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语境下的世俗化理论研究

郑莉

摘要：本文将世俗化理论置于现代性的语境中加以考察，通过回顾经典世俗化的理论逻辑，宗教经济模式对世俗化理论的批判，以及新世俗化理论对经典世俗化的修正与超越，尝试从经典世俗化理论的出发点而非通常的预测性结论上，凸显世俗化理论的双向建构过程，即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和分化对宗教的建构，以及宗教的发展变化对现代性的建构。如果说世俗化是现代性和现代社会分化的过程和结果，那么多维度的、去制度化的新世俗化则是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反思。如果说世俗化关注的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宗教所发生的变化，即分化、私人化和衰退，那么新世俗化则关注从早期现代性到晚期现代性（高现代性，后现代性）转变过程中宗教所发生的变化，即去分化、去私人化和繁荣。

关键词：现代性 世俗化 宗教性

引言

从词源上看，世俗化出自拉丁语Saeculum，它在“时代”和“世界”的双重含义上，相对应于宗教救赎的时代和宗教世界，即上帝之城。“世俗化”意味着“成为俗世的”，也就是把人、事物、意义等从宗教的或是教会的改变成属世的或是为凡俗所用的。世俗化过程及其理论具有强烈的欧洲背景。在欧洲，世俗化意指相对于包括政府、经济、科学的世俗体制，教会体系的大小、力量、功能等都不断减缩。

“世俗化”这个概念最初是由韦伯（Max Weber）于1930年提出的。在韦伯的相关文集中，“世俗化”这个术语被作为理性化和祛魅化的过程兼结果来谈论，此时的世俗化概念仅限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少地求助于超自然力量，转而求助于现实世界的知识，而宗教生活越来越退隐到人的日常生活之外（William H. Swatos, 1999: 212）。韦伯用这样的世俗化（更准确地说，是理性化和祛魅化）过程来解释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得益于基督新教从中世纪天主教脱离出来及其理性化的思想。应该说，韦伯当时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限定性，地域上限定于欧美，时间上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社会发展，对象上研究的是天主教和新教。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 1958）也偶尔使用世俗化这个术语。在他看来，世俗化理论实际上是基督教神学现代化的表现，是宗教改变了其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直到20世纪60年代，世俗化范式始终未经挑战、未经论战、未经检验。威尔森（Bryan Wilson）、贝格尔（Peter Berger）、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及道博莱尔（Karel Dobbelaere）是世俗化理论的主要论者。

然而，自从马丁（Martin, 1965）指出世俗化已经逐渐变成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意涵的概念，应该将其“从社会学词典中清除出去”之后，世俗化理论就受到了广泛的批判与质疑。批评者认为，世俗化理论不仅缺乏经验的支持，而且是论述不系统的大杂烩（Hadden, 1987）。这一批判的标志性事件是世俗化理论的旗手贝格尔在20世纪90年代末（Berger, 1999）公然向世俗化理论开战，称其“是个错误”。与此同时，以斯达克（Rodney Stark）、芬克（Roger Finke）和艾纳孔（Laurence Iannaccone）等人为代表的宗教经济模式（或称“宗教市场理论”），以道博莱尔（Dobbelaere, 1981）、卡萨诺瓦（Casanova, 1994）为代表的“多维的”和“去制度化”的“新世俗化理论”，以及以法国社会学家爱尔维优-雷杰（Danièle Hervieu-Léger, 2003）为代表的“多元宗教现代性”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对世俗化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这些批判与超越将我们研究的关注点重新带入现代性语境之中，本文通过悬置世俗化理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预测性结论，从“传统—现代—高度（晚期，后）现代”的理论视角指出，经典世俗化理论和新世俗化理论都是以现代性问题为核心指向的，而且这种理论本身既承继了古典社会学家们的理论关怀，也体现了现代性的自反性特征。宗教经济模式对经典世俗化理论的批判是因为没有完全领会现代性的悖论逻辑。现代性的悖论是基于自由的悖论，其表现为现代人在获得了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赋予生活意义的传统规范价值的庇护，他们不得不另觅新的形式重新赋予生活以意义。诚如爱尔维优-雷杰所指出的，现代性往往产生出与其本质相对立的、外在的、他律的东西。现代社会中的宗教秩序也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传统宗教的制度权威日益遭受个体自主性的侵蚀；另一方面，日益增强的自主性产生出更强烈的需求去建构信仰的新的社会化方式（转引自汲喆，2005: 234）。正是现代性的悖论逻辑使得世俗化成为一个极具张力的兴衰兼具的矛盾现象，也成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 早期现代性与经典世俗化的理论逻辑

世俗化过程及其理论具有强烈的欧洲背景。所有这些论者都是欧洲人或者欧洲移民，其研究方式也都是从欧洲基督教推广到世界性宗教。经典世俗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贝格尔和卢克曼。他们在对宗教的社会功能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上提出世俗化理论。他们把宗教维系社会的功能分为两部分：一是宗教对社会制度和社会角色的合理化论证；二是宗教对无秩序现象提供的合理化解释。正是由于宗教的社会功能在现代社会遭遇严峻的挑战，贝格尔尝试对宗教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命运加以分析预测。他的宗教衰退论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即宗教的作用与影响力在现代社会日趋衰落。贝格尔理论论证的逻辑是沿着世俗化—私人化—多元化—宗教衰落的脉络展开的。

贝格尔指出：“世俗化一词指的是现代西方历史上在经验中可以观察到的一些极其重要的过程，即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贝格尔，1991: 128）这一过程包含如下三方面：第一，对西方现代史上的社会和制度而言，世俗化表现为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即基督教教会从过去它所控制和影响的领域撤出。第二，世俗化不仅是一个社会结构的过程，它影响着全部文化生活和整个观念化过程，见之于艺术、哲学和文学中宗教内容之衰落。第三，世俗化过程还具有主观的方面，正如存在着社会和文化的世俗化一样，也存在着意识的世俗化，即个人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生活时根本无需宗教解释的帮助。

对于这些重要过程，贝格尔着重强调两点：第一，我们可以描述它而不进行价值判断。换言之，我们可以探究它的历史起源，包括它与基督教的历史联系，而无需去肯定这是代表着基督教的完成还是退化。第二，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全球性现象的世俗化，它在现代社会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不同的人群受到的影响也不同。欧洲和美国代表了全球性世俗化的两种不同形式。

世俗化最重要的两个后果，一是宗教在最具公开性的国家制度与最具私人性的家庭制度这两种制度秩序部门之间，出现了“两极分化”倾向（贝格尔，1991: 154）。在宏观的社会—政治领域，或者说在社会的公共制度领域，宗教已没有了活动的空间。具有宗教背景的力量在这些公共空间活动，必须服从世俗化的理性的规则，而不再以其神圣性的诉求为目的。在传统社会，宗教力图通过确立一套关于实在的完整解释为社会的全体成员提供一个共同的意义世界。而现在，宗教建造世界的力量被限制于建造局部的意义世界。也就是说，宗教不再涉及宇宙和历史，而只涉及个人的生存或心理。宗教退入到私人的领域和家庭的领域。二是世俗化事实上导致了多元主义的局面。世俗化打破了某一种宗教的垄断地位，形成了事实上的宗教多元状况。贝格尔指出，世俗化与多元化是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单向因果关系。多元主义环境为宗教机构提出了两种典型的理想选择：要么调整自身适应环境，参加到多元游戏中去；要么拒绝调整，固守老的客观性（贝格尔，1991: 178）。对贝格尔而言，宗教的多元化毫无疑问将导致祛魅，最终导致宗教的衰落。在论及此观点时，贝格尔提出了宗教市场化的观念。贝格尔指出：“多元主义的环境首先是一种市场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宗教机构变成了交易所，宗教传统变成了消费商品。总之，在这种环境中的大量宗教活动，逐渐被市场经济的逻辑所支配”（贝格尔，1991: 163）。在这一环境下，适应新的需要的宗教产品不断涌现，“消费”宗教成为“时尚”。面对着宗教信仰自由的顾客，宗教不再是公共领域的强制制度，而成为个人的爱好与信仰，即“宗教表现为公共领域的修饰和私人领域的德行”（贝格尔，1991: 159）。

贝格尔虽然从市场和竞争的角度分析宗教的多元化现象，但他的结论是，宗教的多元化带来的不是宗教的繁荣，而是宗教的衰落。他的这一判断不仅仅是针对各种宗教信仰内部的问题，而且也涉及与各种关于实在及社会结构之解释的非宗教对手的竞争。其中一些是高度组织化的，诸如各种各样的革命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运动，另一些在制度上较为散漫，诸如个人主义或性解放等现代价值体系。因此，不仅在拥有美国类型宗派制度的那些民族的社会里可以谈多元主义，而且在宗教不能垄断的社会中同样可以谈论多元主义（贝格尔，1991: 162）。

总之，贝格尔在理论上为西方社会逻辑地建构了一个世俗化图景。在这个世俗化的社会中，作为一个从经验上可观察的现象，宗教已经从大部分世俗制度的安排中撤出。这一社会结构方面的世俗化直接对个人意识层面产生了影响，宗教不仅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存在，而且它也失去了传统的共享意义的提供者的地位。世俗理性不仅侵蚀了制度，它也不可避免地侵蚀了个人意识。对贝格尔而言，虽然没有足够的经验证据支持他的观点，但宗教虔信者已然或者必将进一步成为“认识上的少数派”，则是可以逻辑地推导出来的。由此，贝格尔通过世俗化—多元化—私人化的理论模式，完成了其关于世俗化理论的逻辑论证。

世俗化理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卢克曼则从“去制度化”与“私人化”的角度补充对世俗化的分析。卢克曼指出，在现代社会，宗教已从“有形宗教”即以教会为制度基础的信仰体制转化为以个人虔信为基础的“无形宗教”。卢克曼从两方面展开了分析：首先，宗教在传统社会中所行使的合法性功能因为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领域的自我合法化而丧失了意义。世界的除魅不仅影响了建制宗教，而且也影响了与传统的宗教形态相关的其他建制领域。经济和政治等建制领域愈是自治和理性，它们与超越的神圣世界就愈疏离，自内而来的合法化取代了自上而来的合法化。其次，由于个人的主观意义系统与经济政治制度脱离了关系，终极意义系统成为个人消费对象。社会制度的功能合理化的主要特征是高度复杂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角色专门化，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个人意识从社会结构中得到“解放”，并在私人领域中获得“自由”。个人不仅建构他的个人认同，而且建构他个人的“终极”意义系统。由于生活的“意义”问题与合法性问题的分离，导致了教会宗教的衰落和无形宗教的兴起（卢克曼，1995）。按照卢克曼的理论，一方面，世俗化意味着建制宗教及其机构从社会其他领域中分化出来，并对其他社会领域以及个体宗教信仰的影响力的削弱；另一方面，世俗化意味着个体在建制宗教衰落后以种种非制度化的社会方式建构其宗教生活。由此，世俗化体现为建制性宗教的衰落和新的宗教表达方式的增生这两种趋势的奇特结合。

二 理性选择理论与宗教经济模式的理论逻辑

1999年美国社会学杂志《宗教社会学》秋季卷第3期刊登了以“世俗化”为标题的一组文章，在这组文章中，以斯达克的《安息吧，世俗化》和斯达克、艾纳孔的《关于欧洲“世俗化”供应方的重新解释》这两篇文章对世俗化理论的批判最为激烈。

斯达克等人将批判矛头直指世俗化理论关于信教人数减少和宗教衰落的命题。斯达克指出，世俗化理论关于宗教随着现代化发展而不断衰落乃至消失的命题蕴涵着这样一个前提，即过去的宗教信仰和参与率很高，过去的人们很虔诚，但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基督教繁荣兴盛、宗教信仰和参与率很高的基督教化的时代，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宗教不断衰落意义上的世俗化了。不仅如此，基督教福音派和伊斯兰教在一些国家的强劲复兴与传播，还有各种新兴宗教的勃兴和扩散，让我们不得不相信世界神圣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宗教不是在衰落、消失，而是在繁荣。

斯达克指出，美国案例构成了对世俗化理论的致命挑战，在托克维尔作出观察论述的150年里，美国的信教人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一倍，而其他宗教委身指数要么稳定，要么是略有上升。不仅如此，欧洲的数据也证明世俗化命题是失败的。第一，欧洲人的宗教参与还没有可以证明的长期的下降。宗教参与可能由于战争或革命等重大社会变动而有所变化，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西欧和北欧现代化开始之前的很多世纪以前，宗教参与就很低。第二，现在的数据没有显示一个“科学无神论”时代的到来。主观宗教性程度依然很高。在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居民相信上帝的情况下，把这个国家划定为世俗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这是荒谬的。实际上，有关欧洲的宗教问题，不是为什么人们不再相信，而是为什么他们“继续相信但是觉得不需要最低限度地时常参加他们的宗教制度”（Stark, 1999）。

斯达克从现代化与世俗化、政教分离、科学与宗教、世俗化的可逆性和世俗化的全球性五个方面，逐一驳斥了世俗化理论关于宗教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消亡的论断。斯达克指出，关于宗教消亡的论断只是世俗化理论家的一个愿望，退一步说，即便宗教有一天消亡了，也与世俗化理论预先设定的过程毫不相干。

在对世俗化理论进行全面批驳的基础上，斯达克等人正面提出了他们的宗教经济的供应方理论。斯达克认为欧洲当前宗教活动参与人数较少的原因不是世俗化，而是由于欧洲宗教市场缺乏有效竞争，前国教仍然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使得其国教推广人员相对没有压力，因此在提供符合人们精神需要的宗教产品方面能力不足，虽然人们的潜在需求是存在的，但是供应端能力不足造成了欧洲当前宗教活动参与人数较少。

由此，斯达克提出了他的无管制—多元—竞争—繁荣的理论。斯达克对比了西欧和美国的情况。美国的宗教参与长期以来比欧洲高很多，今天无人对此有争议。有争议的是为什么如此。对那些在19世纪著述评论美国宗教的很多欧洲人来说，自由市场宗教经济所释放出来的强大竞争力量是主因（斯达克、芬克，2004: 270-274）。由于美国较好地贯彻了去管制化政策，自由的市场竞争使得宗教团体非常有活力。美国的教牧人员的薪金来自信众而非国家，所以教牧人员用心经营教区，为信众提供有效的宗教服务。所以在美国，虽然一些宗教团体在宗教市场的竞争中失败了，但美国的宗教市场总体上是繁荣兴盛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西欧，政府以各种方式扶持官方教会，维护其垄断地位。由于教牧人员的薪金取自国家而非信众，所以教牧人员非常懒惰。通过对比，斯达克指出，如果一个宗教公司取得垄断，它会寻求对其他制度施加影响，社会因此被神圣化。但随着宗教经济的去管制化，社会将去神圣化。去神圣化带来了宗教的多元发展，更多的宗教公司得以进入宗教市场，由此带来个体宗教委身的普遍增长。

与世俗化理论坚信“多元必定摧毁所有宗教的可信性，只有在单一信仰优胜的地方才会存在一个能够激发普遍信心和认同的‘神圣的帷幕’”（斯达克、芬克，2004: 274）的观点不同，宗教市场论认为，一个无管制的宗教经济必定倾向于多元，而多元的直接后果就是宗教组织之间的竞争，竞争带来的是宗教产品质量和数量的提高以及吸引更多消费者进行宗教消费，最终的结果是宗教繁荣（斯达克、芬克，2004: 244-247）。在这个无管制—多元—竞争—繁荣的逻辑中，最为关键的是无管制。与之相反，如果国家垄断宗教市场，必定产生懒惰的宗教供应商和无效的宗教商品，进而导致宗教消费水平的下降，引发宗教的衰弱。斯达克引证美国和拉美、欧洲及东亚国家大量的经验数据，从中得出：宗教的去管制与多元化带来了宗教的繁荣。

斯达克、芬克和艾纳孔试图把美国例证转变为一个概括性结论，他们设定下列三者间存在结构性的关系：解除国教体制或解除国家对宗教的管制；开放自由竞争的宗教市场；个人的高度宗教性。持续的国家体制或高度管制的寡占市场造成欧洲社会的世俗化，而解除国家对宗教的管制带来的是自由竞争的宗教市场以及个人的高度宗教性。供应方理论设定宗教需求在任何地方都是永远稳定的，宗教活力不同的解释是供应的本质不同。宗教市场管制越少，越开放，越具竞争性，就会出现更多的供应者、宗教企业家来满足不同的需求。

三 高度现代性与新世俗化理论

理性化是经典世俗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世俗化发展进程的根本动力。同样，自治的主体既是世界理性化的一个后果，也是再生产这种理性化的一个条件。如果说经典世俗化理论关注的是以理性化为基础的“世界的除魅”的总体进展，那么新世俗化理论则更为关注个体与除魅世界的相互建构；如果说经典世俗化理论意味着现代人在理性的指引下日益摆脱宗教的束缚，由此而具有乐观主义的进步色彩，那么新世俗化理论则通过洞识现代性的悖论逻辑取代了这种盲目乐观的想法。

（一）多维的世俗化概念

比利时社会学家道博莱尔（Dobbelaere, 1981）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笼统地讨论宗教兴衰与否是没有意义的，世俗化表现为宗教在社会、制度和个体三个维度上的演变过程。换言之，世俗化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宗教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分化，制度分化（Luckmann, 1967）、自治化（Berger, 1969;Wilson, 1966）、理性化（rationalization）（Berger, 1967; Wilson, 1982）、社会化（societalization）（Wilson, 1976）、世界的祛魅化（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Weber, 1920; Berger, 1967）、私人化（privatization）（Berger, 1969; Luckmann, 1967）和一般化（generalization）（Bellah, 1967; Parsons, 1967）等属于宏观社会层次的分析；中观层面上表现为宗教在世俗世界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多元化（pluralization）（Martin, 1978）、相对化（relativization）（Berger, 1969）和此世化（this-worldliness）（Luckmann, 1990）等属于中观层次的分析；微观层面上表现为个体对正式宗教组织参与程度的降低，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Bellah, 1985）、拼接（bricolage）（Luckmann, 1979）、不信教（unbelief）（Berger, 1969）和教会宗教性的减少（decline of church religiosity）（Martin, 1978）则属于微观层次的分析。这三个层次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不是单向的，而是辩证的，例如在宏观层面的一般化和中观层面的多元化之间，以及宏观层面的世俗化和个体的宗教性之间，不信教的人日益增加可能会成为宏观层面世俗化的外显过程（Dobbelaere, 1999: 245）。道博莱尔指出，这三个层面上的世俗化都不是某种必然的趋势或法则。世俗化的功能是提供一个分析现代社会宗教变迁的研究框架，因此，它只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而非价值判断或预言性的概念。

卡萨诺瓦（Casanova, 1994）则进一步发展了道博莱尔的多维世俗化概念。他指出，世俗化是由几个相互独立的运动构成的，包括宗教规范不再提供世俗生活的意义与合法化证明，人们对正式宗教组织和仪式的参与度下降，以及宗教私人化倾向。卡萨诺瓦指出，世俗化的这些不同维度尽管有重合之处，但在原则上它们是相互分离的，它们发生变化的强度和其指向性是不相一致的。个体宗教性的活跃与宏观层面上宗教影响力的衰落可以同时存在，集体宗教活动参与度的降低与个体虔信的强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卡萨诺瓦还提出了高度现代性条件下，宗教的去私人化、去分化和宗教繁荣的观点。

（二）关于信教人数与时间关系的变化

信教人数与时间之间的变化关系是以斯达克为代表的宗教市场论批判世俗化理论的焦点。2002年，萨默维尔（C. John Sommerville）在美国《宗教社会学》杂志上撰文对此进行了回应。萨默维尔不仅指出斯达克批判中关键的逻辑错误，而且从根本上指出中世纪“宗教文化社会”与当代“信仰社会”之间的不同，从而将世俗化理论的着眼点再次拉回到宏观层面而非信教人数之类的微观层面。萨默维尔认为斯达克的历史研究进路有问题，其最根本的问题是以现代人的知识和文化背景去猜度中世纪的人，而不是把中世纪的人放到中世纪的大历史背景下去研究，这是一种常见的历史研究易犯的错误。萨默维尔从宏观上将中世纪定义为一个“宗教文化时代”（age of religious culture），意即“中世纪时的人们并不存在这样的选择（无神论），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宗教无处不在，使人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回避”，也就是说无神论者在中世纪的文化背景下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现代社会则是一个“信仰时代”（Age of Faith），即人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理性地选择信仰。现在的人们存在信仰选择的原因是宗教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淡化了。从宗教文化时代到信仰时代的变迁就是世俗化实实在在已经发生的过程，甚至“信仰时代”这个词本身就是语言世俗化过程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中世纪人们的信教人数和现在的信教人数根本就不具有可比性，在两者之间作比较本身就是无意义的，也不能证明任何问题。在此基础上，萨默维尔提出了世俗化五个常见而无可争议的意涵：“时间概念的世俗化导致了世俗化的历史；空间概念的世俗化使自然哲学和科学成为必然；个人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的世俗化产生了世俗化的社会理论；政治活动的世俗化催生了世俗化的政治理论；语言和文学的世俗化加速了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世俗化。所有这些世俗化的过程又导致了宗教理论的产生，它们是文化世俗化的最后阶段，无论其是否真正出现”（Sommerville, 2002）。也就是说，宗教理论产生本身就是前面所有这些客观已经发生的世俗化过程的结果。

（三）多元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语境下的宗教

法国社会学家爱尔维优-雷杰将“多元宗教现代性”的概念，作为超越经典世俗化理论的重要工具。多元宗教现代性不再将现代社会的分化与理性化以及个体参与宗教组织的实践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是将宗教对现代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作为研究的重点。换言之，宗教的现代命运与世俗化法则不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双向的相互建构的关系。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影响了宗教的命运，同样宗教形式的变化也形塑了世俗化的形式与方向。总之，“多元宗教现代性”概念的提出，将现代性与宗教之间的单向建构关系转变为现代性与宗教之间的双向互构关系（转引自汲喆，2008）。

瓦耶（Liliane Voye, 1999）则通过分析宗教对高度现代性的适应与调适，说明了宗教组织自身的世俗化趋势。瓦耶指出，宗教当前的特征可以总结为对高度现代性（advanced modernity）的适应。在高度现代性中，宗教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重新将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个人或公共组织；相反，宗教为了更容易被社会中的个人所接受，不得不根据现代社会的各种情况来调适自己的宗教理论，使之相应理性化，并能够用改良的宗教理论解释其他领域，包括科学技术，尤其是政治领域所产生的问题，这就是宗教组织本身世俗化的趋势。

瓦耶从高度现代性的四个特点来描述宗教组织是如何改变着他们的教义，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此世的俗事中来的。高度现代性的特点之一是对科学的相对怀疑论（Voye, 1999: 276），原因是科学的负面伦理影响、解决问题的长期性和科学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这一方面使得政府在管理科学及其应用的发展时需要借助宗教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使个人的宗教观点产生改变。高度现代性的特点之二是对福利社会的怀疑。由于欧洲福利社会受经济影响，无法解决其原本宣称可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且不得不下调对普通民众的福利，使得人民对社会的怀疑和不安全感增加，也导致了人们转向宗教去寻求答案。高度现代性的特点之三是全球化体系下人民对国家认同度的降低。由于国家所拥有的权力比19世纪要小，使得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度降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的无边界性使欧洲国家原有的职能，如边境控制、军队、制币等，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也无法为全球化对社会造成的损害进行适当的补救。欧洲一体化目前仍局限于经济层面，更使得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度降低，国家和人民两个层面都在探索新的方向，教廷提出了“基督教欧洲”的概念来加强欧洲人民的身份认同，使得宗教成了欧洲人民和国家之间身份认同的重要依据。高度现代性的特点之四是不同领域中的去同质化趋势以及拒绝放弃自己的特定特征。这尤其体现在法律领域。虽然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宗教被视为个人事务而非公共事务，但是在种种司法实践中，法官咨询宗教机构协助案件裁决、国家成立宗教委员会规范新教派等行为又使得宗教并不能仅仅被视为个人事务。当法官不得不在审判中考虑诉讼相关人的宗教倾向时，法官倾向于从专门的宗教机构咨询获得对该宗教的一般性看法，而不是诉讼人（信众）对该特定宗教的看法，是为“交互规范性现象”。因此，专门的宗教机构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又重新获得合法性，不仅是在宗教领域内，还包括在一些“应当考虑宗教”的领域内（Voye, 1999: 275-287）。

新世俗化的理论视域依然是现代性与宗教变迁的关系，它保留了世俗化理论关于建制性宗教的衰落和个体以非制度化方式满足其宗教性需求的事实判断，但却抛弃了世俗化理论对宗教的预言式判断，从而完成了对经典世俗化理论的超越。

结论及讨论

世俗化理论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其理论本身蕴涵了欧洲历史从“宗教文化社会”到当代“信仰社会”的变迁，即从过去被作为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实在，到现在只能凭借不懈的努力，通过“信仰”的行动才能实现的转变。新世俗化理论中的“多维度”与“去制度化”概念也是基于基督教的欧洲传统提出的。这些学者们不仅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在研究中也常常将他们的理论诠释仅限于当代欧洲，而比经典世俗化理论少了那种普遍主义的雄心。欧洲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统一的文化价值”，就是基督教会的伦理、统一的文化价值衰落以后，历史相对的伦理原则开始支配人类的行为和生活秩序。现代精神要求从世俗历史（而非救恩历史）的整体来理解生命进程的价值和目的，历史思想成了现代世界观和确立生命价值及其目的的基础。因此，基督教信仰面临的根本难题是历史思想的冲击，而不是无神论一类思想主张或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冲击。在现代思想状况中，不只是基督信仰的局部受到损害，而且整个信仰的根基已成问题；不只是《圣经》中的超自然主义立场面临威胁，而且基督信仰的整个理念的宗教道德内涵已受到威胁；在现代社会—政治状况中，则是保守的权威型大教会再也无法支配整个社会的宗教生活了（特洛尔奇，1998）。

如果用贝拉（Bellah, 1964）的宗教演化图式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从神圣走向世俗的过程，即从原始宗教神话与现实高度相关，到古代宗教祭祀礼仪的出现、神人的区分，再到历史宗教二元论的超越性特征，现代早期宗教的无中介救赎，以及现代宗教二元论的瓦解。如果可以对贝拉的演化图式加以补充的话，那么一定有现代晚期的宗教，这一现代晚期的宗教特征就是对现代性悖论逻辑的回应。不理解现代性的悖论逻辑，就无法理解今日世界宗教的复兴和新兴宗教团体的蓬勃发展。在现代宗教阶段，在宗教行为方面，人的宗教行为不再局限于教会；在宗教组织方面，如托马斯·潘恩所说“我心即教会”，个人在自愿基础上形成的宗教组织获得了合法性。不可否认，当今世界是去神圣化的世俗世界，游牧狩猎民族和定居农业者都生活在一个神圣化的宇宙之中，都分享着宇宙的神圣性，现代社会的人生活在去神圣化的宇宙中。如果传统社会中的人是将宗教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宗教人（homo religious），那么现代社会中的人则是将宗教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去的世俗人。

世俗化既是理性化和祛魅化的过程，也是理性化和祛魅化的结果。世俗化对社会和人的影响是全面的，对社会来说就是制度上的分化，宗教机构在社会生活中逐渐丧失公共权力，在这一点上学界没有太大的争议。世俗化对人的影响是全面而根本的，最根本的就是人在日常生活的决策中往往不受宗教因素的左右，这一事实从客观上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无神论的出现。然而科学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关于死亡，因此在整个社会逐渐丧失其宗教性之后，每个个体对宗教仍然是有追求的，这导致了社会上信仰宗教的人数并不如一些世俗化理论学者的预测般降低，而是增加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本身对宗教的内在需求。在这点上，世俗化理论也认可宗教性是人性的内在需求。因此可以说，现代社会已经从对“宗教”的研究转向对具有宗教特征的事物，即“宗教性”（religiosity）的研究。

从欧洲世俗化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世俗化是已经实实在在发生的客观事实，而不仅仅是理论上被现代化导致的世俗化。正是世俗化的实际发生才导致了宗教市场化所需要解释的社会现象，具体而言，斯达克宗教经济模式的分析建立在政府逐步解除宗教管制的前提下，但是对于政府为什么会逐步解除宗教管制这个前提本身却未做足够的分析。这个前提本身实际上就是世俗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即宗教的去制度化。因此，世俗化和宗教市场化并不是根本冲突的。可以这样说，已经发生的世俗化过程是宗教市场化理论的事实基础。

宗教经济模式坚持，只要承认个体虔诚的存在，就等于否定了世俗化论题本身。这一论断说明，宗教经济模式不是从现代性的悖论特征出发理解现代性的，他们并不明白新世俗化理论和经典世俗化理论都是以现代性问题为核心指向的，而且这种理论本身既承继了古典社会学家们的理论关怀，也体现了现代性的自反性特征。宗教经济模式似乎没有把握世俗化理论的理论指向，同时因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宗教的微观基础上，而忽视了对宏观社会结构和社会“精神气质”的关注。实际上，即便采用宗教经济模式，也必须考虑宏观层面的各种因素。然而，宗教经济模式未能去追问那些更为根本的问题，因此，虽然宗教经济模式开启了一个极具生产性的研究路径，但实际上，这一模式与经典世俗化理论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讨论问题。尽管宗教经济模式确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以此宣布“世俗化理论已被埋葬”还为时尚早。在未来的宗教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是否会出现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以解决各种论争，值得我们期待与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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