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历久 兢兢业业——马靖云访谈录

马靖云，1929年生于河北省清苑县北邓村，1949年高中毕业不久即进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做内勤工作。1950～1953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英文系学习，毕业后在军委联络部一局做情况研究和机密档案管理工作。两年后，调中国科学院生物地质学部，参加“十二年远景规划”工作。1956年调文学研究所，1988年离休。

1956年秋开始在文学所作为组联组的成员工作，主要协助所长何其芳拟定和修改方针任务；编制学科发展规划、所年度科研计划；检查规划执行情况，编写总结情况汇报，考核统计科研成果；了解青年科研人员培养情况和科研人员的困难和要求；接待国外进修生；参与筹备组织学术会议，与所外有关部门联系。

在文学所30多年的学术秘书性的科研管理工作中，参与了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总结、汇报、学术会议记录和简报的整理编写工作；编辑《衷心感谢他》《台湾比较文学论文选》；发表多篇散文；翻译童话寓言《猫、老鼠与狐狸》等。

采访时间：2011年5月4日

采访地点：马靖云先生寓所

采访者：程玉梅

2011年4月29日上午10点，第一次拨通马靖云先生的电话，不巧她不在家。半小时后她回拨过来，声音清亮，态度亲切。我刚刚自报家门，她便说：我知道。可见她对文学所这次访谈老专家的活动已经了然于胸而且非常支持。她也很想了解所内目前的情况，希望我能在采访时也能有所介绍。最后确定5月4日见面。

4日上午乘地铁4号线到西苑，顺利找到颐东苑西苑100号。在环境优美的小区里寻觅，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才找到马先生的住所，电话确认后按响了门铃，马先生和保姆都迎在门口。

我先介绍了情况，文学研究所即将迎来所庆60周年，拟安排对20位老专家进行访谈。希望通过回顾文学所的建设历程、个人在文学所的经历及个人与文学所的互动关系来展现多方面的学术史。因此，这样的访谈实际上是请专家口述历史，拯救记忆，具有重要意义。

程玉梅（以下简称程）：在这20位专家中，您是唯一一位科研管理专家。我作为科研处的一名外事工作者，有很多问题要请教您。

马靖云（以下简称马）：不用客气，我算不上专家。

程：很多老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您，我现在查到的资料中就有九篇（共八位先生写过文章，其中何西来写过两篇），可见您在科研处做了很多工作，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马：你做的准备工作很充分，我自己都没整理过。

程：我将这些资料给您留下。因为我到科研处才两年多，对文学所以前的很多科研管理情况不了解，所以提前找到资料，这样很多小问题就不用再问您了。

马（边看资料边介绍）：我在去年得到所里通知，要为文学所建所60周年整理些回忆录，所以我准备了两份材料，一是个人简介，一是工作回顾。虽然科研处的工作业绩不能直接体现在学术论文上，但它也是一门学科，一门科学，是软科学。科研管理工作是学术研究的辅助，是“做嫁衣裳”。你若做得好，不仅对所里的科研有推进和导向作用，而且大家都忘不了。但工作成绩不是马上就能显现的，它需要时间去证明。我觉得这项工作做得时间长了，很有意思。你研究生毕业能来做这份工作，很好。我觉得科研处现在这样的安排非常好，由一些学历较高、学术基础较好的人来负责管理工作。科研处除了行政管理，还有学术事务性工作，不懂就做不好。

程：我知道您在文学所工作了32年，一直在科研处吗？

马：对，我是1956年到所的，一直在科研处。

程：这真的很不容易，科研处的人事变动大，沿革复杂。

马：我也动摇过，想调换工作。与何其芳同志一次倾心相谈后，我坚持了下来。唐棣华、朱寨、王平凡等对我的信任帮助，郑振铎所长、钱钟书先生和所内同志对我工作的支持，这些都使我终生难忘。我无文章传世，但知道了一般工作人员、普通劳动者存在的价值，一生无悔。我准备了材料，你走的时候拿走，复印三份给我，再将复印稿和原稿寄回。

程：没问题。

马：但这篇稿子我还没给任何人看过，以前都要朱寨或其他所领导过目。所以可能还会要其他人看过，修改后再正式交给所里。

程：您的手稿可以让我拍照或复印吗？这次访谈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得到您的手稿。

马：那可以。我选字迹清楚些的，有的太乱了。

程：感谢您写得如此详细，您参与了科研处的多项工作：科研规划、课题设置、外事交流、档案管理、会议筹备。

马：何其芳先生有个办所方针，要求科研处人员精干，强调工作效率。科研处的一个工作原则就是：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具体说就是：遇到大事，科研处提供客观信息，不干扰领导决策，但不干扰不等于不了解；一些繁琐小事，要替领导分忧，这样既能保证所领导的工作时间和学术精力，又能保证及时回复科研人员，提高效率。这是我自己的总结，这种工作方法使科研人员和所领导都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比如：上午8点到11点半，是何其芳处理所务工作的时间，由他自己和研究室、科研处共同安排，非常紧凑。下午和晚上，是他自己的学术时间，尽量不去打扰。所以，过去的领导总是强调科研处的重要性。

程：现在的领导也很重视科研处的工作。

马：现在科研处的分工很细。

程：是，但如果需要合作，例如会议筹备，大家会一起做。

马：外事工作也是需要合作的工作。分工后就好很多，我那时候太忙。写的这些豆腐块文章都是退休后完成的。因为上班的时候确实没时间。

程：我原来也觉得外事很简单，等自己做起来的时候才知道有多复杂。一次学者短期出访，从审批表格到护照签证，从机票信息到天气情况，都要提前考虑。

马：我现在有失眠的情况，就是那时候留下的病根。第二天外宾来访，我要仔细计划安排，头天夜里在脑子里过一遍：接站接机、学者联络、食宿行程。

程：我们现在也如此，还有深夜的航班。

马：这些环节有一处出现问题，就影响全局。所以外事工作无小事，比较耗费精力。

程：下面请您介绍一下文学所和科研处的沿革。

马：文学所的历届领导班子情况：1953年，郑振铎任所长，何其芳任副所长；之后，何其芳任所长。我这里也有一份材料。《大百科全书》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词条就是我写的（内有历届领导班子情况）。

程：这里面有个特殊情况，1977年沙汀任所长期间，有五位副所长？

马：对，他们五位不是同时任副所长，但间隔很近。因为“文革”之后，很多人要落实政策安排职务。所以陈荒煤、余冠英、吴伯箫、王平凡、许觉民先后任副所长。

程：好的，这些情况我记下了。另外，我看到一些老照片，文学所的地理位置有些变化。

马：1953年，文学所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后来不久搬到了北大哲学楼；1957年，文学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科学院南楼；后搬到科学院北楼；最后文学所搬入建国门附近的海军大楼；因为要在海军大楼原址盖新楼，拆迁时临时搬到日坛路；后来搬回建国门内大街5号，即现在的位置。这里要提到陈荒煤的功劳，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拆迁。文学所的图书很多，几十万册，要运输、保管，防止损坏和丢失。动员全所人员参与这项工作，近两个月时间完成。荒煤的组织能力极强，虽然是副所长，却主持实际工作。再就是荒煤注重文学现状研究。文学所过去对传统研究比较重视，积累很多，但与当前联系不够紧密。从荒煤开始注意文学现状，这样就能独具慧眼发现问题。例如，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荒煤以《文学评论》的名义邀请刘心武参加关于《班主任》的小型座谈会，对刘心武的创作给予鼓励。这是识人之才，很有水平的。我在《日坛路记事》一文中曾较详细地谈及此事。我们文学所的领导有好多人有识人伯乐之才。那时候，有的文学作品问世一两个月，文学所就组织研讨会，文学所的这一作用很突出，因为文联和作协不一定有条件马上做这些。另外，文学所学者自己的文章著作，也可以在会议上发表或者介绍情况。不知道现在所里什么情况？

程：现在的新书发布会更多了，有的在研究室做小型发布，有的在所会议室，同时邀请外单位学者参加。学者的文章情况介绍，如古代室每月一次的个人学术汇报，已经坚持很多年了。还有多个读书会，重读经典，获得新的启发。

马：这个很好，文学所的读书气氛一直很浓，官僚气息比较淡。

程：我在您的文章中了解很多信息。比如跟郑振铎先生有关的一篇，您刚来文学所工作，那个部门叫“联络组”？

马：对，科研处的前身。1953年文学所成立，最初称负责科研管理的部门为“联络组”；后来改为“组联组”, 1957年2月7日，为了区别于行政办公室，更名为“学术秘书室”; 1966～1976年，“文革”十年停止工作；之后的名称为“科研组”; 1980年确立名称为“科研处”。“文革”的十年，文学所三楼，二十几位专家，包括俞平伯、钱钟书，都被关在里面写交代材料。杨绛还被安排扫厕所。我写了一篇文章，还没发表，题目就叫《可怜扫地尽斯文》，提到了何其芳、杨绛、沈从文等人。杨绛将厕所清理得极其干净。

程：我看过杨绛先生的回忆文章，那时她并不讨厌这份工作，反而自得其乐，思考《堂·吉诃德》的很多翻译问题。

马：这篇文章我没发表，因为看了的人认为这些人去扫厕所你还说好，说他们扫得如何认真，你觉得让这些人去扫厕所是对的吗？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

程：您要强调的是这些学者人格的完美，他们做这些事跟做学问一样认真。

马：对，我是敬佩他们对待劳动的态度，他们的精神。可能我在文章里表达得不是很清楚，所以没发表。但朱虹、白鸿和朱寨都看过。“文革”对人的精神的摧残实在太厉害了，如果没有这十年浩劫很多人能做更多工作，也能多活很多年。

程：我在整理“文革”时期翻译文学资料的时候，看到一长串名单，都是那时被迫自杀的翻译家。

马：还有作家，像老舍。我曾接待一位匈牙利的学者米白，准备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到中国来第一个要拜访的作家就是老舍。我陪同他去见老舍，记得他院里和屋子里的菊花，他为人热诚，生活朴素。米白对他极其敬仰，离开的时候按照中国礼仪拜别。这个内容我也写过一篇小文章，在《中国老年报》上发表（参见《老舍与匈牙利汉学家米白》，载《中国老年报》1999年3月10日）。这样的文章你也可以写，先按照工作日记的形式记下来，有时间再写出来。那个时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钱钟书，他头脑极其清楚，处事极为淡定。另外，就是何其芳。在整理何其芳文稿时，我在他家看到毛泽东的《关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复印件，在正文处作了夹注：“像俞平伯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还是要团结的。”这句话保护了俞平伯。在文学所内举行的六次会议上，何其芳反复强调这是学术批判，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参见《文人相重——何其芳与俞平伯》，载《时代履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散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而文联和作协的批判气氛则与文学所不同，有的还要求文学所学者前往，批判逐渐扩展到全社会。但何其芳珍惜俞平伯的才干，赞赏他的文学鉴赏力，专门找俞平伯谈心。（详见《〈红楼梦批判〉中的何其芳与俞平伯》，载《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3期。）后来，俞平伯说：“何其芳是知识分子的知心人。”研究人员都愿意与这种学者型领导相处，进而热爱文学所，关心文学所的发展。

程：您1988年离休时，科研处的人员有哪些？

马：汤学智、王倬云、周永琴、郝敏、陶国斌。

程：陶国斌老师应该是1978年就在文学所了。

马：对，1979年我们搞“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的时候他就参与了。那时科研处的领导是苏醒，还有王露云。

程：正好您提到“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这个会议情况和第一手材料哪里可以找到？

马：档案室应该都有。

程：这次会议特别重要。我看到苏醒老师的文章提到陶国斌老师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带着五箱资料去了昆明。

马：那次会议筹备了很久，分工几路。我是陪沙汀到南京、上海一带，到高校征求意见，都有会议记录。比如南京大学中文系，就有中文系专人记录，我们自己也记录，然后将会议材料整理返回到文学所，再发《简报》。那时候“拨乱反正”，由于沙汀是备受尊重的老作家，所以大家能畅所欲言，真实地发表意见。发《简报》的形式是打字、油印，发送给作协和各个大学中文系。对当时文学界的情况作介绍，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后来的规划会确实很重要，调动了全国文学研究的热情，从整体上进行了学科规划，落实了具体任务协议书。我们的《简报》也被各大学要走，加印了很多。这个规划也与当时的国家形势计划经济有关，搞文学研究也要有计划。

我觉得我们所搞这个访谈特别好，应该推广到全院。哈哈，我们这些老人都有这种文学所荣誉感，觉得我们所什么都要做表率。

程：文学所要做全院第一，全国文学界第一。

马：对，我们这种意识非常强，就是这种文学所意识。

程：电话里您说也让我讲讲文学所现在的情况，我就知道您有多关心文学所呢。在我来之前，严平老师特别叮嘱我要好好向您请教，因为您从事科研管理时间最长，文学所的很多事情您的记忆可能最完备。我们曾经办过《文学研究动态》，写的是“科研组”编，这指的是科研处还是研究室？

马：是我们科研处。最初，1980年由傅德惠一人负责；后来，傅德惠从科研处分离出去，和尹锡康一起编辑《文学研究动态》；再后来由“新学科”负责编辑《文学研究动态》。我看看我这里是否还有。

程：如果您找到，我会过来取。我们1991年之前的档案材料是如何管理的？

马：1965年，办公室张书明建议整理学术档案，就由我和肖莉（民间室）等人参与共同整理，历时2个月，有200多卷卷宗。科研处那时为每个研究员都准备一个格子，每发表一篇文章都用一个卡片做简要记录，类似图书馆卡片那样。可惜“文革”时，经过军宣队的清理，部分卷宗和卡片丢失了。1988年我离开所的时候，还有两个大柜子装着档案。所庆40周年，要我来写文学所简况，那时负责档案管理的是办公室的牛全炳。我写的原件交给所里，我自己留的是复印件。但没有采用，我交的一些照片也没有返回，也无法找到了。

程：档案材料丢失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马：后来，韦凤葆负责管理档案。

程：现在管理档案的是高军老师。科研处的课题管理由严平老师和杨子彦管理；外事档案在我的办公室。

注：本文经过被访者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