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阿拉伯社会（代序）

中国有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意指如不大胆实践、亲历艰险，就不能获得成功。这句话也适合科学研究的实践。也就是说，任何科学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亲自接触和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同样，我们研究阿拉伯民族，如果不走进他们的社会，走进他们的生活中去亲自观察与交流，又怎么可能真正了解、认识他们呢？2015年7、8月间，正值盛夏酷暑之季，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和阿拉伯学院一行10位教师，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走进了北非阿拉伯人的城镇和乡村。在此前后，学院还陆续送多批阿拉伯语专业的学生去阿拉伯国家进修语言和开展民间的社会调查。将实地调查的亲历亲见记录积累下来，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研究，逐渐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的研究方式。这种形式的研究实践还仅仅是个开始，走进阿拉伯人的社会，我们的研究将一直这样走下去。

阿拉伯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处境

阿拉伯民族分布于西亚、北非22个国家和地区，地域辽阔，共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3.39亿。其中，阿拉伯半岛作为伊斯兰教的发祥地和朝觐圣地，是全球人口近20亿的伊斯兰世界在宗教与文化上的中心。

阿拉伯国家虽均属发展中国家，但中东海湾地区素有“世界能源库”之称。

已探明石油储量1000亿吨，约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三分之二；石油年产量33亿吨，约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石油出口量12亿吨，约占世界石油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二。因此，阿拉伯国家在经济上，特别在能源上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阿拉伯民族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阿拉伯半岛就建立了国家。公元7世纪以后，曾建立起疆域辽阔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帝国时期，在吸收、消化原阿拉伯半岛、埃及、两河流域、波斯帝国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全球几大文明之一——伊斯兰文明。公元11世纪阿拉伯帝国解体后，阿拉伯民族相继受多个外来民族的统治，其中有塞尔柱土克曼人、蒙古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公元17世纪奥斯曼帝国衰落以后，阿拉伯世界逐渐沦为英、法等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直到二战结束后，阿拉伯各国才相继争得独立，开始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牧业社会，有的甚至是从部落制社会艰难地向现代社会和独立的现代经济转型。

阿拉伯国家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能源，使其一直是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争夺之地。二战后，美国成为代替英、法操控中东的主要西方大国。为了控制中东地区，美国一方面全力支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对抗；另一方面，又以“民主改造阿拉伯世界”的名义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政。二战后的70余年来，在努力摆脱大国的控制与盘剥，探索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道路上，阿拉伯各国步履维艰。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为了进一步控制第三世界各国的市场和原料，在全球鼓吹经济新自由主义政策，又以各种经济、政治要挟的手段，如煽动“颜色革命”等，向第三世界各国推行意识形态上的“全球一体化”，即政治制度的西方化。这些政策推行二十余年来，在外资的控制和商品的冲击下，很多阿拉伯国家的民族经济体系遭到严重损害，成为名符其实的“依附经济”，贫困化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政局动荡甚至内战不息。中东地区宗教极端势力影响的扩大，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出现，都是此背景下的产物。

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坚实的历史和政治基础。中国与阿拉伯半岛相距遥远，但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使节就曾到达阿拉伯半岛。历史上，中阿之间经由“丝绸之路”的贸易活跃，人员交往频繁。阿拉伯历法、数学、医药学等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等发明，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两千多年来，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实行敌对和封锁政策。20世纪50、60年代，中东地区的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是美国的盟友，但多数阿拉伯国家是与新中国相互支持的朋友。特别是1971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多数阿拉伯国家与另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一道，坚定支持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

21世纪以来，中国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经济联系也日益紧密。从2003年至2013年的10年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进出口商品总额从255亿美元增至2389亿美元，年均增幅达25%；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原油从4058万吨增至1.33亿吨，占中国总进口量的47.2%。

随着双方关系的发展，2016年1月13日中国政府专门发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文件指出，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伙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阿关系，巩固和深化中阿传统友好，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外交方针，也是中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一部分。

“一带一路”是21世纪中国的全球新倡议，却遭到很多西方国家的非议甚至堵截。它们恶意宣传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想建立“世界霸权”等。丝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中，有一半以上为伊斯兰国家或穆斯林人口较多的地区。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研究显示，未来20年内，伊斯兰教将成为世界上信徒最多的宗教，穆斯林民族将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从政治上看，伊斯兰国家群体是当今世界敢于挑战西方的国际政治秩序，敢于挑战西方价值观念的群体。显然，团结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建立统一战线是丝路倡议成功的重要保证。同时，这样的国际统一战线也是双方战略利益的需要。

21世纪以来，为了打破美国“重返亚太”，在东部海上对我的围堵，我们开辟了“西进”的陆上丝路。我们的“西进”与近年来中东、西亚等国家的向东看趋势将形成互相配合之势。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西方政府在中亚、西亚等伊斯兰国家推行的武力颠覆和“颜色革命”造成的灾难使他们对西方严重失望。因此，阿拉伯国家为了寻找民族复兴之路，纷纷向东看，希望中国更多参与中东事务，发挥正能量，平衡和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而这正是西方政府所担忧多年的一种可能。

曾担任美国总统顾问并受到西方学界推崇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说：“在冷战后多级、多文明的世界里……儒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联系将会继续，或许还会扩大和加深。这一联系的中心是穆斯林和华人社会在武器扩散、人权和其他问题上反对西方的合作。”美国另一位学者格雷厄姆·富勒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意味着它将重视与其他反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其中伊斯兰国家占最大部分，而且是最有影响的成员。”美、欧等西方中心主义的政府一贯以傲慢的态度，蔑视中华儒家文明和阿拉伯的伊斯兰文明。因此，中国与阿拉伯各国不仅需要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也需要在文化上互相支持合作来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

但目前，我们与伊斯兰世界尚存在因沟通较少而互不理解的一面。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西方媒体和政府不断歪曲、抹黑伊斯兰教，抹黑穆斯林民族和伊斯兰文化。我们国内也有少数人在一定程度上对阿拉伯民族不甚理解。同时，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尽管与我关系友好，但由于文化的差异和西方的宣传与挑拨，尚对我存在一定的警惕和误解。因此，加强对阿拉伯社会的研究以促进双方的了解与民间交流，是中国学界很迫切的任务。

美国占据阿拉伯研究国际话语权的现状

有关阿拉伯国家的研究，英、法和俄罗斯等国起步早，研究队伍实力较强。二战以后的70多年来，美国在阿拉伯研究上投入了更多力量，已经实际上掌握着阿拉伯研究的国际话语权。目前，几乎所有涉及阿拉伯的热门话题都由美国的研究机构及它们掌控的期刊所左右。世界最大的中东研究非政府组织是“北美中东研究协会”（MESA）。参加该协会的正式成员组织就有50多个，个人会员则遍布全球。不仅如此，美国的阿拉伯研究资料积累时间久，有多学科学者参与，能够多角度开展研究。

更重要的是，他们重视搜集大量第一手材料，坚持以此为研究的基础。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以“和平队”、“志愿者”和学者名义，向非洲、中东等第三世界国家陆续派遣人员，深入阿拉伯社会各个角落。到2014年，相继向第三世界派出的“志愿者”已达二十余万人。这些人一方面搜集、积累了有关阿拉伯社会各方面的丰富资料，另一方面在阿拉伯国家各社会层次建立了很多民间和学界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还锻炼和培养出了大批较深入了解阿拉伯社会的专家、学者和外交人员。

美国和英、法等西方国家在阿拉伯研究中虽然占有某些优势，但出于西方固有的立场，对阿拉伯民族带有习以为常的傲慢和偏见。他们称：“穆斯林有偏好暴力冲突的倾向。”“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其内部也是如此。”因此，对于西方世界这些观点，我们要划清界限。对于西方学界在阿拉伯研究中积累和发布的大量资料，我们在借鉴的同时，也要有所甄别。因为这些所谓第一手资料很多是被西方学者的有色眼镜过滤过的。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研究

中国的阿拉伯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的研究机构和专家较少。与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需要相比，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明显差距。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没有专门的阿拉伯研究机构，少数学者对阿拉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宗教和历史领域。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中国不仅在高校中设立了阿拉伯语专业，开始培养阿拉伯语人才，而且中国第一批专门研究阿拉伯国家的机构也诞生了，如中国社科院西亚北非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机构比较多地集中于国际政治角度和历史的研究，对其当代经济和社会等的基础性研究则比较薄弱。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阿交往交流的深入，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各方面的国情研究都受到重视，研究机构也日趋学术化和多元化。专门的研究机构和高校中，从事阿拉伯语教学的院系已发展到40余家。在高校，研究重点是语言、文化、宗教和历史。一些智库性质的机构研究的重点依然是与国际政治、政府行为、军事和经济热点相关的问题，对阿拉伯国家社会的关注还普遍比较缺乏。

总之，在国际学界中，中国的阿拉伯研究还明显存在基础性研究不够的短板。除了研究历史短、积淀不够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独立地开展对阿拉伯社会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数十年来，中国学界有关阿拉伯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多数成果建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而且主要依靠的是西方的英文文献，较少阿拉伯文文献。也就是说，缺乏对阿拉伯世界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的，以实地调查资料为主的基础性研究。

近二十年来，阿拉伯国家多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艰难转型期，社会动荡，政权不稳。社会各集团、各种力量和不同阶级（不同民族、教派、部落、政党、行业、阶层和地域等）之间力量的消长与博弈，决定着各国政局的发展方向。走进阿拉伯社会的实地调查，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真实地触摸到各国社会的脉动，预测今后的走向，也是建立独立的中国阿拉伯学的基础。

走进阿拉伯社会的调查

走进阿拉伯社会，即主要运用民族学、社会学实地调查的方法，实现用中国人自己的眼睛看阿拉伯社会的研究。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与阿拉伯语学院是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近年来，研究院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以实地调查为着力点，在此基础上，努力建设中国的阿拉伯学。阿拉伯语学院是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阿拉伯语高级人才的培养机构，每年能够培养近百名阿拉伯语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和从事阿拉伯国家研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学生和一批熟练掌握阿拉伯语的教师，是我们大量翻译阿拉伯语各类文献的有生力量，也是在阿拉伯国家持续开展社会调研的主力军。

为了提高阿拉伯语听说能力，阿拉伯语学院高年级学生每年赴阿拉伯国家访学、实习约一年时间。自2014年以来，有300余名本科生、研究生赴也门（科技大学）、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亚历山大大学）、摩洛哥（哈桑一世大学）、约旦（约旦大学）等国家访学实习。在这期间，每个学生都将在实习语言的同时，开展一项深入阿拉伯社会的实地调查，写一篇调查和研究报告。为此，学生们出国前都接受了社会调查方法的培训。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拟定了调查题目并设计了初步的调查计划。我们希望这样坚持下去，为中国的阿拉伯研究积累提供越来越多的第一手资料。

调研组进入阿拉伯国家以后，我们主要采用访谈、观察、深入生活的体验、小规模的问卷统计等方法调查。在文献搜集方面，重点搜集阿拉伯文档案文献。调查分为社会分层调查和专题调查两类。社会分层调查包括普通的特别是底层市民（小商贩、打工者、手艺人、服务业员工、工人、乞丐、失业者群体、城乡两栖阶层、学生等），中产阶级（教师、宗教职业者、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军人家庭、小企业主等），上层人士（将军、政党领袖、政府官员、大企业主），农民（地主、小土地农民、雇农）等。专题调查则有妇女问题、教育问题、宗教问题、失业问题、物价问题、土地问题、城镇环境问题等。调查的地点包括城市和农村的学校、清真寺、街道、政府部门、农舍、餐馆、农田旁等多个场所，多数是在被调查者的工作地点和家里开展访谈和观察。

在实地调查的前后，我们还与阿拉伯国家的相关学者，特别是与一些研究机构进行了经常性的交流。如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埃及战略研究所、埃及地区研究所、沙特阿拉伯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等，以便能够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搜集信息和考察调研的问题。同时，调研组每到一个国家，我们还拜会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官员，了解、请教相关情况和问题，并得到我驻当地使领馆的支持。

为了给学界和世人展示我们所亲见的真实的阿拉伯社会，让他们听听阿拉伯国家的老百姓是如何谈自己的生活、社会和国家的，我们的调查尽量记录下他们的原话和我们眼见的真实状况。一般情况下，调研组白天在调研现场录音和笔记，当天晚上对录音和笔记进行初步的整理，同时，尽量让翻译成汉文的访谈内容忠实于录音中阿拉伯语的原貌，并保持原口语化的风格。在最后正式出版的访谈版本中，我们适当删除了部分重复的内容和现场为了活跃气氛的一些寒暄。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对话的内容，我们还充分参考国内外学界在该问题上的相关研究，在每份访谈记录前增加了简要的背景介绍。另外，我们对访谈记录中一些专门的术语或重要的问题适当插入按语、注释，在每份访谈记录后，增加了我们的总结性分析，以帮助读者理解和思考。

实地调查不同于书斋里扶手椅上的文献研究，特别是在西亚、北非这些干旱地区，热风如焚、蚊虫叮咬、长时间的连续工作和每天的路途颠簸等对体力的磨炼自不待言，更困难的是要与各种陌生的人群建立和谐的交流关系，这是对我们更大的考验。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每都感受到新中国那位伟大的缔造者在阿拉伯人民心中给今天的我们留下的遗产。每当我们进入新的访谈对象的地界，心里不免忐忑。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那些下层的阿拉伯民众，由于他们对当今的中国并不知情，初见来自异国的不速之客时，多是一脸茫然，我们也不知道如何介绍自己才好。但他们几乎都知道毛泽东，当知道我们来自毛泽东的国家时，往往会露出友好的微笑，正是这可贵的微笑让我们能够与他们很快拉近距离，从而比较顺利地展开对话。

在这种交往中，阿拉伯人民的先知，穆罕默德的智慧也让我们受益。因为不时有受访者告诉我们，早在一千多年前，他就在《古兰经》中告诉信徒们，在遥远的中国可能存在真理。他的话自然让我们想到两千多年来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在中国与域外世界之间搭起桥梁的那些人。他们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也是最早把域外的世界介绍给中国的先行者，凿空西域、远播国威的张骞，留下不朽著作的法显、玄奘，航海家中第一人郑和等两千多年来前赴后继地远赴异域去开拓新通道、新世界的志士仁人们。我们仰慕他们为报效国家、为求真理、为中外的交流所做出的丰功伟绩。他们都是大学问家，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书斋中的读书人。他们是历经艰险行万里路去“读社会”“读世界”的文人中的壮士。他们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精神至今激励着我们的探索和研究。让我们在这些先行者的精神鼓舞下，走进阿拉伯社会，长期坚持，建设中国的阿拉伯学。

杨圣敏

2017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