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基因”解码(全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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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缘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本章部分内容曾发表于《日本学刊》2006年第3期。

一 探讨日本人行为模式的努力

论者常有“个人主义的西方”“集团主义的东方”之说,往往认为日本人完全埋没于所在组织而“缺乏主体性”“没有自我”。例如,美国学者、外交家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的《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日本学者南博的“日本の自我”(岩波新書、1983)中都有类似的看法。显然,这种论说是将一种“有主体性”和“有自我”的社会(实际上是美欧个人主义社会)作为参照物来立论的,蕴含着“不成熟”“欠发达”的贬义。另一些学者意识到采用主要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概念解释日本人的行为时会遇到困难,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他们从日本社会某些特有的范畴出发来解释日本人和日本社会,例如,土居健郎的“娇宠”对该理论的评介参见尚会鹏《土居健郎的“娇宠”理论与日本人和日本社会》,《日本学刊》1997年第1期。理论试图表述日本人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中根千枝“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 講談社、1967。对该理论的评论参见尚会鹏《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理论浅析》,《日本问题研究》1997年第3期。论则试图描述日本人人际关系方面的特点。他们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用西方概念描述日本社会之不妥,中根千枝将之喻为“做和服不用鲸尺而用米尺”。采用米尺做和服,尺寸会出现许多零头,如“28厘米零3毫米”之类,倘若把厘米或毫米以下的零头舍去,做出来的和服就不像样子了。参见中根千枝“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 講談社、1967, 14-15頁。但他们在强调日本社会文化的独特之处时,仍多少给人“西方正常,日本特殊”之感觉,尽管他们可能并非有意为之且许多时候否认这一点。

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大大增加了日本人的自信,这表现在学术界是人们开始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更多的反思。一些学者开始从方法论上着手建立分析日本社会的新范式,这在所谓“日本文明学派”“日本文明学派”是日本人类学家祖父江对日本研究文明与文化的学者的称呼,以伊东俊太郎(“比較文明学”)、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観序話”)、上山春平(主编“日本文明史” 7卷)为先驱。的一些学者的理论中有较多体现。这些学者不再满足于日本“亚流文化”“卫星文明”的定位,而是视日本为独立的文明体系(如梅棹忠夫的“文明の生態史観序話”)。有的学者甚至走得更远,认为日本文明是比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更为优越的文明例如公文俊平,详见公文俊平“情報文明論” NTT、1994、271-293頁。等。滨口惠俊可以说是日本文明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受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的影响[他是许烺光的《宗教、种姓与社团》(Clan, Caste and Club)日文版的译者之一],他的论述具有心理学色彩。他首先设问:如果说日本人“没有主体性”,那么为什么能够实现经济的高度成长呢?他从“人的系统”这一角度出发,认为问题出在研究者所使用的“个人”这个主要基于西方经验的概念上。对此他提出了与个人相对的概念——“间人”,用以指称日本的“人的系统”。“个人”强调的是“个”(个体),而“间人”强调的是“间”(相互关系),即个体更趋于参照他人的行为决定自己的行为,可以说是一种“与他人相协调的个人”。个人模式下的个体是在界限清晰的条件下相互作用的,而且个人趋于将相互作用作为手段,而在“间人”模式下的个体界限不明确,相互间共有的生活空间,而且个人都将这个共有空间视为人存在的必不可少之要素。这种状态下的人与其说是独立的个体不如说是一种“关系体”。人的本质属性是“相互性”而非“个体性”,人的存在如自然界的基本粒子那样,离开了相互关系就无从界定。从世界范围看,“间人”也是一种比“个人”更为普遍的生存状态。浜口恵俊“日本研究原論:‘関係体’ としての日本人と日本社会”、22頁。

滨口概括了三个“间人主义”与“个人主义”相对照的特征浜口恵俊“日本研究原論:‘関係体’ としての日本人と日本社会”、27-29頁。。第一,相互依赖。人不能独立存在,相互依赖必不可少,人需要照顾别人并从别人那里得到照顾。个人主义则强调这样一种理念:将自我建立在明确的人格意识之上并将其视为社会生活之中心,不依赖他人,也拒绝被人依赖,只依赖自己并自己承担责任。第二,相互信赖。为了实现相互依赖,必须信赖他人,即相信对于自己的行为,他人会在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回应。个人主义则是自我依赖,个体有一种潜在的对他人的不信赖。第三,将对人关系视为目的。在相互信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并非出于战略的考虑加以利用,而是作为有价值的东西来尊敬,并希望无条件地延续这种关系。在个人主义的情况下,个人只是把与他人建立起来的关系作为个人存续的手段加以利用。浜口恵俊、公文俊平編“日本式的集団主義” 有斐閣、1982、22頁。

“间人”概念是滨口整个理论的核心,由此概念出发,将与“间人”相关的价值观体系称为“间人主义”。滨口相信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的东西,它支撑着整个日本人际关系。他认为日本社会的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的“间人主义”道路。“间人主义”基本特点是:个体并不是以独立的“个人”形态呈现,而是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和相互依赖。滨口不同意用“集团主义”概念描述日本人的行为,主张用“作为方法论的间人主义”取代“作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笔者并不完全同意滨口的这些概括。他的理论与其他日本文明学派的学者一样,都有过高评价日本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过低评价“个人主义”的倾向,其理论的这个缺点在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的事实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不过,笔者高度评价他从“人的系统”的角度提出问题的研究方法,他的努力旨在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倾向。我们知道日语中的“个人”“社会”等词语皆为西文之译语,日本把“society”译为“社会”、把“individual”译为“个人”分别是1878年和1885年的事。中国在近代是从日本借用了这些译词,故使用时间应更靠后。这些词虽然被翻译成汉字,但由于日本社会基础与西方不同日本学者阿部谨也说过类似的话:贯穿日本的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明治以来的现代化的社会系统,一个是历史的、传统的系统。西方的社会以独立的个人为前提,社会是一个一个有尊严的个人组成的。与西欧社会不同,日本的“世间”没有个人。阿部謹也“世間とは何か”講談社、1995、32頁。,用于描述日本(可能还有其他非西方社会)时,所指内容自然与西方不同,但研究者往往忽视这个问题。滨口试图告诉人们,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与西方人的差异不是程度上的而是生活原理上的,故在描述日本社会和文化时也须用新的范式。应当指出,中日共享汉字资源并在创造新概念上相互影响,滨口试图摆脱来自西方的翻译概念,利用汉字资源创造新的、更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范式的做法对于中国的研究工作具有借鉴意义。他提出了与“个人”相对应的另一种重要的基本人际状态——“间人”,这是一个重大创新。沿着这个路径,心理文化学补充了“间人”的两种亚类型,即“伦人”和“缘人”,从而完善了基本人际状态的类型的划分。

用“间人主义”指称日本人人际关系模式正像用“关系取向”关于“关系取向”用于描述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之不妥以及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模式,笔者另有阐述,详见尚会鹏《心理文化学: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71~74页。指称中国人一样,没有抓住研究对象最突出的特点。笔者认为应考虑将两个层次的内容加以区分。“间人”和“间人主义”可以用在与“个人”和“个人主义”相对应的层次。“间人”又可分为“伦人”和“缘人”,在“间人主义”之下可分为“伦人主义”和“缘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