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之年忆往昔——濮良沛访谈录
濮良沛，笔名林非，江苏海门人，1931年出生。中共党员。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长。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传》《鲁迅小说论稿》《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鲁迅和中国文化》《散文的使命》，散文选集《林非散文选》《林非游记选》《离别》《中外文化名人印象记》《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林非卷》等。
采访时间：2011年4月27日
采访地点：北京海淀区静淑苑
采访者：汤俏
汤俏（以下简称汤）：濮老师您好，因为您是所里的资深人员，所以请您谈谈当年所内建设情况和学科建设情况。请您回忆一下在文学研究所经历和熟悉的情况，可以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和事。您可以从您所熟悉的我们所里的人和事谈起，因为您又是鲁迅研究的专家，在散文方面又很有建树，您也可以从这两个学科来谈谈您的看法。
濮良沛（以下简称濮）：我先谈谈我受到影响的前辈。我到了文学所以后，第一个认识的是陈涌，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看过他的一篇研究鲁迅的文章，叫做《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当时看了的感觉就是写得好得不得了。后来到文学所以后就跟他认识了，跟他很好地学习。但是后来不久他就成了“右派”，比较消沉，不太喜欢说话，最后就调走了，交往就不多了。后来有交往也是同行间的交往，而不是同事间的交往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我到文学所工作以后，开始在古代文学组，主任是余冠英先生，我对他印象也很深刻。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余先生的散文，他虽然写得不太多但是写得很好。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诗歌、散文，后来在古代组研究唐诗，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唐诗。
余先生对唐诗很有研究，我开始研究王维和孟浩然。我跟他谈过好多回，每次谈话都对我很有启发。他治学主张从材料入手，比如你研究王维研究孟浩然，首先对他们全部的著作要了解；第二步，对王维和孟浩然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应该了解。所以我首先看唐诗，然后看《新唐书》《旧唐书》，把有关王维、孟浩然的所有唐代的背景材料，包括一些笔记小说，我基本都看了。那么就准备写《王维论》，当时抱着很大的兴趣，但是不久以后就下放了。当时大概是1957年，“反右”开始了，我倒没有成“右派”，但是我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受到一些批评。
汤：您是哪一年到文学所的？
濮：大概是1955年冬天。
汤：那就是您大学毕业以后。我记得您是1955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
濮：对，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大约是那时候到文学所。当时人还挺少的，只有四五十人，所址还在中关村。当时已经成立学部了，但是办公还在北京大学，用的图书都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未有收存的唐诗研究》，回忆我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借书的情况。那时候很年轻，二十多岁。那个图书馆脏得不得了，我爬到梯子上去找书，一身都是灰，那些图书馆的管理员看我进去的时候挺干净的，出来以后满脸都是灰，都回避我，哈哈。所以说研究古代文学不是很容易的，书都被灰尘盖住了。后来就下放了，1957年冬天或者1958年初，在河北平山县待了一年，对农村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写了一些诗歌、散文。后来就回来了，大概是1958年冬天。后来有关领导跟我谈话，当时党支部书记是王平凡，主管人事和思想。这位老同志挺好的，延安出来的，跟我谈话，说：“经过一年的思想改造，要改变个人主义，要听组织上的意见，我们的意见就是你不要回古代组了。要办一个《文学知识》的刊物，为了把文学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我们觉得你还是有一定水平的，读书不少，可以当编辑。”我当时答应了，但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把王维放弃了。到了《文学知识》以后，主编是唐弢先生，具体负责人是吕林，是科研处的一个干部，这个人蛮有水平的，开始办的时候，编辑思想基本都是他的，他本来是上海文化局的一个干部，他的思想比较符合当时的情况，开始创刊的时候两三万本，后来不到一年就发行到将近五十万本。
汤：创刊时间是什么时候？
濮：1960年。到了后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毛星先生，当时的文学所副所长，挺有水平的，也是延安老干部，我们请他写了一篇头条文章，纪念新中国的文学，写得挺好的。这个刊物出来以后，中宣部的副部长林默涵，他是一个“左派”，看了以后大发脾气，认为贬低了新中国的文学，勒令停刊。我们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就要调动了，后来我就去《文学评论》编辑部工作了。主编是何其芳先生，主任是张白山先生，张炯的父亲。张先生是个很好的人，待人接物都很好，关心别人，他想发挥每个人的力量，跟每个人谈话，问他们有什么水平，希望我们一边做好编辑工作，一边也要搞搞研究，他认为我对鲁迅比较了解，希望我集中力量搞好鲁迅研究。《文学评论》是双月刊，不算太忙，我那时又年轻，所以晚上的时间看了很多书。我把《鲁迅全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做了很多笔记。我就开始研究鲁迅小说，写了篇《论〈狂人日记〉》，在《文学评论》发表了，还产生了一些影响，对我自己也很鼓励。于是我就一边做编辑，一边继续想写点文章。一直到1966年“文革”发生，我一直在《文学评论》。1969年到了“五七干校”，在河南息县，1971年回来。那里都是底层民众，很苦啊。住的房子都漏风。回来以后工宣队、军宣队已经没有了，1976年“四人帮”垮台以后才恢复工作。那时候没人管，愿意上班就可以去。我就把《马恩全集》读了一遍，我有篇文章写到了，挺好玩的一件事。“文革”后期，工宣队还没撤的时候，不管我们，让我们自己看书。我正在办公室看《马恩全集》，工宣队的一个领导过来就说：“说你白专道路就没有错，就是喜欢看大部头！”我就给他看《马恩全集》。他赶忙说：“哦，哦，好，好，你看，你看！”挺有那时候的时代特点的。1976年以后，邓小平主持工作，情况基本恢复了。沙汀先生到所里当所长，当时已经七十多了，这个人特别好，对人特别仁慈，但是他是一个作家，对理论不是特别了解，当时是落实政策安排的。陈荒煤先生当副所长，工作都是他领导。这个人了不得，也是特别仁慈，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心中的荒煤》，我是一边哭一边写的。那是他去世以后写的，这篇散文挺有影响，好多选本都选了我这篇文章。他很了不起，知识面非常广，对所有的人都非常仁慈。荒煤先生领导文学所，对文学所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一个有名的小说家，是30年代左翼文学代表，他对文学意识的归类特别强。后来就成立现代文学室，周扬命令专门成立鲁迅研究室，我们从现代文学室分出来几个人，成立鲁迅研究室，有刘再复、张梦阳、袁良骏，大概四五个人，还有一个过世了，叫马良春，很可惜的，很年轻就过世了。那时我当研究室主任。我到过一些地方，但也没有去过太多。很遗憾我没去过长沙，也没去过贵州。我去过张家界、岳阳，岳阳楼很棒啊，大概1997年，我当时写了一篇《岳阳楼远眺》的游记。我还到过九寨沟，太美了，我写了一篇《九寨沟游记》，收入了小学、中学教科书。我还写过一篇福建武夷山的游记，收入了高二的语文课本，有一次一个高中生跑来找我，一字不差地背诵给我听，太厉害了，张梦阳写过一本《中国鲁迅学通史》，挺有成就的。1981年纪念鲁迅一百周年，我们就做了一些鲁迅研究的相关工作。荒煤同志跟我谈话，我向他汇报工作。荒煤先生很沉默，说话很慢的，他听完我的汇报以后沉默了一会儿，就问：“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吗？”我说：“我们想根据计划尽量完成好工作。”他点点头，然后说：“你们能不能写个鲁迅传啊？”当时我是这样回答的：“荒煤同志，我们早就有这个愿望，但是我觉得写鲁迅传是非常困难的。我看过很多鲁迅的传记，但是写得特别好的我还没看到，我没有这个勇气。”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罗曼·罗兰的传记，我看过他的《贝多芬传》，当时我就有一个幻想，如果我能够有罗曼·罗兰那样的水平来写鲁迅的评传，那我该高兴得不得了了。荒煤先生打开抽屉，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他坐在我的对面，拿出一本我写的书，大概是《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很薄的一个小册子，然后他又拿出我的几篇文章，说：“我看了你的文章，你应该有这个水平，能够写出一本鲁迅传。”我当时感动得不得了，从来没有领导看了我的文章来布置我的工作的，我当时很激动，我就说：“我们回去再考虑考虑。”就是这样，我就跟刘再复合作，写了一本《鲁迅传》。写完以后我还是不太满意，感觉还是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但是当时反映还是很好的，国内包括香港的很多报纸都发了评论文章，最近福建教育出版社又要再版了。我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确实存在某些问题和不足之处，但是也存在很多长处，我觉得还是不很满意。虽然有这样的要求，但是自己的水平达不到。因为文学艺术很复杂，提高水平是很难的。我特别喜欢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旁的我不说，有一句话对我印象特别深，“散文，易学而难攻”，容易学，但是要写出好作品，极难极难。对于《鲁迅传》，我有这个愿望、有这个要求，但是实现起来很难很难。我写了将近上千篇散文，但是比较满意的恐怕最多只有三四十篇。文学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是不一样的，科学研究强调共性，文学艺术研究强调个性，个性是很难实现的，任何人的独特个性里面都不可能没有不足之处。任何文学大师都会有不足之处。从事文学研究或者创作，应该对自己抱有严格的要求，超越前人。鲁迅研究的过程中我写了几部书，但是都不满意。后来年纪大了，已经60岁了，我想写一本比较满意的书。一边招博士生，一边把教给博士生的课程写成一本《鲁迅和中国文化》，写得很累，最后终于完成了。出版了三版，最后收入了中华文库。这个还是比较满意的。以这本书为界，我的鲁迅研究就到此为止了，以后我就没再写鲁迅研究的文章了。后来张梦阳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写了一篇《篇外：和鲁迅研究对话》。这篇文章写得挺好的，他对鲁迅挺有研究的。刘再复自己也写了一本《鲁迅传》，他对自己要求也很高的，他现在在美国，有时候会回北京来，他挺有理论水平的。
汤：所以您对《鲁迅和中国文化》这本书是最满意的？
濮：没有，不能说最满意，因为没有最满意的，只能说比较满意。不可能没有缺点，但是我觉得还可以，也算是对得起鲁迅研究了。
汤：那您提到这本书要再版，会不会进行修改呢？
濮：他们不让修改了，除非是错别字，标点符号。
汤：所以您的鲁迅研究就告一段落了？
濮：对，就告一段落了，基本上就没有再写了。
汤：那么在散文方面呢？
濮：从小我的形象思维能力就比逻辑思维能力强，上大学的时候我一心一意想从事创作。但是50年代的情况是大学中文系是不可能搞创作的，只能说毕业以后在学校里教书或者从事文学研究，是培养研究人才的。如果你要搞创作，那你就是不服从组织分配了。当然也有分配到作家协会去的。如果当时我毕业分配到作家协会，那我肯定就不会搞文学研究了。但是我分配到文学所，就搞研究了。因为当时的社会氛围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很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空间。那时候我们稍有不好就会被打成“右派”的。
我再回过头来讲所里的研究人员。文学所很多年纪大的老先生都是很有水平的，像我前面提到的陈涌先生、余冠英先生。到干校以后，我又和吴世昌先生住在一起，我也写过回忆他的散文，他是有名的红学大师。他很有水平，我经常跟他聊天，当时在乡下也无聊嘛，就用《世说新语》里面的话聊天。我到文学所以后，很多年长的老师给我很多启发，所以我能写点东西，是和这些老先生的启发和教导很有关系，可是遗憾的是，我自己没有能够达到他们这样的水平。这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年轻的时候，那个环境是不容许你独立思考的，后来思想解放以后就越来越好。蔡元培就主张学术自由，可我们那时候就没有学术自由，社会环境很重要。现在你们年轻人是非常幸福的。我觉得我真正能写些东西已经是“文革”以后了，那时候已经是45岁了，很老了。如果我能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中，25岁就开始写，就不一样了。大环境非常重要。但我觉得，总的来说，文学所是一个非常好的单位，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学风也是很好的，张狂的人不多，谦虚的人很多。治学一定要谦虚，任何一个人你掌握的材料都不过是九牛一毛，书太多了，任何人也不能看完所有的书，对不对？沧海一粟，我是很反对张狂的。不过我觉得文学所也有张狂的人，就不说了，呵呵。张狂不好，你再有水平也不要张狂，但谦虚不是作秀，作秀是骗不过别人的，人家能看出来的。要诚实，不要假谦虚。所以我在现代文学室和鲁迅研究室工作时，那时候我当室主任，跟室里面的成员都是经常告诉他们要谦虚谨慎，对鲁迅研究做了一些好的工作。像刘再复、张梦阳都写了很多好文章。张梦阳是我发现他的，很不容易的，他北师大毕业以后在农村教小学。
汤：那您是怎么发现他的？
濮：他过来找刘再复，找何其芳先生，他们又把他的文章给我看，我觉得写得很好，后来又面谈了一次，觉得这个人很有水平。我就自己跑到廊坊去专门找到他们的领导，好不容易把他调了过来。他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张梦阳那本《中国鲁迅学通史》在鲁迅研究学界是很了不得的著作，六大本，也收入了中华文库，这是很不容易的。我感到，受了前辈的教诲，也应该培养后辈。
汤：所以这也是您对文学所人才建设的贡献。
濮：贡献说不上，很有限。后来就招博士生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社会科学院的招生名额受到限制，招得很少。那时候北大、清华可以招几十个人，社会科学院只能招几个人，报名的人非常多，可是录取的人非常少。我一共招了七个，我是很愿意招博士生的，把我知道的都教给他们。我的学生也都是很成才的。我的第一个学生叫苏冰，他很聪明，可是很可惜，毕业以后去了日本就没有回来。日本那个国家是比较排外的，他不可能进到比较好的学校。我想如果他在中国的话，他应该能做出来一些成就。其他的学生我觉得是比较有成就的，比如张中良，非常勤奋，挺有成就的，现在已经远远超过老师了。他年轻的时候是写诗的，所以他的文字非常好。过去我们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文字水平不是很高。甚至不仅是做文学研究的人，很多做文学创作的人，写小说的人，很多人他可能故事讲得很好很生动，可是文字不是很好，我就觉得很可惜，这跟作家的文学素养有关。这也是当代文学存在的一个缺点，审美水准不高，文字技巧也不高。张中良文字非常漂亮，他大概去年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林非的散文创作》，一万多字，文字很漂亮。《北京大学学报》的一个负责人都说，北大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所以说他很有成就。还有一个叫王兆胜，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他研究林语堂很有成就，他的散文也写得非常好。还有一个叫李晓虹，在郭沫若故居当研究室主任，研究郭沫若，做散文研究。
汤：这是您对研究生教育方面的情况的回忆。
濮：对的。何其芳先生也是非常重视文字技巧的，提倡文字要优美。他写过一本《论〈红楼梦〉》，我感觉到文字的水准真是超一流的，哪怕你不了解《红楼梦》，你读他的《论〈红楼梦〉》也能感受到美的力量。一篇学术论文能够写到这样的水准，真是太好了，应该成为文学研究很重要的参照。我记得何先生好几次谈话都强调要写好文字，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在会议上很不顾情面地批评文字写得不好的人。文学研究所在国内是一个权威机构，学术空气也很不错，都比较尊重科学，有很好的传统，希望它一天超过一天，不断出现新的成就，保持良好的、科学的作风。
汤：谢谢您。那您对唐弢先生有什么印象呢？
濮：我对唐弢先生印象很好。唐弢先生和我关系挺好，唐先生是1913年生的，我是1931年生的，他比我大18岁，长了一辈了。他是自学成才，从上海调到文学所以前我就见过他，但是不熟悉。到了北京以后我读过他的文章，他的文章尤其是《晦庵书话》写得真美。书话一般就是评论文章嘛，我觉得在中国能写得这么美的文字真的很少很少。我看了唐弢先生的这本书以后，我就觉得他真是太棒了，写得太棒了。他后来调到北京来工作，因为我那时候研究鲁迅，所以跟他接触比较多，经常向他请教，他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汤：我们知道唐弢先生是跟鲁迅先生直接接触过，他对您研究鲁迅有什么帮助吗？
濮：他对我研究鲁迅小说很有帮助。他在世的时候我正在研究鲁迅小说，后来我研究鲁迅和中国文化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唐弢先生去世的时候很惨啊，他是生病以后住院，所以我现在一直很反对老人进医院，我觉得不住院他可能还不会去世得那么快，那医生给他很野蛮地开刀动手术，结果就死在医院里。他当时大概有半年不能说话，疼得不得了，那又何必去医院受那个罪呢？
汤：据我所知，现在所里黎湘萍老师是唐弢先生的学生。
濮：对，黎湘萍是他的学生。后来有一段时间唐先生身体不好了，还让我带过黎湘萍，那时候他刚考上唐弢先生的博士不久，唐先生就病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汤：这么说黎老师也可以说是您的学生。
濮：呵呵。唐先生的书话了不得，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情况了解非常多，他30年代就在上海的刊物上写文章，很多作家他都认识，我觉得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确是一大权威，唐先生为人也特别好，平易近人。
汤：是啊，我们真是很遗憾，见不到这些老先生。
濮：太可惜了。
汤：您在所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遇到下放、“文革”啊，研究工作就停了一段。
濮：对，一个是下放，一个是到“五七”干校，当时讲究红专，但我是白专道路嘛，光专不红，那时候开我的批判会就是这么批的，所以那时候我经常下乡。
汤：那个时候文学所是怎样的情况，是不是没有什么人在管理？因为您说到有一段大家都在家，不来上班了。
濮：哦，那是“文革”后期。大概是1971年年底从河南干校回来以后，军宣队已经撤了，工宣队也不太管了，就成立了革委会，何文轩当过革委会主任。
汤：那么那时候在所里还是比较自由的？
濮：嗯，就是你想去上班就去，去了也没什么事，看书的看书。社科院还算不错，以前有一段时间批得很厉害，但这个时候已经不批了。
汤：您还记得那时候的情况吗？
濮：“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抓黑帮，抓了30多个人，我那时候很害怕，心想再抓就抓到我头上了。有一张大字报，是一个已经过世的人叫于海洋贴的，指名我是“右派”，那时候我很紧张啊，恐怕明天我就成黑帮了。幸好当时军宣队、工宣队竟然也没有搭理他。每次开斗争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从全国各地来的人来斗，那时候所谓的“黑帮”比如何其芳先生他们都跪在地上，手脚发抖，我们就坐在旁边，红卫兵就在旁边喊“打到黑帮”，我们也跟着喊。你要是不跟着喊的话，那马上你就被揪出来了，所以我说我是懦夫嘛，我在好几篇散文中都提过。余冠英先生那时候生活水平大概比较好，是研究员，他儿子也是近代史很有名的专家，近代史所的所长余绳武，人也很好很谦和。余先生大概从小家境不错，吃得比较好，比较娇气。别人跪在那里就跪着了，他跪在那里就会喊“哎呀，受不了了”。我听了心里特别难受，太没有人道了。如果我不是懦夫，我就应该把他扶起来了，但是我不敢扶，那时候将近一百人，都是懦夫啊，没有林昭，如果她在，恐怕就会把余先生扶起来了。
汤：那个年代大家也是身不由己啊。那么说，文学所那时候也是经过了这样的动乱。
濮：是啊，那时候打砸抢烧也是很厉害的，有的人现在还在的。
汤：那么后来从中科院分离出来成立社科院，有什么影响吗？
濮：那是1978年，那时候胡乔木先生当院长。
汤：您对那时候有什么印象呢？
濮：我当时感觉挺好，因为我们不再附属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了。不过这个对实际工作的关系不是太大，可能科研经费多一点，但是我们也不懂这个，所以也不了解。还有一点我是感觉我们成立文学研究所以来，整个所的学术风气都很好，都比较尊重科学，这是咱们所里一个好的传统。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多写好的论文。
汤：现在所里每年年底都会有一些聚会，请老先生们回去看看。
濮：我现在很少去所里了，因为我的腿脚不好了。
汤：哦，我在所里见过朱寨先生、樊骏先生、刘世德先生……
濮：樊骏现在身体怎么样，是不是也不太好了？刘世德身体应该还不错。樊骏是很聪明的，他那时候是在现代文学室，被称为“智囊”啊。
汤：朱寨先生您有印象吗？
濮：我对朱寨印象不是太深。可能那时候我们不在同一个科研室。
汤：我还见过陆永品先生。
濮：嗯，陆永品是很了不得的，他学习很刻苦，对老子和庄子都很有研究。他的奋斗精神很不错，人也很正派，我很喜欢他，他是个好人，很热心，呵呵。还有个陈全荣见过没？
汤：没见过。
濮：这个人是很厉害的，在“文革”中了不得。那时候所里没有几个造反派，造反派打人很厉害，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好像要他承认什么东西，他坚决不承认。他也是很热心的人。
汤：哦，他是哪个研究室的？
濮：他是当代文学室的。“文革”以后据说他买股票，还发了点小财，好像有二三十万元。呵呵。他跟我关系也很不错，我那个时候一般都跟大家关系还不错。
汤：嗯，我看您为人真是很谦和。
濮：嗯，谦和，但是我看不起的人我是不理的，我也不和他吵，我不理就是了。
汤：您那时候有什么关系不好的人吗？
濮：关系不好的有造反派嘛，打人的我很瞧不起的。太猖狂了，怎么下得去手啊。我倒不是美化自己，但是做一个人在世界上总得做个好人吧，做个善良的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做一个善良的人毫无意义。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是不干的，我是懦夫对不对？但是总得尽可能为人好。有一个陈翔鹤先生，有一次他被斗，他去水房打水，水房的那个工人“文革”前挺好的，“文革”中就变了，所以说丑恶的环境是很能改变人的。他看到所里的权威就打，陈先生去打水的时候，那个工人正要打他，我看到了，我就大喝一声：“陈翔鹤！有人找你外调，赶快走！”这样他就避免了一次被打，所以后来陈翔鹤一直说，濮良沛是很善良的。
汤：那您也很勇敢嘛！
濮：不，这不叫勇敢。这是说谎，外调嘛，那个老工人怕别人来外调嘛。
汤：您这叫智勇双全啊，呵呵。
濮：哈哈，陈先生很好的，我后来有一次在回忆录中还专门写到过这个场景。当时所有的人都成了“黑帮”了，他写的一篇历史小说，关于陶渊明的一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后来“文革”发生当年的春天，“文革”不是夏天发生的嘛，中宣部就认为他是毒草，发动《光明日报》写文章批判他，太滑稽了，就让余冠英写文章批判他，不写不行啊，都是懦夫，我们并不是张志新啊，所以就写了。
汤：“林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濮：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文革”前邮局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是很差的，每次去东单营业厅拿稿费，那个服务员就骂，“姓的什么鬼姓啊，讨厌不讨厌啊，还要给你写！”我就想取个什么笔名让邮局的人能认识呢？那就姓林吧，这个字总认识吧，但我又不姓林，那就叫林非吧，就这样来了，呵呵。
汤：您这个笔名可是很有意味的呀。那时候您在所里的时候，邓绍基先生也在所里吗？
濮：嗯，邓先生那时候做古代文学研究。当时何其芳先生是很欣赏他的，还有点权力的，不像我们是平头百姓。
汤：刘世德先生那时候也在所里吗？
濮：对，刘先生也在古代室，他们两个人的文章都写得很好。所以他们被称为“刘邓大军”。
汤：张炯先生那时候……
濮：张炯那时候在当代室，他父亲在《文学评论》。
汤：那时候的所长是何其芳先生吗？
濮：刚到所的时候是何其芳先生，“文革”以后就不是何其芳了。“文革”后第一个所长是沙汀先生，后来是荒煤先生，荒煤先生调到文化部以后，就是许觉民先生当所长。许觉民先生是个挺聪明的人，待人也很谦和。我跟他关系还好，所以也跟他说过一些开玩笑的话，可能不是很恭敬的。那时候许先生的姐姐有个女儿叫林昭，“文革”中讲了一些反对“文革”的话，被枪毙了。现在网上还有很多纪念林昭的文章。那是一个女英雄啊，巾帼英雄。她很了不得，当时上海那边监狱要她写一个悔过书，就放过她，她不但不承认错误，还“反动”到底，后来就执行枪决了。枪决以后，监狱还把她头部的子弹挖出来去找她妈妈，说，给我五分钱的枪弹费。她妈妈当时就疯了，知道自己女儿被红卫兵打死了。林昭的父亲在林昭被捕时就自杀了。所以说我跟许觉民先生开过一个不是很恭敬的玩笑，我说你的外甥女是英雄，你和我都是懦夫。
汤：那个年代真是太悲惨了。
濮：“文革”间的悲惨事太多了。
汤：林非老师，您对于咱们文学所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濮（思索）：很多事情我现在年纪大了已经记不清楚了……
因为林非先生年事已高，采访时间控制在两个小时之内，不敢多叨扰先生，便起身拜别先生了，临走先生送我几本自己的散文集，极为珍贵。
注：本文经过被访者审读。