治亚州的政府部门增加1.76亿美元的税收收入。而Ference Weicker&Company就2012年夏季奥运会如果在纽约召开将对该地区产生何种经济影响作了预测。该研究将奥运会的经济影响分为奥运会前影响（2005—2011年）、奥运会期间的影响（2012 年）以及奥运会后的影响（2013—2022年），并将分析集中在如下九类影响：组委会为筹办奥运会的投资及各项开支、到纽约参加或参观奥运会的人们的花费、间接的和诱发的影响——“乘数效应”、诱发的旅游、诱发的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其他业余体育运动的影响、诱发的投资、对生产力的影响以及对临近地区发展的影响。该研究在分析中采用RIMS，分析了2012年奥运会对纽约地区的间接和诱发影响，即“乘数效应”。分析结果显示，2012年奥运会大大促进了纽约市以及新泽西地区的总产出、工资和就业水平，2012年奥运会对于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奥运会期间，虽然它对奥运会前后的就业水平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相比奥运会期间要少很多。InterVISTAS咨询公司在《2010年冬奥会的经济影响分析报告》中，也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2010年冬奥会的直接、间接和引致影响进行了预测，并对投入产出模型的局限性进行了说明。

Patrick Rishe运用IMPLAN模型对2005年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男子篮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对圣路易斯地区的经济影响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该赛事对举办地GDP的贡献为4120美元、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为2645万美元、对政府收入的影响为483万美元。同样，Bernthal & Regan也运用该模型对2004年NASCAR的各种赛事的经济影响进行了评估。结果指出，两个NASCAR周末（包括七个分赛事）对南卡罗莱纳州达灵顿地区的经济影响为46220057美元，其中29672352美元是直接经济影响，16547705美元是间接影响。

加拿大体育旅游联盟在2003年采用体育旅游经济影响评估模型（Sport Tourism Economic Assessment Model）对2002年“万事达”加拿大世界滑冰比赛的经济影响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该赛事为举办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此外，该联盟还在2003年采用STEAM模型对2003加拿大冬季运动会的经济影响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2003年加拿大冬季运动会对巴瑟斯特-坎贝尔地区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运营支出和游客消费合计为3870万美元，这使该省总计产生了7040万美元的收益，其中5760万美元发生在巴瑟斯特-坎贝尔地区。

虽然投入产出模型在当今的体育赛事经济影响评估中成为主流，但也有学者对这一模型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Dwyer & Forsyth明确指出，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体育赛事经济影响分析的缺点有：（1）因为忽略赛事的消极作用和资源约束，投入产出模型夸大了体育赛事对举办地内外部的影响；（2）投入产出模型忽视了非旅游行业的反馈效应；（3）投入产出模型不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正确的依据。他们认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CGE）更适用于对体育赛事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因此，Dwyer、Forsyth、Spuru等人利用CGE模型对一个赛事案例的经济影响进行了估算，然后将其与利用传统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得到的评估值进行比较，进而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由于具有更强的综合性，CGE模型在重大事件影响的评估方面有更广阔的使用空间。澳大利亚的Madden等人利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开发的多区域CGE模型分析了悉尼奥运会的经济影响。在该研究中，奥运被分为三个阶段：奥运前的筹备与建设阶段（1994/1995—1999/2000）、奥运年（2000/2001）和后奥运阶段（2001/2002—2005/2006），并将悉尼奥运会的经济影响分为三类：奥运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旅游人数增加所带来的直接经济影响、对新南威尔士州和澳大利亚继发的经济影响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影响。研究所采用的模型是一个包含新南威尔士州以及澳大利亚的两区域CGE模型，模型以悉尼奥运会的直接经济影响作为模型的输入，然后由模型计算得出悉尼奥运会的其他经济影响。该模型通过对一些在评估奥运的经济影响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包括直接经济影响的大小、劳动力市场的条件、联邦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奥运财政来源、奥运对生产力的影响以及奥运在增加对澳大利亚产品需求方面的影响）采取不同的假设而设定了三种情景——中心情景、弹性供给情景以及受限供给情景，并采取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在不同情景下悉尼奥运会对经济的整体影响，对总投资、出口、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以及对各产业部门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心情景下，奥运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12年中的前7年（即奥运前的筹备与建设阶段和奥运年），而后奥运阶段尽管假设有由于奥运带来的显著的旅游人数增加、制造业产品出口，以及劳动生产率的轻微提高，然而奥运带来的经济影响并不显著，早期阶段收益更显著的主要原因简单来说在于前奥运的筹备与建设阶段在增加就业方面更为成功。该研究通过CGE模型的分析识别了对于成功举办奥运会、实现预期收益具有重要影响的宏观经济因素，包括：（1）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况，尤其是在不产生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就业可以增长的幅度；（2）奥运能带来的未来国内产出和生产力的提高越多，则其长期收益越大；（3）举办奥运的投资来自国外借款的越多，并且这些借款都在奥运之后偿还，则在奥运举办之前的收益占总体收益的比重越大；（4）对于新南威尔士州政府需要的投资而言，采用基金的筹资方式比税收更好；（5）奥运能带来的直接经济影响相比举办奥运地区的宏观经济环境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分析同时指出：悉尼奥运会的经济利益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需要澳大利亚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以及工商界做出努力。该项研究以CGE模型的分析为基础提出了如下一些有益的政策建议：（1）必须解决奥运带来的成本压力，包括有关产业的投资建设及劳动力市场等，以达到产出和就业水平的最大化；（2）为了使奥运带来尽可能长远的收益，应充分利用奥运带来的改进技术和提高人力资本的机会；（3）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越大，则奥运可能带来的收益越大；（4）充分利用国外投资，这将带来可观的回报，因为奥运会使国外消费者对澳大利亚产品产生偏好；（5）针对奥运进行的国内投资可以为部分经济部门带来收益，但从全局看，由于导致了在其他一些部门的投资减少，所以总体而言收益不大；（6）商业运作的周期也将影响到奥运经济的收益，尤其是在举办奥运的当年，如果恰逢周期的峰值，则奥运的收益较小；（7）政府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使某些特殊的产业部门避免受到压力，让资本市场来决定其投资运作的风险；（8）如果从与奥运相关的出口项目中获得的收益越多，包括电视转播、图片、海外主办等，则净经济利益越大；（9）使奥运对海外游客的门票、纪念品收入达到最大；（10）如果使奥运在国内居民中的门票收入达到最大，将使新南威尔士政府的财政投资降到最小，从而可以使奥运会对其他部门的投资的制约最小；（11）在奥运结束后对有关设施的利用程度越高，则其回报越大，经济效益越大。

国内也已有学者、专家以及有关部门对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开展了研究，尤其是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研究，它们主要是针对2008年奥运会将对北京经济发展和就业水平产生何种影响做出预测。

顾海兵等人采用GDP模型法、消费模型法以及投入产出模型法研究了奥运直接投资对北京经济的拉动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奥运会直接投资将对北京市经济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奥运会直接投资将拉动北京市GDP总增长1783亿元、财政收入总增长410亿元、就业总增长143万个，人均GDP总增长12898元。奥运会直接投资拉动北京市GDP的环比增长率情况是：2003年和2004年的北京市GDP分别多增加近4和4.5个百分点，2005年多增加近6个百分点，2006年和2007年分别多增加5.3和4.3个百分点，2008年多增加9.2个百分点，2009年多增加2.2个百分点。在这7年间，奥运会直接投资平均每年拉动北京市GDP增长5%、财政收入增长7%、就业增长0.87%、人均GDP增长5%。这一拉动作用主要集中在2005—2008年，在2008年作用最大。

魏小真等人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法分析了奥运发展规划对北京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奥运将使北京市国民经济出现“三个速度”加快，即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实现人均GDP 6000美元目标的速度加快，以及第三产业比重提升的速度加快；同时奥运将影响北京市的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该项研究以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为基础，提出了如下建议：（1）正确区分奥运总投资与奥运投资对北京总体经济的影响；（2）正确处理举办奥运会辐射全国与影响北京的关系；（3）正确处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4）正确处理经济全面发展与重点行业优先发展的关系。

黄荣清等人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奥运对北京市就业水平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2003年到2008年的6年间，由于场馆及相关设施建设，运行费用筹资，以及旅游业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共计88.30万人；由于奥运经济的拉动，每年所需增加的劳动力数量在14.71万人，对就业拉动最大的年份是奥运会举办当年即2008年，估计可增加23万个工作岗位。廖明球等人结合具体分析和应用的需要，设计了一套较为全面、完整的北京奥运经济投入产出模型。该模型的设计从能研究奥运经济对北京乃至全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影响、能把奥运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的结合点、能突出北京奥运的主题与特色、能具体分析北京奥运对北京及全国经济的拉动力和推动力四个方面，采用了将地区模型与部门模型有机结合，将经济模型与资源、环境模型有机结合，将北京模型与全国模型有机结合，将投入-产出模型和其他模型有机结合的方法，最终设计了一套包括经济模块、资源模块和环境模块的北京奥运经济投入-产出模型（见图1-1）。

庞军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对2008年奥运会投资对北京市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奥运投资将对北京市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2002—2007年，奥运直接投资将拉动北京市实际GDP平均每年增长约2.6个百分点，奥运总投资则将拉动北京市实际GDP平均每年增长约5.5个百分点；奥运投资会增加北京市的就业岗位，2002—2007年，奥运直接投资将使北京市新增就业岗位1267055个，奥运总投资将使北京市新增就业岗位2825336个。其中，两者对北京市就业岗位增加的促进作用均在2006年达到最大，分别增加就业岗位277451个和629970个。

当然，也有学者对体育赛事经济影响评估的客观性存在疑虑，如Matheson、Baade和Dunnavant等人。他们认为，赛事组织者为了说服政府未来继续资助赛事，必然会夸大赛事产生的经济影响。而现实情况是，国外现有的很多关于体育赛事经济影响评估的研究，其目的并非为了全面评估赛事真实的经济影响，而是用一些赛事经济影响的数据去证明政府资助该赛事的合理性。他们认为通常体育赛事经济影响评估研究是由相对中立的第三方完成的，因为如果由赛事组织方组织这一研究，在评估过程中很有可能带有偏见，其结果也就势必会引起外界的怀疑。但是，由于赛事的评估费用一般是由赛事组织方支付的，故实施评估的第三方也很难做到中立，他们会通过各种办法尽量取得赛事组织者所期望的结果。毫无疑问，赛事组织者期望的结果就是赛事能够给举办地带来巨大的经济影响。他们还指出，体育赛事经济影响评估目前还是一个非常不精确的科学，他们声称如果五个不同的机构对同一赛事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估，那么肯定会得出五种不同的结果。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如下：第一，体育赛事经济影响评估研究可以建立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假设前提不同结果肯定不同；第二，对体育赛事经济影响概念的理解也存在差异，这直接导致评估工作的程序不同，致使最终结果不同；第三，一些研究故意利用不合理的评估手段和方法，从而获得比真实数值大的结果。

有关体育赛事经济影响评估的文章很多，内容涉及赛事经济影响评估的各个方面。目前体育赛事经济影响评估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统一的体系，许多领域和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体育赛事非经济影响评估

体育赛事对举办地的非经济影响包括的范围很广，如社会影响、环境影响，等等。但相对于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评估研究，体育赛事的非经济影响评估研究就更不成熟，研究的成果也很少。

Essex & Chalkley对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研究，从奥运会历史的视角，着重研究了奥运会对城市改变、城市发展、区域政策及国际地位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指出，奥运会在体育和城市变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如此之大的现代奥运会其产生的经济影响、明确时间界限的政治压力和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促进了城市的快速发展。

Ritchie & Lyons对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第十五届冬季奥运会结束后当地居民的反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奥运会不仅给当地带来了财政收益，还给卡尔加里市带来了其他方面的正面影响，如扩大了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增加了居民的自豪感。

Ritchie & Smith为了研究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第十五届冬季奥运会的影响，选择了美国和欧洲的20个城市，收集了受访者在1986—1989年期间每一年度对加拿大形象、卡尔加里和加拿大其他城市的知晓程度，并进行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对比。他们的研究表明，奥运会显著提高了卡尔加里市的知名度，对城市形象有着持续的影响。

Mihalik & Simonetta围绕佐治亚州居民对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感知问题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最终得出了中期评估结论：从1992年起，佐治亚洲居民的支持热情一直很高涨；参与反对活动的居民人数大量减少；相比经济影响而言，居民更加注重无形利益；居民们提出的主要消极影响通过法律等手段逐步得到了解决。

Kim、Gursoy & Lee就比赛前后2002年世界杯对韩国居民认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非常有趣的结论：在文化交流、自然资源开发和文化发展方面，居民所感知到的实际利益比预期的明显要小；而居民们所担心的一些负面影响，如交通拥挤、污染、物价上涨以及社会问题等，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差。

2001年，美国犹他州政府组织了大批研究人员对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对该州的经济影响、形象影响及后续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研究报告不仅分析了产业影响、就业影响等问题，还首次通过问卷调查了大型节事活动对目的地形象识别与形象认知的影响，并做了相关分析。

May对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评估。文章认为：1992年冬奥运对举办地的自然环境既有积极的影响，如改善了河水的质量、处理了社区废物、种植了大量的植物等；同时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如破坏了河流和湿地等动物的栖息地、影响了动物季节迁徙的线路、由于修建机场跑道而使森林面积减少等。但May也指出，由于体育赛事对举办地自然环境影响的周期较长，而且速率也难以把握，因此要具体衡量上述影响非常困难。

Waitt运用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分析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对当地居民的社会影响；Deccio和Baloglu也利用该理论研究了非举办地居民对2002年冬奥会溢出效应的观点，这些可感知效应的前期表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奥运会的支持行为，他们发现那些对环境敏感的居民不赞成申办奥运会，而在经济上依赖旅游业或从事户外工作的人总体上来讲支持奥运会。

Douglass指出，体育赛事非经济影响多属于体育赛事的非市场价值，应该使用非市场价值的评估方法，具体有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e Method，简称CVM）、旅游成本法（Travel Cost Method，简称TCM）和资产价值法（Hedonic Pricing Method，简称HPM）。近几年，国外一些学者也开始提出并利用CVM对体育赛事、体育场馆以及职业球队给城市带来的非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如Johnson & Whitehead、Fenn & Crooker、Rappaport& Wilkerson、Siegfried & Zimbalist等人。

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国外对体育赛事非经济影响评估的研究尚处于探索性阶段，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在很多问题上还存在争议，如体育赛事社会影响的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它包含的内容很难界定清楚，等等。

四 关于体育赛事事前评估数据的获取

评估资料和数据的获取是体育赛事事前评估的基础，从国内外现有的研究看，在进行体育赛事事前评估中所使用的基础数据主要有以下四个途径：第一，使用国家统计局等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如Juneyong Park博士对1994年美国足球世界杯选址的问题进行研究时，在对城市特征和市场状况的定量分析中基本上运用了公开的权威数据；第二，使用申办报告中的数据，很多赛事如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等在申办时都有申办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有很多赛事相关的数据，历届关于奥运会、世界杯等经济影响的评估，有关组委会的支出都是运用了申办报告的数据；第三，运用统计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预测，如历届关于奥运会、世界杯观众人数和消费相关数据都是以前几届赛事事后评估数据为基础进行预测，Larry Dwyer等人运用已经搜集的体育赛事经济影响事后评估的数据建立了数据库，并对在此基础上，预测体育赛事经济影响的方法进行了研究；第四，运用已有的研究成果，现有很多研究中，由于无法获取相关数据，不得不用已有研究的相关数据代替，如运用旅游局公布的外国游客的消费数据来替代国外赛事观众的消费数据，等等。当然，这只是在数据缺乏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用的一种办法。

体育赛事综合影响事前评估的数据获取是目前我国体育赛事综合影响事前评估的一个重要瓶颈，由于我国赛事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赛事相关的基础数据十分缺乏，因此，这一问题就更为明显。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将充分考虑这一因素，在设计评估框架和指标时，尽量顾及数据获取的可能性，对于现阶段难以获取，但对赛事综合影响评估重要的数据，笔者将先提出搜集和整理相关数据的方法和途径，为未来体育赛事综合影响事前评估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