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研究:从实证到解析
公共管理评论2017年第3期 总第26期第5~14页
【摘要】 本文通过讨论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尤尔查科的《苏联的最后一代》以及和文凯的《通向现代财政国家之路》三部专著来展示定性研究从实证到解析的多样化发展。比较这三部在社会科学领域颇具影响力的专著可以看出,其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倾向都具有鲜明的特点。根据上述比较分析,本文在最后提出以下命题以供争鸣,即定性研究的长处在于细节描述、概念辨析和具体因果机制的发掘,因此更适合非实证性研究。当然,实证性研究和非实证性研究对我们思考人类的社会行为都有重大意义和贡献。
【关键词】定性研究;话语;因果机制
如果将社会科学理解为对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方法问题则在于如何解释或阐释这类人类行为。伊曼纽·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对于社会科学发展历程的研究表明,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形成于1850~1945年,而且在20世纪,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学的核心(普适性研究)学科。随着科学逐渐在新兴的社会科学里占据主要地位,用科学方法对人类的社会行为进行研究自然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
达尔文认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或做出结论。”华勒斯坦等也将科学定义成“对超越时空并保持正确的普适性自然法则的追求”。虽然科学的思考在社会科学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华勒斯坦等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忽视社会科学的其他基础。他们认为,19世纪开始形成的社会科学其实深受之前的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影响。一个是追寻自然规律的科学或自然科学传统,另一个是关注感性、直觉和诠释的人文传统。特别是有很多学者“对获得科学规律或构想假说不感兴趣,并坚持认为,每个具体‘事件’都必须在与其对应的具体历史里进行分析。”
一些学者从诠释的角度指出,解释(explaining)和理解(understanding)是不同的。科学主义的认识论是直接观察和解释。这对于自然界也许比较适用。但是,当科学被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时,争论就会变大。因为在社会世界(social world)里,被观察到的同样的行为可能包含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也就是说,具体事件应该放在与其相关的具体历史中理解。因此才有学者认为,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对前者可以解释,而对后者关键在于理解。当然,社会世界是不是与物质世界本质一样属于主观判断。一样的判断使科学“跨界”进入社会世界,通过实证性研究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不一样的判断使人文传统得以坚持,并可通过解析性研究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
从实证性研究到解析性研究,对规律的寻求越来越少,对意义的探索越来越多。学者对社会世界的主观认识使其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的研究置于上述两点之上或两点之间的某个位置。从定性研究的特点看,即通过案例分析、历史比较、过程追踪、田野调查等方法和手段对社会现象进行细节性的描述和研究,从而展示这些现象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这种研究既可以是实证性研究,也可以是解析性研究。下面通过三本社会科学著作的讨论来展示定性研究在不同研究传统下的应用,以期说明定性研究的多样化发展。
一 科学倾向的定性研究
关于如何将定性研究科学化的讨论非常之多,在美国这个社会科学的“大本营”尤为如此。很多定性研究的学者急于证明这种研究类型也是科学的,也有已经占据科学一方的定量研究学者与定性研究学者一起论证此观点。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在方法论领域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Designing Social Inquiry)一书的作者们。他们指出:“……定量和定性两种传统的不同只是风格上的,而且这种不同在方法论上和实质上都不重要。……定量和定性研究都可以是系统的和科学的。”这些学者从统计学的基本逻辑出发,对定性研究做出了一系列具体指导,其中的关键部分就是尽量根据自变量选择案例,而不是因变量。根据定量分析的逻辑,选择案例时还要尽量覆盖自变量的变化,这样才能更好地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下面用《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作为案例对定性研究的科学化加以说明。
哈佛大学学者斯考切波(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已为人所知很久。这一著作1979年出版以来获得了两项学术奖,并已翻译成意、法、西、葡、中、韩、希、土等语言并广泛流传,它也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书籍之一。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探讨社会革命的成因,后半部分展示革命的结果。对此书的方法论讨论一般都集中于前半部分,本文也是如此。斯考切波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试图建立一个对于爆发社会革命的系统性解释。当然,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系统性解释,比如解释范围基本限定在身处地缘政治激烈竞争和市场经济逐渐形成时代的官僚制农业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相对富裕,在政治上颇具野心。作者选取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作为核心案例,并提出,行政—军事崩溃与农民暴动共同引发社会革命。
其基本逻辑是,处于地缘政治竞争旋涡而且政治上又颇具野心的国家经常会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应付与其他国家的军事竞争,国家组织不得不尝试从主导阶级汲取更多财政收入,而这必然带来双方的矛盾。如果矛盾加剧,就可能导致国家上层的行政崩溃。法国和中国在革命之前的情况都是如此,俄国则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军事崩溃而引发了国家行政功能的紊乱。另外,这些大型官僚制农业国也正好处于一个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时代。当然,这种转型也与在军事竞争压力下国家日益增强的财政汲取需要有关。转型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加剧了传统农业中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剧烈的农业商品化过程甚至可能造成农民流离失所,最终走上暴动的道路。
从科学的方法论直观斯考切波的主要案例选择是不无问题的。显然,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案例不是按照覆盖自变量变化的基本要求做的。因为它们都是爆发社会革命的案例,甚至连因变量的变化(即有社会革命和无社会革命)都没有覆盖。科学选择案例要求覆盖自变量所有变化以达到展示单一变量具有影响力之目的,比如以下四个典型案例的选择:
案例A:有上层崩溃+有农民暴动=有社会革命
案例B:无上层崩溃+有农民暴动=无社会革命
案例C:有上层崩溃+无农民暴动=无社会革命
案例D:无上层崩溃+无农民暴动=无社会革命
比较案例A和B,二者都有农民暴动。在此种情况下可观察上层崩溃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案例A既有上层崩溃又有社会革命,案例B既无上层崩溃又无社会革命。可见,在控制农民暴动这个变量后,案例A和B可以用于展示上层崩溃对社会革命是有影响的,即在都有农民暴动的情况下,有上层崩溃就会有社会革命,无上层崩溃就没有社会革命。依此类推,比较案例A和C,可以得出:在都有上层崩溃的情况下,有农民暴动就会有社会革命,无农民暴动就没有社会革命。最后,比较案例A和D可以得出:上层崩溃和农民暴动是同时起作用的。
上述案例选择的方式体现了按自变量(的变化)选择案例的重要性。因为因变量的变化是有限的(在这本书里只有两个),而只要自变量多于一个,因变量的变化就难以覆盖自变量的变化了。但是,如果作者真的这么选择,她的研究效果恐怕就会大打折扣。作者是被社会革命所吸引,以研究社会革命为目标。但上述科学的案例选择要求只选一个有社会革命的案例,却要选择三个没有爆发社会革命的案例,这似乎并不符合作者的研究初衷。从两全的角度讲,作者以爆发社会革命的事件为主要案例,以无社会革命的案例作为辅助案例,这似乎更合适一些。
仔细阅读可以发现,斯考切波的确也是这么做的。除了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外,她还穿插了一些小的比较案例,包括日本明治维新(1868~1873年)、普鲁士改革运动(1807~1814年)、英国议会革命(1640~1660年)、德国革命(1848~1850年)以及俄国农民运动(1905~1907年)等。这些都是上层崩溃和农民暴动两者缺一的案例,而且都没有爆发社会革命。前四个案例都缺少农民暴动,而最后一个案例则缺少上层崩溃。案例D类型的事件(即无上层崩溃、无农民暴动以及无社会革命)没有出现在这个研究中。当然,用案例分析来论证“什么都没有”似乎既无必要又很难实施。
总的来看,《国家与社会革命》所讨论的案例基本覆盖了自变量的变化。虽然案例大小不一,重复性也比较高,但仍可作为一个科学倾向的定性研究案例。如果我们将下面的两个例子与之对比,这点就尤为明显了。
二 解析倾向的定性研究
实证性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对社会现象观察到、定义好和测量准。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寻找现象间的系统性因果关系。比如《国家与社会革命》开篇就将社会革命定义为“社会中国家和阶级结构基本的、快速的转化,伴随着自下而上以阶级为基础的暴动,并部分通过其实现上述转化。”斯考切波以此定义将社会革命区别于反叛和政治革命等政治社会现象。且不说定义好了的社会革命能否被“测量准”,这个定义的基础离不开权力、权利、国家、社会、阶级、利益、结构、关系等这些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而这些基本概念恰恰是解析倾向的学者所要质疑和挑战的。
这些核心概念的基本问题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我们也许能够看到政府所在建筑、各种国家的标志、总统就职仪式等,但这与我们在研究中所运用的国家概念仍然相距甚远,更不用说像权力、关系等其他概念了。因此,无法直接观察到就会在定义上产生歧义,这不仅因为不同的人观察到的现象不一样,而且从自己的经验里补入的对国家的理解也不一样。更有甚者,有人会进一步怀疑这些概念是否客观存在,还是仅仅被建构出来的对社会行为的解读。这不是说对是否有真实的总统就职仪式或者对政府建筑里是否有行政人员工作产生怀疑,而是对政治家或官僚的行为的“国家”解读表示怀疑。社会革命也是如此。我们观察到的是暴力现象和政权更迭,但社会革命这个概念可能是被想象出来的,这个想象基于那些同样不能直接被观察到的上述基本概念。社会革命如此,用来解释社会革命的所谓上层崩溃和农民暴动恐怕也是如此。
因此对于受解析传统影响的学者,社会科学的研究重心不该是证明系统性的因果关系,而是对社会现象的解读以及这些解读的由来。擅长发掘细节的定性研究在这里就有了用武之地。这里介绍的政治人类学专著《苏联的最后一代》(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就展现了具有解析倾向的定性研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学者尤尔查科(Yurchak)在这本书里探讨了苏联解体前最后一代人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和他们所面对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苏联的最后一代这里指的那些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早期出生、到80年代中期15至34岁的人群,他们在苏联解体前大约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尤尔查科反对用流行的二元叙事法来理解这群人以及苏联社会,即普遍存在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国家与人民、公共场合里的自我与私人空间里的自我的对立。他认为,苏联最后一代人的行为必须从主流意识形态“固化”成权威话语(authoritative discourse)的过程和结果来进行分析和解读。
尤尔查科的分析首先基于行为的表述性维度(constative dimension)和表演性维度(performative dimension)的区分。比如选举,它既是选举人意愿的表达(表述性维度),又是一种在特定规范系统内获取合法性的仪式(表演性维度)。尤尔查科认为,当苏联主流意识形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变得规范化、仪式化时(也就是在表达形式上越来越“固化”),它就变成了只具表演性的权威话语,其真正的内容(即表述性)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这样,表演权威话语背后的意义就可能改变。比如,苏联最后一代人虽然也像前一代人一样参加官方组织的群众聚会或游行,但对于他们,这更像是一次朋友聚会或家庭娱乐活动。权威话语还在表演,但其表述性维度已经大相径庭。
不过,尤尔查科反复强调,表述性维度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与官方对立的行为的出现。他写道:“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权威话语的表演性转型使苏联人发展出了与意识形态的含义、规范和价值不同且复杂的关系。根据不同的环境,有的含义、规范或价值可能不再被他们接受,有的他们只是不感兴趣,也有的则被他们继续活跃地支持着,还有的被他们富有创造性地重新解读,等等。”很多年轻人形成了“自己人”的圈子,而无论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还是异己分子都是极少数,因为他们仍然纠结于权威话语的原始表述,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所以他们都不会被看作“自己人”。权威话语的表演性变迁还起到了去边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作用,原有的政治边界变得模糊和不确定,很多年轻人因而可以生活在一个非政治化的环境里,发展自己的爱好。
解读这些日常生活的目的不只是希望还原苏联最后一代人的行为,它也对我们理解后来的苏联解体有一定帮助。尤尔查科指出,当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他呼吁人们正视权威话语的原始表述,并以其指导行为。但回到权威话语的原意使人们重新审视话语体系,打开了公共争论之门,随着不同话语体系的流入,原有的话语体系开始被挑战,并成为苏联解体的关键一步。虽然这本书表达了上述因果关系,但全书并没有以论证这一因果关系为重点,更没有试图将其进行普适化的研究,这本书一直集中于解读苏联最后一代的日常行为。
作者对俄罗斯的了解为这个定性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尔查科本人来自俄罗斯,并且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他所收集的资料包括苏联时期的私人日记、通信、纸条、官方出版物、小说、音像制品以及俄罗斯时期的回忆资料等,他还进行了众多的跨行业、跨阶层的访谈。这些资料被组织在以几个人为核心的叙事里,为读者描述了苏联最后一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并联系权威话语的内涵变迁进行解读。这种研究和表达方式与上一节所强调的科学选择案例非常不同,是比较典型的解析性研究。
三 实证与解析之间
在实证和解析之间还有很多定性研究。它们并非既寻找系统性的因果关系又对变量进行解析。这显然是很难的。实证性研究的基础是观察到、定义好和测量准。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将现象和信息归类和简化,从而得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变量。而解析是要对定义成概念的现象追本溯源,特别是要在其形成的历史、文化和思想环境里去理解它们,因此偏重的是事物的复杂性、特殊性和个性,实证性研究则要追寻的是事物的普遍性、规律性和共性。可见,这两种研究倾向从根本上是矛盾的,也无法整合。当然,由此也可以看出:从实证一端到解析一端,细节越来越重要,规律越来越不重要。或者说,研究结果的普适性越强,对单个变量和单个案例的理解就越浅,而对这些细节展示得越丰富,普适性的范围就会越窄。定性研究的学者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于实证和解析之间。
这里用《通向现代财政国家之路》(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作为中间案例来进行分析和说明。这本专著的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学者和文凯,此书出版于2013年,并于2014年获得美国社会学会颁发的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图书奖(并列)。在这本书里,作者探讨了英国、日本和中国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道路。这里,现代财政国家的核心标志为“运用中心化的税务征收制度以从市场动员长期的金融资源”。和文凯通过对1642~1752年的英国、1868~1895年的日本和1851~1911年的中国的历史进行比较,得出前两国成功建立中心化的税务征收制度促使其迈向现代财政国家,而中国则未能建立上述制度,是一个失败案例。
如果只比较主要案例,《通向现代财政国家之路》在因变量上显然比《国家与社会革命》更具变化,即选取了两个成功的案例和一个失败的案例。但如果从因果关系的解释来看,前者则离科学那一端更远。《通向现代财政国家之路》是通过“事件方法”(eventful approach)展示形成现代财政国家的因果关系的。和文凯选取的这三段历史都开始于发行过量信用票据所造成的财政危机。因为这类财政危机的产生,国家才不得不寻找新的资源汲取之道,这才为建立中心化的税务征收制度提供了可能。但是,这些面对财政危机的国家能否成为现代财政国家还要根据它们各自所在的社会—经济环境而定。虽然这三个国家都具有可供国家开发间接税的商业部门和可用于汇款的跨地区私人金融网络,但是它们建立中心化的税务征收制度的路径各不相同。英国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个制度是因为伦敦在英国经济中的统治地位以及其他地区金融网络的欠发达;日本则得益于繁荣的国内经济及其对货币的强烈需求;而在中国,一场不期而至的太平天国革命严重打击了国内经济和地区间的金融网络。
因此,和文凯提出了一个由信用危机和特定社会—经济条件混合形成的因果机制,他认为“这个机制将社会—经济结构、意外事件和能动者融进一个连贯和路径依赖的因果叙事,它解释了英国和日本不同的成功故事以及中国失败的转型经历。”很明显,与《国家与社会革命》相比,《通向现代财政国家之路》没有明确的自变量。虽然三个案例都以信用危机为开端,并都以具有可供国家开发间接税的商业部门和可用于汇款的跨地区私人金融网络为基本条件,但显然还有其他因素也起作用,比如作者自己就指出“主要消费品制造的集中度塑造了中心化间接税征收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就像前面介绍的那样,作者是将这些条件与意外事件和能动者等因素放在一起来进行因果解释的。因此,1851~1911年的中国即使具备其他两个案例的开端和基本条件,它也会因为太平天国革命这样的意外事件而不能走上现代财政国家之路。有意思的是,即使英国和日本走上了现代财政国家之路,各种因素在它们各自的因果机制里也有不同组合。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通向现代财政国家之路》只有类似的因果机制,没有结构化的自变量,当然也就不用像《国家与社会革命》那样,运用众多主次案例来覆盖变量的变化。和文凯显然更重视三个案例的细节。熟悉汉语、英语和日语使他更能深入地进行原始档案研究,从而对三条通往财政国家的道路进行具体描述。当然,对细节、多样性和过程的展示并没有使《通向现代财政国家之路》完全走上解析之路。比如作者对现代财政国家的定义与实证性研究没有太大区别,也没有试图走入对这个概念(以及其他概念)的重新解读和诠释之旅。虽然《通向现代财政国家之路》没有达到确定变量并科学地选择案例测试变量的实证要求,但它通过确定类似的结构化条件和类似的因果机制,还是为研究现代财政国家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结构化思考。
因此,这本书可以被认为是介于实证和解析之间的作品。一方面通过历史过程的具体描述展示不同的演变道路,另一方面通过因果机制的整理为读者提供结构化的线索。应该说,这本书并没有得出形成现代财政国家的规律,但我们对三个主要国家的努力有了真实的认识。与此同时,它也不是对历史的平铺直叙,作者还是力图通过总结因果机制给我们以超出三个案例的启迪。就像本节开始时所说的那样,寻找越纯粹的规律就越要放弃具体细节,反之亦然。对于大部分在实证和解析两者之间的学者,都需寻找规律和细节的平衡,而不同的世界观决定这个平衡是如何定义的。
四 没有结论的讨论
与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显然更擅长于发掘和描述因果机制。从《国家与社会革命》这个例子看,定性研究也可以根据定量研究的逻辑有意识地对案例进行选择以达到控制变量和测验变量之目的。但案例数量毕竟有限,如果有意选择符合案例A~D诸类型各一个,而有意绕过那些不符合这些类型的案例,定性研究就很难达到实证目的,这就要回到定性研究所擅长的工作了。案例数量之所以有限是因为定性研究必须深入案例,具体展示因果机制。因此数量的缺陷被因果关系的具体发掘所弥补。除了案例数量外,在科学倾向的定性研究中,变量数量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试想,如果有2个自变量就需要深入研究4个案例,变量数量稍一多,定性研究就难以应付了。当然,定性研究的变量选择也要建立在自身的优势上,即通过深入挖掘文献来选择适当数量的自变量。
如果说定性研究还能勉强应付上述问题的话,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对背景条件的控制。用两个案例来控制一个自变量不变并通过观察另一个自变量的变化得出是否对因变量有影响,是典型的科学实验的思维。科学实验需要背景环境保持完全一致,即案例A和案例B只有一个自变量不一样,其他所有因素都一样。在社会世界里这几乎是不可能,更何况所选的4个案例都需要有一样的背景。因此,将定性研究科学化似乎有些扬其短而避其长。实证性研究需要归类和简化信息,而定性研究的特长恰恰是通过发掘和描述细节而发现多样性。虽然定性研究是可以科学化的,但案例和变量的数量限制都使其难以像定量研究那样运用自如,背景条件更是无法控制,这个问题在案例和变量数量受限的情况下就变得尤其严重。
也许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认识定性研究的非科学性。就像本文开始时说的那样,科学是从认识物质世界被“借来”认识社会世界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有很大争论。对社会世界的认识,从实证主义到解析传统,只有世界观的不同,没有对错之分。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国家与社会革命》也只能被称作有“科学倾向”的定性研究。它既没有也无法完全按照科学的方式选择案例,而这本书的很多精彩之处恰恰是那些有悖于结构性论断的地方。比如,中国的农村结构(特别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本来与日本类似,而与法国和俄国非常不同。但这个不易引发农民仇恨地主以致最终暴动的农村结构却孕育了成功的社会革命。斯考切波的精彩解释是:所以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才用时远长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唤起农民对地主的反抗!这个精彩的解释为其科学化、结构化的整体论证增添了一抹诱人的能动色彩。这使我们想起和文凯的那个“将社会—经济结构、意外事件和能动者融进一个连贯和路径依赖的因果叙事”。当定性研究变得不那么科学时,也许它才更能展示自己的魅力。
Qualitative Research: From Empirical to Analytical Traditions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various development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from empirical to analytical traditions, by discussing three influential social-science works—The Skocpol's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lexei Yurchak's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and He Wenkai's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each work can be regarded as a certain typ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tentative argument is that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effective for detailed descriptions,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s, and searches for particular causal mechanisms, and therefore it should be more suit-able for non-positive types of research.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and con-tributions of both these types of research to our thinking about human social behavior.
Key Words: Qualitative Research; Discourse; Causal Mechanis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